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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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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返世界之巅

很高兴有机会到北大来做这个演讲。我想从三个时间节点和三个领袖人物的角度切入来谈“中国,重返世界之巅”这个主题。中国人有“大国情结”,因为这个国家在历史上领先世界数千年,后来由于种种内忧外患跌入低谷,现在经过百年奋斗和牺牲,又快步赶了上来,正在重返世界之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离我们如此之近。

今年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家都知道,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的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史诗般的奇迹,中国工农红军转战了14个省,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突破了上百万敌军的包围封锁,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从南方转移到了西北。1935年年底,毛泽东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他在会上说了一番惊天动地的话,我们这个年纪的很多人都能背诵出来,他当时是这样说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这番话本身气壮山河,但我后来看到国民党将军傅作义接受一个采访时的一番话,就更加感慨万千,他说他当年听到毛泽东这番话就被震撼了,他说,“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他手下连8000人都不到呀,但他敢说这样的话。”更有意义的是,在这个讲话发表后的14年间,人民力量摧枯拉朽,日本战败投降,国民党兵败如山倒,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不到8000人,到解放全中国,建立人民共和国,历史巨变迅速印证了毛泽东的远见、担当和勇气。

这种远见的背后是对中国国情的正确分析和把握。在瓦窑堡会议的同一个讲话中,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国内外时局的变化,说了许多马列经典著作中从来没有说过的话,他提出要团结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投入抗日战争。他还谈了为什么不再提建立“工农共和国”,而是要建立“人民共和国”。他说,“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毛泽东当时还指出,“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该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毛泽东后来还准确地预测:“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尽管在重返世界之巅的探索中人民共和国也经历过不少曲折,但中国最终以自己的全面崛起震撼了世界。

我要讲的第二个时间段是1991—1992年前后,我要讲的领袖人物是邓小平。大家知道,1989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1990年前后东欧发生了剧变,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解体,西方世界一片欢呼声,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宣布历史终结了,我们内部怀有悲观情绪、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的人也不少。当时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主张放弃社会主义,全面接受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另一种呼吁“全面抵制”西方,认为在经济领域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但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邓小平在这场严峻的危机中看到了机遇,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机遇。他可能觉得周边很多人还看不到,所以苏联解体之后才20来天,他就开始了著名的1992年南方视察,他有话要说。

邓小平应该是中国高级领导人中最了解苏联及东欧和苏联模式的。他1926年曾在苏联留学近一年,1949年之后又7次访问苏联,会见过当时苏联和东欧几乎所有最高领导人。他的基本判断是苏联和东欧首先失败在经济上,失败在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上,失败在他们的领导人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上,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现在一些人只说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这是不准确的,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四个字放在最前面,他对此是深思熟虑的。

在南方讲话前,邓小平对苏联和东欧的事态发表了一系列评论。1989年9月4日,他表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 (《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他还表示:“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50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 (《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90年7月11日,他向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指出:西方对东欧的变化“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1991年8月20日,也就是苏联解体前4个月,邓小平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1990年12月24日,东欧已经出现了剧变,苏联呈现一派乱象的时候,邓小平说:“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

回头看来,邓小平看到了机遇,但也看到了风险。他认为中国要大力“利用”外资,但“外资”只能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是对中国整体实力的补充,中国决不能被外资控制,而是要通过引进外资和其他外部资源来壮大自己,最后反过来超越西方。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深具信心,1989年11月他对来访的外国客人说,“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 (《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同一年,他总结了1989年“政治风波”的教训,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说了这么一番话:“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他还清醒地指出:“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这一点上,这次暴乱对我们启发十分大,十分重要,使我们头脑更加清醒起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我们环顾一下世界,许多国家也对外开放,但真正成功的很少,他们开放了,但往往不是真正“利用”了外资,而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都被西方资本控制了,甚至国家和百姓的财富都被华尔街金融大鳄洗劫一空。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一样,她有完全独立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国防体系、科研体系,她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承;她有人民共和国前30年奠定的制度基础、工业基础和社会基础,包括妇女解放、土地改革、教育普及等伟大的社会革命,所以邓小平坚信中国有能力在开放中趋利避害,汲取西方和其他文明的所有长处,同时保持自己的自主性。

