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还没有结束，人们对它的关注，却已经被其他的事件吸引过去了。革命的浪潮横扫整个俄罗斯，并且每一波新的浪潮都比上一次的更巨大更非比寻常。

就在这个时刻，阿玛利娅·卡尔洛芙娜·吉沙尔带着她的一对子女——儿子罗季翁，女儿拉里莎——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吉沙尔夫人的亡夫是个比利时籍的工程师，她自己则是个完全俄化的法国人。她把儿子送进军校，把女儿送进女子中学。拉里莎因此成为娜佳·科洛格里沃娃的同学。

吉沙尔夫人的丈夫遗下了他的积蓄，但原本持有的涨价的股票现在却开始跌价了。为了避免坐吃山空，并且找点事情干干，她买下了一间小店，就是靠近凯旋门的列维茨卡娅的缝衣店。她从列维茨卡娅的继承人那儿把店铺，连带那店铺的名气、主顾、裁剪师和学徒们一应俱全地接收过来。

她这样做是接纳了科马罗夫斯基的劝告。科马罗夫斯基是个律师，她丈夫生前的好友，所以她现在一有事情便请他帮忙。这人是个熟悉俄国商场情况、精明而冷酷的生意人，她和他通信之后才做出这样的决定。他去火车站接她和她的子女，用车子送他们去莫斯科另一端的蒙地内格罗旅店，住进他帮他们在那儿订下的房间。也是他说服了她把儿子罗佳送去军校，把女儿拉拉送去他选的这所学校的。他和罗佳轻松地说笑，同时凝视着拉拉，窘得她满脸通红。

他们在蒙地内格罗旅店住了一个月左右，才搬到裁缝店附近一栋三个房间的小公寓去。

这是全莫斯科最龌龊的区域——老式房屋狭隘潮湿，下等酒吧里贩夫走卒聚集，街道上公然经营不法勾当，同时又是“堕落女子”的卖淫窟。

孩子们对于房间里的肮脏、臭虫和破败家具安之若素。自从他们的父亲死后，他们的母亲就一直在穷困的恐惧中度日。罗佳和拉拉已经听惯他们嚷嚷快要破产的话了。他们明白自己和街上的贫童们毕竟不同，可是，也像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小孩一样，他们对于有钱人总是存着一种深深的恐惧。

他们的母亲就是这种心理的活榜样。吉沙尔夫人是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金发胖女人，她不时心血来潮地做些蠢事，显得很可笑。她胆小如鼠，并且特别怕男人。由于恐惧和慌乱，她只好不断地从一个情夫转移到另一个情夫那里去。

还住在蒙地内格罗旅店的时候，他们一家住的是二十三号房。二十四号房住的一个秃顶、戴假发、多汗而和善的大提琴手名叫特什克维奇。自从蒙地内格罗旅店开张以来，他就一直住在二十四号房。每当他要说服别人的时候，就会祷告似的双手合十，或者双手扪着胸口。但当他在高尚场合或者音乐会上演奏的时候，则会昂着头，两只眼珠出神般转动着。他经常整天待在莫斯科大剧院或音乐学院里，很少在家。不过既然是邻居，守望相助，相处得还是很好。

科马罗夫斯基来访的时候，因为小孩子们在场，吉沙尔夫人觉得很不方便，特什克维奇就把他的房间钥匙留给她，让她可以在他房间接待她的朋友。很快地，她便习惯于他的利他精神，以致有好几次，她甚至于敲开他的房门，泪流满面地请求他保护，以免受到恩人的迫害。

裁缝店在靠近特维尔街拐角的一间平房里。附近是布列斯特铁路干线、火车头修理厂、货仓，以及铁路工人宿舍。其中一间宿舍里，住着一个伶俐的女孩，名叫奥莉亚·杰明娜，她在吉沙尔夫人的店里做工，她的伯父是火车站的搬运夫。

