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世称涑水先生。他的父亲司马池，官至天章阁待制（皇帝的文学侍从官，从四品）。

有子初成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世称涑水先生。他的父亲司马池，官至天章阁待制（皇帝的文学侍从官，从四品）。

司马光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他拿了一只青胡桃，请他姐姐帮忙剥掉胡桃的皮，姐姐忙了半天也没有剥下皮，就生气地走开了。

一会儿后，家里的女佣过来，知道司马光想吃胡桃，就舀来一碗开水，把青胡桃放进水里。胡桃经开水一泡，很容易皮就剥下来了。司马光的姐姐从里屋出来，看见他在吃胡桃，就问胡桃皮是谁剥的。司马光说：“当然是我剥的，我想了个办法，用开水一泡，这皮就剥下来了。”

正在这时，司马池走进屋来，狠狠地训斥说：“你这孩子，怎么能说谎话！”原来，女佣替司马光剥胡桃皮的情景，恰好被父亲在窗外看得一清二楚。

司马光知道自己错了，马上低下了头。从此，他牢记父亲的教诲，老老实实做人，再也不撒谎了。这件事是司马光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对他日后诚实守信品格的形成，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司马光的史学天赋，在这时已有表现。他七岁时听人讲了《左氏春秋》，很有心得，回去便给家人讲解。还别说，他小小年纪竟然讲得头头是道，无疑得到了父亲司马池的夸赞。这句经意或者不经意的夸奖，影响了司马光的一生。从此，司马光对史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司马光经常手不释卷，以至不知饥渴寒暑。这大概也是古代赏识教育的一个成功范例。

砸缸的故事，也发生在这一年。当时司马光正和许多小孩子一起玩耍，院里有一口消防用的大缸，里边蓄满了水。不知道他们在玩什么，反正比较淘气的一位就上了瓮沿，一个不小心失足掉进了瓮里。孩子们都吓坏了，四散逃去。司马光没有，他迅速找到一块大石头，端起，然后用力向那口大缸砸去。缸破了一个大洞，水从那个大洞奔涌而出。掉进大瓮的小孩子因此得救。当时的东京汴梁和西京洛阳一带，有人把这件事绘成图画，取名《小儿击瓮图》，风行一时，流传甚广。

宋仁宗宝元初年，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时年刚满二十岁。照例，皇帝对新科进士要赐宴（称闻喜宴），参加者要簪花（把花插在帽檐上），这是特殊的荣耀。但司马光生性不喜华丽奢侈，闻喜宴上唯独他不戴红花，同伴悄悄提醒他：“这是皇帝的赏赐，可不是闹着玩的。”无奈，他才插上了一枝花。

司马光一开始被任命为奉礼郎（时为虚职，从八品），后出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一年后因父亲调往杭州任职，于是司马光要求改任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侍亲，得到朝廷准许。此后，司马光的父母先后辞世，他守丧多年，因过度悲伤，身子骨瘦得不成样子。丧满，司马光26岁，任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改任大理评事（相当于司法调研员，正八品），补任国子直讲。枢密院副使庞籍与司马池是故交，于是推荐司马光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礼院副职，正七品）。当时是仁宗皇帝当政，仁宗赵祯是史上最厚道的皇帝，天性仁孝，对人宽厚和善，但宽仁必然少断，只要是非原则问题，皇帝处理的办法就是和稀泥。

司马光做事讲究名正言顺，不随大流，特别爱提意见。仁宗皇帝亲信的宦官麦允言去世，朝廷准备给以仪仗队。司马光提意见说：“古时诸侯佩着辂马的带饰去朝见天子，孔子尚且认为不可。麦允言只是皇上的亲信近臣，没有至伟的功劳，而赠以三公的官职，给予一品官待遇的仪仗队，这就太不合适了。”至于皇帝听了没有，不得而知。郑国公夏竦去世，皇帝准备赐谥号“文正”。北宋时初年的几位大臣，像李昉、王旦都被谥为“文贞”。到宋仁宗的时候，因为宋仁宗叫赵祯，为了避讳，“文贞”改为“文正”。司马光认为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而夏竦是配不上这个谥号的。众所周知，夏竦有文武才，政事、文学都有建树，是一代名臣、学士。但是夏竦为人贪婪阴险，陷害名臣欧阳修、富弼，搜刮很多钱财，畜养了很多乐伎。总之，夏竦这个人私德有亏。这次，皇帝和了把稀泥，“文正”改为“文庄”。司马光也加官集贤校理（宫廷藏书校对员，从六品）。

