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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开劳里斯顿花园区3号是下午一点钟。歇洛克·福尔摩斯领我去了最近的邮电局，发出一封长电报。然后叫马车，要车夫把我们拉到莱斯特雷德给的地址。
“第一手取证最重要，”他说，“事实上，这件案子我心里已有了底，当然，该了解的地方还是要了解清楚。”
“你把我搞糊涂了，福尔摩斯，”我说，“刚才你讲的那种种迹象推测，不过是讲讲而已，你自己也未必那样有把握吧！”
“一个地方都不会讲错，”他回答说，“就讲第一件事情，我一到了那里就观察到沿路边有两道马车车轮痕迹。要知道，昨晚之前，有一个星期没下过雨，所以，那两道车辙，压得那么深、那么清楚，必定是昨晚上才留下的。还有，那些马蹄印，有一只印迹特别清楚，比其他三只要清楚得多，这表明是新打的掌。既然马车是下过雨才到那里，而不是早晨什么时间——这是格雷格森告诉我的话——由此可见，马车在那里必定是夜间的事，也就是说，正是这辆车把那两个人拉到空房子去的。”
“这是不难理解的事，”我说，“怎么知道另一个人的身高呢？”
“噢，一个人的身高，十之八九可以从他走路步子的跨度来推测。测算起来很简单，但是具体算法的数据，我不必一一跟你讲了。这个人的步子跨度我在屋外泥地上量过，在屋里灰尘上也量过。我推算出他的身高，过后又给我有了验证的机会。一般来说，人站着往墙上写字，总以自己的眼睛高度为准，而略微偏高，这是很自然的行为。好了，那墙上的字，恰恰是离地超过六英尺。事情简单吧，如同儿戏！”
“那年龄呢？”我问。
“噢，一个人跨步能有四英尺半宽，又毫不费力，当然不会是个龙钟老头儿。那是花园小径上一个水潭的宽度，很明显他一步就跨过。而漆皮皮鞋是绕水潭边走过的，方头靴是从上面跳过去的。这里头没有一点奥妙。我只不过把部分观察、推理的方法用于日常生活，这些，我的那篇文章都有阐述。还有什么叫你不明白的吗？”
“手指甲、特里奇雪茄烟？”我向他提问。
“墙上的字，是这个人用手指甲蘸上血来写的。我用放大镜看出，墙面字迹带有指甲的刮痕；指甲如果剪短的话，就不会带有这个痕迹。在地板上我取了一点散落的烟灰，灰色偏黑，呈片状，这种灰肯定是特里奇雪茄烟。我对雪茄烟有过专门的研究——其实，这个问题我写有专论发表过。不是吹牛，只要让我一看烟灰，就能说出是什么牌子的雪茄烟，或者纸烟。别看微不足道，就在这种地方，显出侦探的真本事真功夫。格雷格森、莱斯特雷德之流的能耐，等而下之了。”
“还有红面孔呢？”我问。
“啊，那倒是个比较大胆的推测，但是也有把握不会错。案子还只到目前这个阶段，你先别问我这个问题。”
我用手摸摸额头。“脑子乱得一团糟了，”我说，“越想越觉得神秘莫测。两个人——要说真是两个人的话——怎么一起走进一间空屋？那个车夫呢，拉他们来的车夫？一个人怎么能逼迫另一人服毒呢？血是怎么会有的？谋杀的动机是什么？并没有构成抢劫嘛。怎么又出来一只女人戒指？最最奇怪的是，为什么这第二人逃离现场前要写上个德文RACHE复仇？说实话，我一点也看不出这些事实有什么关系。”
我的同伴笑起来，表示赞许。
“你把案情的难点都归纳到了一起，归纳得很扼要，”他说，“是有许多问题不清楚，不过在事实要点上我都已胸中有数。至于可怜的莱斯特雷德那点发现，只是个作案障眼法，要把警方往岔道上引，让人以为是社会党和秘密社团作案。那不是德国人干的。字母A，你注意没有，尽量写得像德文印刷体。可是如今，真正的德国人都照拉丁字母的规格写印刷体，没人写老式字体了。所以我们有把握说，不是德国人，是别有用心模仿的，又做得过分，弄巧成拙。这纯粹是诡计，想把查案人引入歧途。这个案子，不想再跟你讲很多了。医生，你知道，魔术师一旦把自己的戏法说穿，就简单得没人看了。一样的，我把自己的活儿向你亮得太多，结果会让你得出个结论，福尔摩斯也不过尔尔，不值一文。”
