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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了。该书在1852年首次以单行本出版,立即获得巨大成功,第一周就销售一万册,当年就印行一百多次、三十五万册,这在19世纪中叶可是个天文数字了。该书在国外也大受欢迎,在英国当时有四十家出版社出版该书,销售量达到了一百五十多万册。该书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热烈欢迎,也受到著名作家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乔治·桑、海涅、狄更斯等的高度赞扬。它曾被改编成戏剧、音乐剧等在美国各地舞台上演多年,现已被译成世界上四十多种文字。其魅力经久不衰,时间充分证明了这是一本经典名著。

该书曾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历史,许多人认为,它是导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的因素之一。所以当作者斯托夫人1863年访问白宫,试图劝说林肯总统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帮助数以千计逃到首都的奴隶时,林肯总统称她是“写了一本引起一场伟大战争的书的小妇人”。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何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呢?小说以黑奴汤姆为中心,描写了一些奴隶的命运。肯塔基州庄园主谢尔比先生由于债台高筑,迫不得已把自己最喜爱的两个奴隶——汤姆和小哈利——卖掉还债。哈利是谢尔比太太贴身女仆伊莱扎的儿子。伊莱扎偷听到了谢尔比夫妇关于卖奴隶还债的谈话,便连夜带着小哈利逃离谢尔比庄园,在奴隶贩子的追捕下,不顾一切地踏着浮冰过了俄亥俄河,逃到自由州。后来意外地遇见也从奴隶主那儿逃出来的丈夫乔治,全家人一起前往加拿大。汤姆是在谢尔比的庄园上出生长大的,童年时就侍候过当时年幼的主人,后来成了主人的奴隶总管。他做事干练、忠心耿耿,深得主人的信任。当汤姆从伊莱扎那儿得到主人要卖掉自己的消息后,却不愿逃走,认为那样做是背信弃义,辜负了主人对自己的信任;认为自己应为主人分忧,让主人卖掉自己偿还债务,于是汤姆忧伤地告别家人,跟着奴隶贩子黑利上了驶往密西西比河下游的轮船。在船上,汤姆救起了不慎落水的小女孩伊娃,出于感谢,伊娃的父亲圣克莱尔买下了汤姆,于是,汤姆来到圣克莱尔的庄园,为主人赶马车,同时陪伴小女孩伊娃。后来伊娃病死了,不久之后,圣克莱尔在还没来得及实现自己解放汤姆的诺言之前也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死去了。圣克莱尔冷酷无情的太太玛丽卖掉了汤姆,汤姆落到凶残的种植园主雷格里手中。后来,汤姆因为拒绝鞭打别的奴隶,拒绝说出两个逃跑的女奴的下落,被雷格里毒打致死。

小说震撼人心之处在于它揭露了奴隶制的罪恶。在基督教国家中被认为神圣的婚姻家庭关系在奴隶中变得毫无价值,所有的奴隶都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他们的家庭可以任意被拆散,夫妻分手、母子别离是司空见惯的事。汤姆被谢尔比卖掉后,只得抛妻别子,离乡背井。此外,小说还描写了其他被拆散的家庭的悲惨故事。如在汤姆第一次被卖、乘船去密西西比河下游的途中,同船上一个被骗卖的女奴剩下的唯一一个孩子又被偷偷卖掉,这个女奴痛不欲生,半夜投河自杀。汤姆在新奥尔良遇见的老蒲露就是因为一次次被夺去孩子而伤心地借酒浇愁,最后悲惨地死去。在雷格里庄园里的凯茜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优裕的环境中长大,有着白皙的皮肤、美丽的外貌和高雅的举止,可就是因为有一点黑人血统,结果也被多次转卖,连子女也被一个个卖掉,最后沦为品格低劣而凶残的雷格里的性奴隶,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书中还有许多在拍卖场被拆散的母女、母子,如苏姗和爱默琳等等。这些妻离子散、骨肉分离的场面的描写具有撕心裂肺、催人泪下的效果和震撼人心的力量。作者就是要用道德激情打动读者,唤醒美国人民的良知,使之看到奴隶制践踏人性的罪恶。在作者看来,奴隶制的根源是人心中的邪恶,要消灭奴隶制就要依靠基督教的感化力量净化人心。