应庞籍的征召，司马光任并州通判（知州副手）。麟州（今陕西神木）屈野河西有很多良田，西夏人蚕食这块地方，成为河东大患。庞籍命令司马光前去按察巡视，司马光建议：“如果在河西修筑两个城堡，派兵驻守，同时招募百姓耕种，粮食多了，价格就会便宜，可以渐渐消除河东高价买进粮食远距离运输的忧患。”庞籍采纳了他的建议。要说这条建议是不错，但好的政策也得有合适的人执行才可收效，偏偏麟州将领郭恩恃勇轻敌，率千余人出城，直奔河西，前无侦察，后无策应，中无部队，只带酒食，不做战备。他们过了屈野河，走到一个叫忽里堆的地方，遭到伏击而大败。庞籍因此获罪去职。司马光三次上书自责引咎，朝廷只是表面上追究了庞籍的责任，不久庞籍重获重用，司马光自然无事。庞籍死后，司马光侍庞妻如母，待庞子如弟，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是一个知道感恩之人。

接着，司马光改任直秘阁、开封府推官。当时交趾（今越南）进贡异兽，叫作麒麟。司马光认为异兽对治理好这个国家百无一用，完全是在浪费；不如用伺候它们的费用，实实在在为国家做些有用的事情。说：“是真是假还不知道呢，即使是真的麒麟，不是它自己来的，不足以作为祥瑞之兆，希望归还他们的贡物。”还献上一篇赋调侃这件事。

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司天监上奏：六月初一京师将出现日食，为六分半。按照惯例，日食被阴云遮蔽，或者实际的程度不及预测的多，公卿百官都要奉表称贺。五月二十八日，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上《日食遇阴云不见乞不称贺状》，认为日光所照，遍布华夷，阴云所蔽，极近且狭。如果太阳实亏，被浮云遮掩，即使京师看不到，四面八方总有人能看到，这是极深的天戒，不可不察。四方不见京师可见，祸还比较浅。四方都可见而京师不得见，祸就渐深了；太阳象征着人君，天意大约是说人君为阴邪所蔽，灾祸显著，普天下都知道危险，只有朝廷一无所知。以此说来，人君尤其应当警惕，忧念社稷。而群臣相率称贺，怎可说不是上下蒙蔽，欺骗天谴？至于日食没达到预测的程度，只能说明历官术数不精，计算不够准确，应当治罪，也不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司马光最后说：臣职在礼部，掌群臣庆贺章表，不敢不言。

被任命为同知谏院后，提意见成了司马光的本职工作，真可谓人尽其才。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仁宗亲赴崇政殿，策试参加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参加考试的有著作佐郎王介、福昌县主簿苏轼以及渑池县主簿苏辙。苏轼的对策入第三等，王介第四等，没有争议；但轮到讨论苏辙试卷时，大家的意见出现分歧。

苏辙的对策言切要率直，大意上说：自从北方息兵，陛下就弃置了忧惧之心，二十年了。古之圣人，无事时常存忧虑，并提前有所预备，所以有事的时候就不恐惧。无事时的忧虑，是为了有事时的不恐惧。现在陛下无事就不无忧，一旦有事，又恐惧失措，臣以为，这不合适。臣听说，近年以来，后宫嫔妃，至以千数。坐朝时没听到征询谋划，在便殿也无所咨访。都是女宠害的。对内则伤害身体，对外则蛀蚀国家，败坏政治。陛下不能说在宫内好色不妨害处理政务。如今国家穷困，百姓怨苦，而宫中赏赐毫无节制；想要就给，大臣不敢谏，司会不敢争。国家内有养官员、养军队的费用，外有给契丹、西夏的进奉，陛下又自挖一大坑消耗剩下的财物，臣恐怕陛下将因此受到毁谤，民心不归。主考官胡宿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打算黜斥。司马光看了苏辙的问答后说：“苏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宜黜斥。”争执到皇帝那里，仁宗又和了把稀泥，下诏把苏辙放在末等。

皇帝家事

仁宗育有三子，可惜都早夭，所以迟迟没有立太子，天下人忧心忡忡，但不敢作声。谏官范镇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建议皇帝早立皇储，司马光在并州听到后接着提出建议，并且写信勉励范镇以死相争。现任同知谏院，还恰好赶上皇帝生病，司马光认为有义务旧事重提，便面陈皇帝说：“我过去任并州通判时，关于立储，曾上呈了三个奏章，希望陛下果断切实实行。”仁宗沉思了很久，说：“莫非是想选择宗室作为继承人吗？这是忠臣之言，只是人们不敢提及而已。”司马光说：“我说这事，自己认为必死无疑，想不到陛下如此开明并采纳。”仁宗说：“这有什么害处，古今都有这样的事。”

司马光退下后一直没有听到准信，又上疏说：“我从前进呈建议，估计马上会实行，现在寂无所闻，未见动静，这一定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情。小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只是想在匆忙的时候，援立与他们关系很好的人而已。‘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祸害，陛下不得不防啊！”仁宗大为感动地说：“把此疏送往中书省。”司马光见到韩琦等人说：“现在不及时决定皇位继承人这件事，将来万一皇帝驾崩，禁宫中夜半传出寸纸片言，以某人为皇嗣，那么天下人不敢违抗，诸公要考虑清楚。”韩琦等拱手说：“不敢不尽力而为。”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近百年后，岳飞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宋高宗赵构也久久未立太子，岳飞向高宗提议立其养子赵瑗（即宋孝宗）为皇储，遭到高宗呵斥。后来岳飞屈死冤狱，与此次进言也有着微妙的联系。对比岳飞和司马光的不同际遇，真是让人无限唏嘘。