她是一个能干的学徒，从前的老板已经很看得起她，现在的新老板也很快地对她有了好感。奥莉亚对拉拉也特别有好感。

自从列维茨卡娅缝衣店开张以来，店里就一直是这个样子。在女缝纫工们疲惫的脚下，在她们无声的手中，缝纫机紧张地转动着。这些妇女们静静地缝着衣物，她们的手不时拉扯针线，划出一个大弧。地板上撒满布头布尾。如果你想让别人听见你的声音，你就必得提高嗓门，因为那里除了缝纫机的轧轧声外，还有窗前挂着的鸟笼里那只黄莺在唱歌。这黄莺名叫基里尔·莫杰斯托维奇，至于它为什么有一个这么奇怪的名字，那秘密已经给以前的店主带进坟墓里去。

接待室里，顾客们环坐在一张堆满了时装杂志的桌子四周，她们有的站，有的坐，有的仿照时装图片上的姿势倚在桌边，议论着衣衫的款式与花样。坐在另一张桌子旁经理座上的是法伊娜·西兰季耶芙娜·费季索娃，她是吉沙尔夫人的助手和高级裁剪师，一个瘦削的女人，松弛凹陷的脸颊上长着些疣子似的小肉瘤。她的牙齿焦黄，咬着一个骨质的烟嘴乏神的眼睛斜斜地眯着，嘴巴和鼻孔不时喷出一道道黄烟。她在记事簿上写下一些尺寸、订制数量和顾客的地址，而且还要记下那群左拥右挤的客人们的特别吩咐。

吉沙尔夫人没有经营店铺的经验。她觉得自己还不完全够格当老板，不过员工们都很老实，而且费季索娃十分可靠。尽管如此，当时究竟是兵荒马乱的岁月，她不敢向往将来，她时常感到一种无能为力的绝望。

科马罗夫斯基经常去探望他们。当他经过裁缝店到吉沙尔住的公寓去时，照例总是说些双关的笑话，吓得正在试穿的时髦女士们往屏风后面乱窜，以逃避他的笑话。那些女裁缝们则在一旁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老板大爷来了。”“人家可是阿玛利娅的心肝。”“老色狼！”“采花贼。”

更讨人厌的是他的恶犬杰克。科马罗夫斯基有时用皮带拴着它，它总是非常用力地拖着主人往前走，不时把科马罗夫斯基拖得张开双臂向前踉跄，像个没有人带路的瞎子。

春季里的某一天，杰克咬了拉拉的腿一口，把她的长筒袜也扯破了。

“我要宰了这恶鬼。”奥莉亚以沙哑的嗓音向拉拉耳语。

“它真是可恶！但你怎么杀它呢？傻瓜。”

“嘘，小声点，我告诉你好了。你见过那些石头做的复活节蛋吧？——你妈妈抽屉里的那种……”

“嗯，见过，那是用玻璃和大理石做的。”

“就是那些。你弯下腰来，我低声跟你说。你把它们滚上猪油——那该死的畜生舔猪油时，连它们一起吞下去，还怕噎不死它？那恶鬼不就玩儿完了吗？”

拉拉笑了，她带着又羡慕又嫉妒的心情打量着奥莉亚。这是个自食其力的贫家女。这种孩子都是很懂事的。但她却又是多么的天真烂漫，多么的孩子气！杰克，复活节蛋……她是怎么想出这么个主意来的？拉拉禁不住想：为什么我的命运要我对每一件事都操心呢？

“母亲是他的……她们是怎么说的？……他又是母亲的……我不愿说出这种坏字眼。还有，为什么他总要那样地盯着我看？说来说去，我总是她的女儿辈啊！”

拉拉只有十六岁多一点点，但已经发育完全，看起来好像是十八岁的大姑娘了。她很聪明，而且容易相处，人也长得十分好看。

她和罗佳都明白，如果不经过一番艰苦奋斗，他们这一辈子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他们不像那些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他们没有闲暇做早熟的幻想，或者去推理那些尚无切身利害的事物。只有富裕的人才那样龌龊。拉拉是世界上最纯洁的人。