小说刻画了许多让人难以忘怀的人物,汤姆是最重要的一个。他为人正直,心地善良,笃信宗教;他有爱心,守信用,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也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宁肯牺牲自己也不出卖他人,是个殉道者、英雄般的人物。在密西西比河的船上,见小伊娃落水他奋力相救;在雷格里庄园,他主动为疲惫的女奴隶磨面,为使体弱完不成摘棉任务的奴隶免遭鞭打,他把自己摘的棉花放在她们的筐里,他宁肯忍受雷格里的毒打而不说出女奴凯茜和爱默琳的下落。这一切使汤姆这个人物十分生动感人。除了汤姆,小说还刻画了别的奴隶的形象,如混血奴隶乔治聪明好学,有勇有谋,化装逃过了奴隶贩子的追捕,最后与妻儿到达加拿大。还有危急中沉着冷静的美丽的伊莱扎;幽默风趣的汤姆的妻子克洛伊大婶;聪明活泼但野性十足、后来被调教得自尊爱人的黑奴小姑娘托普西;敢爱敢恨、敢作敢为、有勇有谋、性格刚烈的凯茜。他们都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令人难忘,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斯托夫人还刻画了众多的奴隶主和奴隶贩子的形象。奴隶贩子黑利唯利是图,冷酷无情;圣克莱尔的太太玛丽自私自利,冷漠无情,以自我为中心,完全漠视奴隶的利益和情感;乔治的主人自大专横,把奴隶视为自己的物品,对他们的才能百般压制;奴隶主雷格里更是人性泯灭,天良丧尽,他曾残忍地一脚把母亲踢晕,对奴隶他更是残酷无情。在收摘棉花的大忙季节,他逼着奴隶每天干十几个小时,只给一点玉米粒做口粮,完不成摘棉任务便对他们施以鞭挞。当汤姆违抗他的命令,不愿意鞭打别的奴隶时,他便让打手们把他往死里打。此外,他还挑拨黑奴的关系,让他们互相敌视憎恨。作为对照,作者还刻画了一些开明的奴隶主、工厂主等人物,如谢尔比太太和儿子心地善良,有正义感,对奴隶十分开明宽厚。丈夫被迫卖掉汤姆和小哈利后,谢尔比太太心怀愧疚,忧心忡忡,当她得知女仆伊莱扎已经带着儿子逃跑后,感到松了一口气,并让仆人有意拖延奴隶贩子黑利的追捕。汤姆被卖后,她一直惦记着要把他赎回来。谢尔比先生去世后,儿子乔治一继承家业便解放了所有的奴隶。受过良好教育的圣克莱尔也是个有同情心、有正义感的奴隶主,对奴隶宽厚仁慈,甚至放纵。汤姆在他的庄园与小伊娃相处融洽,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可是尽管圣克莱尔有道德感,善思考,能认识到奴隶制的罪恶,却没有勇气和奴隶主的生活彻底决裂、解放奴隶,以致在他死后不久,冷酷无情的玛丽便拍卖了所有的奴隶,使他们重新落入苦难之中。

作者注意运用对比的手法描绘人物,如圣克莱尔夫妇之间宽厚与苛刻的对比;谢尔比太太的善良与玛丽的冷酷、自私的对比;纯洁、善良、充满宗教情感的伊娃与天性活泼、顽皮的托普西之间的对比;恶魔般的雷格里与道德高尚的汤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两人分别代表了人世间的恶与善。最后虽然汤姆死了,肉体被消灭了,但是他在精神上却战胜了雷格里,表明善战胜了恶。