不久，诏命皇室赵忠实（即宋英宗）为宗正，忠实谢辞不就任，于是立他为皇子，更名为赵曙，他又称病不入宫。司马光很佩服赵曙的胸怀，越发觉得此人是国君的不二人选，就给仁宗出主意说：“皇子辞谢不可计量的富贵，竟至于十天一月之久，可见他的贤能远胜他人。按照古礼，父亲命令儿子，儿子就得照做；皇帝命令臣子，臣子就得执行。希望陛下用父子君臣大义责成皇子，说他应当而且必须入宫。”赵曙只好接受了当皇子的诏命，并告诫舍人说：“谨慎地守好我的屋舍，皇上有了后嗣，我就回来。”

仁宗的大女儿兖国公主嫁给了李玮，但两人合不来，皇帝下诏把李玮调到卫州，李玮的母亲杨氏归其兄长李璋照顾，公主入居禁宫之中。司马光说：“陛下怀念章懿太后，所以让李玮匹配公主。如今李玮母子天各一方，家事穷困潦倒，难道皇上对他家已无顾念之心了吗？再说，李玮已经遭黜斥，公主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兖国公主仍旧住在皇宫之内，这对李家不公平。”仁宗醒悟，降公主为沂国公主，对待李氏的恩泽不减。

皇帝的充媛董氏去世，赠为淑妃，罢朝持服吊丧，官员们送柩下葬，决定谥号，实行封册之礼，出葬赐给仪仗队。司马光说：“董氏品秩本来微贱，临死时才拜为充媛。古代妇人没有谥号，近代制度也只有皇后才有。仪仗队本是用来奖赏军功，不曾施给妇人。唐代平阳公主因有举兵辅佐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才得以赐给仪仗队。到韦庶人时开始后妃、公主出葬那天都给予鼓乐，这有违礼法，不足以效仿。”当时有司决定后宫封赐追赠的办法，皇后与妃子都追赠三代祖先，司马光说：“妃子不应与皇后同制，袁盎撤除慎夫人的席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天圣亲临郊外祭祀，太妃只追赠二代，何况是妃子呢？”

后来仁宗提拔司马光为知制诰。知制诰，隶属学士院，即翰林院，“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皇帝“乘舆行幸，则侍从以备顾问，有献纳则请对，仍不隔班。凡奏事用榜子，关白三省、枢密院用谘报，不名”，相当于皇帝的高级秘书兼顾问。翰林学士院的长官为翰林学士承旨，但“不常置，以学士久次者为之”，是个论资排辈的位置。以他官入院未授学士，叫做直院；学士空缺，以他官暂行院中文书，叫做权直。宋代有专门给皇帝讲读经文的经筵官，又称讲读官。讲读官有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学士院可以说就是宰相的摇篮。司马光坚决不干，前后辞让达九次之多。最后，朝廷改任他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

由于仁宗的宽仁寡断，再加上和稀泥，在他亲政的三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大臣一遭到弹劾就换人，俩人互相攻击就双双下岗，君臣不力就换宰相。这有点像现在的中国足球队，前锋不行换前锋，后卫不行换后卫，球场打架的开除，要是还不行就换教练。结果造成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什么事也办不成。司马光对此很是着急，却也束手无策。

嘉佑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五十四岁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皇帝当到如此地步，宋仁宗不愧一个“仁”字。

四月初一，曹皇后发布遗诏，让赵曙继承皇帝位。文武百官进入宫廷，痛哭哀悼。韩琦读仁宗遗诏制命。赵曙到东殿接见文武百官，（赵曙）正式即位，是为宋英宗。四月初二，大赦天下，赐给百官爵加一等，奖赏各军。

赵曙想为仁宗守丧三年，命令韩琦代理军政事务，宰相大臣等不答应，赵曙才收回成命。四月初四，赵曙生病，派韩贽等人向契丹报告英宗即皇帝位的消息。四月初五，尊奉曹皇后为皇太后。四月初八，下诏请求皇太后共同处理军国要事。四月十四日，皇太后到小殿垂帘听政，宰臣又到小殿帘前上奏国事。四月十四日，制作受命宝印。四月十六日，任命皇长子赵顼为安州观察使、光国公。

司马光上疏说：“过去章献明肃皇太后有保佑先帝之功，只因亲用外戚小人，受到天下人的攻击。现在正是摄政之际，大臣中忠实厚道的如王曾，清正纯明的如张知白，刚果正直的如鲁宗道，朴质正直的如薛奎等人，应当信任重用；猥琐庸俗的如马季良，谗言谄媚的如罗崇勋等人，应当疏远他们，这样天下才会信服。”

