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任务——研究日本

在美国人曾经遇到的，并与之全力战斗过的敌人中，日本人最让人困惑。他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模式都和美国人截然不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情况在美国人参与过的战争中从没有过。正如1905年时的沙俄一样，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全副武装、受过训练的民族，但它又不属于传统的西方文化。对西方人来说，战争惯例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日本人却不这样想。所以，美国和日本正在太平洋上进行的战争，就不限于岛屿登陆作战问题和后勤保障问题。为了打败日本人，我们必须了解他们。

这很困难！日本打开国门至今已有75年了，可我们对他们的描述仍在使用令人困惑的词句，如“但是，又……”等。一位严谨的观察家在描述其他民族时，不会一边说这个民族彬彬有礼，一边又说他们“蛮横、傲慢”；一边批评他们顽固不化，一边又称赞他们“能够适应改革的潮流”；一边说他们性情温和，一边又说“他们不会轻易受人控制”；一边说他们仁厚、忠义，一边又说他们“野心勃勃、叛逆凶残”；一边说他们勇敢，一边又说他们懦弱；不会既说他们依赖别人的评价，又说他们有自己的准则；不会说他们既欣赏西方文化，又说他们如何保守；不会在一本书里介绍他们如何爱美，如何尊重演员和艺术家，如何陶醉在菊花栽培中，却又在另一本书里告诉人们他们热爱刀剑、穷兵黩武。

但是，这些看似无法统一的矛盾却如同经纬一般交织在日本人的个性中。如果把他们比喻成一幅画，那么这幅画中就会既有“刀”，也有“菊”。日本人好斗而温和；桀骜不驯而又彬彬有礼；冥顽不化却又审时度势；驯服但不甘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又背信弃义；既勇敢又懦弱；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他们介意别人的评价，可是当他们的恶行不为人所知时，就会继续作恶。他们的士兵纪律严明，却又经常犯上。

了解日本人已是美国的当务之急。我们不能对日本人矛盾的性格置之不理。我们正面临一些重要问题。日本人下一步会怎么做？我们必须进攻日本本土才能让他们投降吗？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皇宫？从日军俘虏的身上，我们能获得什么情报？我们应采取何种宣传策略，才能削弱他们顽抗到底的意志？一旦战争结束，我们需要对日本实行长期军事管制吗？美军是否要继续在日本的山地丛林中，与疯狂顽抗的军国主义分子战斗呢？战争结束前，日本会不会爆发像法国或俄国那样的革命？如果有，谁会是革命的领导者？如果没有，日本会灭亡吗？

1944年6月，我接受委托研究日本，为了了解日本民族的真面目，我被许可使用一名人类文化学家能够使用的一切研究方法。这年夏初，美军开始对日军实施大规模的反攻。很多美国人都以为对日战争要持续3年或10年，甚至更久。在日本，有人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百年左右。他们认为，美军虽在一些地区取得了胜利，但是前线距日本本土还有好几千英里远。所以，日本官方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失败，日本人仍然认为自己将是最终的胜利者。

1944年6月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对德战争很快就会胜利。盟军一直优先考虑欧洲的战略已无必要。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已在塞班岛登陆，为日本的失败拉开了序幕。美军与日军不断短兵相接。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等地与日军的战斗中，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敌人是多么可怕。

所以，到了1944年6月，对于我们的敌人——日本，我们必须解答有关他们的一些疑问。这不仅涉及军事、外交政策，还涉及在前线散发宣传单，我们必须得到真实可靠的答案。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仅要了解日本决策层的动机与目的，了解他们漫长的历史，了解他们经济和军事上的统计资料；还要了解日本政府对其国民的期望程度，了解日本人的思想和情感习惯；以及了解制约他们行动和想法的因素；我们必须把决定美国人行动的惯有思维和行为模式放在一边，尽量不对日本人轻率做出结论。不要以为我们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