姐弟两人都体会到物力维艰、生活不易，而且对于他们一家居然能够一直维持下来觉得欣慰。只要你的日子过得去，别人自然就瞧得起你。拉拉在学校里功课很好，这倒不是因为她对读书有什么深切的喜爱，而是因为奖学金只发给优异的学生。她也一直洗碗碟、在店里帮忙，或者替母亲做些家务。她一举一动都沉静优雅，她整个人——她的身材、声音、姿势、灰眼睛和金色头发——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这是七月中旬的某个星期天。假期里可以多赖一会儿床。拉拉仰卧在床上，两手枕在脑后。

店里静悄悄的。临街的窗户敞开着。拉拉听见一辆四轮马车在远处的碎石子路上辚辚作响，然后车轮滚到电车轨上，辚辚车声消失了。“我要再睡一会儿。”她想。城市里的嘈杂像一首催眠曲，使她沉沉欲睡。

拉拉向右面侧卧时，根据她身体上两个参照点——左肩胛和右脚的拇趾——在被子里的相对位置，她感觉到自己长大了。这肩膀和腿，再加上其他的一切几乎就是她自己，和谐地构成了她的躯体，而且似乎急于向未来发展。

“我一定得睡睡。”拉拉想，一面在幻想中观察此刻太阳照耀下的马车店街——马车店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地板上陈列着大马车、雕刻精致的玻璃风灯，以及熊的标本，那种豪阔的生活。再往前走一点点，骑兵在兹纳敏斯基兵营前的操场上演练——战马围成一圈，骑兵跨上马鞍列队，一会儿慢步，一会儿小跑，一会儿奔驰；操场外面，整排由保姆或奶妈带着的小孩在栏杆前看得目瞪口呆。

拉拉又接着想下去，前面就是彼得罗夫大街了。

“哎呀！拉拉，我想起来了，我正要让你看看我住的房子呢，就在前面不远。”

这天正是科马罗夫斯基一个朋友的女儿奥莉卡命名的日子，这朋友住在马车店街。大人们跳舞喝香槟来庆祝这个日子。他本来想请拉拉的母亲一起去，但母亲不舒服，没有去。她说：“带拉拉去吧！你不是一向要我照顾她吗？好啦，现在你自己来照顾她。”他果然照顾了拉拉——这简直是开玩笑！一切都是华尔兹惹出来的。那种舞真像疯了一样！你一圈一圈地转，什么也不想。音乐一响起来，就不晓得过去多么长久的时间，如同小说中常常描述的时光，飞快地过去。可是音乐一终止下来，你又会觉得很难堪，就像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或者赤身露体被别人发现了一样。当然，你一定乐于让别人和你那么亲近，为了要显示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

她想象不到他的舞竟然跳得那么好。他的手是多么灵巧啊！他搂着她的腰时是多么沉稳啊！但她是再也不肯让别人这么吻她了。她从来也没有想过，当别人的嘴唇久久地贴在自己的嘴唇上时，竟然会那么使她感到冒犯。

她想，再也不能这样胡闹了。她一定要坚决，再也不能装成害羞的样子，低头傻笑，不敢直视对方——这样是要闯祸的。祸福之间隐约地有一条几乎不可言说的可怕的界线。一失足就成千古恨。她再也不敢想起跳舞的事了，那是万恶之源。她必须勇敢地拒绝——推说从没学过跳舞，或者推说她的脚扭伤了。

那年秋天，莫斯科铁路网的路工们闹起了运动。莫斯科至喀山线的工人罢工了，莫斯科至布列斯特线的工人似乎也想罢工。罢工的行动已经决定，只是罢工委员会还在争论着罢工的日期。铁路上的人都知道即将罢工，他们只不过是在等待一个借口而后行动。

十月初一个寒冷而阴霾的早上，这天正是发薪的日子。但老半天出纳处都没有什么动静，后来一个工友把工资表和出勤表送进了办公室，出纳才开始发薪。车长、扳道工和他的助手、修车厂的扫地女工等等，从车站的仓库、厂房、机房和轨道上走出来，排成望不见尽头的队伍，向办公区的木房子移动着。

