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日本人经常使用“各得其所”这个词。要理解日本人，首先要弄清楚它的含义。日本人对秩序、等级制的热衷，与我们对自由、平等、民主的信仰是两回事。我们不可能在全社会实施等级制，并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日本人热衷这种等级制，与他们对人与人，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理念分不开。为了了解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我们必须先对他们的民族风俗有所了解。

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与他们对国内关系的看法一样，都是在用等级制的观念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把全世界等级制看作是一座金字塔，那么在过去十年中，日本人一直认为自己雄踞于金字塔顶端。如今，他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已被西方各国取代。不过，由于等级制对日本民族的深刻影响，日本人对现状也持接受的态度。日本人在其外交文件上，一再表明自己对等级制的重视。1940年，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日本人在条约的前言中写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都相信，让世界各国‘各得其所’是维护和平的前提条件……”天皇在签署这一条约时，还特地颁发了一份诏书，并在诏书中再次强调这一点。诏书中说：

弘扬大义于八方，缔造神舆为一宇，实我皇祖皇宗之大训，亦朕夙夜所眷念。今世局动乱不知胡底，人类蒙祸不知何极。朕所珍念者，惟在早日勘定祸乱，光复和平。……袭三国盟约成立，朕心甚悦。唯万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业，此乃旷古大业，前途尚迢……

偷袭珍珠港的那天，日本特使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递交了一份声明，也明确提到这一点：

……使万邦各得其所，乃帝国坚定不移之国策……与上述使万邦各得其所之帝国根本国策背道而驰，帝国政府断然不能容忍。

日本人这份备忘录是针对赫尔前几日的备忘录发的。就像日本人对等级制的信仰一样，赫尔在备忘录中，也强调了美国人所尊重的基本原则。在备忘录中，赫尔提出了四项原则：各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性不可侵犯；各国互不干涉内政；各国彼此信赖，愿意进行国际合作及和解；各国平等。这些内容建立在美国人信奉平等的基础之上。美国人认为，在国际关系和日常生活中都应该遵循这些准则；要想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首先要平等，平等才是全世界最崇高、最道德的基本原则。平等意味着不受专制主义压迫，不受其他国家干涉，不受他人强制，意味着自由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权利。这也是当今世界正逐渐有组织实现的基本人权的基础。即使我们自己破坏了这个原则，我们也要支持平等，并怀着极为愤怒的心情向等级制宣战。

美国人从建国以来，始终秉持这一观点，杰斐逊还把这条原则写进了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也是以这项原则为基础建立的。美国人在公开的法律文本中慎重地写下这些原则，充分反映了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与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19世纪30年代初，年轻的法国观察家阿历克西·托克维尔在访问美国后，写了一些有关平等的书。托克维尔既聪明，又敏锐，他很快就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找到了美国人的许多优点。在他眼中，美国是另外一个世界。托克维尔从小在法国贵族社会中长大，在他的那个社会阶层里，仍很活跃且具有影响力的人士都受过法国大革命的震憾和冲击，随后又受到《拿破仑法典》的制约。托克维对美国人的生活秩序做了高度评价，并以一位法国贵族的视角报道了在欧洲旧大陆即将发生的事情。他认为，美国领导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以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也将在欧洲发生，尽管欧洲与美国存在着巨大差异。

托克维尔对一个即将来临的全新社会做了详细描述。他相信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人和人才会真正平等；人与人的交往才会建立在一个崭新的和谐基础之上；人与人才能够平等交谈。美国人对建立在等级制上的礼节从来不看重，他们既不要求别人懂这些礼节，也不会向别人展示这些礼节。美国人喜欢说自己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恩惠。美国社会没有古老的贵族阶级，没有罗马式的家族。日本社会中的等级制在美国社会中完全不存在。托克维尔还说，美国人唯一信奉的是平等，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信仰的，即使自由有时也可能被忽略。只有平等，才是美国社会的基础。

由一个外国人来描写美国人在许多世纪以前的生活，这样的文章相信美国人读了之后会感动。从美国建国之初到现在，虽然发生了许多变化，可是美国社会中的基本原则没变。读了托克维尔的书，我们相信，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就已经与今天的美国相差无几了。生活在杰斐逊时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偏爱贵族式的社会秩序，像他这样的人，过去有，现在仍然会有。纵然如此，汉密尔顿也承认：贵族式的生活在美国已经不存在了。

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我们告诉日本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采取的政策完全是以“平等”为基础的，这是我们信奉的基本原则。美国人相信沿着自己的方向前进的每一步，都能令这个仍然不完美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改善。但是，日本人宣布他们信奉“各得其所”的生活原则，也是根据他们的社会经验建立的。很多世纪以来，日本民族早已把“不平等”作为自己有组织的生活准则，这既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也被日本民众广泛接受。不过，这并非一种简单的权威主义，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他们的行事准则都与美国人截然不同。如今，在日本人眼中，美国处于等级制的最高位置，作为美国人，我们更需要对日本人的行为习惯有清楚的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日本人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会怎样行动。

