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开始的时候，我已远离祖国在异乡漂泊了10多年，并已在匹兹堡待了7年。我一边继续着在攻读神经学博士学位时开始的研究，一边做着精神病学方面的实习。我和朋友乔纳森·科恩一道管理着一个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出资建立的脑功能成像实验室。该实验室的目的是探索人类思维和大脑之间的联系，从而了解人类思维的机制。但我绝对没有想到这个研究将要向我揭示的东西——我自己的绝症。

乔纳森和我关系非常亲密，我们都是专攻精神病学的医生，一起进入匹兹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来自大都会纽约的花花世界，在旧金山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课程，而我来自巴黎，硕士学位是在蒙特利尔取得的。我们就这样突然发现自己身处匹兹堡——这个位于美国腹地，对我们来说犹如异国他乡的遥远城市。我们刚刚在具有很高声誉的《心理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脑前额叶皮层功能的文章，这是大脑中一个还未被探索的区域，其功能是帮助人脑构筑过去和未来意识之间的联系。我们在对大脑功能的计算机模拟基础上提出了这个心理学的新理论。这篇文章轰动一时，我们因此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而建立了这个实验室，尽管当时我们还仅仅是两名学生。

对乔纳森来说，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领域更进一步，计算机模拟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MRI）来直接观察大脑作用，以检测我们的理论。当时，这种技术才刚刚得以应用，只有最尖端的科学研究中心才拥有高精度的扫描仪器。医院的扫描仪太过普通而且缺乏精确性。尤其是，还没有人能用医院的扫描仪检测出脑前额叶皮层的活动——这正是我们的研究对象。相对于较易被检测的视觉皮层活动来说，脑前额叶皮层活动的观测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必须激发出复杂的思维活动，这样脑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情况才能呈现在磁共振成像图片上。与此同时，一位名叫道格（Doug）的年轻磁共振技术物理专家，想出了一个记录图像的新方法，有可能克服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我们所在的医院也同意在诊疗时间过后的晚上8点至11点借扫描仪给我们使用，使我们得以验证自己的想法。

道格解决仪器的问题，而我和乔纳森则设计了一套脑力测验题，以最大限度地激发该大脑区域的活动。在经历了数次失败之后，我们就在屏幕上捕捉到了著名的脑前额叶皮层工作时的图像。这是一个罕见的时刻，是紧张研究的高潮阶段，更令人兴奋的是，这是我们友谊的一部分。

我必须承认我们有一点飘飘然了，我们三人都只有30出头，刚刚获得博士学位，而已经拥有自己的实验室了。由于我们的新理论受到众人的广泛关注，乔纳森和我成为当时美国精神病学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我们精通还没有人用过的最新技术手段——神经网络的计算机模拟和功能性磁共振大脑成像技术，这在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中也鲜有人通晓。那一年，乔纳森和我甚至收到了当时法国精神病学界的泰斗维勒谢教授（Widlöcher）的邀请，他邀请我们前往巴黎为皮特·萨尔彼得里埃尔医院（Hospital La Pitié-Salpêtrière）的一个研讨会做一个指导演讲，这所医院曾是弗洛伊德师从夏尔科（Charcot）之地。整整两天，在法国的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学专家面前，我们阐释了神经网络的计算机模拟是如何帮助我们了解心理学和病理学机制的。在30岁的年纪，这足以让我们引以为傲。

那时的我正在尽情地享受生活——这种生活对现在的我来说已变得有点陌生。在攻克科学难关的道路上，成功是一定的，信心是十足的，我从没有真正地对与病人的接触和沟通产生兴趣，而是忙于精神病学实习和实验室研究，总是尽可能少地从事诊疗方面的工作。我取消了培养计划所要求完成的轮岗任务，像大多数的住院医生一样，我对此没有什么热情。它的工作负担太重，更何况，那不是真正的精神病科学。轮岗任务要求我们花6个月时间在普通医院看护那些因身体疾病而产生心理问题的病人——他们有的接受了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有的做过肝脏移植手术，还有的身患癌症、红斑狼疮、多发性硬化症……对阻碍我继续进行实验室研究的轮岗工作，我毫无从事的欲望。而且，这些病人都不是我真正的兴趣所在。我想要做的是研究大脑、撰写论文、在学术研讨会上演讲，以及为科学的进步作贡献。

