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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华杉详解
孟子说：“没有财产权，没有固定的产业和收入，却能安心，能有恒心，能坚持善良的本心，这只有士人能做到。因为士人有官职，有俸禄，吃皇粮嘛。至于一般老百姓，如果没有一定的产业收入，没有安全感，有今天没明天，他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等到他犯了罪，你又去处罚他，这不是害他吗？哪有仁德的君主坐在朝堂之上，却每天干着陷害老百姓的事呢？”
无恒产则无恒心。这里的恒心，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持之以恒的毅力，而是指人所常有的善良之心，恒定不变的道德标准。如果大家都有财富产业，每个人都要保护自己的财富产业，那么每个人都会追求仁义礼智信，都会守规矩，也希望别人守规矩；都不愿意别人侵犯自己，也不会去侵犯别人。如果都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没有善心，就成了“互害社会”，什么“放辟邪侈”，妖魔鬼怪的事都出来了。所以让百姓有财产，保护百姓合法所得的财产，是建立一个良善社会的根本基础。
孟子接着说：“所以英明的君主制定百姓的产业，一定要让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儿。好年成，丰衣足食，到了荒年也不至于饿死。然后再教化他们走上善良的道路，老百姓也就很容易听从了。
“现在呢，规定百姓的产业，上不足以赡养父母，下不足以抚养妻儿。好年成，也是艰难困苦；坏年成，不能免于饿死。这样，每个人用全力救活自己的生命还来不及，哪有工夫学习礼仪呢？
“大王如果真要施行仁政，就要回归本质，回到根本。让每家人能够拥有一百亩的田地，五亩宅基地，屋前屋后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绵袄了；再养上鸡、猪、狗之类的家禽，七十岁以上就可以吃上肉了；有一百亩田地，您不要在农忙时节征兵征役，不耽误他们的农时，八口之家都可以吃饱了。这时候，您再办好各级学校，教给他们孝敬父母、友好兄弟的道理。那么，头发花白的老人也不用背着重物走在路上了，自有那年轻人来帮他。老年人个个穿上丝绵吃上肉，一般人不受冻不挨饿，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的，还没有呢！”
孟子是要齐宣王搞土改，分田地。当初周文王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他制定移民政策，凡是移民到周国者，每家分给一百五十亩土地，比一般的标准还高50%，所以天下人都想移民周国，他就人口繁盛了，最终统一了中国。
关于给每家每户分土地的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更深一层论述。他研究一国财富的增加，专门论述了大块土地和小块土地的问题。他说，如果土地大块集中在贵族手里，则那贵族没有投资改良土地的愿望，他自己够吃就行了，他宁愿荒着大量土地看风景，或当狩猎场、跑马场。若分成小块的土地，则每一小块土地都有靠它生活的家庭，他们会全力以赴改良土壤，提高产出。而一国土壤的整体改良，对一个农业国来说就是国家财富增长的关键。所以长子继承制在生产力上是落后的，要分给所有兄弟姐妹。亚当・斯密认为，中国的体制是好的，农民拥有土地，即便是佃农也靠那土地生活，地主靠收成收租，无论是耕作还是投资改良土地，双方都有积极性，能合作。而政府也是靠土地收成收税，所以政府有动力投资大型的水利设施。就在战国时代，秦国的郑国渠让关中富足，征服蜀国之后又修都江堰让四川富了两千多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所以中国比我们所有欧洲国家都富。”这也是对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一个注解吧！
孟子讲的王道，用他的话说，就是分田到户，历代的治世、盛世都是这么来的，简单得很。中国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功，不就始于一个包产到户吗？还没分田，只是承包，就天下大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