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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同情那些可怜的社会科学家，那些人类学家、临床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人文地理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不懂得如何运用缜密的实验室对照实验来进行研究。在对照实验中，研究者可以对一个样品进行操纵（比如往试管中添加化学助剂），而让另一个相同的样品保持原样；随后，对二者进行对比，从而获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答案。
受操纵的对照实验是真科学的标志——至少，根据那些做这类实验的科学家们（比如化学家们和分子生物学家）的说法是如此。分子生物学家们将他们所做的这类实验视为“硬科学”（hard science）。他们蔑称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为“软科学”（soft science）。实验室科学家们声称，他们优越的科研方法使得他们通过实验成功地回答了他们所从事的领域中最精细的问题——包括非常重要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诸如分解钼原子的超精细结构，或者识别β-半乳糖苷酶的第137个氨基酸的作用。与此同时，那些社会科学家们甚至对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这样显而易见的基本问题都不能给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假使这些社会科学家们采用缜密的对照实验方法，他们就会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
比方说，我们来考察一个意大利人会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为什么意大利南部长期以来比意大利北部贫穷？是由于地理的缘故吗？具体地说，是由于意大利北部的土壤更加肥沃，其地理位置更靠近德国和法国这些技术发达的欧洲国家吗？或者是由于社会制度的历史遗留问题——诸如意大利南部诺曼和波旁统治时期遗留的问题，黑手党（Mafia）、克莫拉（Camorro）、光荣会（'Ndrangheta）等秘密组织——在意大利南部造成的持续不断的有害影响吗？
关于意大利南北贫富差异这一问题，我提出以下这个不算过分的建议：让来自仙女座星系（Andromeda Nebula）的超凡来客拜访地球吧。这位不同凡响的客人在仙女座的几所大学里都接受过实验室对照实验这种缜密方法的训练。这位外星来客熟知意大利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差异，会制定解决这一问题的实验方案。为了评估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外星来客每年都会从波河河谷（Po Valley）取来肥沃的冲击土壤，覆盖在西西里岛（Sicily）上，将西西里岛从意大利南部这个不幸的地方挪开，移到繁荣的意大利北部热那亚（Genoa）附近的海面上。为了评估社会制度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性，这位外星来客会利用时间机器来消除意大利南部诺曼和波旁政府的痕迹，让历史车轮重新滚动。然后，外星来客把意大利东南部（但不包括意大利西南部）所有黑手党嫌疑成员杀死，并向意大利东北部（而非西北部）的迁移10万黑手党成员，让他们携带足以使那里的贿赂和勒索活动司空见惯的资金和订单。意大利西北部作为未受到操纵的地区会成为受操纵的意大利东北部地区的参照；意大利西南部作为未受到操纵的地区会成为意大利东南部地区的参照，而意大利本土的南部地区可作为移位后的西西里岛的参照。40年以后，这位仙女座的科学家再次光临意大利，比较移位后的西西里岛与意大利本土南部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异，比较有意让黑手党泛滥的意大利东北部与因未受到操纵而没有黑手党的西北部之间的贫富差异，比较有意消除黑手党的意大利东南部与黑手党泛滥的意大利西南部这个参照区域之间的贫富差异。利用这种对比方式，这位来自仙女座的科学家一定会获得关于意大利南部和北部财富差异根源的强有力证据。
唉，遗憾的是，上述这个看上去不算过分的建议是不道德、不合法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在社会科学领域，许多其他潜在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验同样是不道德、不合法、不切实际的。但我这么说是否意味着，我们在社会科学领域就必须放弃任何进步的希望呢？
当然不是。事实上，科学并非只能借助化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极力推崇的对照实验才能够取得进步。我们还可以借助其他方法，获得有关现实世界的可信知识。