虽然这几年来，日本已逐渐西化，但仍然是一个贵族社会。从人们之间的寒喧、接触，都能显示出彼此间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当一个日本人在表达“吃”或“坐”时，他会区分对象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表达方法。在日语中，表示“你”的词有好几个，在不同场合要使用不同的“你”；日语动词也有好几个不同的词根。日本人和其他生活在太平洋地区的一些民族一样，日常用语中都有“敬语”，而且在使用“敬语”时，会不时地鞠躬、跪拜。日本人对这些动作的使用都有严格的规矩和习惯。鞠躬时，要弄清楚对方的身份、地位，才能掌握鞠躬的分寸。假如同时面对两个日本人，对其中一个人鞠躬恰到好处，但同样的鞠躬对另一个人可能就是无礼的。鞠躬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跪在地上、双手伏地、额触手背的最高级别的跪拜礼，也有只动动肩、点点头的简单行礼。日本人必须知道在什么场合用什么礼仪，所以他们从小就要学习。

日本人不仅用礼仪确认人与人的等级差别，而且行使礼仪时，还必须考虑双方的性别、年龄、家庭关系、交往历史等。即使年龄、性别、身份、地位相同的两个人，在不同场合也要表示不同程度的尊敬。一般人对好朋友可以不行鞠躬礼，但是，如果好友穿军服，而自己穿便装，那么，就必须向好友鞠躬。遵守等级制是一种艺术，它涉及许多因素，并要对这些因素加以平衡。有时，有的因素会互相抵消，有的却会彼此强化。

美国人在家庭生活圈内不怎么拘泥于礼节，他们一回到家里，就会扔掉形式上的礼节。日本人不一样。他们从小要在家里学习礼仪，观察礼仪。婴儿还在襁褓中时，母亲就会不时地用手按他的头，教他懂礼节。孩子刚刚蹒跚学步，就要学会尊敬父亲和兄长。在日本人的家里，妻子要向丈夫鞠躬，孩子要向父亲鞠躬，弟弟要向兄长鞠躬。日本女孩不论年龄大小，都要向兄长和弟弟鞠躬。鞠躬不仅是一种形式，还意味着受礼的一方对鞠躬人的事情有权干涉、过问，并对鞠躬的人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日本人的等级制是以性别、辈分、长幼顺序为基础的，这是他们家庭生活的核心。

日本人和中国人都讲究孝道。公元6世纪和7世纪，中国人关于孝道的观念，伴随着中国的佛教经典、儒学书籍，以及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习俗等，传入日本。为适应日本人的家庭结构，他们又对“孝道”做了修改。中国人习惯于对大家族尽忠。中国人的大家族中可能有许多成员，家族中的“家长”对全体成员有裁决权。中国幅员广阔，每个地方的风俗都不一样，但在大多数地区，生活在同一个村庄的居民，几乎都属于同一个家族。四亿五千万中国人，姓氏却只有一百多个，同姓的人多少都会承认相互是同宗。甚至某些地区的居民，可能全部都来自同一家族，某些远离家乡生活在城市里的家庭，也可能和他们是同宗。在人口稠密的广东地区，每个宗族的成员都会联合起来，共同经营、维持自己的家族宗祠。祭祖时，全体家族成员会共同向祖宗牌位行礼。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财产、土地和寺庙。有些家族还专门设立了基金，帮助那些家境贫寒却有前途的家族子弟学习。每个家族都会联系分散在各个地方的成员，每隔十年左右，他们会修订一次族谱，族谱上记载着每代家族子孙的姓名（只记录男性，不记录女性）。家族中还有世代传下来的家规。过去，中国人的家族甚至有权处决本族中的犯人。在中国封建社会，家族都是半自治性质的，只在名义上接受国家管理，管理各地的地方官员们在家族成员的眼里，仍然是局外的人。

日本却不一样。直到19世纪中期，在日本也只有贵族和武士家族才有姓氏。对中国人来说，姓氏是整个宗族的根本。族谱就相当于用来记录姓氏的书籍。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才有族谱，而且日本人族谱中记载的姓氏是从活着的人开始往上追溯的，而不像中国人那样，从远古开始，逐一列举祖先传下来的后裔。这两种记录方式不一样。在日本封建社会，老百姓并不是对自己的家族尽忠，而是对封建领主尽忠。每个领主就是当地的最高统治者，这与中国那种任期短暂的官员不同，因为后者是这个地区的外人。日本人更看重的是某个人是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人们与所属的藩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为了使宗族制度化，日本人还在神社或圣地参拜远祖或氏族神，没有姓氏和族谱的平民也可以参加这些活动。但是日本人没有祭祀远祖的仪式。当平民前往神社参加祭祀时，不用证明自己是同一个宗族的。在神社内，他们被统一称为祭神的“孩子”，因为他们都居住在这位祭神的封地上。和许多其他地方的村民一样，虽然他们世代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彼此多少有一些亲戚关系，但并不是出自同一个祖先。