仁宗遗赐钱物价值一百余万，分赏朝中众臣，司马光带领同僚们多次上奏章，认为：“国家有大忧患，中外困窘贫乏，不可以专用乾兴故事。如果遗赐不可以辞谢，应当允许侍从向上进献金钱以佐助山陵之用。”朝廷没有允许。司马光于是用他所得的珠宝作为谏院的公使钱，把黄金赠送给舅氏，意思是家不藏财。皇太后还政，有关部门确立法式，规定凡是皇太后有所取用，应当审核详情，重行上奏才予供给。司马光说：“应当把属于她的那部分划她使用，并开列数目告诉太后，以防矫诏伪造。”

曹佾无功而被任命为使相，中书省、枢密院两府都迁升官职。司马光说：“陛下想用此来安慰母后之心，但迁升任官没有名义，那么宿卫将帅、内侍小臣，一定会有非份的奢望。”不久升都知任守忠等人的官职，司马光再次争论：“任守忠是个大奸之人，陛下为皇子，不是任守忠的意思，相反他败坏大事，百端离间，幸好先帝没有听他的话；等陛下嗣立皇位，他又变化无常交相图谋，是国家的大奸贼。请求把他斩首于都市，以谢天下。”后来皇帝责贬任守忠为节度副使，安置蕲州。天下为之大快。

治平元年（1064年）农历五月，赵曙病体恢复，曹太后撤帘还政。赵曙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他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赵曙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逝世已有十四个月，赵曙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中国古代汉族丧礼仪式之一，父、母丧后两周年举行的祭礼）再议。司马光便上奏：“汉宣帝为孝昭帝的后代，最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汉光武帝上继统元帝，也不追尊巨鹿、南顿君，这是万世永久的制度。”　　治平三年（1066年），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命两制集中讨论濮王应奉典礼之事，学士王珪等人互相观望不敢首先发言，唯独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他的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濮王应当按照封赠期亲尊属的成例，称为皇伯，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议崇既定，王珪立即命令吏员以司马光的手稿作为根据。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赵曙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时即议定（赵曙生父）濮王称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赵曙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省，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多了太后的签押。

赵曙便立刻下诏停止讨论。同时又将宰相与执政们召来，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绪，以稳定时局。赵曙最后同意了欧阳修等人的意见，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司马光据理力争无效，最后自请贬斥。皇帝没有答应。

积弱王朝

当时的宋朝在北面和西北有两个强敌，契丹和西夏。这是两个令大宋帝国君臣时常耿耿于怀、颜面扫地又备感羞辱的敌国。我们都清楚，大宋帝国素号“积弱”，正规军规模庞大、数量惊人，但战斗力几乎为零，一有战事，就连吃败仗。

仁宗皇帝去世时，西夏国主赵谅祚遣使致祭，并贺新皇帝登基，延州（治今陕西省延安市）差指使高宜押伴进京。到了顺天门，使者要佩鱼、带仪仗，高宜不许，使者不从，高宜就把他们在马棚子里关了一个晚上，不给饭吃，使者出言不逊，高宜就斥责，使者只得同意仍照旧例。过了很久，高宜才答应让他们进宫。等到殿门赐食，使者提出申诉，诏令回延州与高宜辩明。当时司马光与吕诲上奏，请将高宜治罪，但朝廷没当回事。此事后由延州通判处理，当时使者质问：高宜说发兵一百万，遂入贺兰穴，是什么话嘛！通判答：听说使者视国主为少帝，高宜才说那些话的；错在你们使者，不在高宜。治平元年（1064年）九月二十八日，赐赵谅祚诏书，告诫他今后要精选使者，无使生事。第二年，西夏人进犯边地，杀害官吏掠取土地。

赵滋治雄州，此前司马光已曾多次弹劾赵滋，说他刚愎狂妄，不可领兵，守边必将坏事。可是朝廷对赵滋喜欢得不得了，越加宠任，命再知雄州（治今河北省雄县；北接契丹）。到这时，契丹百姓在界河捕鱼，在白沟以南砍伐柳树，朝廷认为雄州知州李中祐没有才能，打算另外派人取代他。司马光认为，和西夏的关系肯定是坏了，战争肯定是在所难免了。以帝国的军力和国力，对付一个都吃力，何况两个？因此与契丹如果只是些小摩擦，就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好了，不要把矛盾激化，引起战争，那样国家会吃不消。

宋与契丹与西夏，像极了三国时代的魏蜀吴：三方鼎立，此消彼长。唯一的不同，就是汉人的政权萎缩了，只剩下一个。司马光在上奏折子中把英宗皇帝比作周文王，又把契丹与西夏称作虏，可见他心气有多高！可偏偏国家那么孱弱。翻检史料，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当初设计者的初衷，完全不是这样的。

据载，太祖既定天下，曾召集赵普等二三大臣，要他们说说已施行的法令当中，哪一项可以利及子孙后世。赵普等历言大政数十，太祖让再说更重要些的。赵普等想了半天，终是不得要领，只好请太祖自己来说。太祖认为是养兵政策：万一遇到饥荒，就招募饥民当兵，可避免饥民作乱；平常年景，即便军队作乱，百姓也不会参加。这实际是把军队作为收留饥民的难民营，以求得社会的暂时安定。事实证明，这项法令不仅没有利及子孙后世，而且恰恰相反，简直就是贻害无穷。那样做的结果是，军队的数量越来越大，而质量却越来越差，遂形成宋代的痼疾之一：“冗兵”。

