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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12月28日，巴黎大咖啡馆（Grand Café）门外人头攒动，人们正在等待一场神秘的展览开幕。这场展览的发起人许诺，观众只需花1法郎便可亲眼见证人类历史上首批“活照片”。对现代人来说，这更像是一场嘉年华杂耍。但在19世纪末，这可无法阻挡巴黎人的热情。当时可谓是制造轰动的时代——通灵人、耍蛇人、斗熊摔跤者、原住民武士、魔术师、环形全景画、巫女等一一登台。连同这些奇观一同登上报纸头条新闻的，还有19世纪90年代的许多正统科学发现以及工程学成就。就在此前几年，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建起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电则把巴黎变成了光之城。在巴黎宽阔的林荫大道上，汽车的数量开始超过马车。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各种新奇事物和快速变化纷纷出现。如果有个巴黎人认为每一个晚上都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一定会被理解，因为事实经常如此。
观看首批“活照片”的观众最终被引领着迈下数级黑暗、狭窄的台阶，来到咖啡馆的地下室，坐在摆放整齐的折叠椅上。而在房间中央凸起的平台上站着一名男子，他正在摆弄一个小木箱。短暂的尴尬之后，这台装置突然发出一道光，照亮了一块由亚麻布制成的屏幕，妇女的模糊身影从工厂的阴影中显现出来。观众对这一奇观的反应并不热烈，因为大半个巴黎城区的人们都能看到工人离开工厂的景象。之后，影像奇怪地闪动起来，似乎活了过来。屏幕上的妇女开始三三两两地从工厂中陆续走出。这段极为粗糙的镜头在今天看起来很可笑，但在那天晚上，巴黎中部的大咖啡馆的地下室内，观众们惊呆了，他们为此而鼓掌，开始大笑，还有人坐在那里目瞪口呆。50秒钟过后，这段影像便宣告结束。人类历史上首次进行电影放映的奥古斯特·卢米埃尔（Auguste Lumière）和路易·卢米埃尔（Louis Lumière）兄弟最多只能往他们的发明——电影中放入17米长的胶片。
对于那些首次看到将光线转化为移动影像，首次在绷紧的屏幕上看到裙子随风飘摆的人们而言，他们感觉如何？后来，最早一批放映员中有人回忆说：“你只有身临其境体会那些刺激无比的放映，才能了解当时的观众究竟有多兴奋。每放映一幕，都会伴随热烈的掌声。放映6幕后，我打开了灯光，发现观众们浑身发抖，还有人哭了出来。”
这一奇观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大咖啡馆外人潮涌动，乱成一团，以至警察都出动以维持秩序。
一个月内，卢米埃尔兄弟将节目单增加了一倍，拍摄了其他数十部人们口中所说的50秒的新“影像”。卢米埃尔兄弟是头脑灵活的商人和发明家，他们在随后的春天里在整个欧洲大陆和美国展示自己的作品。然而，卢米埃尔兄弟被人们记住并不是因为他们发明了电影，更多是因为一部名为《火车进站》（
L’Arrivée d’un Train
）的影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为这部电影首次放映时所引发的骚乱。
即便不会讲流利法语的人也能猜得出，《火车进站》描述的是一列正在进站的火车。然而，并没有人向第一批观众发出警告。拥挤成一团的观众们以为这列火车将会驶出屏幕，把他们撞得血肉横飞。于是，观众们跌跌撞撞，发疯似的冲向出口。灯光亮了起来，一大群人挤在狭窄的楼梯上。这场悲剧的惨痛程度取决于你相信谁的讲述，有一些现代学者也质疑过这起骚乱的真实性。
无论其真实性几何，这个故事很快成为电影传说，也成为批评家马丁·洛勃丁格（Martin Loiperdinger）口中的“电影创始神话”。
这个城市故事明显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或许最准确地表达了亲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时的那种纯粹、神秘的奇怪感觉。简单的事实不足以描述这种轰动，我们必须虚构一个神话来讲述事实。科技已经超越了我们的理解能力，而这也并非最后一次。
人们或许有理由认为，拥有全球知名度和迅速增长的片源库的卢米埃尔兄弟将会变得极其富有，并不断推动这一全新媒介发展变化。然而，到1900年，他们便结束了。奥古斯特·卢米埃尔宣称：“电影是没有未来的发明。”卢米埃尔兄弟开始投身于彩色摄影这一可靠的技术领域。
