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是哈佛大学的动物学教授，进化论方面的专家，也是他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由于他更为完整地演绎了物种进化论，很多人认为他会成为“第二个达尔文”。

1982年7月，古尔德在40岁时发现自己腹部长了一个间皮瘤，这是一种相当罕见且十分严重的癌症，是由于长期接触石棉而引起的。动完手术之后，他问医生：“关于间皮瘤最好的技术文章是哪篇？”那位此前一直很坦率的女肿瘤医生答道：“这一方面的医学文献都没有真正的价值，没必要读。”但是，正如古尔德后来所写到的，试图阻止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去查找和他本人密切相关的科学文献，这有点像是在“劝说一切生物中性欲最旺盛的灵长类动物——人类——要守身如玉一样”。

古尔德离开医院后，径直去了学校的医学图书馆，找了一堆最近的医学刊物，坐下慢慢浏览了起来。一小时后，带着惊恐的表情，他明白了为什么医生给他一个这样含糊的答案。这些科学研究没有给他怀疑的余地：间皮瘤是“无法治愈”的，确诊之后，患者存活时间的中值是8个月。顿时，古尔德像是一只突然被利爪按住了的猎物，恐慌感开始在心中蔓延，身心都受到重大打击，整整15分钟后才缓过神来。

最终，古尔德作为一名学者的素养发挥了作用，把他从绝望中拯救了出来。毕竟，他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和量化。如果说他从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在自然界，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律。变化是自然界的本质。在自然界，中值是一个抽象概念，是人类思维努力想在丰富多彩的个例中找寻的法则。古尔德的病例明显有别于其他病例，但问题是，他的病例位于中值浮动区间的哪个位置。

患者存活时间的中值为8个月，这一事实让古尔德立马想到，有半数患有间皮瘤的病人活不到8个月，但也有半数的病人超过8个月。现在的问题是，他属于哪一半呢？他年岁不大，不抽烟，身体很棒（除了癌症之外），他的肿瘤被确诊为早期肿瘤，而且他还可以指望得到最好的治疗。这都让古尔德稍感欣慰，因此他认为自己肯定是在还有希望的那一半里。当然时间越长越好。（见图1）

接着他开始意识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所有描绘病例存活时间的曲线——姑且称之为存活曲线——都有着不对称的形状；根据定义，半数的病例集中在曲线的左侧，也就是0到8个月那个区域。

但是，在右边的另一半，却在大于8个月的时间范围内自然地伸展开来，并且，这些曲线（统计学的说法是数据分布）总会带有一个长长的尾巴，一直延伸到时间坐标很远的地方。于是，古尔德开始紧张地查询刊物，希望找到一张完整的间皮瘤存活曲线图。最终，他找到了，他注意到那些数据分布的尾巴实际上会延伸至整整几年的坐标范围。因此，即便中值仅仅是8个月，但是在曲线尾端的那极少数病人却能存活数年之久。古尔德相信自己会位于那条长尾巴的末端，这令他长舒了一口气。

受到这些发现的鼓舞，古尔德作为一名生物学家的本能又让他意识到了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和前两个一样重要：他所查看的那些存活曲线里的病人，都是在10年或12年前接受治疗的。这些病人得到的都是在那个年代所能采用的治疗手段。在肿瘤学这样的领域，有两样东西是不断改变的：常规治疗手段和有关个人如何加强疗效的知识。如果环境改变，那么存活曲线也会改变。也许借助于新的治疗手段，再加上一点点运气，他可以成为中值更高的新存活曲线那更长的尾巴上的一员，新存活曲线的长尾巴会延伸到很远很远的时间区间，远到人已进入老年，将要自然死亡的时候。

古尔德于20年后死于其他疾病。他得以有充分的时间去从事他那个时代最令人钦佩的科学事业。在死前两个月，他看到了自己的巨著——《进化理论的结构》——出版发行。他活的时间要比肿瘤医生预言的长30倍。

这位伟大生物学家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统计资料是信息，不是判决书。当你身患癌症而想要与死亡搏斗时，你的目标是要确保你自己处在存活曲线的那根长尾巴里。

没有人能够精确地预测癌症的发展进程，斯坦福大学的大卫·史皮格尔（David Spiegel）教授30年来一直致力于组建一个心理支持小组，为那些身患转移性乳腺癌的妇女提供心理咨询。他在哈佛大学向肿瘤学家做了一次演讲（已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发表）。演讲中他表达了自己的不安：“癌症是一种使人非常困惑的疾病。我们有些病人8年前长了脑转移瘤（这通常是乳腺癌所导致的不良情况），现在却好了。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人知道。”化疗最神秘的一个地方就是有时能消除肿瘤，却并不能有效地延长患者的寿命。即使纯粹从肿瘤学的观点出发，也还是难以理清身体抵抗力和病情恶化之间的联系。