和在神社祭神不同，祭拜祖先在家里进行，家里有祭坛，祭坛上设了六、七个年代较近的亲属的牌位，称灵牌，相当于墓碑。日本人几乎每天都在家里的祭坛前怀念去世的父亲、母亲、祖父母和一些近亲。他们还在去世亲人的牌位前供奉食品。在日本人的曾祖父、曾祖母的坟前墓碑上，即使碑上的文字被风雨侵蚀得难以辨认，他们也不会重新刻写，三代以前的坟墓甚至还会被遗忘。日本人对家族的概念是比较淡薄的，这点类似于西方人，尤其与法国相似。

所以，日本人的孝道只限于家庭内部，最多包括父亲、祖父、伯父、伯祖父及其后代。日本人对孝道的观点是：在家庭中，每个人都要确定符合自己辈分、年龄、性别的地位。即使在家族支系比较庞大的豪门望族中，家族各个分支也会彼此独立，次子以下的男孩都要另立门户。在每个独立的家庭内部，都严格要求家庭成员“各安其分”。每个家庭中都有一个地位最高的男性，直到他隐退前，家中其他成员都必须严格服从他。如果祖父尚未隐退，那么父亲不管有多少个成年儿子，都仍然必须向年迈的祖父请示，做任何事都要征得祖父的允许，即使自己的儿子已经三十岁、四十岁了，他也必须这样做，子女的婚姻也由父母包办。用餐时，一家之长要先举筷；沐浴时，一家之长要先入浴；当全家人毕恭毕敬向他行礼时，他只是点头受礼。日本有一则广为流传的谜语，用美国人的话翻译就是：“为什么儿子向父母提意见，就像要求和尚蓄头发一样？”这条谜语的答案是：“不管怎么想，绝对办不到。”

在日本，“各安其分”不仅意味着辈分差别，也意味着年龄差别。在对混乱的秩序进行表达时，日本人常说“非兄非弟”，就像美国人时常说的“既非鱼又非鸟”一样。在日本人的观念里，长兄的性格应该“游刃有余”。长子一般是家庭继承人。一些去过日本的游客说：“日本人家中的长子从小要学习勇于承担责任的不凡气概。”长子在家中的特权几乎与父亲相差无几。从前，弟弟一般会依赖哥哥；如今，尤其在农村和乡镇，长子会恪守古老的传统留在家中，次子、三子等通常会离家，外出求学，接受更多教育，在城市里工作生活，获得更高的收入。尽管如此，日本社会古老的等级制仍然根深蒂固。

在日本政坛上针对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中，其传统文化中的兄长特权也表现得淋漓尽致。1942年春天，日本陆军省一位中佐，谈到关于“大东亚共荣圈”时说：“日本人是他们的兄长，他们是日本人的弟弟。我们要让生活在占领区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如果我们对当地居民过分体恤，会使他们在心理上误解并滥用日本人的好意，从而对我们的统治产生不好的影响。”也就是说，只有“哥哥”才能决定什么事对“弟弟”有益，“哥哥”会强迫“弟弟”做一些事，而且哥哥不会对弟弟“过分体恤”。

日本人在等级制中的地位还和性别有关。走路时，妇女要紧紧跟随在丈夫身后，她们的社会地位比丈夫低。日本妇女穿西服时，可以和丈夫并肩行走，进门时也可以在丈夫前面，但是，一旦换上和服，就必须退到丈夫的身后。在日本人的家庭里，礼物、父母的关爱、教育费用等，通常都是兄弟们享有的特权，女孩子只能眼睁睁看着。在女子高等学校里，开设的课程主要限于礼仪和行为举止规范，有关智力教育的课程根本无法与男子学校相比。如果一位女校校长对学生说要学习一点欧洲语言，那是因为她希望这些女孩子将来可以为丈夫整理书籍，对丈夫阅读的书可以正确归类、摆放。

不过，与其他许多亚洲国家相比，日本女性还是拥有很多自由的，这并不仅仅因为日本正在逐渐西化。和中国古代妇女不同，日本女性没有缠过足。她们可以在商店自由进出，在街道上自由行走，不用躲藏在闺房中。在日本，家庭钱财和经济收入由妻子管理。如果家里缺钱，她们有权对家中物品进行选择并送进当铺。在日本人的家里，佣人都由主妇使唤，母亲对儿子的婚姻大事有发言权。日本妇女做了婆婆后，更会牢牢操持、掌管家务，儿媳妇对婆婆唯命是从。

辈分和性别赋予了日本人极大的特权。不过，享有这一特权的人，并非独裁专政，而是受托对家庭其他成员负有责任和义务。父亲和兄长要对家中全体成员负责，不管是活着的、去世的，还是将要出生的。作为家里地位最尊的人，父亲和兄长必须为家庭事务或家庭成员做决定，并保证决定能够被实行。当然，父兄并非拥有绝对权力，他们的一切行为都要考虑到家庭荣誉，并对家庭荣誉负责。作为“家长”，他们要保证儿子或弟兄牢记家族遗训，管理好家族遗产，包括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并要求每个家庭成员都不辜负家族荣誉。哪怕仅仅是一个农民，他也会祈求祖先保佑自己的荣誉与责任。日本人的阶级地位越高，对家族承担的责任就越重。对日本人来说，家族的要求总是高于个人的要求。