这则声明让人诧异的地方并不在于两位前途光明的企业家做出了重大的误判，而是这个在现在看来是误判的决定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一个聪明的决定。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之际，卢米埃尔兄弟身处一个拥挤无比的领域，他们的电影引发了无数的效仿者。当时，早期的电影只是从一个角度拍摄的单一场景影像，没有摇臂，没有镜头切换，情节也仅仅局限于那种人踩到钉耙，钉耙弹起砸到鼻子，引发观众大笑的场景。就像当时其他轰动一时的事物一样，新鲜劲儿一过，电影不过就是街头娱乐。人们创造了电影技术，但并非电影这种媒介。当我们观看这些早期影片时，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电影，而只是一些活动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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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意识到这一发明有重大意义的人并非只有卢米埃尔兄弟。一些极负盛名的发明家、工程师、工艺师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工作成果的潜力。事实上，历史告诉我们，那些最接近技术核心的人最不可能预料到这些技术的最终应用。1844年5月，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发明了全球首个商业通信系统。站在美国国会大厦的地下室内，他向38英里
外巴尔的摩的一座火车站发出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的内容由《圣经·旧约》而来：“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短短几年时间，每一座美国大城市都实现了即时通信。而在10年内，第一条跨大西洋电缆铺设完毕。
“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被认为是在表达感激之情——“看看天父为你所做的一切”。当时，莫尔斯表示，要以发明者的名义为美国电报施洗，他的意思是指上帝，而非自己。然而，当天晚些时候，当他把这句话记录在一张小纸条上以为后世留存时，他加了一个问号，改变了整句话的含义。
莫尔斯因虔诚地大谈特谈宗教而被世人所知，但加上这个问号，他便成了一位更加有思想的人物。数千年来，信息的传递速度从未快过马匹，无论信使是国王还是国王的厨师。现在，信息的传递拥有了某种宇宙力量的速度。他或其他任何人如何得知它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呢？
莫尔斯不知道。他去世时仍然相信，通信业的下一个大发展将会是能够同时传输多条信息的电报线，而非电话。当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首次展出他的这一发明时，莫尔斯将电话贬斥为“电子玩具”。几十年过后，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也没有表现出拥有更加深刻的洞见。他将首台被他称为“会说话的机器”的留声机推向市场，这成了记录商人口述信件的设备。他称之为“爱迪电话”。此后许多年，他都坚持认为，应该不会有什么客户用它来播放音乐。一位自学成才的工程师埃尔德里奇·里夫斯·约翰逊（Eldridge Reeves Johnson）意识到了留声机的潜力，它能够将音乐带入千家万户的客厅以及酒吧。他于1901年创办了维克多唱片公司（Victor Records），并邀请著名歌唱家恩里科·卡鲁索（Enrico Caruso）加入。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但约翰逊做的事情更加伟大，他开创了唱片产业。
对于这种重大失误，人们常常报以假笑，似乎爱迪生就是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的电影中古板而又正直的人，他盲目地出丑，而拥有即时通信系统并掌握庞大信息库的我们则免于遭受如此重大的预测失误。但就像是来到城市中的人猿泰山，人类总是无法理解自身所创造出来的事物的重大意义。19世纪末，工厂所使用的蒸汽发动机总是被安置在涡轮机的大型中轴旁。当经济学家保罗·戴维（Paul David）研究首批电气化工厂时，他发现，工厂的规划者总是把电机堆置在厂房中央，新建的工厂也是如此，这么做毫无必要。这样一来，本该提高生产力的创新似乎丝毫不起作用。直至30年后，工厂经理才开始探索灵活布置电机的可能性，并根据工作流程重新布置工厂，生产力由此提高了一倍，有时甚至可以提高两倍。
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同样不可避免地会有失败的预测。1977年，全球最大、最成功的电脑公司之一——数字设备公司的总经理肯·奥尔森（Ken Olson）曾对人说，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在家中放置一台电脑。
他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一直持有这种看法，即便在微软公司和苹果公司已经证明他错了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如此。30年后，微软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在接受《今日美国》（