引人注意的是,本书中的女性人物一般具有理想色彩,她们品德高尚,道德感强,精明强干,有主见,往往比她们的丈夫或儿子、兄弟更胜一筹,如谢尔比太太、伯德太太、圣克莱尔的母亲和伊娃;或者与儿子形成鲜明对照,如雷格里的母亲。还有的女性人物聪明能干,临危不惧,如伊莱扎和教友村中以雷切尔为首的女教友们——她们个个善良宽厚,助人为乐,义无反顾地帮助逃亡的奴隶。圣克莱尔的堂姐、从佛蒙特州来的奥菲丽亚有同情心和是非感,作风干练,能认识到奴隶制的不合理性以及堂弟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不一致性,尽管开始时她感情上无法接受黑人,但后来在事实的教育下,她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能从内心爱黑人了。作者似乎认为,女性天生有一种辨别善恶的感觉,由此可以产生一种所有女性固有的道德智慧,它可以变成社会变革的力量。白人妇女可以利用她们的影响让丈夫认识到奴隶制的罪恶,进而改变它。所以有人说,本书可以看做早期女权主义的代表作。斯托夫人似乎要建立一个以教友村妇女社会为典型的、以妇女为主体的社会政治体制。

由于作者受到时代、视野等方面的局限,小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首先是小说的宗教说教气氛太浓,主要表现在作者的思想观点和人物塑造上。作者认为,之所以产生奴隶制的罪恶,是因为有人违反了基督教的有关博爱的教义,只有用基督教之爱才能战胜包括奴隶制在内的人世间一切不义之行。书中的所有正反面人物均以此为标准刻画的。主要人物汤姆就浸透了作者的宗教观点,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坚定的信仰使他爱一切人,以无比的坚忍接受一切磨难。此外,他还常向人宣讲基督教教义,他的死也具有基督式的殉道者的悲壮色彩。以雷格里为代表的奴隶主之所以残酷无情,就是因为他们不敬上帝,没有宗教信仰,以致道德沦丧。作者认为,如果人人都怀有无私的博爱,奴隶制就不会存在,汤姆也不会被打死;要废除奴隶制,首先必须用基督教博爱思想转变人们的观念。此外,在小说中作者还直接向读者说教,宣讲教义,频繁引用《圣经》语句。这样,作品的社会批判力量削弱了,也影响了人物的真实性。如小伊娃就是作者基督教博爱思想的化身:她像天使一样降临人间,其使命就是宣传教义;小小年纪的孩子有如此深厚的宗教情感,使人物变得苍白无力。其次,小说中有不少伤感的因素。诚然,由于这部小说特定的题材,哀婉的情绪往往更能打动读者(如汤姆之死),激起人们对奴隶制的义愤,但过度的伤感会影响小说的艺术性,削弱其批判力量,如伊娃去世的场景就是一例。

哈丽特·伊丽莎白·比彻·斯托(1811—1896)出生于美国东北康涅狄格州利奇菲尔德的牧师家庭。父亲莱曼·比彻是基督教新教牧师,是19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神职人员之一,加尔文教的主要代言人。斯托夫人的几个兄弟都是知名的牧师,其中亨利·沃德·比彻最为著名。她的姐姐致力于开创妇女教育事业,1824年创办了哈特福德女子神学院。哈丽特二十一岁时,父亲担任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莱恩神学院院长,她随父前住。1836年她与该神学院教授卡尔文·斯托结婚,婚后生有七个子女。她在与蓄奴州肯塔基一河之隔的辛辛那提住了十八年,在这儿,人们经常可以看见逃亡来的奴隶,听见关于奴隶的故事。此外,她还去肯塔基看望朋友,因此对奴隶制有了许多了解。斯托夫人热爱写作,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曾获奖。婚后丈夫认识到她的才能,一直鼓励她写,当然这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1849年斯托先生获得缅因州不伦瑞克一所学院的教职,她随夫前往。1850年,美国联邦议会颁布了《逃奴法案》,允许奴隶主可以到自由州追回他们的“财产”——逃奴,这更激起了正义人士对奴隶制的义愤。

一次,在礼拜日圣餐仪式上,斯托夫人突然清晰地看见一个幻象: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奴隶正遭受毒打,却宽恕了折磨他的人,后来这成了她写《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灵感。她以自己的所见所闻为素材,在厨房的桌子上写出了这本世界文学名著,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是在上帝的指引下写出这本书的。她的写作榜样有《圣经》、库柏、司各特、狄更斯和笛福,同时也受到反奴隶制文学的影响。