我的任务是艰巨的。美国和日本在交战。在战争中，把一切责任归咎于敌国非常容易。可是，如果想知道敌人对人生的看法却不容易。但我必须完成任务。关键在于：日本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而不是处于他们的位置时，我们会怎么做。我必须收集他们在战争中的一切行为资料，作为有利条件加以利用。我必须仔细观察他们在战斗中的进攻方式，暂时不把这当军事问题对待，而只是看作文化问题。与平时一样，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也具有日本民族的典型特征。在战争中，他们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思维特点是什么？日军领导人鼓励士气、打消国民对战争的疑虑，以及在战场上指挥、调动部队的方式，显示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民族力量？我必须对战争的每个细节加以认真研究，以揭示日本人和日本民族的特征。

但是，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这不利于我的工作。我无法深入日本国内实地调查，对一名人类文化学者来说，这种调查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无法前往日本，深入日本人的家庭生活，亲眼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分辨影响他们行为的哪些因素是关键的，哪些是非关键的。我没法亲眼观察他们做决定时的复杂心理过程。我也不能亲眼观察他们如何养育子女。虽然著名人类文化学家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写过一本非常有学术价值的关于日本村落和日本人的《须惠村》，但我们在1944年遇到的问题，却难以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不过，我依然相信，作为一名人类文化学者，还是有一些研究方法和条件可以利用的。我可以与一些日本人接触。与被研究民族的人直接接触，也是人类文化学者可以倚重的研究方法之一。美国生活着一些日裔美国人，其中很多从小在日本长大。我可以和他们接触，在他们同意的前提下询问他们的生活经历，了解他们如何对事情进行判断，对他们的叙述妥善利用，填补我们对这个民族研究中的空白。这对于想了解任何一种文化的人类文化学者来说都必不可少。当时，还有一些从事日本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利用各种图书文献，分析历史事件和统计资料，甚至从日本人的广告单、宣传单中寻找有用信息。我相信，他们想要知道的答案都隐藏在日本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中。所以，如果我们对从小生活在这种文化中，受这种文化熏陶长大的人进行研究，一定会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我也大量看书，并向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士请教。图书馆里有大量论述日本的资料文献；西方社会也有许多优秀观察家曾在日本居住过，与他们谈话对我帮助很大。那些前往亚马孙河发源地，或者到新几内亚高原，深入到无文字部落中实地调查的人类文化学家，没有我这样的条件。原始部落民族没有文字，无法用笔墨记录自己的生活，展示民族文化优势。西方人对他们的叙述也仅限于皮毛，有时对他们的记载甚至只有寥寥数笔。他们的历史鲜为人知。对他们进行实地调查的人类文化学家，要在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体验他们的生活方式，了解他们的文化习俗，考察他们的社会阶级，探索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我研究日本民族时，可以从许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启示。在有关日本的文献资料中，有许多对日本人生活细节的记录。曾经在日本生活、居住过的欧美人士，用手中的笔详细生动地记录了自己的经历。

此外，大量日本人写的传记，也记录了他们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日本民族和其他东方民族不一样，他们有强烈的自我描述、自我表现欲望。在传记里，他们不但记录日常生活琐事，还抒写渴望在全球扩张的理想。他们在自传里直言想法、表达愿望，坦率程度令人瞪目结舌。不过，他们也并不会在自传中把渴望在全球扩张的野心都写出来。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民族会这样做。描述日本时，他们会不知不觉省略一些对我们来说重要的细节，因为那些东西在他们眼里太普通了。其实，美国人描写美国时也是一样的。尽管这样，日本人还是喜欢在自传中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达尔文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曾大量阅读各种书籍，他在阅读时，尤其重视那些无法被了解的事情。研究日本时，我也大量阅读相关文献，我的读书方法和达尔文一样，也重视不被了解的事实。日本人在议会演讲中时常罗列一大堆观念，哪些我必须了解？他们为什么喜欢大肆攻击无足轻重的行为，却对骇人听闻的暴行听之任之？他们这种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我在阅读时不断问自己，例如：“这幅图画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是的，为了更好地理解日本人，我必须知道什么呢？