USA Today
）采访时表示，苹果手机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获得巨大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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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逸事令人感到好笑且难以置信，但同时，它们也的确有些道理。讲述它们不是要嘲笑那些早已逝世多年的美国发明家，而是要证明，我们所有人都容易误判技术“茶叶”的形状
，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体系会让我们变得狭隘。尽管已经发生了巨变——本书便是对巨变的记录，然而我们的头脑依然与那个认为汽车只不过是一时时髦、火只是帮助人们取暖并在洞穴墙壁上投射有趣影子的工具的大脑没有什么区别。
本书秉承着这样一个信念：任何一个人类发展时期，都拥有一整套得到公认的假想与信念体系。我们这里说的不是观点或意识形态，而是潜在的另外一套思想体系，它们是无意识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前意识：强大好过软弱，有文化好过无知，拥有个人天赋比与众不同更受人欢迎。想象一下，你的观点、你的政治信念、你的所有关于这个世界以及自身所处位置的看法都是房子里面的家具。长期以来，你一直都在有意识地获取这些家具，扔掉一些，保留一些，而且随着新需求的出现还会再添置新的家具。本书探讨的则是其他一些东西，即支撑你的观点的托梁、铆钉和横梁。换句话说，本书并不是要讲述你已知的东西，而是要讲述你不知道自己已经掌握的东西以及为何要质疑这些有疑问的假设。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相信，这一由信仰、偏见、行为模式和风俗习惯所组成的矩阵构成了引导我们思考、做决定的一系列规则。他称之为“知识模型”，他认为可以通过这些思想观念体系来确认不同的历史时期，正如考古学家通过人们使用的陶器来判断历史年代一样。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中将这一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称为“范式”。
通过仔细研究之前数世纪的科学思想和实践的变革历程，库恩确认了化学或物理等学科包容新观念的模式。他说，即使是最严谨的科学家也经常会忽略或误读数据，以维持占统治地位范式的“一贯性”，并为某些科学理论出现的漏洞进行辩护。例如，信仰牛顿学说的物理学家上演了令人惊叹无比的“智力魔术”，为天文观测中出现的异常现象进行辩解，而这些异常现象最终让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这样的巨变（科学革命，或库恩所称的范式转移）过后是短暂的混乱期，然后会稳定下来，围绕新的范式形成新的科学共识。
本书竭力避开围绕术语的辩论，以满足那些怀有好奇心的人。早在19世纪30年代，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queville）就已经给出了最完美的诠释。在试图寻找美国社会奇怪的疏离感和惊人繁荣的缘由时，他指出，美国人独一无二的思维习惯（如朴素的实用主义）使得美国在工业革命中成了领头羊。
每个人的思维习惯都不相同，却根深蒂固。尽管本书讲述的是一些复杂的内容——密码学、遗传学、人工智能等，但它有一个简单的前提，即技术发展的速度超过了人类理解能力的提升速度。现在，我们要迎头赶上。
我们有幸（或者不幸）生活在这个有趣的时代：中学生能用基因编辑技术创造新的生命形态，人工智能的发展促使决策者思考大范围的、永久性的失业问题。也难怪我们的思维习惯存在不足，它们是在煤炭、钢铁以及简单繁荣时代形成的。强者并不一定会生存下来，并非所有风险都一定要降低，公司也不再是适合我们有限资源的最优组织单位。
数字时代让这些假设都成了陈旧的过去时，它们比毫无用处还要糟糕，甚至会产生反作用。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会指出，人们当前所拥有的认知工具集不足以使他们理解从通信到战争等一切快速变革所带来的深远意义。我们的目的是为大家提供一些新的工具，我们把它们叫作原则，因为快速变化的未来的特点之一便是要摧毁所有如同“规则”一样的僵化事物。
这并不容易做到。我们无法告诉你们应该想什么，因为当前人类与科技在信仰体系方面处于脱节状态。本书旨在帮助人们解决这一脱节状态，提出九大原则，让我们的思维与现代世界对接。这些原则也可以帮助个体和组织应对充满挑战和不确定的未来。