日本人遇到重大事情就会召集家族会议，并在会议上进行讨论。例如，如果某位家庭成员要订婚，其他家庭成员可能会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参加。这样的过程并不因人而异，也没有轻重之分。即使妻子或弟兄的意见，也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此时，如果“家长”不重视其他人的意见，独断专行，就可能让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家庭会议做出的决定可能很难让被决定的当事人从命，此时，一直服从家族会议决定的长辈们，就会毫不让步地要求晚辈服从决定。普鲁士人可以对妻子和儿女专横，这是由法律和传统习惯赋予的权利，但是日本人对晚辈行使的权力不一样。日本人迫使晚辈服从某个决定时，其强制性并不弱于普鲁士人对妻儿的专横，但二者效果不同。日本人并不会学习如何尊重专制权力，也不会轻易向专制权力屈服。日本家族的意志是以“共同忠诚于家族”的名义，要求家庭成员服从的。

日本人从小就在家里培养有关等级制的习惯，再把学到的习惯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对那些“适得其所”的人，日本人都表示敬意。对日本人来说，即使丈夫受妻子支配，哥哥受弟弟支配，但是在正式关系中，妻子仍然尊重丈夫，弟弟仍然尊重哥哥。这种等级特权是约定俗成的，不会因为有谁在后面操控而被破坏，也不会因为实际支配关系而被改变。有时，它会给那些不拘泥于正式身份而行使实权的人带来不便。只有遵循等级制，才不易受到别人的非议与攻击。通过家庭生活，日本人懂得，一旦做出某个决定，要获得最有力量的支持，就必须让整个家族相信这个决定能够维护家族荣誉。这种决定不是“家长”随意强加的命令。在日本人的家庭中，“家长”更类似于物质财产和精神财产的管理人，对全体家族成员来说，这些“财产”非常重要，每个成员都要让个人意志服从于家族“财产”的要求。对家族成员，日本人并不使用武力威胁，但家族成员的服从性并不因此减弱，对“家长”的敬意并不因此降低。就算家族中的年长男性不会成为强有力的“独裁者”，等级制依然能够维持下去。

对日本家庭等级制的粗略介绍，并不能使美国人理解日本家庭中的感情纽带，因为美国人在人际关系上的标准和日本人不同。日本人的家庭中有一种很牢靠的联结性，日本人是如何获得这种联结性的呢？要了解日本人在政治、经济、生活等领域中对等级制的要求，我们首先要知道他们如何在家庭中学习有关等级制的行为规范和习惯。

日本人在阶级关系上表现出来的等级制习惯，与他们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样明显。自古以来，日本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像这样一个尊重等级制的民族，既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等级制都是日本人的生活准则，这一准则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传入日本，日本人对这些文化和习俗加以变通，使它们适应了自身的等级制。从7世纪到8世纪，天皇和宫廷用中国的文化习俗对日本传统文化加以充实。当时，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日本，而在那以前，日本还没有文字。7世纪时，日本人以中国的表意文字为基础，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在那以前，日本人只有一种宗教信仰，他们认为，日本的山岳、村庄、河流等，大约由四万名神祇镇守着，日本人的福祉是由这些神祇赐予的。后来，这一民间宗教历经变迁，演变成今天的日本神道。7世纪时，佛教大规模从中国传入日本。日本人把佛教当成“保护国家的至善”的宗教。在此之前，不管官方还是私人，日本都没有永久性的巨大建筑。后来，天皇命人仿照唐朝的京城长安，修建了奈良城。在各个地方，日本人还仿照中国的建筑式样，修建了许多佛教寺庙。日本使节把唐朝的官员体系和法律法规带回日本，天皇采用这套体系，制定了日本的官员体制和法律体制。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日本这样，系统而有计划地汲取外来文明，并最终获得成功。

不过，日本没有继承中国的社会组织形式。唐朝的官位是授予通过了科举考试的官员的，日本的官位却授予等级制中的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此后，日本不断分裂为许多半独立的藩国，藩国的领主互相嫉妒，并针对各自的特权，包括领主、家臣和侍从的特权，制定并形成了一些社会习俗。尽管日本不断吸纳中国文化，但从来没有采纳过中国人那种可以取代等级制的生活方式，例如中国的宗族制度，这个制度将各种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团结”到一个大的宗族体系中。日本人没有接受中国人对皇帝的观念。在日语中，皇室的人被称为“云上人”，只有皇室的人才能继承皇位。中国不一样，中国封建社会经常改朝换代，但日本从没发生过改朝换代的事。在日本人心中，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就是神祇。虽然天皇和宫廷大臣们将中国的文化引进到了日本，但他们一定猜不透中国对于自己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真实含义，更不清楚自己对这些文化做了什么样的改动。