我还看了很多日本人编写、拍摄的电影，或者西方人在日本编写、拍摄，与日本有关的电影，包括各种宣传片、历史片，还有描述东京等城市和日本农村生活的现代影片。我会和一些在日本看过同样电影的日本人讨论，他们看待情节、男女主人公、反面角色时，与我的眼光是不同的。当我被一些情节弄得稀里糊涂时，他们却明明白白。在理解剧情发展、影片编导动机方面，他们和我也不一样。他们习惯从整部电影结构来对电影加以理解。就像阅读小说时，我对小说的理解和从小在日本长大的他们是不同的。我们的分歧很大。

他们有的会替日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进行辩解，有的却痛恨一切，说不清楚谁的观念对我影响大。但是，不管他们对日本文化习俗是接受还是排斥，在对日本生活规范的描绘方面，却是一致的。

如果人类文化学家只是直接从研究对象（日本民族）那里搜集资料，再对资料分析解释，那么他们的工作和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观察家所做的事，没什么不同。假如人类文化学家只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从那些曾在日本生活、居住过的外国人士撰写的专著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所以，人类文化学家都受过专业培训，在课题研究方面具有特殊能力。在一个已经拥有众多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中，值得他多花一些精力，做出属于自己的贡献。

亚洲和大洋洲的文化体系不同，人类学家通常都了解它们。日本人有一些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与某些太平洋岛上的原始部落相似，例如：有的与马来诸岛上的相似；有的与新几内亚岛上的相似；有的与波里尼西亚岛上的相似。我们可以根据相似性，推测日本移民或许在古代社会到过这些地方，或许他们和这些岛屿上的民族接触过，这很有趣。可对我来说，了解其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相似性的意义，并非因为可能存在的历史联系，而是我可以借此更好地了解日本民族的特征。因为我知道这些生活习俗和习惯如何在一个简单的文化体系中发生作用。对亚洲暹逻人、缅甸人、中国人的文化习俗，我也多少了解一些。在亚洲悠久的历史文明中，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可以将日本民族与它们作比较。在研究原始民族时，人类学家曾反复证明，文化比较对于研究工作多么重要而有价值。也许某个部落的生活习俗有百分之九十都和它周围其他部落相同，可是，为了适应与周围任何一个民族都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我们仍然可以对它的习俗做些修改与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基本生活习俗可能会受排斥，无论被调整部分在整个体系中占多小比重，都可能令该民族在未来向一个独特的方向发展。对人类学家来说，对那些在整体上有许多共性的民族差异性进行研究，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研究方法。

人类学家必须最大限度地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差异。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也必须为解决这个问题不断调整、改善。他们凭自身经验可以知道，不同文化体系的人遭遇某些问题，并且必须做出准确判断时，不同部落、不同民族的判断及处理方式截然不同。例如在北极地区的一些乡村或热带沙漠中，部落文化习俗以血缘责任和财产交换为基础。对此，人类学家必须细致调查，不仅调查部落中人与人的亲属关系；调查其财产交换的每个细节；弄明白这种文化习俗在部落行为中可能导致的结果；还要了解部落中每一代人从小都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又怎样将这些习俗继承下来。

人类学者对这种文化差异和制约，以及由习俗导致的行为后果的关注，在我们研究日本时可以妥善利用。今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美国人与日本人的文化价值截然不同，而且这种不同根深蒂固。美国人甚至还这样说：“凡是美国人要干的事，日本人一定不会做。”如果从事人类文化研究的美国学者真相信这种说法，并简单认为美国人和日本人有离奇的差异，那么绝对不可能真正了解日本民族。人类学家用自己的经验证明，即使两个民族有最离奇的差异，也不会妨碍研究者对某个民族的理解。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相比，人类学家能够更好地利用这种差异性，而不会把它当不利条件。国家制度和民族的差异越大、越离奇，人类学家就越重视。当一名学者研究某个部落或民族的生活方式时，该部落或民族中出现的任何东西、任何现象，都不会被忽略，也不会被视为理所当然，他会仔细研究每个细节，而不局限于少数特殊细节。有一些专门研究西方民族的学者，由于缺乏比较文化学方面的训练，没有相应的研究技术，也没掌握相应的研究方法，往往忽视了研究一些行为的整个领域。他们总把一些民族的行为视为理所当然，而对这些民族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琐碎行为习惯，以及人们对事物公认的说法，从不做研究。可是，对一个民族的未来具有影响和决定作用的，往往正是这些琐碎的生活习惯和人们公认的说法，它们在民族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远远超过外交官们签订的各种协定和条约。