人们或许会认为，这些根深蒂固的思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就像昆虫物种缓慢地进化，以在特定的环境中生存。但这并不是思想体系变化的方式，甚至也不是生物体进化的方式。在这两个领域，一段相当长的稳定期过后，会出现外部环境巨变而引发的剧烈动荡期，无论是政治变革、新技术出现，还是此前稳定的生态系统出现新的捕食者。
这些变革并不美好，进化生物学家称之为“物种形成的时期”。
不得不提的是，我们正处在大变革时期，生态系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或者说，我们正处于艰难的生存时代，要避免让自己陷入下一场大灾难。
我们在本书中所提出的原则并不是创办互联网企业的良方，也不是要教你成为一名更好的经理人，但有志于此的人或许会从本书中获益。请把这些原则想象成如何使用全球最新操作系统的提示。这一最新的操作系统并非过去几个世纪我们所使用的操作系统的简单迭代，而是全新的发布。就像任何全新的操作系统一样，我们都必须适应它。它的运行逻辑不同，也不会有操作指南。说实话，即便开发者会发布操作指南，等你拿到手也已经过时。
我们希望本书能够为读者提供更有用的东西。原则都很简单，但也很有力量，它们是关于系统的新逻辑的指南。人们可以单独理解每项原则，但它们作为整体的力量远远大于每个部分相加之和。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这一新操作系统的基础是构成网络时代核心（机器最核心的代码）的两个必不可少的事实。第一个便是摩尔定律。一切数字化的东西都会以指数级速度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小。
第二个就是互联网。
当科技革命和通信革命同时发生时，就会释放出足以令创新本质发生变化的爆炸性力量，将其从中心位置（政府和大公司）推至边缘位置（一个23岁的朋克摇滚音乐人和一个居住在日本大阪的电路板极客）。试想一下，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23岁时在英国皇家海军“小猎犬”号战舰担任植物学家期间通过观察搜集到的标本，开始酝酿自然选择理论。此后，他花了30多年时间搜集数据以支撑自己的观点。他如此有耐心、如此谨慎，以至现代人都认为他是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的苦行僧般的人物。
然而，当时的世界与现在大不相同。相较于当代科学家所能获取的信息，他依靠“雅典人俱乐部”、大英博物馆和皇家学会等专业机构的图书馆，以及历经数月从海外运来的书籍中所获取的信息实在是九牛一毛。由于没有电话，更别提互联网了，大学学院的信息输入仅限于典型的维多利亚式通信网络——便士邮政。研究与发现如同冰山移动般缓慢，而真正的创新又需要大笔的金钱，这意味着要付出家庭财富或得到机构赞助，而且还要应对由此而来的一切政治活动。
今天的遗传学家能够从一个冰芯标本中提取足够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描绘出整个新石器时代的生态系统，在全球学者的参与下修正自己的结论，所有这一切只需要一个暑假便可完成。这并不仅仅是程度上的改变，而是对现状的颠覆。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多年来一直令人困惑的问题。然而，如果那些生活在更简单、更慢速时代的先辈们无法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又有什么机会呢？我们很难回答。核裂变代表着人类最激动人心的成就，同时也给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带来了最严峻的挑战。哈伯制氨法导致了合成肥料的出现，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制氨方法的发明者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获得了人们的称赞，人们认为他帮助数十亿人免于忍饥挨饿，他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同样是他，引发了化学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监督释放氯气，造成6.7万人伤亡。
事实就是这样，未来犯罪研究所创始人、安全专家马克·古德曼（Marc Goodman）指出，一些网络安全技术被黑客所用，同时也被人们用于防御黑客进攻。古德曼曾写道：“最原始的技术——火可以被用来取暖、烹饪食物，也可以焚烧邻近的村子。”
事实是，技术本身并没有特殊的意义。哈伯的另外一项研究成果——齐克隆B只不过是一种气体而已，这种有利用价值的杀虫剂同样在大屠杀期间被用于杀害数百万人。
核裂变是普通的原子反应。互联网只不过是发布信息、重新组合信息的渠道。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科学技术的真正用途通常会出乎我们的意料。