随之而来的中国迅速崛起也印证了邓小平的远见、担当和勇气。20多年过去,中国通过全方位的改革开放,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使整个国家面貌焕然一新。绝大多数国民的财富大幅增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最大的游客输出国,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这与西方模式下多数民众财富20多年鲜有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还基本实现了全民养老和全民医保,虽然水平还参差不齐,但美国还做不到。中国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为美国的两倍,世界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关注也一浪高过一浪。虽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还面临诸多挑战,但在国际比较中已经明显胜出,这条道路将越走越宽广。

我想讲的第三个时间节点就是2016年,领袖人物就是习近平。自2012年十八大召开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准备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他指出,我们既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又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我们要“把握世界大势,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时代前进潮流中把握主动、赢得发展”;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016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担当和勇气。它们既是“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又是中国重返世界之巅进程中具有深远意义的里程碑。第一件大事是中美围绕南海仲裁案而展开的尖锐斗争,包括军事斗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指挥了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2016年六七月间,也就是南海争议的关键时刻,美国竟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而且公开叫嚣已做好开战准备,但中国人民解放军直面这种挑战,向全世界宣布自7月5日至11日,在南海进行战役级的大规模演习,中国其他相关反制措施也一一到位,同时明确地告诉对方,“豺狼来了有猎枪”“10个航母开来也吓不倒中国”。

这一切体现了习总书记近年提出的“治军”思想:军队要“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他强调“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他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突出海上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准备,有效控制重大危机,妥善应对连锁反应,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统一和安全。许多境外媒体曾预测美国航母编队在7月12日仲裁法庭的决定出台后,就可能立即闯入中国岛礁海域来“执法”,结果12日这一天却发现美国航母编队退到了菲律宾以东的海面。无疑,在中国强有力的反制措施面前,美国退却了。中美围绕南海的斗争还会继续,但这场基于意志和实力的较量已证明,美国想以武力威胁来阻遏中国崛起的企图已完全破产,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另一件大事就是2016年9月初,中国作为主席国在杭州举行的G20集团峰会。代表世界经济总量85%,世界贸易总额80%,世界人口60%的20个成员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的领导人齐聚杭州,讨论并最终通过了习近平代表中国提出的解决世界经济难题的中国方案。如果说围绕南海的军事斗争代表了中国硬实力的强劲崛起,那么G20杭州峰会的进程则代表了中国软实力的迅速崛起。

今天国际经济形势低迷,世界贸易持续下滑,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逆全球化、保护主义盛行。国际政治危机也此起彼伏,从欧洲难民危机到英国公投“脱欧”,很多国家的领导人根本无暇顾及全球经济治理难题,中国自己的经济也面临下行压力,许多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接手了一个烂摊子,至少也是运气不好,看好这次峰会的人不多。但G20杭州峰会的结果使整个世界眼前一亮,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一个接一个,令人应接不暇。无疑,中国软实力正以比原来预计更快的速度崛起,中国在重返世界之巅的进程中又迈上了新的高度。

今天世界软实力的总体格局仍然是“西强我弱”,但这次峰会的成功经验说明,只要我们具有真正的道路自信,能够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以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为依托,把握时机,顺势而为,敢于发声也善于发声,那么改变“西强我弱”话语格局的进程可能会大大加快,原因之一是西方软硬实力走衰的速度比我们预想得还要快,从英国公投“脱欧”到美国大选乱象都说明了这一点。这次G20峰会的过程中,已看不到西方真正有分量的倡议,更毋庸谈西方的道德感召力了。与此相反,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成员几乎都在期待中国方案,因为中国提出的东西确实符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和愿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得道多助”。这次峰会可能标志着,世界范围内“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正逐步开始逆转。

习主席后来也对峰会的成功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总结。他是这样说的:“我们运用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打造亮点,突出特色,开出气势,形成声势,引导峰会形成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机制性的成果,实现了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为全球增长提供动力、为国际合作筑牢根基的总体目标。在这次峰会上,我们首次全面阐释我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在二十国集团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