人类学家必须改善对某个民族日常琐事的研究技术。研究某个民族或部落时，人类学家碰到的日常琐事，与自己生活中的截然不同。如果他想了解某个部落中，被人们视为邪恶的行为，或者另一部落中，被人们视为怯懦的行为；如果他想了解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某个部落的人会如何行动，或者他们对事物会有什么感受时，这位人类学家就会发现，他必须努力观察，并大量收集相关细节。在对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进行研究时，这些细节常被忽略。对人类学家们来说，这才是最关键的，而且他也要懂得如何对这些资料进行充分挖掘和利用。

研究日本民族时，这种方法值得一用。我们只有高度重视并注意某个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琐事，才能充分认识并理解这个民族，人类学家对它的研究和论证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在任何最原始的部落或最先进的民族中，人类一切行为都来自于日常生活。不管其行为方式多么古怪，价值观念多么奇特，任何民族的情绪感受和思维模式，都与日常生活经验牢牢联系在一起。日本人的某些行为越让我困惑，我越认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有造成这种行为的看似寻常的因素在起作用。我对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细节越深入，研究工作就越有进展。我们每个人的学习也是根植在日常生活细节中的。

人类文化学家确信：日常生活中最细微、孤立的行为，彼此也有系统性的关联。那些成百上千单一细小的行为，如何构成庞大的整体行为模式？对这点，我也非常重视。任何人类社会都必须为自身的生活及存在方式进行设计。如果一个社会认可对某些情况的处理方式和评价方式，那么这个社会中的人就会把该结论视作全世界的结论。不管遇到多大障碍，他们都会把这样的结论融为一体。当人们接受了自己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后，就几乎不可能再按另一种价值理念来思考和行动，否则这会使他们的生活陷入混乱。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将力求保持统一，并建立一些共同的原理和动机。这个系统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和谐，不然整个系统就会崩溃。

任何民族的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礼仪、政治目的，会如同齿轮一样咬合在一起。例如：某部门发生比其他部门更剧烈的变化，其他部门就会感到巨大压力，因为部门之间要达到和谐一致。在人们追逐权力，却没有文字的社会体系中，人们对权力的意志不仅表现在经济交往中，也表现在对其他部落的关系与宗教活动中。后来，文字产生了，那么一般教会就会保留关于历史的记录，而没有文字的部落却不能这样做。随着人们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逐渐认可，教会便在一些领域放弃了自己的权力。所以，一些词句虽然被保留了下来，其内涵却发生了变化。宗教教义、经济和政治活动超越了各自的领域，彼此联系起来，以致不能分开。真理就是这样的，如果能将对某个领域的研究扩散到该民族的经济、宗教、教育等各方面，就越能深入探究这个领域；就更容易在生活的任意领域提出假说，并收集资料，获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越能把任何民族在政治、经济、道德上的要求理解为他们从社会经验中所学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表现。所以，我这本书，并不单纯讲述日本民族的宗教、经济、政治或家庭，而是深入探讨有关日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及各种价值观点。同时，这本书也描述日本人在表露自我时的一些观点。也就是说，本书主要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原因。

20世纪，我们面临的障碍是：我们有一些模糊不清，甚至有失公允的观念。不仅对日本民族的形成，甚至对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法兰西民族的形成、俄罗斯民族的形成，我们基本上都持有一种模糊、混乱、较偏激的观念。有时，仅仅由于一些细微差别，我们就认为那是难以调解的分歧。当某个民族以其社会经验和价值体系为基础，已在思想上形成了一套完全出乎我们设想和意料的行动计划时，我们却还在对共同目标高谈阔论。我们从来不找机会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价值理念。如果我们能够用心了解，或许我们能够发现，他们的某种行为并不一定就不好，因为他们此时具备的这种行为，并非我们了解并熟悉的行为。

