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经常出入豪华餐厅的人，他们不愿再去吃杰克·马尔霍尔的海鲜杂烩汤和菜豆，尽管它非常有名。政治经济学家以及我们的治安警察，对于这种现象也无可奈何。当然，如果迫于万不得已的实际需要，他们也会将就平头百姓的粗茶淡饭。但是，他们依然会竭尽全力，维持他们早已习以为常的高生活水准，除非到了实在难以为继的地步。

在人类最初的一千年中，活跃于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野蛮人，是一些生活简单的人。只要能满足数量上的要求，他们对质量没有追求，所以生活毫无品位可言。冰河时代以来，那些基本保持原样的大陆，很容易满足他们对一条木凳、一块肥牛肉和不限量麦芽酒的需求。

况且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而去做的人却寥寥无几；因此他们多余的精力就只能消耗在日常生活的家庭琐事上了。他们用了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才定居下来。于是，一切都基本上安顿下来，和平与安宁回归大地。对老一辈人来说，和平与安宁造成了年轻一代的漫游症。

假若倒退至一千年前，这种漫游症就会导致一场无政府主义的爆发。但这时，西方的人民再一次接受了唯一的主宰，他不拥有世俗权力。然而，他的精神武器可以使瑞士雇佣军全军覆没。他的纸箭可以穿透坚硬无比的城墙。

他稍不高兴，其后果比皇帝或国王发出的战争威胁还要可怕。

他的身边聚集着许多聪明的外交官和足智多谋的政治家，于是，他能够将不断升级的动乱，通过对外征服这一有效渠道转嫁出去，并向东方进行迁移，亦即后来的所谓十字军东征。遗憾的是，这一事件后来常常被用作浪漫诗篇的题材，以至于我们往往会忘记这场冲突平淡无奇的本质。

古代世界是地中海的世界。谁控制着那一浩渺的水域，谁就能够向人类发号施令。

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壮举。而那些居住在摩洛哥、的黎波里以及埃及浅水海岸的众多的海盗，虽然常常出没于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半岛纵深海湾，但是他们只希望在当地取得一些小的胜利，这样他们就已经满足了，不会有更多的企图。

只有“种族群体”——通过社会、经济和宗教的共同发展而聚集在一起的成千上万的庞大人群——才能够应对那些必须大规模解决的问题。他们深知自己担负的风险，因为像这样的争端对胜利者和失败者来说往往都是灾难性的。

在以往的历史中，曾经有两次将这种风险发展到了公开决裂的地步。

第一次是在公元前五世纪。当时，作为西方捍卫者的希腊人打败了入侵的波斯人，并发动了一系列有效的反击，将敌人远远地赶到了印度河岸边。

第二次是两百年后，在迦太基人最后的堡垒灰飞烟灭之前，罗马帝国几近亡国。罗马人通过发挥民族的力量才得以躲过这一灾难。

在接下来的八百多年里，天下太平无事。

然而，公元622年，亚洲打着一个全新先知的旗号，再次准备进行一场力量悬殊的争夺。这将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他的左翼军占领了西班牙。与此同时，他的右翼军通过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向君士坦丁堡进发。直到此时，基督教会的领袖才猛然醒悟，随即宣布开始抵抗。

从军事的角度看，亚洲在这场战争中完全失败了。但从社会影响的角度看，自罗马帝国消失以来，欧洲民族第一次受到了在许多方面都比他们发达的文明的影响。他们东征时，屠杀异教徒并掠夺其财富；他们凯旋时，带回了对奢华和舒适的全新观念，并对自己以前那枯燥乏味、简陋粗鄙的生存方式，深感厌恶。

基本观念的这一突然改变，很快就在生活于西方大陆的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反映出来。

老一辈人继续喋喋不休地谈论祖先们的朴素美德。孩子们对此耸耸肩，一笑了之。他们去过“大城市”，见过大世面。他们悄悄地等待时机，一旦老的死了，他们就赶忙把客厅粉饰一新，请两个外来的厨师，把儿子打发到附近城镇里去，学习如何做银行家或工厂主。这样就会在一生中获得巨大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如果仅仅经过田间劳作，一千年都不会创造出来。