我很荣幸,前后6天作为央视嘉宾在北京和杭州点评这场峰会,近距离观察了整个会议的进程。我个人认为,中国方案得到与会成员高度认可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这些方案能够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寻求大家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二是中国设计的峰会主题背后是中国的成功实践,“创新、活力、联动、包容”四大主题其实就是中国理念和中国道路的一种展示。例如,会议提出的“创新”,主要指创新增长方式,这不同于过去G20搞的货币主义政策,而是中国创新增长方式的实践,而杭州本身就是这种实践的缩影:杭州在电子商务、普惠金融、移动支付等领域内都走在中国的最前列,也走在世界的最前列。三是习近平在会议过程中展现出的自信坦诚,通过一次次的讲话和沟通,他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念,为世界经济困境点出了问题、开出了药方、指出了方向、交流了经验、勾勒了前景。

峰会的最后一天,习近平主席代表二十国集团,宣布会议达成的共识:第一,我们决心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规划路径;第二,我们决心创新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第三,我们决心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第四,我们决心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的作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第五,我们决心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让二十国集团合作成果惠及全球。很难想象过去任何一个国际会议上能够发表一份如此“中国味儿”的会议公报,会使用“规划路径”“放眼长远”“总体目标”“开辟新增长点”“综合施策”“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中国理念和话语。在这个意义上,这次G20峰会可能是中国软实力崛起的一个分水岭,是中国重返世界之巅、实现民族复兴梦的一个里程碑。中国的声音,特别在全球治理领域内的声音,以后将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得到重视。

总之,从红军长征胜利到G20杭州峰会成功,我们看到了中国正大踏步地重返世界之巅,看到了全面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前景,看到了真正的道路自信和话语自信,看到了中国软硬实力的全面崛起,看到了我们领导人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所展示的远见、担当和勇气,这一切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必将深刻地影响未来世界秩序的演变。崛起的中国,将继续在全球化进程中搏击风浪,引领全球化的新浪潮,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重返世界之巅的伟大进程也会因此而变得更蔚为壮观。谢谢大家!

2016年10月于北京大学“北京高校理论名家讲堂” HpJE7AWqN3VwY4ltW9E0VTiRs/02wqF3utDq6BHnw+0mewFci83X335D9+p5ND0M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三种中国”

亚洲是世界古老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都发源于亚洲大地,这些古老的文明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已经干枯凋零,有的至今还根深叶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亚洲不同的文明既经历过矛盾冲突,也受益于交流互鉴。从人类发展的大历史来看,这种交流互鉴的历史和记忆,对于今天的亚洲和世界都弥足珍贵。

中华文明从这种文明交往中获益良多,中华文化至今根深叶茂,很大程度上是“多元融合”的结果,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当属佛教传入后对中国方方面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儒家和道家影响力一直比较大,而儒家尊“圣人”,道家讲“真人”,两者的共同之处是需要相当的知识修养,所以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未能进入寻常百姓家。而佛教不一样,它直指人心,关心芸芸众生的身心安顿,而且佛教还有雕塑、音乐等传播方式。它的传入显然填补了中国宗教传统中的某些不足。佛教传入的过程也经历过磨合碰撞,幸运的是,这种磨合碰撞没有导致西方那种持续千年之久的宗教战争,而是佛教逐步适应和融入了中国文化,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丰富和改造了中国文化。中国也因此形成了儒释道兼容并蓄、互补融合的伟大传统。

同样,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也源远流长。《古兰经》记载了穆罕默德的名言:“寻求真理,哪怕远在中国。”中国历史上也有过“以儒诠经”的过程,主要指明清之际穆斯林学者用中国的宋明理学来阐释伊斯兰教的经典,使伊斯兰教逐步中国化。此外,阿拉伯民族的民间传说“一千零一夜”,特别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今天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就是马云先生创办的“阿里巴巴”集团。

中华文明与亚洲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好证明就是延续千年之久的丝绸之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在那么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亚洲国家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了广泛的商业和文化交流:中国输出了丝绸、茶叶、火药、指南针等大量产品,而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则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异域文化和商品,中国今天的民族乐器,如琵琶、二胡等均来自中亚,唐朝人“胡服骑射”,使中国的服装从宽袍大袖变成了波斯风格的窄袖。丝绸之路还为中国从中亚和西亚带来了汗血马、玻璃、玛瑙等珍贵商品。中国今天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一种崇高敬意。丝绸之路交流互鉴的精神,至今还激励着亚洲各国人民建立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