一年前，我曾以志愿者的身份随无国界医生组织到过伊拉克。我亲眼见证了那里的恐怖，并日复一日投入到竭力减轻众生痛苦的工作当中。但是这次经历并没有真正让我领悟到我该做什么，一回到匹兹堡的医院，这里和伊拉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情况便又恢复如常了。毕竟，我还年轻，又野心勃勃。

但就在这时，一场痛苦的婚变从天而降，对我来说，工作是第一位的，这样的生活观念无疑是婚变的原因之一。其他的离婚理由还有我的妻子无法忍受为了我的职业生涯而继续住在匹兹堡。她想回法国，或者至少搬到一个像纽约那样的更为有趣的城市去。不过对我而言，匹兹堡意味着事业上升的快车道，而且我也不想离开实验室和我的同事们。我们在法官面前了结了这段婚姻，随后，我在自己那幢小房的卧室和书房中孤单地过了一年。

然后有一天，那天医院格外冷清——时值圣诞节至元旦期间，一年中医院最安静的时候——我在自助餐厅看到了一位正在读波德莱尔诗集的年轻女士。在午餐时间阅读19世纪法国诗人的诗集，这在美国可是难得一见的情景。我在她的桌前坐了下来，她是俄罗斯人，名叫安娜，有着高高的颧骨和大大的黑眼睛，显得沉稳而又机敏。有时候她会沉默不语，把我晾在一旁，我问她在干什么，她回答道：“我正在审查你说这话的诚意。”我笑了，我倒是很乐于接受她的审查。这成了我们恋爱的开始。爱情之花需要时间来浇灌，我不急于求成，她也一样。

6个月后，我前往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参与一个精神病药物学实验室的暑期工作。实验室的主任即将退休，他希望我能接管实验室。记得那时我曾对安娜说，如果我在旧金山遇到了意中人，那也就意味着我和她的关系结束了，如果她也遇到了她的真命天子，我也会表示理解。我想这些话一定令她很难过，但我只是想坦诚相待而已。

9月我回到了匹兹堡，安娜搬进了我的小屋。我感觉我们的关系更进了一层，这令我非常开心。我还不清楚这种关系究竟会怎样发展，离婚的阴影尚未在我的内心深处散去，我依然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但我的生活正在慢慢好转。10月，我们在印度度过了美妙的两周，那时印度正值夏季，有人请我以自己无国界医生的经历为蓝本写一个电影剧本，我在那里写着剧本，安娜则写着她的诗，我们共沐爱河。但是随后，我的生活却急转直下。

我至今还记得那年10月匹兹堡的那个迷人夜晚，秋色染红了街道两旁的树叶，我正骑着摩托车前往核磁共振检测中心，乔纳森、道格和我将会在那里与一些学生碰面，这些学生是我们某个实验阶段的“受试者”。我们会花点小钱，让受试者钻进扫描仪，并让他们完成预先设计好的脑力测验。他们对我们的研究很感兴趣，并且想在实验结束时得到自己大脑的数字图像，然后冲回家，把图像上传到网络上去。第一个学生8点钟过来了，按照计划，第二个学生的实验时间是9点到10点，但是他没来。乔纳森和道格问我是否愿意上扫描仪。自然，我同意了，因为在我们这三人当中，我是最不“技术”的一个，我躺进扫描仪的窄筒里，胳膊紧贴着身子，像躺在棺材里一样。很多人都受不了扫描仪那令人憋屈的空间：有10%到15%的病人患有幽闭空间恐惧症，无法进行核磁共振扫描检查。

就这样我进了扫描仪。我们像往常一样开始，扫描出了一系列的脑部图像，目的是确认受试者的大脑组织。人脑和人脸一样，每人各不相同。在采取其他步骤之前，我们必须先记录一组大脑休息时的图像（称为解剖图像）。随后再用它与受试者进行脑力活动时得到的大脑图像（称为功能图像）进行比较。整个过程，扫描仪会发出很响的叮当声，像是某种金属物件在反复地撞击地板。这其实是扫描仪内的电磁铁快速开关的动作所发出的声音，电磁铁快速开关是为了诱发大脑内部磁场的变化。根据扫描的是解剖图像还是功能图像，叮当声的节奏会有所区别。从我听到的声音判断，乔纳森和道格正在对我的大脑进行解剖图像扫描。