所以，虽然日本继承了中国的一些文化，但新的文明仅仅为在随后几百年里，日本世袭领主和家臣之间的争权夺利开辟了道路。8世纪末，贵族藤原氏掌握大权，成为幕府将军，把天皇驱赶到幕后。只要其他封建领主能够被源赖朝的子孙控制住，源氏家族就将世袭“将军”称号。此时，天皇空有虚名，天皇唯一的重要性表现为将军必须象征性地接受他的封赐。天皇没有任何行政权利，大权牢牢控制在幕府手中。为了维持统治，幕府将军用武力对付那些不肯服从的封建领主。日本封建领主被称为“大名”，有自己的武装，有效命的家臣，家臣被称为“武士”。武士完全服从大名的指挥。动乱时，他们时刻准备向敌人（敌对的大名），甚至幕府将军发起挑战。

16世纪，日本处于内乱之中。几十年后，德川家康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并在1603年成为德川家族第一代将军。从1603年到1868年，在这260多年里，“幕府将军”都由德川家族世袭，一切政务都由将军控制。直到260年后的近代，德川家族的统治才宣告结束。德川家族的统治是漫长的，也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260多年里，德川家族一直尽力维系日本和平，并有效实施了中央集权制，这种中央集权制是专门为德川家族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德川家康曾经碰到一道难题，而且最终也没有想出解决办法。日本国内一些强大的藩主，即旁系大名，曾在内乱中反对他，并总要坚持到最后惨败才会向他臣服。他们归顺后，德川家康允许他们继续掌控自己的领地和家臣。这些大名在领地上享有最高自治权。但是，德川家康不允许他们享有德川家臣的荣誉，更不允许他们在幕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幕府内所有重要职务，都由德川家康的嫡系大名担任。嫡系大名都是在日本内乱中坚决拥护并支持德川家康的人。事实上，维系这种局面并不容易。为了做到这点，德川家康尽一切力量，防止藩主积蓄力量，预防任何可能会威胁自己的力量。德川家族没有废除封建体制，相反，为了维护日本的和平和德川家族的统治，还极力强化了封建体制。

在日本封建社会中，阶级和阶层的划分非常复杂，每个人的身份都是世袭的。到了德川家族统治时期，这一世袭制度得到了强化和巩固。德川家族对每个阶层成员的日常行为，都做了详细规定。每户家庭的“家长”必须把自己所属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贴在家门口，他的服饰、饮食、住房等，都要符合世袭身份。除了皇室和宫廷贵族（公卿），日本还有四个世袭等级，它们是：士（武士）、农、工、商，最下层的是贱民。在贱民中，人数最多、大家最熟悉的是“秽多”，就是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如清道夫、掩埋死囚的人、剥死兽皮的人等，他们被称为“不可接触者”，就是说日本人根本不把他们当人。他们生活贫困。虽然政府允许他们从事被批准的职业，但正式的社会组织却把他们排斥在外。

商人的地位稍微比贱民好一点。美国人可能对此感到诧异，但这却是日本封建社会的现实。因为商人代表的阶层利益，总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封建等级制。如果商人代表的阶层位居于社会主流地位，封建制度势必会走向衰落。17世纪，德川家族还颁布了一道严厉的“锁国令”。这项政策从根本上粉碎了日本商人赖以存在的基础。因为日本曾在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进行海外贸易，久而久之形成了商人阶层。德川家族规定，任何人只要驾驶或建造超过规定大小的船只，都要被处死。德川家族允许驾驶或建造的小船，既不能在海上航行，也不能用来大规模运输商品。因此，“锁国令”一颁布，交易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大名们分别在各自领地上设置重重关卡，严禁商品出入。还有一些日本法律甚至明确规定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例如，在《奢侈取缔令》中，对商人的穿戴，使用的雨具，以及婚丧的费用，都做了明确限制。商人不能和武士住在同一个地区，武士可以用刀对商人进行凌辱，但是法律却不保护商人。德川家族试图永远把商人置于卑贱的地位，而这一政策在货币经济中，无疑会失败。日本当时也是依靠货币经济才得以运转的。

日本封建社会的稳定是由武士和农民这两个阶层维持的。但这两个阶层也受到德川家族的剥削。德川家康平定日本内乱前，著名武将丰臣秀吉通过“缴刀令”，将武士和农民阶层做了彻底分离。丰臣秀吉下令收缴所有农民的武器，并规定只有武士才能佩刀，武士不能从事农民、工匠或者商人的工作，哪怕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合法从事生产，武士阶层成为“寄生阶级”，为了供养他们，每年都要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大量年贡米作为他们的傣禄。大名要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额分配给每名武士。武士不用考虑生活来源问题，他们的生活从此完全依赖领主。最初，大名和武士的关系是靠藩国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来维系的。在德川时代，日本不再有内乱，大名和武士之间的联系纽带就变成经济性的了。和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不一样，日本武士既没有领地，也没有农奴，也算不上是有钱的士兵。他们只依靠傣禄生活，而俸禄份额的多少是由家族地位的高低决定的。武士的俸禄并不多，据日本学者估计，武士阶层的平均俸禄与农民的收入差不多，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所以，如果武士家族的继承人只能分享这点俸禄，简直就没法生活。于是，武士阶层就开始限制家族的规模。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人的威望是由财富和外在形式决定的，这也让他们感到难堪。所以，俭朴是一种美德成为武士的信条。