在我26岁的时候，我懂得了以上的道理。那时，我开始将童年时代对鸟类进行观察的爱好发展成为严肃的鸟类学职业研究。在21岁到25岁之间，我攻读生理学实验室科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我的生理学老师们教会我如何通过设计精巧的实验室实验来解决生理学问题。例如，被称作钾（potassium）的常见离子会影响与它同样常见并相近的钠（sodium）从胆囊中流出的数量吗？如果会，其影响的程度又如何？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的老师教我将胆囊交替放入有钾和没有钾的溶液中，来测量钠从胆囊中流出的数量，计算钠在有钾与没有钾的溶液中流出胆囊的数量比。由此，我得出了精确的定量结论：有钾的溶液中的胆囊和没有钾的溶液中的胆囊相互构成参照；加上钾之后，钠流出胆囊的数量增加30%。
随后，当我到新几内亚去研究鸟类的时候，我发现我会问自己完全相同的问题。例如，一种常见的新几内亚鸟类叫作西部白眼知更鸟（Western White-eyed Robin），它会影响它同样常见的近亲东部白眼知更鸟（Eastern White-eyed Robin）的数量吗？如果会，其影响的程度又如何？理论上讲，我可以很快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假设我把当地的西部白眼知更鸟全部弄死，然后观察东部白眼知更鸟在没有它们近亲西部白眼知更鸟的情况下——如果真的可以这样的话——增加的数量。唉，很遗憾的是，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实验是不道德的，是非法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就如同来自仙女座的科学家想把西西里岛迁移，想杀死黑手党成员或者让他们搬家。为了回答我的鸟类学问题，我必须寻找其他的方法。
于是，我选择了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s）来替换实验室对照实验的方法。自然实验是社会科学广泛使用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不是故意杀死所有的西部白眼知更鸟，而是对新几内亚岛上许多不同的山脉进行比较，其中的一些山脉有利于西部白眼知更鸟的生长，另一些则不然。我发现，东部白眼知更鸟在没有西部白眼知更鸟的山上的数量比在有西部白眼知更鸟山上的数量多出30%，这是由于在没有西部白眼知更鸟的山上，东部白眼知更鸟可以向上扩散到一定的海拔范围，而这一范围在有西部白眼知更鸟的山上是被西部白眼知更鸟占据的。当然，如同实验室里的对照实验方法一样，自然实验方法也有它的误区。还是拿白眼知更鸟做例子，我们现在只能说这两种鸟类的数量是相关的；但如果想得出东部白眼知更鸟数量的自然减少就是由于西部白眼知更鸟的增多这一结论，我们还要考虑更多的因素，做更多的观察研究。
除了回答新几内亚岛上白眼知更鸟的数量问题之外，自然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使用。有些时候，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纯粹的自然实验的例子，几乎跟一个胆囊在有钾和没有钾的溶液中产生不同的反应一样。例如，一个从前统一的国家被从地理上分为完全独立的两个部分，并各自形成各不同的政府和机构。这类例子中就包括在1945年还是统一国家的德国分裂为东德和西德。从1945年至1990年，这两个国家各不相同的政府和制度对经济产生了迥异的刺激效果，因而东德和西德之间的财富状况也差异巨大。1989年，这个历史上的自然实验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戛然而止。尽管德国这个例子只是比较了两个实体，但是得出的结论却是明确的。我们知道，在1945年之前，东德和西德在其政府、制度以及其他方面都是一体的；而到了1990年，它们之间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财富差异。这完全是因为1945年至1990年期间，不同的政府采取了不同政策。
在其他情况下，被比较的实体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并不仅仅只在一个单一的主导变量上有所不同。例如，在论证纬度对国家财富的影响时，人们不能只比较一个像赞比亚这样的低纬度国家与一个像荷兰这样的高纬度国家。除了纬度的差异，这两个国家在许多其他方面都是不同的。但是，将处于不同纬度的几十个国家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般情况下，高纬度温带地区的国家比低纬度热带地区的国家富裕两倍。
在这本小书中，我将用七章的篇幅，借助鸟类观察家的自然实验方法，阐释我们在探讨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问题时将会有什么样的收获。第一章探讨一个对经济学家具有学术意义而对于所有地球上的居民都具有巨大实际意义的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自然实验显示，这一问题的答案一部分在于地理：在对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除了地理位置其他方面都相当的国家——进行对比后证明，不但接近赤道的热带国家相比于温带地区国家贫穷，内陆国家相比于沿海和有可通航的河流的国家也要贫穷。所以，意大利拥有地处温带地区以及海岸线长的有利条件；同时，意大利北部地区拥有比意大利南部地区离赤道更远的有利条件。