小说于1851年6月5日起在《民族时代》上连载,1852年4月1日连载结束。1852年3月出单行本发行,立即获得极大的成功,但同时也遭到许多人的攻击和质疑。为了回答这些攻击和指责,她写了《对〈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解答》,以详尽的事实证明小说中的描写是客观事实。此后她的创作生涯又持续了三十五年。1856年她出版了第二部反对奴隶制的小说《德莱德,一个大荒泽的故事》,但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后来她又出版了一些小说,如《牧师的求婚》、《奥尔岛上的明珠》、《老镇上的人们》等;此外还有其他类型的作品,如《异国愉快的回忆》、《宗教诗》、《我们著名的妇女》、《被证明无辜的拜伦夫人》等。她的作品共有十六卷之多,虽然其中不乏杰作,但都因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巨大影响,而未能引起众人足够的关注。她对地方传奇和方言的关注、创造幽默人物的才能、引人入胜的讲故事才能影响了不少后来的作家。《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她的七十岁生日成了全国重要事件。但她的生活中也有不幸和痛苦,她的两个儿子英年早逝,另一个儿子染上了酗酒恶习,她那著名的兄弟亨利因为通奸受审,使她烦恼不已。斯托先生先她故去,她在孤独中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一篇伟大的反对奴隶制的宣言,是抨击美国奴隶制的不朽之作,没有一本书在结束奴隶制方面有如此巨大的贡献。同时,它又被称为“黑人的《伊利亚特》”、“美国抗议小说的基石”。因此,该小说的社会、历史意义和文学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许多人却认为,一部政治立场鲜明、激烈抨击奴隶制的社会小说不可能是艺术作品。还有人发出疑问,一个宗教情感强烈、不特意写艺术作品的作家会写出艺术作品来吗?我们认为,鲜明的政治观点和强烈的情感与艺术性并不互相排斥,作家的意图与作品的实际效果并不能画等号。文学史上,有宗教信仰和激情的作家写出伟大的艺术作品并不鲜见,如班扬的《天路历程》。托尔斯泰和海涅之所以高度赞扬斯托夫人的这部小说,是因为在19世纪作家做“人性解放战争的杰出战士”(阿诺德语)是值得称道的,而美国内战对奴隶、对国家都是“人性解放战争”。另一方面,作家并不刻意去写艺术作品却写出传世艺术杰作的情况在文学史上也不乏其例。尽管有上面提到的缺点,这样一部在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作品必定有其独特的艺术品格。

除了刻画了许多令人难忘的人物之外,首先,作品还显示出作者具有很强的叙事能力,具有生动地描绘场景、写景状物的能力,能让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正如爱德蒙·威尔逊所说:“她能够使我们看见一个人,听见他说话,她能描写场景和景色……她具有天生的模仿能力,这不仅从她的对话中表现出来,而且也通过诗意的语言的描绘表现出来。”书中有的场景具有很强的情感冲击力,如父亲与家人被强行拆散,母亲听见被从身边拉去拍卖的孩子的哭喊声心如刀绞。她还具有戏剧家的天生才能,有些场景刻画得很有戏剧色彩,高潮迭起,如伊莱扎逃过追捕,踏着浮冰过俄亥俄河的场景就让人惊心动魄。她善于在对比中揭示生活的戏剧,书中许多对比鲜明的场景令人难忘,如奴隶制的残酷和家人之爱。其次,小说刻画了人物的复杂性格,如雷格里既凶残又迷信,疑神疑鬼,内心怯懦;圣克莱尔既思想开明、品格高尚,但又懒散无为、随波逐流;奥菲丽亚的性格有较大的变化,从不能容忍黑人碰她,到发自内心爱他们。再者,作者还运用象征主义手法深化主题。如汤姆叔叔去世后,他的小屋成了永恒的纪念:象征奴隶制的罪恶和汤姆所遭受的苦难,提醒被解放的奴隶,其自由来之不易。同时,小屋也象征汤姆博爱和忠诚的品质。伊莱扎越过漂满浮冰的俄亥俄河也具有象征意义:从南岸跨越到北岸,在戏剧性的一瞬间逃离奴隶制,奔向自由。伊莱扎和乔治一家向北、汤姆向南的经历也具有相同的象征意义:向北即走向自由解放,向南即意味着奴役、苦难和死亡。此外,小说还成功地运用形象化的语言刻画人物,如南方人的口语俚语、黑人奴隶的口语俚语等。以上这些都是作为艺术作品的小说必须具备的品质。