教会开始感到不满了。

这是它绝对没有预料到的后果。

唉！凯旋的英雄们不再对那种神圣且不加质疑的热情感到振奋，这种热情曾是其父辈和祖辈的一大特征。眼前的东西会熟视无睹，从而导致轻视；而远方的东西却会令人向往，产生敬佩。

结果是教堂衰败。但私人豪宅和装饰富丽的市政建筑开始到处兴建。

我既不说这是好事，也不说这是坏事。我只是在讲述一个事实。如果你愿意对此有什么评价或者下什么结论，那么，悉听尊便。

在地中海彼岸，人们对那种奇怪宗教信仰的热情也已大减。该宗教信仰通过屠杀俘虏的数量，来衡量对真主安拉的敬仰。总之，双方势均力敌，陷入了僵持，因此愿意达成妥协，这对双方的商人来说意味着财源滚滚。

铁蹄践踏过的古代通商之路，开始修复。羸弱的骆驼再次负重，从卡什加向大马士革迈进。就像古时候一样，威尼斯的小帆船和热那亚的大木船又开始经常往来于亚历山大和法马古斯塔之间。

世界太平。在黎凡特谈妥一桩生意的利润率从零猛增到了百分之四百。

接下来，发生了一项重大事件。每每重大事件的发生，往往会改变整个历史的进程。这一重大事件发生在十三世纪中叶。令人生畏的鞑靼人踏上了征途。从阿穆尔河到维斯瓦河，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凶神恶煞的黄皮肤小鬼，人们惊慌失措，闻风而逃。

在逃亡的人群中有一支游牧民族（有两三百户人家），自远古以来他们就在亚洲的心脏地带和平地生活着。他们差不多逃到了地中海地区，接着听说危险已过，便决定重返家园。为了回家，他们必须渡过幼发拉底河。但是意外发生了。他们的首领从马背上跌落葬身河中。仍然停留在河西岸的人们惊恐万分，他们认为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是上天直接发出的警告，于是要求波斯国王让他们留在原地。

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个游牧民族已经主宰了这个曾对他们友好相待的帝国。经过又一代人之后，他们成为穆罕默德世界公认的统治者，并开始了征服的历程。这一进程最终使他们的马尾旗插到了维也纳的城门上，也使“Turk（突厥）”这个词永远成为凶残和勇敢的代名词了。

如果穆斯林暴力突然卷土重来只是一场政治运动的话，那么情况就不至于那么糟糕。但是一场极端的宗教狂热席卷了西亚的平原和山冈。先知穆罕默德死后又过去了六个世纪。在这期间，他的信徒原有的热情已经大减。“祖先的信仰”固然不错，而从香辛调味品、桂皮香料和靛蓝染料交易中得到的诱人利润也是很好的东西。遗憾的是，这种贸易使得城市信徒对那些来自地中海彼岸的异教徒友善相待，其中原委，心知肚明。生意就是生意，做生意不能反对基督教徒。

乡村和偏僻山谷的居民就不是这样的。他们对自己的宗教信仰非常虔诚，突厥人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功给他们以鼓舞，于是他们决定让大城市里误入歧途的同胞们回归真正的信仰。

托钵僧（穆罕默德世界的僧侣）在先知穆罕默德的王国里四处云游。他们中有的祈祷，有的狂舞，有的旋转，有的吼叫。但他们全都宣扬回归最初沙漠信条的清规戒律。

起初，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的商人们还嘲笑他们。但这些“清教徒”坚持不懈，非常执着。不久，商人们停止了嘲笑。又过了不久（由于邻居被杀害的下场给他们以警告），他们开始只跟同一信仰的教徒做生意。