空气里弥漫着初冬的气息——那是被踩烂了的枫树落叶、融化了的雪、火车头的煤烟，以及那些在车站食堂地下室里刚出炉的新鲜热腾腾的燕麦面包的气味。列车来往着，在展开或卷起的红绿旗子的指挥下，转轨、操纵联轴的挽钩。火车头喘着气，看守拉着汽笛，转辙员吹着铁哨子。烟像一副没有尽头的梯子似的升上天空。嘶嘶发响的火车头喷出蒸汽，蒸着冻结的冬云。

段长富夫雷金正和车站的养路工长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一同沿着路轨踱步。安季波夫最近一直在抱怨修理厂的那些修补路轨的配件不合标准，他认为修理厂用的钢韧性不够，铁轨受不了强大的压力负荷，严寒季节，铁轨可能会断裂。但管理部门对他的指责根本置之不理，显然在订合同买这些配件时，一定有人拿了红包。

富夫雷金穿着一件绣有铁路制服花边的名贵皮外套，外套扣子没有扣上，露出里面的新款斜纹哔叽西服。他小心翼翼地在路基上行走，志得意满地看着身上西装领襟的笔挺线条、裤筒上笔挺的折纹和他那双优雅的鞋子。安季波夫的话，他从一只耳朵听进去，又从另一只耳朵让它给溜掉了。他的心中另有盘算，他不断地掏出表来看，好像是等不及要走似的。

“不错，不错，我亲爱的伙伴，”他不耐烦地插嘴，“但那只是在运转次数频繁的主要路轨上才有危险而已。你管的究竟是些什么路轨呢？——傍轨、支线的终点、互换的岔轨和掉头轨，那上面有些什么车辆运转呢？大不了也只有一两列火车头走走罢了。你还想要多好的钢轨才行？你真是愈做愈糊涂了！谈什么钢轨好坏，在这些地方，用木头做路轨都没有问题！”

富夫雷金看了下怀表，啪地把表壳合上，然后凝视远处那条向铁路延伸而来的公路。在那条路上一处拐弯的地方，一辆马车驶过来了。是富夫雷金的自用车。他太太来接他了。马夫把车子一直驶到贴近铁路的地方，一面像个女佣责骂不听话的小孩子似的尖声尖气呼叱那两匹马，因为马怕火车。车内的一角，坐着一个漂亮的女人，心神不属地靠着椅垫子。

“好啦，我的好伙伴，下次再谈吧。”段长说，一面挥着手。那神情像是说：“我还有些比铁轨更重要的事情呢！”然后便上车走了。

三四个小时之后，大约黄昏时刻，在距离路轨不远杳无人迹的田野上，好像从地下钻出来似的出现了两个人。他们回头看了一眼，便很快走开。

“我们走快一点。”季韦尔辛说，“我并不是担心有奸细跟踪我们，而是怕那群磨蹭的家伙在那个地洞中办完事出来赶上我们。我看见这些人就受不了。如果硬要这么死拖下去，干吗要搞个委员会？既要玩火，又怕火烧身找不到地方躲！哼，还有你，你也是他们一伙的。”

“我的达里娅害斑疹伤寒，我要送她上医院。在她进医院前，我什么事也没有心情干。”

“他们说今天发薪水。我现在就到出纳处去。如果今天拿不到薪水，我可就跟你们不客气了，你们瞧着吧。我要大家立刻停工，一分钟也不等。”

“请问，你想怎么搞？”

“很简单，我到锅炉房去把汽笛拉响。就是这样。”

他们互道再见，分道扬镳。

季韦尔辛穿过路轨回镇上去，一路上他遇到不少从出纳处领了薪水出来的人，看来好像整个车站的工人都拿到薪水了。

夜幕低垂，出纳处已经点亮了灯。闲散的工人们聚集在出纳处外面的广场上。马车道上，富夫雷金的马车停在那里，富夫雷金的太太依然是早上那副姿态，好像一动也没动过似的坐在车中。她在等她的丈夫领薪水。