武士和农、工、商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农、工、商都是“庶民阶层”，但武士不是。

武士的佩刀是特权和阶级的标志，他们拥有对庶民使用佩刀的权利，在德川时代，这已经成为一项传统。德川家康在法律中规定：“凡是对武士无礼，对上级不尊重的庶民，都可以马上杀掉。”德川家康没有想过要在庶民和武士之间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他的政策以严格的等级制为基础。大名统领庶民和武士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有一道不可越过的鸿沟。有时迫于形势，这道鸿沟之间也可能需要桥梁，但不管怎样，这道桥梁并非体系固有的。

德川家族统治时期，武士除了舞刀弄剑，还帮助藩主管理财产，学习各种艺术，有的还在一些领域内成了专家，如古典音乐、茶道等。武士帮助藩主处理文书，实施藩主的谋略。两百多年的和平岁月并不短暂，武士们舞刀弄剑的机会并不多。正如商人不顾严格的等级制，追求舒适高雅的城市生活方式一样，武士一方面准备拔刀应战，另一方面也追求各种高雅艺术。对农民阶层来说，虽然法律不保障他们的权益，时常会受到武士的欺凌，并要缴纳沉重的赋税，还受到其他各种限制，但他们仍然具有一些保障。日本法律保护农民对农田的所有权。在日本，拥有土地也是威望的象征。在德川幕府时期，土地被禁止永久性转让。这与欧洲封建时代的法令不同，日本这条土地法没有保障封建领主的利益，而是保障每个农民的利益。农民永久性地拥有土地的权利受到了重视，于是，农民耕作土地时就会不辞辛苦。不过，农民仍然需要养活“寄生阶级”，他们就如同阿特拉斯（注：希腊神话里的擎天神）一样。

当时，日本的寄生阶级大约有两百多万人，包括将军、各地大名和他们的机构、武士等。农民们要上缴实物税。作为生产水稻的农业国，暹逻的传统赋税率大约是10%，但在德川时代，日本农民的赋税率高达40%，而且实际交纳的往往比40%还要高，还有些大名领地内的农民要交纳80%的赋税。

农民还经常被强制服徭役以及提供无偿服务，这些都大量消耗了农民的时间和精力。为了生存，农民也对家庭规模进行限制。在德川时代，日本人口总数几乎没有增长。在一个长期相对和平的亚洲国家，人口停止增长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状况。不管对靠年贡生活的武士，还是对生产者，德川政权都实行了严格限制，同时，下属和上级之间也有相对的依赖性。每个人都清楚知道自己的特权、义务、地位。一旦特权、义务、地位受到损害，就连最贫穷的人也会表示抗议。

在极度贫困中，农民也进行反抗，既反对封建领主，也反对幕府将军。德川时代的农民起义不下一千次，主要是为了抗议沉重的赋税。忍无可忍时，他们就集结起来涌向藩主的府第。农民们先写好请求减轻赋税的请愿书，呈交给藩主的内臣。如果请愿书被扣押，或者藩主置之不理，他们就会派代表前往江户，把状纸呈送给幕府将军。有时，农民还在江户城内的大街上公开拦截幕府高官的车马，直接呈上状纸，以免状纸被扣押。虽然农民呈递状纸会冒很大的风险，可是幕府将军收到状纸后都会马上调查，判决结果大约有半数对农民有利。

不过，幕府将军判决农民的状纸，并没有满足日本社会对法律和秩序的要求。农民的抱怨和要求可能是正当的，国家也应该尊重他们的要求，但是，这样的诉讼显然侵犯了以等级制为基础的日本法律。虽然判决结果对农民有利，但是农民已经破坏了等级制。所以，不论农民的目的如何正确，按法律，他们都要被处死，就连农民自己也承认这是必然的结局。所以，被宣判死刑的农民领袖成为农民心中的英雄。人们聚集在刑场上，看着他们或者被投入油锅，或者被砍头，或者被钉在木架上，他们目睹行刑，但不会趁此暴动。这就是日本的法令，也是日本社会的秩序。他们死后，人们会为他们建立祠堂，将他们追奉为殉难者、烈士，但是对于刑罚，日本人认为这是自己生存的等级社会的核心与基础，应该接受。

在德川幕府的每个统治时期，将军都致力于巩固幕府统治，加强各藩地的等级结构，使每个阶级都能真心实意依附封建领主。在各藩地中，地位最高的是大名。大名对下属可以行使任何特权。在行政上，将军控制大名。将军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大名互相结盟，或者防止他们侵犯幕府。将军在每个藩地的边界上设了哨卡，检查来往行人，并严禁大名私运妇女出境，或者偷运武器入境。没有得到将军的许可，大名之间不能联姻，这是为了防止他们在政治上结盟。藩地之间的通商也受限制，有时甚至不允许藩地之间架桥修路。将军还派出许多密探前往各地，暗中了解大名们的财政收支。一旦将军了解到某个大名的金库中有很多钱，就会让这个大名承担土木建设工程。土木建设非常消耗钱财，于是，大名的财政收支会急速下降，并回到原有的水平。在这些规定中，还有一项是：大名每年必须在江户住半年，大名离开江户返回自己的领地时，必须把妻子留在江户做人质。幕府将军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殚精竭虑地加强自己在等级制中的地位，保证自己的政治权势，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