当然,作者可能并没有小说形式的自觉意识,小说的结构、叙事方式等确实比较传统,不甚精细。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小说经过了一个逐步发展成熟、渐趋复杂的过程,正如有的批评家所指出的,19世纪的小说从总体上来说还没有变得过分专门化,还没有过多的自觉意识,因此我们不能按现代小说的标准来衡量19世纪的小说。再者,艺术形式离不开作品表现的内容和作者的目的,不能脱离作品所接受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艺术形式与其内容、目的和历史环境是相吻合的。简·汤普金斯在批评有些人指责包括该作品在内的一些小说缺乏政治历史眼光时说:“如果19世纪妇女写的出售几十万册的小说在20世纪批评家看来似乎有局限,目光短浅,那么这种局限和目光短浅并不属于这些作品,也不属于妇女作者们,而是属于评论者。”这些话也可以用来回答那些认为《汤姆叔叔的小屋》缺乏艺术性的人的指责。

在20世纪的文学语境中,汤姆这个人物形象受到不利的评价,“汤姆叔叔主义”成了对白人统治者讨好献媚、卑躬屈膝的黑人的代名词。这一方面与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有关,同时也与现代黑人民权运动的反抗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把汤姆看做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典型是过于简单化的、片面的和误导的。汤姆的性格中固然有温和的一面,但他更有为信念、为原则、为他人牺牲自己的品德和精神。起先他不愿从谢尔比的庄园逃走,是因为他不愿辜负主人对自己的信任,不愿背信弃义,但他劝伊莱扎逃走。后来他不愿从雷格里的种植园逃走,因为他要和其他的黑奴一起受难,但他却劝说凯茜和爱默琳逃走,即使遭受毒打、面临死亡的威胁也决不出卖她们。雷格里要他鞭打别的奴隶,他宁死不从。从这里可以看出,汤姆决不是逆来顺受的奴才,而是有信念、有骨气、有高尚人格的英雄。最后他虽然被打死,但在他精神的感召下,乔治解放了所有的黑奴。撇开汤姆性格中过分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个形象具有永久的人格魅力。此外,汤姆的宽厚、仁爱更衬托了奴隶制的罪恶。连这么宽厚的人都被活活打死,奴隶主的暴行更加激起人们的义愤,这正是汤姆的形象和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之所在。如果汤姆是个嫉恶如仇的反抗者,小说的揭露力量反而会大大削弱。

这部作品于1901年首次由我国译界先驱林纾和魏易以《黑奴吁天录》的书名译成汉语,在我国读者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引起人们对美国黑奴悲惨命运的同情,也引起人们对自己民族命运的担忧。以后它又被改编成戏剧在我国上演。文革后,最先出版了黄继忠先生的译本,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多种译本,如王家湘先生的译本等等。关于文学名著的重译,许多人已进行过讨论。我们认为,文学名著是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对其研究和重译没有止境,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除了鲁迅先生提到的两种原因之外,每个时代的人对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阅读、理解和阐释。随着语言和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入,必然有新理论指导下的新翻译实践,因此,文学名著的翻译是没有止境的,它需要许多译者共同劳动,一个译本就是一个视角、一种阐释方式,后译者站在前译者的肩上,借鉴前译的成果,进行改进提高。本译本应用翻译理论的一些新近研究成果,在借鉴前译的基础上力求译出自己的特色;此外,本译本还纠正了有些译本的一些错译、漏译。当然,效果如何,只有请读者和专家评判了。 qfwsKdbd5/Ve6YVRcCtdywiG+bUsT5yyY9VI1U3Ld6dFrgSMiVE5C6ctDMZ7UT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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