忽然下起冰雹来。马车夫从他的驾驶座上爬下来，去撑起皮子做的车篷。他使劲地扳动那些篷杆，用一条腿顶着车厢的背板。富夫雷金娜坐在车上，出神地欣赏着雹粒，雹粒打散出纳处射出的灯光，像银珠子一般闪耀着。她那白日做梦一样静止的眼睛定定地望着那群工人头顶上的某一点，她的神情看起来就好像：如果必要，她的目光可以越过眼前这群人，就像她可以看穿小雹点或者薄雾一样。

季韦尔辛看到了她的表情，不禁一阵恶心。他没有跟她打招呼就走过去了，同时决定先不去领薪水，省得在出纳处碰到她的丈夫。他来到广场上比较黑暗的一侧，走向笼罩在阴影里的修理厂，有好几条路通向那里的机车库。

“季韦尔辛，库普里扬！”黑暗中，有好几个声音在喊他。厂房外面有一小撮人。厂房里面，有一个人在叫骂，一个小伙子在哭喊。

“进去吧！库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进去帮帮那小子。”人群里一个妇人这么说道。

老工头彼得·胡多列耶夫又在虐待他的小徒弟尤苏普卡。

胡多列耶夫原来并不是一个会虐待小徒弟的人，也不是一个爱吵闹的酒鬼。从前，有一段时期，他还是神气十足的青年工人，是莫斯科工业区那些商人或牧师的女儿们倾心仰慕的对象。但他所追求的女子，玛尔法，在她从修道院附设女校毕业的那一年，拒绝了他而嫁给他的一个同事，机工萨韦利·尼基季奇，就是季韦尔辛的父亲。

五年后，萨韦利惨死（他是在1888年那次骇人听闻的铁路撞车惨剧当中被活活烧死的），胡多列耶夫再度求婚，但玛尔法·加夫里洛芙娜又拒绝了他。从此胡多列耶夫就常常酗酒闹事，打算以此来向这个瞎了眼的、净折磨人的世界报复。

尤苏普卡是看更人吉马泽特金的儿子，季韦尔辛就是住在他所看管的出租屋里。季韦尔辛一向庇护那孩子，因此更使胡多列耶夫火上加油。

“锉子是这样用的吗？你这笨蛋！”胡多列耶夫喝道，扯着尤苏普卡的头发，连续地捶打他的颈背，“铸铁是这样锉的吗？你这眼睛也不睁开的猪猡！”

“哎哟！我下次不敢了，叔叔，哎哟，我不敢了，哎哟，痛死我了！”

“老子跟他说过几千遍了！先要对正圆轴，然后拧紧螺杆，但是他偏不，他一定要照自己的方法来弄！他差一点把轴都弄断了。这王八蛋！”

“我碰都没碰过那轴，我真的没有。”

“你为什么要虐待这孩子？”季韦尔辛问道，他推开人群走了进去。

“不关你的事。”胡多列耶夫打断他。

“我在问你为什么要虐待这孩子。”

“我可要警告你，快点走开，别想在这儿找麻烦！我杀掉他都还太便宜他呢，这饭桶，他险些弄坏了我的轴。还能活着就算他命大了，这眼睛也张不开的混蛋——我只拧了他的耳朵，扯了扯他的头发而已。”

“你是认为他犯了砍头的罪，是不是？真不害臊！真是的，像你这么年长的工头——头发都白了，还如此蛮不讲理。”

“告诉你，在我没有把你撕碎之前，你还是走开的好。否则的话我就要把你的肠子给剜出来！哼！还要跟我讲道理，你这狗杂种！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东西？你是老子眼睁睁地看着，在铁轨上干出来的野种。我清楚你的母亲，就是一个臭婊子、破鞋、贱货！”