当你读到本书时，虚拟现实头盔厂商奥克勒斯（Oculus）应该已经发布了消费版的虚拟现实头戴显示器Oculus Rift。我们如何使用这种虚拟现实头盔？开发者已经开始研发视频游戏，以充分利用虚拟现实头盔所带来的极强的真实感。总值达1 000亿美元的色情行业不会落后；医生可以利用虚拟现实设备远程实施手术，或者为那些无法亲自到医院的病人进行身体检查；你还可以探访火星和南极洲，不需花钱便可欣赏丹佛公寓外的景色。但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人类将如何使用这一科技的第二代或第十代产品。进步来自最不可能的方面。如果你专门去找人发明电话，或许不会光顾聋哑学校。然而，事后看来，作为一位失聪母亲的儿子、失聪妻子的丈夫的贝尔教授似乎是最佳选择，他是声波研究的先驱，也懂得利用振弦作为声音通信系统的方法。
在电报发明之后充满奇迹的那个世纪，新鲜事物的冲击成为常态：从缝纫机到安全别针，从电梯到蒸汽轮机，人类不断向前进步，技术的发展速度经常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基因工程是否会治愈癌症，还是将成为廉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没有人知道答案。正如摩尔定律所展示的那样，技术是根据指数定律发展的。我们的大脑，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在机构、公司、政府和其他组织中工作的智慧总和，在其之后缓慢发展，努力理解上帝或人类创造了何等奇迹。
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曾经说过：“未来已来，只是尚未流行。”
与毫无争议的现实相比这只不过是心智滞后的观察而已。即便是在美国波士顿——本书两位作者称之为家的地方，当你驱车从麻省理工学院繁忙的实验室到河对岸缺少资金的公立小学，数十年来所取得的进步似乎正在消失殆尽。
回到卢米埃尔兄弟以及他们那振奋人心、跌宕起伏的在活动影像方面的尝试上。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事情的发展与当时的情况是一致的。1903年，作为催眠师、通灵师，热衷电影这一新媒介的英国人乔治·阿尔伯特·史密斯（George Albert Smith）当时正在拍摄两名衣着整洁的儿童照看一只受伤的小猫的画面。这是最受史密斯所在的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观众欢迎的场景。有一名观众提出难以看清楚片中小女孩用汤匙喂小猫的画面。因此，史密斯做出了一些细节上的改变。他将镜头推近，直至镜头中只剩下了小猫和女孩的手。在此之前，传统的观点认为，这样的构图可能会让观影人群陷入本体论的困境：女孩怎么了？她是否被切成了两半？史密斯冒着风险，将这一镜头编辑到最终的影片中。观众们的反响很积极，如此一来，史密斯便发明了特写镜头。
让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在经历了8年时光、数百名电影拍摄人员、数千部电影之后，才终于有人不再把（电影）新技术当作二维空间的把戏。这一简单的创新助推电影产业出现了一个试验和进步的阶段。然而，又过了12年才出现了一部能够被当代观众视为电影的电影，即D. W.格里菲斯（D. W. Griffiths）的《一个国家的诞生》（
Birth of a Nation
）。
原因并非缺乏技术，技术最终只是工具而已。技术除非被人类的思想所驱动，否则就是无用、静止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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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变革一直乏力。生命早在40亿年前便已经出现，过了28亿年才出现性别差异，又过了7亿年才出现第一个拥有大脑的生物。第一个两栖动物蠕动到陆地上则是在此3.5亿年之后。从这个意义上说，复杂生命体是最近才出现在这个星球上的。如果可以把地球的历史压缩到一年当中，那么居住在陆地上的动物是直至12月1日才出现的，恐龙的灭绝也是圣诞节后的事情。原始人开始直立行走大约是在新年前夜晚上11点50分，有记录的历史则是在午夜12点之前几纳秒才开始的。
即使在那时，变革的出现依然十分缓慢。现在，让我们假设最后10分钟为一年，即行为举止上更加贴近现代人类的时期。直到12月之前，没有任何变化发生。苏美尔人开始在12月的第一周熔化铜，第一种有记录的语言大约出现在12月中旬，基督教的传播大约始于12月23日。但对大多数人而言，生存依然艰难、野蛮和短暂。直至12月31日黎明，终于开始出现变化的迹象，工业时代的大规模生产开始出现。就在这天早上，大陆开始铺设火车铁轨，人类的移动速度终于开始超过马匹。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充满了令人激动的活动：下午2点左右，抗生素的出现使得婴儿的成活率和人类的预期寿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两者自人类物种于1月从非洲大陆向外迁徙开始就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下午，飞机开始绕地球飞行。晚饭时，富有的公司开始购买大型计算机。