历史进入近代后,事情起了变化,随着西方的崛起,西方国家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殖民战争,以征服整个非西方世界。不仅如此,他们还创造了一种话语,即西方世界代表了文明,非西方世界是非文明的,代表了某种“自然状态”,象征了愚昧、无知甚至野蛮。在这样的西方话语逻辑下,文明对野蛮的征服,就被解释为正当的,所以就有了17世纪美洲印第安民族的灭绝;就有了18世纪整个非洲大陆被西方殖民,如南非图图大主教所说,西方一只手给了我们《圣经》,另一只手拿走了我们的土地;就有了19世纪对亚洲的侵略,印度和中国成了最大的受害者。现在不怀偏见的人都认识到,正是在这种话语逻辑下,西方以血腥战争和话语忽悠,以“零和游戏”的逻辑,完成了自己的财富积累。

一个世纪前,中国哲人梁启超先生曾这样总结过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之中国”,即从黄帝时代到秦始皇,这大致上也是世界其他古文明存在的时间,但限于当时条件的制约,中国与其他古文明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第二阶段是“亚洲之中国”,从秦始皇到18世纪,中国与外部有交流,有矛盾,有征战,也有融合,但这一切基本上局限于亚洲地区,上述的亚洲主要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大都属于这个时代;第三阶段是“世界之中国”,也就是19世纪以来,中国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国门,从此饱受战乱、国无宁日。

当然,梁启超之后的世界也变了,中国也变了。但是从某种意义上看,西方唯我独尊、损人利己、“零和游戏”的思维方式迄今也没有大的改变:西方主要国家还会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推动所谓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使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动荡战乱,生灵涂炭。

同时,中国的迅速崛起正在深刻地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演变。新中国成立后,短短一个甲子,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之中国”亦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部分是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被西方列强任意欺辱的历史;后一部分是经过上千万人的流血牺牲,中国真正获得民族独立后,开始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主动开放国门,与世界进行了大规模的良性互动,中国也因此而迅速崛起,震撼了世界。今天的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已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最大的贸易国,有着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也全面上升。尽管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但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全面复兴之路。

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的崛起具有了多重的意义。我也可以借用梁启超先生的“三种中国”的概念来描述今天的中国:中国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正同时演绎着“三种中国”的身份,即今天的中国既是“中国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也是“世界之中国”。

“中国之中国”意味着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什么路,我们往哪里去。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即一个数千年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崛起,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在很多方面都与别人不一样,过去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未来也还是自成体系的。它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它愿意借鉴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不会放弃自己的独特性,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发展,并深刻地影响人类和世界未来的发展。

“亚洲之中国”意味着,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认识到自己是亚洲的一部分,认识到自己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文明长期交流互鉴的历史。作为人类主要文明的发源地,作为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中国与亚洲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像亚洲国家历史上在丝绸之路所做的那样,也许可以引导人类文明走出西方文明唯我独尊、“零和游戏”的困境。

“世界之中国”意味着中国的命运已经和整个世界的命运息息相连,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会随着自己的进一步崛起而越来越大。世界由不同的文明组成,文明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这种力量走向分歧对抗,那将是人类的灾难,同样,如果它能够拥抱合作共赢,那就是人类的希望。亚洲国家应该携起手来,发扬丝绸之路交流互鉴的精神,让人类的希望战胜人类的灾难,而“世界之中国”将是这种努力的中坚力量。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将在国际舞台上更多地主持公道正义,更多地拒绝“零和游戏”,更多地推动世界不同文明的合作、共赢、和平、繁荣,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在此过程中,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融合的伟大历史传承,不仅可以继续造福中国,也可以为世界范围内避免不同文明的冲突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智慧。

2016年3月于博鳌论坛 HpJE7AWqN3VwY4ltW9E0VTiRs/02wqF3utDq6BHnw+0mewFci83X335D9+p5ND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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