“我怎么会这样呢！”我回答说，“你把刑案侦查提高到近乎精密科学的水平，必将为全世界所公认。”
同伴听了我这句话，说的态度又是那样的认真，他兴奋得脸都红了。我已经看出来，他只要受到别人称赞，说他本领多么高强，他就浑身热乎起来，就跟姑娘给人说漂亮一样。
“我再告诉你听一件事，”他说，“漆皮皮鞋和方头皮靴都是同一辆马车上下来的。他们两个挺要好，很好，像是朋友，一起走在花园小道上——还手挽着手呢，准是这样没错。两人一进了屋，在屋子里走动——应该说，漆皮鞋站定着，是方头靴走来走去。这都是我从灰尘上琢磨出的结论；我还看出，他越走越激动。是步子越跨越大，正说明这个问题。他一直说话没有停，还越来越快，没错，发了火。后来悲剧就发生了。我把到此为止自己所知道的都给你讲了，剩下的就不过是猜想、推测。我们的工作起步基础还是很好的，在这基础上容易开展起来。我们得抓紧时间，今天下午，我还要去哈勒听诺曼·聂鲁达的音乐会。”
我们这么谈着话，马车一路跑，穿过一条又一条肮脏的大街、阴暗的小路，到了一条最脏最暗的街，车夫突然把车收住。“那里面就是奥德利坊，”他说，手指着一排灰黑砖墙中间的一个窄巷口，“我在这儿等你们。”
奥德利坊所在外观不佳。窄巷通入一个四方大院，石板的地面，周围是破旧邋遢的住家，院中一群脏兮兮的孩童。我们择路而行，穿过一行行一排排晾着的褪色内衣内裤，才找到了46号，门上有块小铜牌，上面刻着大名兰斯。叩门一问，才知道警察还在床上。我们被让进一间小小的前厅，等他起身。
警察很快走了出来，他睡眼惺忪，给搅了好梦有点不高兴。“我在局里都报告过了，”他说。
福尔摩斯从衣袋里掏出一枚半英镑金币，搁在手上掂量着把弄。“这知道。我们是要听你亲口把经过给详细讲一讲。”他说。
“我乐意奉告，我知道的都乐意奉告，”警察回答，两眼盯在了这枚小小的金币上。
“给我们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一说，就成。”
兰斯往马鬃沙发上一坐，扬了扬眉，仿佛决心要一点不漏地讲个清楚。
“我这就打从头告诉您，”他说道，“我当班的时间是夜十点到早上六点。十一点，白鹿街上有人打架，可除了这以外，一路巡逻都安静没事。一点，天开始下起雨来了，这时我遇上哈里·默切——他是负责荷兰林园那一块——我们在亨里埃塔街拐角闲聊上一会儿。没多久——约莫两点来钟，或是稍过一点——我想该走上一圈了，看看布里克斯顿路上可是平静。这条路又是泥又冷僻。一路过来没见一个人影儿，只有马车，过那么一辆、两辆。我一边巡逻，一边寻思，我这号差使，这会儿手上该来点热杜松子酒，那才够美。正是这时间，忽地一眼瞧见，就是那间屋，窗上亮着灯光。怪呀，我晓得，劳里斯顿花园那里头两幢屋，一向空关没人住的。那房东不肯把排水沟给拾掇好，阴湿得很。这其中一幢，早先是有人住过，那倒大霉的房客，害伤寒死掉了。我犯疑啦，所以说，瞧那窗上有亮，心想不要有什么事喽。我这就走到了门上——”
“你停下脚步，又退回到花园门口，”我同伴打断他的话，说道，“你这是为什么？”
兰斯忽地跳了起来，大惑不解，两眼直盯住歇洛克·福尔摩斯脸上瞧。
“对呀，是的，没错，先生，”他说，“这个，您怎么会知道，真是天晓得啦。你瞧，我到了屋门口，那儿没一点儿声响，一个人也没有，我转念一想得找个人一起才好。我倒不是怕有事，坟头这边的活人我不怕，不过，我想也许是那位，得伤寒死掉的回来出现，要看看害他死的水沟。想到这，我才转身，回头到花园门外，望望默切的提灯还看得见不，可是他没影儿了，也不见有旁的人。”
“街上一个人也没有？”
“半个影儿都不见，先生，连条狗都没有。这就只好壮壮胆，转回去推开门。屋里悄没声儿，我这就往有亮的那间屋里去，壁炉台上那蜡烛，忽悠悠亮着——一支红蜡烛——借着蜡烛光，我就见——”