人类花了这一年中的364天才达到10亿人口的规模。到12月31日晚上7点，地球上的总人口达到30亿，人类才打开了第一瓶香槟酒的瓶塞。在午夜之前，地球上的总人口翻了一番，按照这个速度（大约每80分钟增长10亿人口），我们将在新年第一天凌晨2点达到地球的容纳能力极限。
而直到最近（按地质分期来算，距今只有蜂鸟一次心跳的时间），旅行速度、人口增长、我们所拥有的信息数量才开始升级。简言之，我们进入了指数时代。
然而，2009年《哈佛商业评论》（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中所称的“大变革”
直到新年前夜晚上10点才伴随着上文提到的两项革命出现：互联网和集成电路芯片。这两者宣告了网络时代的到来，与此前所发生的相比，是与工业时代有别的更加根本的突破。
越发明显的是，网络时代的首要条件并不是快速的变化，而是持续的变化。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如果继续用上面的时间类比，这是指晚上10点以后，稳定的时间段变得越来越短，新范式的颠覆性变化出现得越来越快。
遗传学、人工智能、制造、交通以及医学等领域即将出现的突破只会加快这一变化的速度。《哈佛商业评论》中的“大变革”一文的作者在另外一篇题为“新现实：持续破坏”的文章中发问：“如果‘稳定–破坏’这一历史模式自身被破坏了呢？”
如果你在网络安全或软件设计行业工作，你无须读书便可以发现，在这个变化速度与摩尔定律相挂钩的行业工作是何种体验。它是一种会带来质变的量变。当芯片变得越来越小、速度越来越快时，我们就会得到可穿戴的电子设备。机器人会制造机器人。电脑病毒会引发金融混乱。你是否已经为大脑植入做好准备？等等，先别回答。变革不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你是否已经准备好。20世纪末，变革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人类。这就是指数时代，它已经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创造了三个定义条件。
在模拟时代，粗糙的牛顿物理学统治着人类活动领域。强大的历史推力被同样规模和强度的力量抵消。资本受到劳动力的约束，两者均受限于政府的管制。强大的军队会击败弱小的军队，百事可乐令可口可乐感到担忧，仅此而已。尽管出现了冲突，通常是血腥、灾难性的冲突，但当这些规模庞大的力量相互接触后，其结果会符合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某种定律。
然后，在20多年里，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当然，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例子便是恐怖主义组织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现，它们的成员数量甚至比美国一个中西部农业城镇人口都要少。但也出现了其他例子：一些小规模的黑客团伙侵入美国政府数据库带来了一场浩劫；
一位名叫克雷格·纽马克（Craig Newmark）的男子凭借一己之力，用克雷格列表网（Craigslist）严重削弱了美国报纸产业；
2010年，失业操盘手纳温德·辛格·萨劳（Navinder Singh Sarao）在他伦敦公寓的电脑上安装了一个程序，造成美国证券市场蒸发了1万亿美元市值。
如果说这样的“小”就是新的“大”，那就有些简单化了，但无可否认，互联网和快速发展的数字科技让竞争变得更加公平，人们既可以借此行善，也可以用来作恶。这已经不是好与坏的问题了。无论你是经营一家小型公司，还是在政府机构中负责一个部门，抑或在任何规模的机构中肩负要职，最重要的便是不对称性这个简单的事实。关键是，你不能再假定成本与收益成正比。更大的可能是，真正的现实恰恰与这一假设相反。今天，对现状最大的威胁来自最细微的地方——初创公司、流氓、离经叛道者、独立实验室。似乎这一现实还不足以令人气馁，我们必须与新的竞争者不断周旋，而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复杂性，或者说是科学家通常所说的复杂系统，没什么新鲜的。事实上，复杂系统早于现代人在30多亿年前就出现了。动物体内的免疫反应便是一个复杂系统，蚁群、地球气候、老鼠的大脑、一切活细胞内的生物化学过程皆是如此。此外，还有人为的复杂系统，即人类无意的干预让整个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如气候，或者水资源利用的改善。换句话说，我们或许制造了气候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知道这一点。