如果把等级制比喻成一座拱桥，将军并非拱桥正中的拱心石，因为将军奉天皇之命掌管政权。手中没有实权的天皇和宫廷世袭贵族（公卿）被迫隐居京都（江户）。天皇的财政收入甚至不及实力最小的大名，宫廷的一切仪式也受将军控制。虽然这样，可即使最有权势的德川将军，也没有废除天皇之心。从12世纪开始，天皇就被剥夺了实权，实际统治权掌握在大元帅（将军）手中，大元帅（将军）以天皇的名义治理国家。曾经有段时期，这种职权分化更严重，管理国家的实权被交付给世袭的世俗首领，天皇徒有虚名，世袭首领的权力又由世袭的政治顾问行使。当时的日本国内，像这种权力的委托和再委托的事情经常发生。在德川幕府统治末期，培里将军根本就没有想到将军背后还有一位天皇。1858年，美国第一任驻日使节哈里斯和日本谈判通商条约，这是美国第一个通商条约，当时，哈里斯也是靠自己才发现日本竟然还有位天皇。

事实上，天皇在日本人脑海中的概念，在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各国中并不鲜见。天皇是神圣的国家首领，可以参与国家的政治，也可以不参与；可以自己行使权力，也可以把权力委托、交付给别人。但他是神圣的。在新西兰各部落中，国家首领异常神圣，以至于进食时，都不能亲自取食，必须由别人侍奉着“喂”他，甚至连往他嘴里送汤的汤勺，都不允许碰到他的牙齿。外出时，他必须让人抬着，如果他的脚碰到地面，那块土地就会被视作“圣地”，归他所有，从此任何人都不能再触碰这块地面。据说他讲的话，能传到部落信奉的各位神祇的耳中。在一些太平洋岛屿上，例如萨摩亚岛、汤加岛，作为神圣首领，他的生活与世俗没有任何关系。国家一切事务都由世俗首领掌握。在18世纪末，詹姆斯·威尔逊曾经到东太平洋的汤加岛，在对那里的政府进行描述时，他说：这个政府“和日本很相似，神圣首领就如同被军队首领扣押的政治犯一样”。在汤加岛上，神圣的首领不参与政事活动，但要掌管宗教仪式。人们从果园里采摘下来的第一枚果实要交给他，要在他的带领下举行宗教仪式，仪式完成后，人们才能吃这枚果实。他去世时，在讣告中要用“天堂空虚了”之类的话，然后才在庄严的仪式中被葬入巨大的王墓。但是，他与政治毫不相关。

虽然天皇没有实权，但是他们在等级制中仍然占有一定地位。在日本人眼中，天皇能否积极参与政治事务，并不是衡量身份的标准。在由征夷大将军统治的那几个世纪中，他们对天皇始终秉持毕恭毕敬的态度。当然，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这样的天皇简直是多余的。不过，对于处处遵循等级制的日本人来说，并非如此。

上到天皇，下到贱民，日本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在近代也烙下了深刻迹印。大约75年前，日本才在法律上宣告封建制度的结束，不过，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却深深印入这个民族的骨髓之中，是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的。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日本近代社会的政治家依然在谨慎计划要保存等级制，虽然此时的日本已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与其他一些独立的民族相比，日本人受等级制的影响极深。在等级制中，人的每个行为规范，都宛如精密的地图，每个人的社会地位都是被规定好的。在两百多年里，在这个等级制社会里，一切法令和秩序都靠铁腕政策来维持。在此期间，日本人逐渐学会将这种繁琐的等级制与社会安全稳定紧密联系起来。只要他们始终处于自己所知的领域，能够行使自己的义务，就能够信赖这个世界，盗贼就能够受到控制，大名之间的内战也能被有效遏止。只要臣民能够证明自己的权利受到别人的侵犯，也可以像农民受到剥削之后那样提出控告。虽然这样做有风险，却得到了公认。开明的德川将军甚至还设立过“诉愿箱”（控诉箱），任何公民都可以把抗议投入这个箱中。箱子的钥匙掌握在将军手中，只有将军才能打开这个箱子。在日本，一旦发生侵犯性行为，只要这种行为不被现存行为规范允许，法律就能保证它得到纠正。日本人相信这样的规范，并相信只要遵守这样的规范，就会是安全的。在日本人看来，人的勇气与完美在于能够与这些规范保持一致，而非抗拒或修订这些规范。在规范被明确的范围内，那就是一个可知的世界，也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世界。这些规则不同于《摩西十诫》中那些抽象的道德规则，它们详细规定：在这个场合应该怎么做，在另外一种场合该怎么做；武士应该怎样，平民又该怎样；兄长应该怎样，弟弟又该怎样，等等。