第二章考察了制度在国家财富差异方面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拥有良好制度（good institutions）的国家——诸如诚实的政府，合约和法律受到遵守——往往会比那些政府腐败以及违反合约和法律的国家富裕。但是，制度本身又是地理和悠久历史的产物，也是诸如德国被分为东西两部分这类历史“突发事件”的产物。
第三章聚焦一个具体的国家：中国。今天，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也是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在有限的篇幅内，我简要阐述了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方面：中国的地理、人民、语言、农业、史前史、历史以及今天的状况。一个有趣的自然实验的例子是对比中国和欧洲的地图。你们立刻就会注意到，欧洲拥有大的岛屿（如不列颠和爱尔兰），大的半岛（如意大利和希腊），横亘陆地的山脉（如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及如同车轮的辐条一样向四周流淌的河流（如莱茵河和多瑙河）。以上情况在中国都不存在。我探讨了中国和欧洲之间存在的这些地理差异对于导致中国和欧洲不同的发展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在第四章，我试图通过比较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以及比较不同国家的危机归纳出经验教训。日本、英国、德国、智利以及其他国家曾经面临外部因素或者内部因素导致的危机，或者由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引发的危机。这些国家成功解决危机的程度有很大的差异。我的意大利读者们可能会饶有兴趣地问，这样的比较对于理解意大利曾经经历的危机——如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和法西斯的出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能够提供哪些启示？并且，意大利怎样才能最好地应对目前已经出现的危机迹象？
在这本书中，有两章的主题直接涉及我们每个人，其中之一就是第五章。这一章对比了我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公民对个人遇到的危险所做的反应和我的新几内亚朋友们对危险的反应。我在与这些朋友的接触中，通过采取被我定义为“建设性妄想狂”（constructive paranoia）的态度，学到了许多正确对待美国日常生活中的危险的方法。我希望你们能够从这一章中学会更清楚地思考什么是危险，认清什么是普通危险（比如在淋浴时滑倒），从而减少对恐怖分子和飞机失事的担忧。
在第六章，我同样把重点放在个体的层面而非国家的层面上。自然实验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如何保持健康、如何在进入老年以后依然保持生活质量的例子。特别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提出疑问：为什么保持传统生活方式的新几内亚人和其他人群几乎从不死于糖尿病、心脏病以及中风，而这些疾病却是现代意大利人和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今天，具有悲剧色彩的自然实验告诉我们，新几内亚人以及其他曾经有着传统生活方式的民族在接受了西方生活方式之后，如何迅速患上了那些疾病。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知识减少那些疾病带给我们的死亡风险。
最后，这本讨论大问题的小书在第七章以探讨最重要的主题收笔：今天全世界面临的问题。对于我所认为的三大问题，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本书的七章内容清晰地说明了社会科学的魅力、困难及其重要性。我希望，你们会觉得书中所谈的这些问题对于你们个人的生活以及对于你们国家的未来都是有关联、有启发性的。我自己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说到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我要感谢我在罗马路易斯大学（Luiss University）的同事和学生们。2014年3月，他们邀请我做讲座。这本书的七章均源自我当时为罗马路易斯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准备的讲稿。我特别感谢玛利亚西尔维娅·乔拉和马迪·甘多尔福两位出色的意大利女士为我的访问所做的周到而细致的安排工作。感谢你们，感谢罗马路易斯大学的同事们和学生们，是你们大家帮助我实现了一个多年的梦想：置身意大利，每天都聆听你们说，也跟着你们说美妙的意大利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