我们都听说过奇迹般痊愈的病例，某人原本只有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可活，最后却活了好几年，甚至几十年。有人会提醒我们说：“别忘了，这只是极少数的情况。”要不然就会告诉我们说，这些病例也许不是真正的癌症病例，很有可能是误诊。上世纪80年代，为了澄清事实，两位来自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的研究者系统地研究了那些自然康复的癌症病例，这些病例的诊断都没有任何问题。令他们大为惊讶的是，在18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就在荷兰这块不大的地方找出了7个这样的病例，这些病例令人费解，但它们的存在确实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很显然，这样的病例要比我们通常承认的普遍得多。

有些癌症患者试图通过参与某些计划，比如加州的公益中心（后面章节我们会讨论到）来控制自己的病情，学习如何与他们的身体和过去更和谐地相处，如何用瑜伽和冥想寻求心灵的平和，学习怎样选择抗癌类食物，不吃那些会导致癌症恶化的东西。这些人的病史显示，他们存活的时间比同一癌症阶段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间要长两到三倍。

我把这些数据告诉了匹兹堡大学的一个肿瘤学家朋友。他反驳道：“这些都不是普通的病人，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更有积极性，健康状况也更好。他们活得更久证明不了什么。”但是这恰恰说明：如果病人更了解他自己的病情，如果他们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如果他们具备改善自身健康状况所需的条件，那么他们就能调动身体的生命机能来对抗癌症。他们可以活得更好，也可以活得更久。

后来，整合医学的重要先驱者、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临床医学教授欧宁胥医生提供了更为正式的证据。2005年，他发表了一组在肿瘤学界史无前例的研究结果。 这项研究挑选了93位已经由活组织检查证实患有早期前列腺癌的男性，让他们处于肿瘤医生的监护之下，不动手术，只是简单地监视肿瘤的情况，也就是说只是简单地检验血液中的PSA（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含量，前列腺肿瘤会定期将这种抗原分泌到血液中。PSA含量升高就表示癌细胞正在繁殖，肿瘤正在生长。

因为这些患者在观察期间不接受所有的常规治疗，这让研究者得以评估自然防癌方法的效用。经过抽签，这些病人被分为两组，以便从一开始就能进行严格比较。其中，作对照的一组只是简单地继续接受监护，进行常规的PSA检测。至于另一组，欧宁胥医生则为他们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身心健康计划。在整整一年的研究过程中，这些人都遵循素食加补品的饮食习惯：补品包括每天摄入抗氧化维生素E、维生素C和硒，1克ω-3脂肪酸；参加体育锻炼：每天徒步30分钟，每周6天；进行压力调节：做瑜伽、呼吸练习，实践心理意象法或渐进式放松法；以及与同一计划中的其他患者每周参加1小时的互助小组活动。

这相当于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对于那些压力很大的管理人员或背负着众多责任的一家之主来说。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些方法出自迷信，显得稀奇古怪、荒诞可笑。12个月后，结果却不容置疑。

在49名没有改变生活方式，仅仅对病情进行常规监护的患者中，有6名患者的癌症恶化了，他们不得不接受前列腺切除手术，然后进行化疗或者放疗。相反，在其他遵照身心健康计划准则生活的患者中，没有一位须求助于手术及后续的治疗手段。第一组病人的PSA含量（这反映了肿瘤的生长情况）平均值上升了6%，其中还不包括一些因病情恶化不得不中途退出此项研究的病人（他们的PSA含量也令人担忧，可能使这一组病人的PSA含量平均值变得更高）。第一组病人PSA含量的升高表明他们的肿瘤正在生长，缓慢地但是确凿无疑地在生长。至于改变了生活方式的第二组患者，他们的PSA含量的平均值则下降了4%，这表明大多数患者的肿瘤正在退化。

不过更令人惊讶的，还是那些改变了生活方式的患者体内所发生的情况，将前列腺癌变细胞（前列腺癌细胞株中的细胞，通常用来测试各种化疗药剂）放入他们的血液中，其血液阻止癌细胞生长的能力比那些生活方式没有任何改变的患者的血液要强7倍之多。

改变生活方式与抑制癌细胞生长之间存在联系的最佳证据是，患者越积极采纳欧宁胥医生的建议，并将之应用到日常生活中，他们的血液对抗癌细胞时就越活跃。

用科学术语来讲，我们将其称之为“剂量效应”，这是证明生活方式与癌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一个重要论据。

为了弄清楚这些数据背后的分子学机制，欧宁胥医生决定进行另一项研究，看看行为的改变是如何影响前列腺细胞自身的基因表达的。在身心健康计划开始之前，他从研究对象的前列腺里提取了核糖核酸RNA样本，3个月后，他又从同一名研究对象的前列腺内提取了一份核糖核酸RNA样本。这项研究的结果于2008年发表，与预期完全相符：结果表明，欧宁胥的身心健康计划改变了前列腺细胞中500多组基因的功能，生活方式的改变促进了有抗癌功能的基因的活动，并抑制了能促进癌症生发的基因活动。 有一位名叫杰克·麦克卢克（Jack McClure）的受检者，6年前被诊断出患有前列腺癌，在执行该计划3个月后，他没有再出现任何前列腺癌的症状。麦克卢克说道：“最近一次活组织检查时，医生没有发现任何癌细胞。我不敢说我的癌症已经治愈了，不过他们确实没有再发现癌细胞。”欧宁胥觉得这项研究可能会给那些害怕自己会由于基因易感体质而患上癌症的人带来希望，“人们老是说，我有致病基因，该怎么办？其实你可以做很多你自己想不到的事。”