日本人生活在这种制度中，但和那些生活在强大等级制中的民族不同的是，他们不会变得温良恭顺。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日本每个阶级都能得到某种保障，即使贱民也能被保障对其从事的职业进行垄断，而且他们的团体也得到政府的认可。虽然每个阶层都会受到很多限制，但相对来说，各个阶层秩序井然，而且是安全的。

日本等级制中还有一种灵活性是印度等国所不具备的。为了不破坏常规，他们习惯用明确的手段对制度加以调节。一个人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改变等级身份。在货币经济中，放高利贷的人和商人一定会富起来。富人会用各种方法跻身上流社会。富人可以靠典押或收地租变成地主。农民的土地不能被转让，但是日本的地租很高，所以，让农民继续留在土地上对地主是有利的。放高利贷的人会住在某块土地上收地租。在日本，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既能获得权势，也有利可图。地主的子女可以和武士阶层通婚，地主可以成为绅士。还有一个可以改变身份和地位的方法，就是过继与收养，这个方法使地主可以出钱“购买”武士身份。虽然德川家族对这一行为加以限制，但是富裕的商人仍然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武士当养子。多数日本人会招女婿，但很少有人收养子。倒插门女婿被称为“婿养子”，并成为岳父的继承人。但是，他也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他的姓氏将从生父家的户籍中抹掉，转入妻子家的户籍，变成妻子家的姓氏，和岳父岳母一起生活。虽然代价很高，但也获益颇多。于是，富裕的商人家的后代成了武士，穷困潦倒的武士家庭与富商结亲。等级制依然如故，没有被破坏，但是经过变通，为富有的商人提供了上层等级的身份。

日本人等级制并没有要求人们只能在同一等级内通婚。日本人可以在不同等级内通婚。通过这种方式，富裕的商人进入武士阶层。这点对于西欧与日本的差异也有显著影响。当欧洲中产阶级逐渐发展起来时，其巨大的压力迫使各国封建体制崩溃，然后，中产阶级领导了工业革命，现代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但是日本没有这样的中产阶级，商人和放高利贷的人公开“购买”上层阶级身份，商人和武士结成联盟。在欧洲和日本封建制度同时处于衰亡之中时，日本竟然容许出现这样的现象，实在令人惊异。在日本的贵族和市民之间，我们似乎看不到阶级斗争的迹象，这大概也是一条让人信服的证据吧。

商人和武士阶级的共同目标对双方都有利。在法国，类似的情况也可能会对双方有利。西欧社会也出现过类似的例子。不过，欧洲和日本不一样。在法国，如果出现阶级冲突，最终可能导致贵族的财产被剥夺。可是在日本，他们却联合起来。正是靠商人、金融阶层和下层武士联盟的力量，衰朽的日本幕府被推翻。到了近代社会，日本仍然保留了贵族制度。如果当时的日本没有容许阶级之间流动，这种情况或许就很难出现了。

日本人喜欢并信任他们那套繁琐的等级行为规范。遵循这套规范将保证他们的安全；允许他们对自己受到的非法侵犯进行抗议，还可以对它进行调节，让它适应自己的利益；它要求人们相互履行义务。19世纪后期，当德川幕府逐渐崩溃时，日本国内并没有任何阶层的人主张废除这些规范。日本也没有发生过类似法国大革命或二月革命之类的革命。但是，幕府崩溃的形势已成定局，从普通平民到幕府将军，几乎每个阶级都欠商人和放高利贷人的债。那些人数众多的非生产阶级，以及巨额的财政支出，早已经难以维持。大名财政窘迫，无力支付武士的定额俸禄，维系整个封建制度的纽带已经穷途末路。幕府企图依靠增加农民的年贡来避免沦亡，他们常年向农民征收高额赋税，使农民贫困至极。幕府濒临破产，难以再继续维持下去。1853年，美国培里将军率舰队到达日本，此时，日本国内的危机已经达到顶点。培里将军强行进入日本后，在1858年与日本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虽然日本并不情愿，但已无力抗拒。

当时，日本国内的口号是“一新”，即“恢弘往昔”“王政复古”。这些口号既没有进步性，也与革命对立。当时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口号是“攘夷”，它与“尊王”联系在一起。日本国民普遍支持回到锁国时期，并重新施行锁国时期的政治纲领。只有很少人知道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他们努力奋斗，但被极端分子暗杀。日本人并不喜欢革命，当时没有任何迹象反映它会改弦易辙，顺应西方模式，更没有人相信它在50年后能与西方国家一争雌雄。但这一切还是来了。日本将自己与西欧国家完全不同的优势发挥出来了，并取得了令人意外的效果，这是日本高层人士和舆论界从未预料到的。如果可以从水晶球中看到日本的未来，那么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一定不会相信这一点。因为在当时，并没有什么迹象预示20年后将有一场剧烈的风暴横扫日本列岛。虽然不可能，但仍然发生了。从此，落后的、深受等级制约束的日本民众，开始急速转向一条新的道路，并坚持走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