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各民族关于自己思想和行为的观点。每个民族的作家都努力描绘自己的民族，但是这并不容易。观察生活时，每个民族的镜头都不同。人们很难意识到自己只是站立在自己的角度，用自己的眼光观察的。每个民族都把这视为理所当然。观察事物时，每个民族所接受的焦距和视点都形成了自身的人生观，这仿佛是上帝已经安排好了的。因为焦距和视点不同，每个民族观察到的景观和结果也不同。就如同戴眼镜的人未必清楚镜片的度数一样，我们也不能够期望每个民族在观察世界时，能对自己的看法进行分析。如果我们想知道镜片的度数，可以向眼科大夫咨询；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有一天会承认，人类文化学者的任务就和眼科大夫一样，其工作就是负责为世界各民族做“分析”与“检测”。

人类文化学者的工作，既需要坚硬的心肠，也需要宽容的胸怀。提到“坚硬的心肠”时，可能有一些善意的人士会指责这种说法。这些人通常是“世界大同”的鼓吹者，他们坚信并向各民族的人灌输这样一种信念：“东方”与“西方”，黑种人与白种人，基督教徒与穆斯林，其差异都只是表面现象。他们认为，人类社会中的每个人，想法都是类似的。有时，我们用“四海之内皆兄弟”来形容这种观点。不过，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在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时，不能说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呢？这帮“善良”的家伙似乎以为各民族都是用同一张底片印出来的，如果不这样，国际亲善主义如何能建立起来呢？如果把强求人们接受文化与个性的单一性，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条件，就犹如丈夫强求妻儿与自己一模一样，这岂非不可理喻？与这些家伙不同，“硬心肠”的人相信民族之间的差异，而且尊重这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接受并容纳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例如：美国就以地道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特点存在，但它不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法国、日本也一样。对人类文化学家来说，如果试图靠外界压力扼制这一观念，不相信民族间的差异就如同悬挂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那无疑是荒谬的。这位学者并不需要担心采取“硬心肠”的立场后，会让世界僵死。我们鼓励每个民族文化的差异，并不意味着这会让世界静止。例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后，有安妮女王时代、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不同时代并没有使英国人失去其民族特征，因为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这个民族始终能够适应不同的时代，承认不同时代的标准，共同的民族气质和特性始终存在。

对民族差异进行研究，我们既需要具有“坚硬”的心肠，也需要有“宽容”的态度。人类文化学者只有具备坚定不移的信仰，才会有不同寻常的宽容，宗教的比较研究也才能发展。他可能是基督徒，也可能是阿拉伯学者，或者根本就不信教，但不是偏激的人。如果人们还是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总是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那么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不可能得到发展。他们不会明白，对其他文化的探讨，能加强对自身文化的热爱。那是一种令人充实而愉悦的体验，可他们却将这种美好感受排斥在外。因为保守固执，他们只会“强硬”要求其他民族接纳其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除此别无选择。作为美国人，我们喜欢其他民族接受我们的生活信仰。可是，其他民族是难以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就像我们也很难学会用十二进位制代替十进位制进行计算，也无法学会像东非土著人那样以“金鸡独立”的方式休息。

所以，本书只是一本阐述日本民族生活习惯的书。我将在书中论述日本人对自己的要求。它将论及在什么情况下，日本人渴望得到礼遇，在什么时候则不希望；他们会在什么时候感到惭愧，在什么时候感到尴尬，等等。我在本书中论述的一些事情，基本上来自于他们的生活琐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曾经置身于书中提到的每种特殊情况，而是在那些情况下，他们认为自己会怎么做。我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描述日本民族在灵魂深处的思考以及行动的态度。我的理想是这样，但也许在此书中我并未达到这样的目的。