还不仅如此。有一次，太祖听到国子监集合诸生讲书，很高兴，遣使赐给大家酒和水果，说：“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这当然是个不错的主意，但结果却由此演变出一项国策——以文制武。

“冗兵”加上以文制武的国策，就形成了帝国的另一痼疾：“积弱”。英明神武的太祖皇帝，大概做梦都不会想到，他缔造的这个国家，会是这么一副弱不禁风的文弱样。

面对西夏，既然正规军靠不住，那就得另想办法。英宗治平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命刺陕西诸州军的百姓为义勇。下诏招陕西义勇二十万，民情惊骇扰乱，而义勇纪律散漫不可任用。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初五日，半月不到，司马光接连六次上疏，请朝廷罢刺陕西义勇。司马光在上疏皇帝的同时，又去中书省和韩琦辩论。韩琦说：“用兵贵在先声夺人，谅祚正桀骜不驯，让他突然听到增兵二十万，怎么不害怕？”司马光说：“用兵之贵先声夺人，是空洞无实，只是可以欺骗一日之间而已。如今我们虽然增兵，实际上不可任用，不过十天，他将会知道这一详细情况，还有什么可恐惧的呢？”韩琦说：“您只是看到庆历年间乡兵招成为保捷军的情形，忧虑今天会重蹈覆辙，朝廷已经降下敕榜同百姓约定，永不充军戍守边地了。”司马光说：“朝廷曾经失信于民，百姓不敢轻信，即使是我也不能不怀疑。”韩琦说：“我在这里，您不要有什么忧虑。”司马光说：“如果您长期在这个地方，当然可以放心；他日别人当权，用您现在的军队，用他们运粮戍边，不过是易于反掌的事而已。”韩琦默然无声，但终于没有停止增兵。不到十年，事情果真如司马光所料。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初八日，英宗驾崩于福宁殿。二十岁的太子赵顼即位，是为神宗。欧阳修极力推荐司马光，一是司马光德才兼备，任谏官时间既久，成绩也相当突出；二是司马光最后促使仁宗下定决心，把皇位传给了英宗，因此才会传到神宗的手里。神宗即皇帝位，提拔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司马光数上折子辞谢。

神宗说：“古代的君子，有的有学问而没有文采，有的有文采而没有学问，只有董仲舒、扬雄二者兼而有之。你有学问有文采，为什么要推辞呢？”司马光回答说：“我不能作四六句。”神宗说：“四六句像两汉时的制书诏令那样就可以了；况且你能够取得进士高第，却说不能作四六句，为什么呢？”终没有获准辞谢。

御史中丞王陶因议论宰相不押班而罢职，司马光代理御史中丞，司马光说：“王陶由于议论宰相罢职，那么中丞之职不可再为。我愿意等待宰相押班后，然后就任该职。”朝廷准许了他的请求。司马光于是上疏论修心的要旨有三条：叫仁义，叫明智，叫武略；治国的要旨有三条：叫善于用人，叫有功必赏，叫有罪必罚。司马光的这一主张很完备。司马光又说：“我得以事奉三朝，都是以这六句话呈献，平生历学所得，全部都在这里头了。”御药院的内官近臣，宋朝常常用供奉官以下的人充当，升到内殿崇班职位就出任地方官。当时的内殿崇班高居简奸妄邪恶，司马光便弹劾他，请求加以远远流放。奏章五次呈上，神宗为了替高居简开脱，全部废除寄资官，不久再留任二人。司马光又据理力争。张方平任参知政事，司马光认为他不负众望协调，神宗没有同意司马光的意见。

司马光常常担心由于历代史籍浩繁，皇帝不能全部阅览，于是写了《通志》八卷呈献神宗。神宗很高兴，命令在秘阁设置机构，续修这部书。神宗给此书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给此书写了《序》，让司马光每天进读。

西戎部将嵬名山打算以横山部众，捉住谅祚来降服，诏令边臣招纳横山部众。司马光上疏认为：“嵬名山部众，未必能够制服谅祚。即使侥幸取胜，灭掉了一个谅祚，又生出一个谅祚，有什么好处；如果不能取胜，嵬名山一定会带领部众归附于我，不知怎么对待他们。我恐朝廷不单失信于谅祚，又将会失信于嵬名山。如果嵬名山余部还很多，返归北地不能，而进入南方又不被接纳，穷途末路无处可归，必定将会突然占据边城来求活命。陛下难道没有听说侯景叛乱的事例吗？”神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派遣将领种谔出兵迎接嵬名山，取得绥州，耗费钱财六十万，西边用兵，大概就从这里开始。