就这样，正当欧洲人开始对亚洲的某些商品产生依赖之际，商品供应突然中断了。

当然，这不是在某一天、某一个星期甚至某一年时间内发生的事情。但是，那些二百多年来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方的商品，现在突然从欧洲市场上消失了。那些尚能得到的供货物品，立即被投机商囤积居奇，价格开始直线上升。赊账欠款情况不允许了，必须用黄金支付货款。这在西方是稀罕事，中世纪世界在每天的交易中从不坚持要求现金支付。人与人之间比邻而居，彼此相距不过箭步之遥。这个人的猪肉可以换另一个人的鸡蛋，这个修道院的蜂蜜也可以换另一个修道院的食醋。

是的，对外贸易一直是坚持用金币和银币支付的。用几块熏肉和几桶盐，是不可能打发来自卡利卡特的香料商人的。他们授权在吉达和亚丁的代理商发货前，要求预付一笔威尼斯货币作为定金。

现在的欧洲市场，交货即付现金，因此，事情变得大为复杂了。

黄金是必须从国外进口的另外一种货币，这种神秘的黄色金属似乎超越了政教权力。欧洲有一些白银矿井，但是在奥地利、萨克森和西班牙的山里发现的少量黄金，是绝对不能满足投机商和那些合法的香料商人日益扩大的生意的需要。

至此，世界上出现了空前的恶性循环：人们急切地要购买—商品供应日益减少—物价迅速上涨—普遍需要金币—黄金供应下降—西亚、北非的国家接二连三落入残酷无情的异教徒手中—通商之路一条接着一条无限期关闭—欧洲年轻而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制度挣扎着以求生存。

资本主义制度（对于这个词，我们多数人予以误解）被指责有很多罪行，种类繁多，罄竹难书。但是，就连其最不共戴天的敌人也不能指责其懒惰，或否认其在危机时期能够迸发出近乎超自然的能量。在十四世纪上半叶，正是这样一场危机使西方商业世界面临毁灭的危险。

我已经谈到了杂货商的困境。他们高声疾呼，极力表达自己的不满。但是欧洲的整个经济（归根结底是指整个宗教、社会、文学、艺术和科学）结构处于濒临崩溃的危险之中。

实际上，在哥伦布去世十二年后，叙利亚和埃及（最初连接东西方的主要通商之路就经过这两个国家）才被突厥人占领。但是熟谙生意的商人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会抢先行动。

有关现代商业骄子的精明能干，我们耳闻甚多，对于时代造就了这一类精英，我们感到无比自豪。而我们往往会以优越屈尊的态度想到中世纪的商人坐在沉闷的狭小房间里，用一台小小的天平称量钱币，同时向两个雇员口授书信（或许他还有信件的复写副本），并且还要无奈地等上半年时间，才能收到远在维堡或诺夫哥罗德的代理商的回信。

但这只是我们幸福时代的一种想象。我们这个时代喜欢自吹自擂，就像鸭子喜欢水一样，自然而然。

1927年的世界跟1427年或427年的世界，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人非常聪明，有人不那么聪明，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十足的笨蛋。

最后一种人（总是占大多数）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第二种人觉得应该有所作为，但由于胆小怕事，因此一事无成；第一种人（占极少数）则甩开膀子，挽起袖子，敢作敢为。通往富庶东方的陆上道路逐渐关闭了，他们就向南方或西方寻找新的道路。这样，就需要在未经探测的大海上航行，看起来几乎跟我们现在乘飞机去月球一样行不通。的确，现实中障碍重重，只有梦想家才能克服。

世上不乏有才之士，经验丰富的船长能够通过自身的风湿病预测暴风雨即将到来；训练有素的天文学家熟知天书，如同我们查阅时间表；冒险家为寻求刺激或金钱，甘冒生命危险。

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一个从以斯拉的《启示录》中获取灵感的怪才；一个职业推销员——除非得到一个按期签字的合同，保证在大洋彼岸的版图上所发现的宝石中给他百分之十，否则绝不让步；一个虚荣骄傲的人——坚持让别人称他为“海军上将”；一个谦恭的神秘主义者——死时穿的是圣方济各会修士的破衣烂衫。 4NPmVNi151PfyzG1WLv1pMjy87HGatJ7muPC37quYfYG658hWF8sBy4rkdLoJLV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