10分钟后，解剖图像扫描完成了。在我眼睛的正上方有一个小屏幕，我等着从那里看到之前设计的用来激发脑前额叶皮层（这正是实验的研究对象）活动的脑力测验题。这个测验的内容是：屏幕上会快速不断地出现一组组按顺序排列的字母，每当你看到有一组字母与之前出现的完全相同时，就按一下电钮（脑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正是用来对屏幕上消失的字母组进行短时记忆的，时间也就几秒钟，这样大脑就能将其与后来出现的字母组进行比较）。我一直在等着乔纳森给我发送脑力测验题，同时也等着听到扫描仪记录大脑功能性活动时所发出的特殊脉冲声。但是扫描迟迟没有开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乔纳森和道格就在屏蔽玻璃后的控制室里，我们只能通过对讲机交流。这时，我的耳机里传来了说话声：“大卫，我们遇到了点问题，图像上有个怪东西，我们必须再做一次扫描。”好吧，我可以等。

我们又做了10分钟的解剖图像扫描，接下来就该开始脑力测验了。这时耳机里又传来了乔纳森的声音：“听着，情况不大对劲，我们要进来了。”他们走进扫描室，把我从扫描筒里拉了出来。我一出来便发现两人的神情有异，乔纳森一手扶着我的胳膊，说道：“实验不能进行下去了，你大脑里有东西。”于是，我让他们给我看看刚才扫描两次记录下来的脑部图像。

我不是放射科医生，但是我看过很多大脑图像，这是我的日常工作。在我脑前额叶皮层的右部区域，有一个核桃大小的球状物体。在这个位置的肿瘤，既不是那种有时人们认为可用手术去除的良性脑肿瘤，也不是最恶性的脑肿瘤，比如脑膜瘤或脑下垂体的腺瘤。这也有可能是由某种疾病如艾滋病引起的囊肿或传染性脓疮。但是，我的身体非常健康，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我甚至还是壁球队的队长，因此，这不可能是什么囊肿或脓疮。

不可否认我们刚发现的这个问题十分严重，晚期的脑部肿瘤要是不进行治疗的话，6周内就会要人命，即使采取治疗，患者也只能撑个一年半载。我不知道自己的肿瘤到了哪个阶段，但是我很清楚以上的数据。我们三人愣了半晌，都不知该说什么，乔纳森把图片送到了放射科以便专家明天诊断，随后我们便互相道别。

我骑上摩托回到城市另一头的小屋时，已是晚上11点，皓月当空，万里无云。卧室里，安娜睡得正香，我却躺在床上，睁眼望着天花板。想到我的生命也许会就这样结束，这还真是奇怪，简直不可思议。这些年在科学探索的漫漫长路上，我一直苦心孤诣，蓄势待发，本应有所成就，并且刚刚开始觉得自己做出了一点贡献，现在却好似落进了无底深渊。在求学和工作的过程中，我牺牲了很多，为未来打拼，突然间却发现，我可能再也没有未来了。

更糟糕的是，我还是孤身一人。我的兄弟曾在匹兹堡学习过一段时间，但是毕业之后就搬走了。我的妻子也离我而去。我与安娜的感情才开始不久，她也一定会离开我，谁会愿意与一个只能活31岁的人做终身伴侣呢？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叶孤舟，原本在顺河漂流，突然间却被一个大浪托至岸边，掉进了一潭死水，再也到不了大海。造化弄人，我被困在一个了无牵挂的城市里，在匹兹堡独自一人，即将离开人世。

我并不想睡去，而是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眼睛盯着印度小卷烟燃起的丝丝烟雾，这时，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了，我突然听到脑海里冒出一个声音，一个温和清晰，自信果敢，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确凿无疑的声音。这不是我，但这的确是我的声音。当我反复念叨“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不可能”的时候，这个声音说道：“大卫，你知道吗？这完全可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既令人惊讶又令人费解的是，这个回答令我不再软弱无力。是的，这当然是可能的，这只是人类经历的一部分。在我之前，很多人都经历过，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做一个简单、完整的人没什么不好。就这样，我的心智完全靠自己找到了某种解脱。后来，每当我再度陷入恐惧的时候，我都得试着去安抚情绪。但是这一晚，我睡着了，第二天我还能工作，而且采取了必要的行动来面对疾病，面对我将来的生活。 XODEtp49A4I/nTyV5kjbfP9aDskZE9GNYIwVWz6tB0CEtkmRsPirQau0sQFotGA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