经济学具备了复杂系统的所有典型特征，它是由大量遵从少数简单规则的个体组成的（例如，经纪人执行卖出命令，引发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行动和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数百万诸如此类的简单行动——购入、卖出或持有，奠定了市场“自我组织”趋势的基础。
这就是为何蚁群会被认为是一个“超有机体”，因为它们的行为举止远远超出了蚁群中任何单一一只蚂蚁所拥有的能力。许多复杂系统也具有适应性，例如，市场一直随着新信息的出现而持续变化，就像是蚁群会共同对新的机会或威胁做出反应。
事实上，加工和生产信息正是一些复杂系统的本质。
对于复杂系统的研究已经成为科学研究中最具前途的领域。它天生便是跨学科的，是物理学家、信息论者、生物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家联手研究发现无法被任何单一学科囊括的领域。
复杂系统的数量或水平受4个因素的影响：异质性、网络、相关性、适应性。密歇根大学复杂系统研究中心主任斯科特·E.佩奇（Scott E. Page）说：“把它们想象成为4个旋钮。”佩奇说，在某个点上，这些旋钮全部归零。我们生活在一个孤立、同质的社区中，不具备足以应对快速变革的条件，但数千年来，这并不重要。例如，罗马帝国历经数百年才瓦解。佩奇说：“近些年来，我们把这些旋钮上的音量全都拧到了11。
我们并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正是这些未知把我们引到了第三个条件上。
让我们再回到那个价值数百万美元，不，数十亿美元的问题上来：下一步是什么？没有人知道。麦肯锡咨询公司收费高昂的咨询师不知道，那些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高度机密材料中翻找的分析师不知道，本书的作者当然也不知道。正如我们在本书开头所看到的那样，过去数百年，人类在预测未来方面表现糟糕。事实上，专家和未来学家的表现最为糟糕，甚至不如随机选择。
（《华尔街日报》多年来一直开设有一个专栏，将荐股专家的建议与扔飞镖随机选择股票相比较，扔飞镖的方式经常获胜。）如果买股票本就是一种不能赚钱的活动，现在则更是徒劳的，我们为世界的复杂系统指数增加了不确定性。
气候学家已经指出，全球变暖其实是一个误称，并非所有地区都会出现气温上升。许多地区将迎来更多的极端天气。
这是因为，气温的上升会给既定气候模式带来更多变量，一些地区将因此变得干旱，一些地区将会变得湿润，而几乎所有地区都将遭遇更多的风暴。全球变暖并不是简单地带来了全面性的气温升高，而是会极大地增加气候系统的波动性。变暖其实只是更多的气象不确定性的开端。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段内，人类的成功与准确预测的能力直接相关。一名中世纪的商人知道的事情并不多，但如果他得知莱茵兰地区暴发大面积干旱，就可能会预测到，该地区小麦的价格将会上涨。在充满复杂性的时代，一个未能预见到的进展有可能会在几天里改变游戏规则。
本书不仅要观察不对称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条件，而且还将为它们开出药方。如果你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承认无知要比耗尽资源（通过各种附属委员会、智库和销售预测机构）预测未来更具战略优势。
那么，应该如何围绕“不知”原则重建公司、政府机构、大学院系的结构，甚至是进行个人职业规划呢？这听起来似乎更令人费解，充满神秘感，而且最终也是无解的。但我们可以从那些活在当下、展望未来的人身上学习到一些经验。身处军事、生命科学、技术，甚至是新闻媒体等多个领域的人士已经开始打造相互联系的机构，以应对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他们的共同点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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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实验室恰好是窥探这一未来思想的前哨，因为这些原则或多或少已经融入媒体实验室的基因。“媒体”一词一直以来被以多种方式解读，有人说它是“信息沟通的一种方式”，也有人说它是“艺术家、作家或音乐家使用的素材或形式”，还有人说它是“存在或发展的事物”，或者简单来说是“用于特殊目的的一种东西”。
媒体实验室需要这一宽泛的概念框架，因为它一直是“错置的玩具”的孤岛，一个帮助艺术家创造新技术、帮助遗传学工程师和电脑科学家改造教育体系的地方。这里的文化并不是跨学科的，而是以“反学科”为傲，教职人员和学生们并不仅仅是跨学科间相互合作，而是会探索不同学科之间以及各学科之外的内容。