百官给神宗上尊号，司马光正当轮值答谢诏书，说：“先帝亲郊祭祀，不接受尊号。先帝晚年有人进献建议，认为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契丹有尊号而我独独没有，于是决定在非常之时奉册行事。过去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没有听说汉文帝也加以大名尊号。”神宗非常高兴，亲手起草诏书夸奖司马光，让他好好写答谢辞，以示中外。

变法之争

治平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神宗召江宁（治今江苏省南京市）知府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初四日，诏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此前，因为好朋友韩绛、韩维、吕公著的极力推荐，神宗很想见见这个人，即位之初，即命知江宁府，几个月后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至此才上朝入对。神宗问：治国应以什么为先？王安石答：选择方法。神宗又问：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答：陛下的榜样是尧舜才对，唐太宗算什么？尧舜之道极简极要极易，只是后世搞不明白，以为高不可及罢了！神宗说：你这是从严要求我。神宗的喜欢，可以想见。正是这次对话，让皇帝下定决心，重用王安石。

执政大臣以河朔地区遭受旱灾，国家财用不足，请求神宗南郊时不要赏赐黄金丝帛。诏命学士讨论，司马光与王皀、王安石同时进见，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应当从贵人近臣开始，陛下可以听取这个意见。”王安石说：“常衮辞去官职俸禄，当时认为常自知无能，应当辞去职位但不应当辞去俸禄。况且国家财用不足，并非当世急务，国用之所以不足，是由于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的缘故。”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苛征于民而已。”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不加重赋税而使国家财用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地之间所生出来的财货百物，不是在老百姓手里，就在官府那里，要是想方设法掠夺民财，它的危害就比加重赋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大概是桑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把它写入史书足以见其不明而已。”二人争议不休。神宗说：“我的意见与司马光相同，但暂且以不予允准回答他。”适逢王安石起草诏书，援引常衮事例责问两府，两府不敢争辩。

王安石执政，颁行新法，司马光上书陈述新法的好处和害处。司马光在迩英殿进读，读到曹参代替萧何的事时，神宗说：“汉代永远遵守萧何的成法不变，可以吗？”司马光回答说：“不仅汉代，假使三代之君永远遵守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制度，即使到今天存在仍然可以。汉武帝对汉高帝的约束之法多有改动，于是盗贼满天下；汉元帝改变孝宣帝的政治，汉朝于是衰落。这样说来，祖宗的制度是不能改变的。”

吕惠卿说：“先王制度，有一年一变的，‘正月天气开始暖和，在宫廷外门颁布法令’就是这样；有五年一变的，皇帝巡行境内考察制度就是这样；有三十年一变的，‘刑罚世轻世重’就是这样。司马光所说的不正确，他的意思是讽喻朝廷。”神宗询问司马光，司马光说：“在宫廷外门颁布法令，是颁布旧法。诸侯变易礼乐，天子一旦察觉就要诛杀他，这不是自我变化；刑法新建之国使用轻典，混乱之国使用重典，这就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况且治理天下就比如治理住宅，坏了就加以修整，不是严重毁坏就不重新建造。公卿侍从百官都在这里，希望陛下问问他们。三司使执掌天下财政，没有才能的可罢黜，不能让执政大臣侵占其事。现在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为什么呢？宰相以道义辅佐皇帝，是用什么例子？如果引用例子，那么就是胥吏了。现在设立看详中书条例司，是为什么呢？”吕惠卿不能回答，就用其他的话诋毁司马光。神宗说：“互相辩论是非，何必到这种地步。”司马光说：“平民百姓出息借钱，尚且能够蚕食下户贫民，何况有县官督责的威仪呢！”吕惠卿说：“青苗之法，愿意借取就贷给他，不愿意的并不强求。”司马光说：“愚昧之民只知道借债的好处，不知道还债的害处，不单县官不强求，就是富有的百姓借贷也不强求。以前太宗平定河东，建立和籴法，当时一斗米十文钱，百姓喜欢同官府贸易。此后物价贵了而和籴没有解除，于是成为河东永久之患。我恐怕他日的青苗法，也还是这样。”神宗说：“坐守仓库买进粮食怎么样？”在座的众臣都起身，司马光说：“不方便。”吕惠卿说：“买米百万石，可节省东南之地的漕运费用，可用这些钱供给京师。”司马光说：“东南地区发生钱荒而谷米散乱，如今不和籴粮米而取漕运钱，弃其有余，取其所无，农商都会受到伤害！”侍讲吴申站起来说：“司马光的话，是深切中肯之论。”

一天，司马光被留下来对策，神宗说：“现在天下喧扰纷乱，正是孙叔敖所说的‘国家有此，众人所恶’那种情况。”司马光说：“对。陛下应当论断新法的是与非。现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所做的，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认为是正确的，陛下难道能够单是与这三个人共治天下吗？”神宗想任用司马光，去询问王安石。王安石说：“司马光表面上借托向上直谏的名义，实际上内怀结附百姓之心。他所说的全是危害政治的事情，所相好的都是危害政治的人，而陛下打算把他置于左右重臣的位子上，让他参与国家大事，这是成败盛衰的关键。司马光的才能怎能危害政治，但是一旦身处高位，那么持不同意见的人会倚以为重巴结他。韩信打着汉的旗帜，赵军恐惧丧胆，现在任用司马光，这是给反对者树立旗帜。”