接着，所有的事都在一分钟内发生。这两个人同时从摆着工具的长桌面上顺手捞起一件重家伙。如果不是外面的人冲进去把他们两人死命拉住，他们早已把对方宰了。胡多列耶夫和季韦尔辛都用力向前挣着身体，额头几乎相碰，眼睛充血，脸色铁青，气得说不出话来。他们被劝架的人从背后紧紧抓住双臂，扭着身子挣扎，希望挣脱抓着他们的同事。两人的衣服纽扣纷纷挣落，外套和衬衫都拉开了，露出肩膀。周围是一片叫闹声。

“凿子！抢下他那凿子！他要凿穿他的脑袋啊！放手，放手吧，老彼得，再不放我们可要扭断你的胳膊啦。哎呀！我们跟他们纠缠什么！拉开他们，把他们关起来，不就完事了吗？”

季韦尔辛用一种超人的力量，甩脱了抓着他的人。他冲向门口时，大家又去追他。但当大家发觉他是要走而不是要再和对方斗下去时，便让他去了。他走出门口，猛力回手关门，然后头也不回地迈步向前走去。潮湿的秋夜笼罩住他。

“你要帮他们的忙，他们却拿刀子对付你。”他喃喃自语，漫无目的地走着。

这个罪恶而充满欺骗的世界！一个吃得太饱的女人，可以用一种傲慢的、不屑一顾的眼光看着一切劳动者，而在这类劳动者中，一个酗酒的可怜虫居然以虐待自己的同志为乐——这个世界此刻令他更觉得可恨了。他加快脚步，好像这样就可以使世界快些进展到那个时代，那时一切的事物都像他此刻发烫的脑袋所想象的那么合理、那么和谐。他知道在过去几天内所发生的斗争，铁路上的纠纷、罢工的决议（虽然尚未执行，却也没有取消）、会议上的演说，都是展开在他们面前的这条大路上的一个个必经阶段。

在这一瞬间他是多么地兴奋，他走个不停，甚至连停下来透一口气也不需要了。他不知道该走到哪里去，不过他的双脚却很清楚地知道将要把他带去何处。

没多久，季韦尔辛就知道，当他和安季波夫离开那地下室不久，罢工委员会就决定在当天晚上罢工了。他们当时就决定了谁到哪里去、谁该参加。当机器修理厂的汽笛拉响起来——好像从季韦尔辛灵魂深处呐喊出来似的——当喑哑的汽笛声逐渐变得清晰时，在修理厂和转运场上，早已聚集了一群罢工的人。立刻，锅炉房的人们也听到了季韦尔辛的讯号，便也放下工具，参加了罢工的行列。

从那天往后许多年，季韦尔辛一直以为那天晚上使这条铁路沿线的工作和交通停顿的是他一个人的力量。直到后来一次审讯中，他被控告的罪名是参加罢工，而不是发动罢工时，他才知道真相。

人们走出来，问：“人都到哪里去了？那讯号是什么意思呢？”

“你耳朵聋啦？”黑暗中有人答道，“是火警啊，他们在放火警讯号呢，他们叫我们去救火。”

“哪里起火啦？”

“总不会没有地方着火的，否则他们怎么会放警报呢。”

门被不断打开，更多的人走了出来。

另一些声音也出现了。“是火警吗？你相信那鬼话！这是罢工，知道吗？让他们去找些别的笨蛋来干这种肮脏的工作吧，弟兄们！我们可不要干啦。”

于是更多更多的人加入了罢工的行列。铁路工人全部罢工了。

两天后，季韦尔辛回到家。他满脸胡碴，因为睡眠不足而眼眶深陷，而且冻得骨头都发抖。本来这还不是落霜的时节，但头一天晚上却下了很厚的霜，季韦尔辛又没有穿冬衣。

看更人吉马泽特金在大门口迎着他。

“谢谢你，季韦尔辛先生。”他用五音不全的俄语唠叨着，“你救了尤苏普卡，我会永远为你祈祷。”