事实上，癌症基因并不一定是我们生理机制中的缺陷，也不一定会令我们患病。2009年，在魁北克和加州，两个独立的研究小组的研究结果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基因诱因的理解，也颠覆了死于癌症的风险大小是由基因决定的观念。对这些研究进行解读，令我们想到亚洲文化和古罗马文化中所表达的“祖先”一词的传统概念。这些文化相信先辈的灵魂会守护他们曾生活过的土地。如果后辈中断了对他们的供奉，那么各种魑魅魍魉就会破门而入。癌症基因的行为就有点像这些“饥饿的灵魂”，只有在我们忘记妥善关照它们的时候，它们才会跳出来大肆破坏。

蒙特利尔大学有一支由帕尔维兹·加德里安（Parviz Ghadirian）领导的团队，他们对一些携带乳腺癌基因1号BRCA-1和乳腺癌基因2号BRCA-2的妇女做了研究。这两种基因令妇女不寒而栗，因为近80%的携带者将会在其一生中面对患上乳腺癌的风险。很多妇女在得知自己是此基因的携带者后，都宁可选择切除乳房，也不愿忍受几乎肯定会患病的痛苦生活。然而，加德里安和他的团队观察到有一些乳腺癌基因携带者的患病风险其实不高。他们发现，那些带有患病风险基因的妇女越多吃水果和蔬菜，患癌的风险就越低。有一些妇女一周内会吃27种不同的水果和蔬菜（在这里，果蔬的多样化似乎更为重要），她们的患病风险整整下降了73%。

旧金山大学约翰·维特（John Witte）教授的团队也在前列腺癌领域有类似的发现。 有一种基因会引起对炎症的极度敏感症状，并会促使原本在前列腺中缓慢生长的微肿瘤转变为活跃的转移性癌症。 然而，当那些携带这种基因的人每周至少食用两次富含ω-3的油质鱼类后，他们基因的危险性仍然会受到抑制，癌细胞变活跃的几率也可能比那些没有食用任何油质鱼类的人低5倍。

这些最近的发现有力地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不受到我们不健康生活方式的触发，“癌症基因”也许并没有那么大的危害。癌症基因就像祖先那易怒的灵魂一样，需要日常供奉以保持平静。事实上，这些基因只不过对祖先营养学方式的改变有不良反应，我们的有机体、现代工业和加工食品完全改变了祖先的营养学方式（见第六章）。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二战”之前出生的携带乳腺癌基因1号BRCA-1的妇女，患乳腺癌的风险只有她们那些出生在快餐时代的女儿或孙女的1/3到1/2。 说到底，也许这些令人害怕的基因根本不是什么“癌症基因”，不过是“受不了快餐的基因”罢了……除了饮食之外，对身体锻炼和压力调节等其他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一样的情况。

总之，从癌症存活统计资料中并不能分辨出哪些人乐于被动地接受医学结论，哪些人在积极调动他们的自然防御力。有的癌症患者会继续抽烟，继续保持典型的西方饮食习惯（我们随后会看到这是催生癌症的养料），继续因为压力过大和不善控制情绪而破坏着自身的免疫力，继续将自身暴露在其他致癌物质之中，或是依然由于缺乏身体锻炼而体质虚弱，但他们的癌症存活中值还是有可能和别人相同，而且在这些人中也有人会活得很久。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人接受的常规治疗在某种程度上顺带激发了他们身体的自然防御力。他们发现了存在于以下4种行为中的和谐之道：致癌物质的解毒处理、抗癌的饮食习惯、足够的身体锻炼以及寻求心绪的平和。

没有任何自然方法能够单独治愈癌症，但是同样也没有任何与生俱来的致死基因。同古尔德一样，我们要正确地看待统计资料，并以让自己身处存活曲线右端的长尾巴上为目标。而在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上，学会利用我们自身的能力来活得更久、更充实，没有什么比这个方法更好的了。

不是每个人都有意识地循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有时是疾病自己将我们带到了那里。在汉语里，组成“危机”一词的“危”和“机”分别带有“危险”和“机遇”的意思。癌症是如此危险，以至于它的影响往往不为人知；我们很难了解它潜在的创造力。在很多方面，癌症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如果不是得了癌症，我永远都不会想象以为自己被判了死刑的情形。这一切都很快始于那次诊断之后…… euxVP3znV0lGjJhFRWB35GiTcJNiX31a1plV1vyOYQV7ALH8TgdIio6ZiLkV6H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