“行了，瞧见什么，我清楚。你在屋里兜了几圈，还在尸首旁跪下过，又走过去推推厨房的门，然后又——”
约翰·兰斯噌地跃起，一脸惊骇，眼中惶惑。“你躲在哪儿，都让你瞅见了？”他叫道，“这么说，你都晓得，那么许多，你该不会晓得的，我说。”
福尔摩斯大笑，隔桌子丢过去一张名片给警察。“还望你别拿我当凶手抓了起来，”他说，“我可也是一头猎狗，决不是狼。这个嘛，格雷格森先生，或是莱斯特雷德先生，可以替我证明。请再继续讲吧，下面你做了些什么？”
兰斯重新落座，疑惑的表情没有消释。“我回到外边门口，吹响警笛，默切，还有两人，听见响声就立刻来了现场。”
“这时候街上没人？”
“啊，可以说没人吧，即使有人我也不能把他当做嫌疑犯逮捕。”
“你这话怎么讲？”
警察咧开嘴笑了。“在我当班的时间少不了遇上酒鬼，”他说，“可就从来没见有醉成那个鬼相。我出屋来，一个醉汉正好撞到门口，身子往墙栅栏上倒，扯开破嗓子唱那个科伦芭茵
什么《新出花样》，人东倒西歪站不住，没治。”
“这人什么模样？”歇洛克·福尔摩斯问。
约翰·兰斯嫌他打岔，有点不耐烦。“瞧他烂醉如泥的，少见那个鬼样，”他说。“要不是我们那会儿正事忙不过来，定把他弄局子里蹲着去。”
“他的脸——身上穿什么——你有没有注意？”福尔摩斯紧接着问。
“注意倒是注意的，瞧他那模样，我还得把他扶起——我、默切两个架起他。这个醉鬼高个头，一张脸绯红，下巴颏儿一圈——”
“噢，正是，”福尔摩斯叫道，“那后来呢？”
“我们有我们的事要忙呢，谁还管他来着，”警察说，口气里非常厌恶，“我担保，他归家的路不会摸错。”
“穿的什么衣裳？”
“外套咖啡色。”
“手里拿马鞭没有？”
“马鞭？没有。”
“那一定是丢下了，”我的同伴低声说，“后来没看见、听见有马车经过？”
“没有。”
“这半英镑给你了，”我的同伴说，站起来，拿上帽子，“我说兰斯，你干警察这一行，恐怕永远也高升不上去。你的那个脑瓜子长着不是做摆设的，该使唤使唤才行。昨晚上的事，你本来准能升上个警长干干。这件案子的嫌疑犯都送到你手上了，就是他醉鬼，可我们现在还得去找。这会儿跟你怎么讲都白搭，我替你可惜喽。咱们走吧，医生。”
我们一起出来上马车，丢下兰斯警察半信半疑待在那儿，但是他显然已经感觉不是味儿了。
“这个蠢蛋！”我们乘车回住所的路上，福尔摩斯愤愤地说，“想想看，有这么个机会多不易，千载难逢。到嘴的肉，给丢掉。”
“我还是搞不懂。警察讲这个人的样子同你怀疑的人能吻合，这没错。可是他离开了现场又再要回来，那是为什么？罪犯不会这么犯傻。”
“戒指，伙计，是戒指：他回来就是为的这个。要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把他抓到，不妨拿这个戒指做做诱饵。我来钓住他，医生——我押一赔双跟你下个赌，准叫他上钩。说起来还得感谢你呢。要不是你，我说不定就不会去。真的不去，可就要坐失这项研究的良机。这样的研究在我还是头一遭，叫它做：血字的研究，对吧？我们何妨来点儿雅致的词汇，讲得艺术一点，这么说：这桩谋杀案，犹如在一堆混沌无色、错综复杂的生活乱麻之中，隐匿一线血丝。我们的职责，就是将其剔除，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以保纤尘不染。好，先吃午饭。吃好饭，去听诺曼·聂鲁达。她的弓法，她一起音，那是无与伦比。她奏起肖邦的小曲，该有多棒：特拉——拉——拉——里拉——里拉——来。”
这个非官方的神探，这只厉害的猛犬，背靠着车座，却像只云雀，一路哼不停。我在默默地想：人的心智呵，善恶无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