从事这项研究时，很快就能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即调查材料的增多并不能保证一些现象确定性的增强。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搞清楚“日本人会在什么时候向谁行礼”，对整个日本民族进行统计研究。因为这是一种被他们公认的行为习惯，任何日本人都能向我们证明，所以就不需要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那里获得相同的信息。

如果想弄清楚什么决定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工作将更艰巨。在研究中，人们迫切想了解的问题是：日本人观察事物的角度和方式，他们的判断与决策，是由什么决定的？他们的价值体系与观念，如何影响到对人生的态度？研究者还必须使自己的阐述，能让从不同角度观察人生的美国人清楚明白。从事这种研究分析时，最权威的证据不一定是“田中先生”——这是普通日本人的代称。因为“田中先生”也不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而且对他来说，为美国人做的那些解释也是没有意义的。

研究社会时，美国人很少注意研究一个文明民族的文化赖以存在的条件。在很多研究者心中，这些条件不言自明。几乎所有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把精力放在不同意见和行为的“分布”上，统计法是他们最擅长的。他们几乎对所有调查资料、调查问卷、访谈问答、心理测定等都做统计分析，并企图找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和关联性。他们甚至使用抽样调查技术，而这种研究方法通常用在舆论调查领域中。当然，通过抽样，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科学方法选出有效问卷，这种方法在美国已高度完善。在选举中，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了解美国公众对某位候选人或某项政策的支持率和反对率，支持率或反对率又可以按照乡村或城市、低薪收入阶层或高薪收入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进行分类。所以，在实施普选，并由国民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这种调查结果具有重要意义。

调查美国人的意见时，美国人可以投票，还可以通过投票了解调查结果。他们能这样操作，有一个非常明显却无人提到的原因，那就是投票的人都熟悉美国生活方式，而且在观念中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是天经地义的。所以，要了解另外一个国家，必须先对那个国家民族的习惯和价值观点进行系统研究，再考虑是否采用投票的方式，这样才有意义。如果在抽样调查中能够做到严谨、慎重，我们就能了解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的人各有多少。但是，如果我们事先并不知道某个民族对其国家持有的观念，那么抽样的结果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只有了解某个民族的国家观，才能弄清楚这个民族各个不同政治派别究竟会在街头巷尾，或者在国会中争论什么。一个民族对政府的态度和观点，比那些标志各政党势力的数字具有更普遍、更持久、更有说服力的重要性。在美国，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几乎都认为政府限制了个人自由。对一名美国人来说，也许只有战争年代才是例外，在美国人眼里，政府官员的地位并不比在民间事业中任职的人高。美国人的国家观完全不同于日本人的国家观，甚至与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也有很大差异。我们必须了解的正是这些观点。这些观点又分别表现在风俗习惯、对成功人士的评论，以及民族历史神话、民间故事，还有和民族节日有关的辞令中。我们可以根据这些间接表现对一个民族进行研究，当然，这种研究必须是系统性的。

正如我们在选举中，要对人们投的赞成票、反对票各占百分之几进行研究，我们对某个民族在生活中形成的基本价值理念，以及他们倾向于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要详尽研究。日本正是这样一个国家。日本民族的基本观念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在从事这项研究时，我发现，一旦弄清楚西方人的观念与其人生观不相符合，掌握他们使用的一些范畴和符号，那么，西方人眼中的日本人行为中的诸多矛盾，就不再是矛盾。于是，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某些剧烈变化的行为，在日本人眼里却是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我也能试图说明原因了。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我发现，日本人最初使用的稀奇古怪的词句和概念，都具有重要含义，还包含着他们长期使用这些词句和概念时，日渐积蓄起来的感情。他们的道德观和罪恶观，与西方人存在巨大差异。日本人和日本民族的价值体系是独特的，既不属于佛教体系，也不属于儒教体系，而是日本式的——包括日本的优势和劣势。 lArtI9IqKyqNWGt1E2Jv9kkmF0nAs5b0PD8+NUsfwEcXTL9+ZbamssPw8bjQd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