王安石因为韩琦上疏陈论，在家休息请求退位。神宗就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辞谢说：“陛下所以任用我，是由于看到我狂妄刚直，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如果仅仅是用禄位荣耀其身，而不采纳他的言论，这是用天官私待其身，我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仅仅以禄位自我荣耀，而不能挽救百姓的忧患，这是盗窃名器来自私其身。陛下果真能够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颁行青苗、助役等法，即使不任用我，那么我受到的赏赐已是很多了。现在说青苗法害处的人，不过是说使者骚扰动摇州县，成为今天的祸患而已。但我所忧虑的，是在十年以后，不是今天。百姓的贫富，是由于勤劳、懒惰不同而造成的，懒惰的人常常贫困，所以必须向他人借贷。现在官府出钱借贷给百姓而敛取利息，富裕的人不愿意领取，而使者以多散发作为功劳，一切强迫抑配。而且又担心贷钱的人逃避负债，必定令穷人、富人相互担保，贫穷的人不能偿还，就会流散到四方；富人不能离去，必定督促使他人代还数家的负债。春算秋计，转移不定日益严重，穷人既尽，富人也陷于贫困。十年以后，百姓将没有生存的地方了。又全部散发了常平钱谷，专门实行青苗法，他日如果想恢复常平仓，将有什么所取呢？富室既然没有了，常平仓已经废除了，加之用兵打仗，接着而来的是饥馑灾荒，百姓中羸弱的必然听任其死于沟壑，强壮的必然相聚而成为盗贼，这是此事的必然发展趋势。”司马光上章极谏至七八次，神宗派人对他说：“枢密院，是执掌军事的，百官各有职守，不应当言及其他事情。”司马光回答说：“我没有受任此职，那么还是侍从官。对国家大事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王安石出来处理政事，司马光于是请求去职。

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宣抚使下令分义勇戍守边地，挑选诸军中骁悍勇猛的兵士，招募街市中品行恶劣的少年作为骑兵；抽调民力制作干粮，全部修筑城池高台，使得关辅一带骚扰混乱。司马光极谏说：“公私困乏，不可举事，而且京兆一路都是内郡，修缮城治不是急务。宣抚使的命令，都不敢从命，如果缺乏财物以供军用，我当然要负责任。”因此京兆一路独得免乱。改任许州知州，朝廷催促司马光入京觐见，他没有前往；请求判西京御史台回洛阳，从这以后绝口不论国事。但是言诏下达后，司马光读之感动流泪，想要沉默却不忍心，就再次陈述六事。又写信责备宰相吴充。

蔡天申任察访使，妄自作威作福，河南尹、转运史像对待上司一样侍奉他；他曾朝拜应天院神御殿，官府单独为他设置一个班次等级，表示不敢与他抗衡。司马光回头对御史台胥吏说：“领蔡寺丞回到他自己的班次上。”胥吏马上领蔡天申站在监竹木务官富赞善的后面。蔡天申为难沮丧，当天就走了。

元丰五年（1082年），司马光忽然得了语言迟钝的病，怀疑自己将要死去，预先写好遗表放在卧室内，倘若情势急迫，就把它交给关系好的人上呈。颁行新官制，神宗指着御史大夫这一官职说：“非司马光不可。”又打算用他做东宫太子的老师。蔡确说：“国事刚定，希望稍稍迟一些时间。”《资治通鉴》没有完成，神宗对此事非常重视，认为该书胜过荀悦《汉纪》，多次催促司马光完篇，并赐给颍王府旧书二千四百卷。等书写成，司马光加官资政殿学士。司马光一共在洛阳住了十五年，天下认为他是真宰相，老百姓都号称他为司马相公，连妇女小孩也知道他是司马君实。

神宗逝世，司马光赴朝临丧，卫士望见他，都用手放在额头上说：“这是司马相公。”所到之处，百姓阻遏道路聚首围观，以至于马不得行进，百姓说：“您不要返归洛阳，留下来辅助天子，救救百姓吧。”哲宗年幼继位，太皇太后临政，派遣使者问司马光什么事应该先行，司马光说：“广开言路。”诏令张榜于朝堂广求直言。但大臣有不高兴的，筹划了六句话说：“诸如心怀奸诈；超越职责范围；或者扇摇鼓动机密的军国大事；或者迎合已经实行的法令；对上想凭侥幸升迁官职；对下想迷惑世俗。像这几种，罚无赦。”太后又命出示给司马光看，司马光说：“这不是求谏，而是拒绝上谏。这样为人臣者只有不说话，否则一说话就列入这六事的范围了。”就详细论述这种情况，改诏实行，于是上书奏事的人数以千计。

