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索罗维延卡做了一个冬天的教师。新学年开始,我被调到白杨村来了。我真舍不得离开索罗维延卡的那些孩子们,我们已经相处得很好了。但是这个调动也使我很高兴,因为又重新回到家里,和亲人在一起,该有多好!
回到白杨村以后,我遇到了童年时代的朋友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他和我同一年出生,但是看起来显得比我大很多:无论是成熟程度,还是人生经验,我都不如他。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在红军里当了一年兵,现在他在白杨村管理阅览室和图书馆。戏剧小组平时排练就是在这间阅览室里进行的。白杨村和邻村的一些青年人、小学生和教师们准备演出《贫非罪》,我扮演柳波芙·戈尔杰夫娜,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扮演柳比木·托尔佐夫。他是我们的负责人,也是导演。他指导我们的时候总是那么愉快,那么风趣。如果有人说错了台词,把奥斯特洛夫斯基 的话说颠倒了,或者大声怪叫,阴阳怪气地瞪眼、挥手,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就同样滑稽地、毫无恶意地模仿那个人的样子,这样一来那人也就不好意思再出洋相了。他笑得十分爽朗,一笑就笑个够。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笑得像他那样痛快淋漓。
不久以后,我和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结了婚,我也搬到他家去住了。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和他的母亲吉亚·费多罗夫娜,弟弟费嘉住在一起。还有一个弟弟(阿列克谢)在红军中服务。
我和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感情很好,相处得很和谐。他是一个重内涵、不轻易吐露心迹的人。但是他对我的感情,我都能从他的眼神,从他的一举手一投足之中感觉出来。我们彼此心心相印,不用语言就能互相了解。当我们得知我们很快就要有个孩子的时候,别说我们是多么高兴了。“准是个儿子!”我们这样断定着,还一起给孩子起了名字,甚至对他的未来作过预测。
“你只要想想看,”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充满幻想地说,“那多有意思呀:让孩子第一次看火光,看星星,看鸟儿,再带他到树林里去,到河边去,到海边去,到山上去……你知道吗?他可是第一次看见呀!”
孩子出生了。
“恭喜了,柳鲍娃·彼得洛夫娜,您得了一位千金。”接生的老太太对我说,“您听,她哭出声音来了。”屋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我伸出了双手,他们把婴儿抱给我看:一个白脸蛋、黑头发、蓝眼睛,个子很小的女孩子。在这一瞬间,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盼望过生儿子,而且我一向盼望要的就是这个女儿。
“我们给女儿起个名字,叫卓娅吧。”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说。
我同意了。
这是1923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