这一做法始于媒体实验室的共同创始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媒体实验室萌生于尼葛洛庞帝与他人共同创建的建筑机械小组，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师们利用先进的图形计算机，进行电脑辅助设计试验。尼葛洛庞帝［与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一起，在硅谷］预见到了电脑将成为个人设备的时代。他还预测，大规模的交互将使所有学科交叉在一起，也将把文科与理科联系到一起。媒体实验室的学术项目叫作“媒体艺术与科学”。
对于尼葛洛庞帝和媒体实验室而言，幸运的是，世界已经为这一预测做好了准备，媒体实验室得以启动一种特殊模式，即多家相互竞争的公司组成联合体，资助这项工作，并分享所有知识产权。这将会为学生、教职员工、客座研究员打造一个自由的、无定向研究的空间。联合体模式使得实验室的每个人都能彼此分享。
媒体实验室早期曾利用先进的展示技术、触摸屏、虚拟现实、全息摄影、用户界面、传感器、智能触觉、个性化机器人、人工智能、软件与编程、3D（三维）打印与制造等为全世界不断探路。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时间担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的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曾经担任媒体实验室巡视委员会委员约10年之久。他最近表示：“我们最后在苹果公司付诸实施的许多想法都源自媒体实验室。”
尼葛洛庞帝的许多预言成真，世界步入数字化时代，计算机赋予人类更强大的力量，各种事物彼此之间的互联更加有效、成本更低，也更为复杂了。世界变得更加开放、更加交互、更加复杂，这促使媒体实验室不断进入新的领域，如社交网络、大数据、经济学、公民学、城市学、数字加密货币，以及其他许多更加具体、更加容易进入的领域，互联网、计算机和设备使得这些领域开始向新思维和创新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互联网和计算机还极大地降低了发明、分享、合作和传播的成本，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展开有趣的工作，这些工作之间的相互联系也越来越紧密。
最近，媒体实验室开始进入自然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项目和人士专注于生物学领域。
看上去，媒体实验室极端务实、“反束缚”的气质与科学领域相得益彰，如计算机科学家或许会从建筑学中汲取灵感，建筑学从电子工程学中汲取灵感，只要彼此有共同点。事实上，这种气质也十分适合这个越发复杂、跨学科、快速变化的世界。事实证明，这种来自“反学科”思维的务实精神在人类理解前沿科学领域方面十分宝贵。埃德·博伊登负责组建神经生物学小组，该小组共有45名研究员，是媒体实验室中规模最大的。博伊登的团队并没有把重心放在临床研究或理论工作上，而是聚焦于可以被大脑科学家所利用的基础工作，让他们可以加深对人类神经系统的理解。如果不利用神经生物学领域外的专业知识，这一任务根本无法取得成功。
媒体实验室成功地适应了碾压众多公司（还记得奔迈公司的PalmPilot系列掌上电脑吗）和研究型实验室（施乐公司忽视了施乐帕克研究中心的诸多创新）的变革。
这要归功于尼葛洛庞帝和其他人在媒体实验室创立之初确立的强大核心价值观和原则。整个世界（包括媒体实验室）发生了许多细微的变化，但核心原则依然坚如磐石。
这些原则在设计之初便存在相互交叉、互为补充的特点（它们并非根据重要性排序）。事实上，或许最为接近媒体实验室使命核心的原则并没有被列入其中，尽管它从头到尾贯穿本书的每个章节。这个原则便是将学习置于教育之上。我们认为，学习是必须亲力亲为的，教育则是外界加诸你身上的。媒体实验室的启示精神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米奇·雷斯尼克（Mitch Resnick），而正是他的导师西摩·帕佩特（Seymour Papert）帮助创立了媒体实验室。雷斯尼克负责运营“终身幼儿园”研究小组，他致力于创新学习的“4P”，即项目（Projects）、同伴（Peers）、热情（Passion）、玩耍（Play），这也激发了本书的许多灵感。我们坚定地相信，如果要在未来为这些原则寻找一片肥沃的土壤，我们的教育体系也必须接受同样的哲学理念。
从许多方面来说，本书所提到的9个原则代表了我们对媒体实验室核心原则的解读。它们已经成为媒体实验室的指导原则。作为实验室主任，我的工作便是推动和调整实验室的前进方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它的生态系统。媒体实验室是一个自适应的复杂系统，就像苔原或热带雨林，主任则要照料花园，为世界培育出美丽和新鲜的花朵。
这同样也是本书的主题，尽管我们猜测这个过程与春日下午的花园相比，有时会纷乱，令人厌烦，但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这些原则提供了一个有关如何塑造新世界并使之繁荣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