起用司马光为陈州知州，经过朝廷，留任门下侍郎。苏轼从登州被召回朝，沿路上的人相聚高呼说：“委托您感谢司马相公，让他不要离开朝廷，深加自爱以救我们。”当时天下百姓，引颈拭目盼望刷新政治，但持论者还认为：“三年不要改变父皇的所作所为”，只是粗略地革除琐碎细小的事情，稍稍堵塞人言。司马光说：“先帝之法，好的即使是百世也不能改变。像王安石、吕惠卿所制定的制度，成为天下祸害，改变它就像救焚救溺一样急迫。况且太皇太后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法令制度，这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法令制度。”这样大家的意见才定下来。于是废除保甲团教，不再设置保马；废除市易法，把所储藏的物资都卖掉，不取息钱，免除所欠的钱物；京东铁钱及茶盐之法，都恢复其原有的制度。有人对司马光说：“熙宁、元丰旧臣，多是奸佞小人，他日有人用父子之义离间皇上，那么灾祸就发生了。”司马光正色说：“上天如果保佑宗庙社稷，肯定没有这样的事发生。”于是天下人放心了，说：“这是先帝的本意。”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再次得病，诏命他朝会时行再拜礼时不舞蹈。当时青苗、免役、将官之法还存在，而西戎之议没有决定。司马光叹气说：“这四患不除，我死不瞑目。”他写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子托付给医药，把家事托付给儿子，只有国事未有所托，今天把它交给您。”于是论免役法的五大害处，请求径直降下诏书废除它。使诸将之兵都隶属各州县，军政事务委托太守、县令一起处理。废除提举常平司，把所管事务归于转运使、提点刑狱管理。边地之计以与西戎讲和为好。监司多为新进的年轻人，务必会苛刻急于求成，令在郡守中选择举荐近臣，而在通判一级中荐举转运判官。又建议立十科荐士办法。这些都被朝廷接受。

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朝觐，准许乘坐轿子，三天到省中一次。司马光不敢承受，说：“不见君主，不能够办公治事。”诏令他的儿子司马康扶他入朝应对，说：“不行拜礼。”废除青苗钱，恢复平常粜籴法。两宫虚位听任司马光去做。辽、西夏派使者来，必定询问司马光的身体起居情况，辽、西夏国君敕命其边吏说：“中国用司马为宰相，你们不要轻易制造事端，轻开边隙。”司马光自见言听计从，打算以身殉国，于是亲自处理各种事务，不舍昼夜。宾客见他身体虚弱，列举诸葛亮食少事烦的例子作为劝诫，司马光说：“人的生与死，是命中注定的。”工作更加努力。病情危急，他已失去知觉，谆谆不倦像梦中呓语，但都是有关朝廷、天下的事情。

身后之事

这年九月司马光去世，终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这一消息，非常哀痛，与哲宗立即亲临吊唁，明堂礼成都不予庆贺，赠太师、温国公。赠以一品礼服，赠送七千银子、绢帮办丧事。诏令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送灵柩，归葬陕州。谥号为文正，赐碑为“忠清粹德”。京师人民罢市前往吊祭，卖衣祭奠，在里巷间相聚号哭护送灵车。及到下葬时，哭者就像痛哭自己的亲人一样。岭南封州父老乡亲，也相率备办祭祀，都城中以及四方各地都绘其像以祀，吃饭时必须祝祷。

司马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安居有法度，任事有礼仪。在洛阳时，每次前往夏县扫墓，一定去看问他的哥哥司马旦，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像事奉严父般事奉他，像保护婴儿般保护他。司马光从小到老，讲话从不乱言，他自己说：“我没有过人之处，只是平生所做的，从没有不能对人说的事情。”诚心出于自然，于是天下人敬仰信服他，陕州、洛阳之间都为他的道德所感化，有什么事做得不好，就说：“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

司马光对物质淡泊无所喜好，而对学问无所不精通，只是不喜好释、老之学，他说：“释、老的微言大义不能超出儒学，它们荒诞不经我不相信。”司马光在洛阳有田三百亩，妻子死时，家无余资，只好卖掉田产来办丧事，他一直到死都是粗衣薄食。

绍圣初年，御史周秩首论司马光诬蔑诽谤先帝，于是全部废除他们实行的法令。章惇、蔡卞奏请掘坟斫棺，哲宗不同意，于是命令削除他的赠官谥号，推倒所树立的石碑。但章惇觉得不解恨，于是追贬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史，又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徽宗即位，复贬为太子太保。蔡京专权擅政，又降为正义大夫。蔡京撰写《奸党碑》，令各州郡都刻石成碑。长安石工安民被委以刻字任务，他推辞说：“我是愚蠢之人，本不知道立碑的用意。只是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海内称赞他为人正直，现在说他奸邪，我不忍心刻字。”长安府官吏大怒，打算加之以罪，安民哭着说：“徭役我不敢推辞，求求不要刻安民二字于石碑之末，恐怕得罪于后世。”听见此话的人感到惭愧。

靖康元年（1126年），恢复司马光的赠官谥号。建炎中，配飨哲宗庙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