“你疯啦你，吉马泽特金，你在叫谁先生？别跟我来这一套，有话快说，这外面多冷啊。”

“你为什么要挨冻呢？马上就暖和了，库普里扬·萨韦利耶维奇。我和你母亲玛尔法·加夫里洛芙娜昨天从货运站弄了一柴房木柴回来——全是桦木——很好很干的木柴。”

“谢谢你，吉马泽特金。如果你还有别的话要告诉我，就快说吧，我简直要冻僵了。”

“我要告诉你，别在家里过夜，萨韦利耶维奇，你必须躲起来。警察刚来过，问有谁到你家里来过。我说没有人来过，我说我很放心，只有铁路工人来过，陌生人一个也没有。我说，绝没有外人来过。”

季韦尔辛和他母亲、哥哥住一起，哥哥们已经结婚，他还是个单身汉。他们住的房子属于邻近的圣三一教堂。住在那种出租房里的房客们，只有几个是教会里的人，两个是小贩公会的会员——一个屠宰业公会的，一个属于蔬菜业公会——但大部分的房客都是莫斯科至布列斯特线铁路的工人。

那是一所石结构的房子，沿着肮脏的泥院有一条木板垫着的路。几条露天楼梯也在院子里，楼梯口是厕所和上了锁的储藏室，到处弥漫着猫粪、狗屎和垃圾的霉腐气味，下雨天又脏又滑。季韦尔辛的哥哥在战时给征去当过兵，在瓦坊沟战役中受了伤。他目前正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陆军医院里养伤，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已经去医院探望他，并准备接他回家（因为季韦尔辛一家几代都在铁路上做事，所以全家都可以凭职员证在整个俄罗斯境内旅行）。他们住的那层楼很安静，目前只有季韦尔辛和他母亲住着。

他们家住在三楼。家门前楼梯口上有一只大水桶，挑水夫按时挑来水倒入桶里。季韦尔辛上楼时，注意到水桶盖子被推向一边，一只洋铁罐子搁在结了冰的水面上。“普罗夫一定来过了，”他想着，笑了一笑，“这家伙这个样子喝酒，他的肠子必定会着火。”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是季韦尔辛母亲娘家的亲戚，在教堂里充任赞美诗歌手。

季韦尔辛把洋铁罐从冰上拔起，按响门铃。一股暖气和厨房里使人垂涎的蒸汽浪潮向他扑来。

“你的火生得真好，妈妈，这里面真是舒服极了。”

他的母亲冲向他，抱起他的颈子，热泪盈眶。他抚着她的头发。过了一会儿，轻轻推开她。

“不冒险，怎么会有收获呢？妈，”他温柔地说，“现在，从莫斯科到华沙，整条铁路都瘫痪了。”

“我知道，所以我才哭啊。他们一定要逮你的，库普林卡，你一定要躲远一点才行。”

“你那个宝贝朋友，彼得，几乎要砸碎了我的脑袋！”他本来是想逗她发笑的，但她却恳切地说道：“不要笑他，库普林卡，笑他真是罪过。你应该为这可怜的、苦命的酒鬼难过才是。”

“安季波夫被他们抓去了。他们三更半夜去搜他的房子，把所有的东西都翻遍了，今天早上把他带了去。他的老婆达里娅害斑疹伤寒进了医院。他们的孩子帕沙在职业中学念书，现在孤零零地和他那聋子姑姑住一起。我想，那孩子应该到我们这里来。普罗夫来干什么？”

“你怎么知道他来过？”

“我看见水桶的盖子给打开了，洋铁罐被搁在冰上——肯定是普罗夫用洋铁罐喝过水。”

“你的眼睛真尖，库普林卡。是的，他来过，的确是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他来借了点木柴——我已给了他。哎呀，我一直在嘟哝些什么啊，我真是太笨了。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普罗夫给我带了消息来。想想看，库普林卡，沙皇已经签署了一张宣言，一切都不同啦——每个人都会好了，农人们都有田地了，我们也要和那些上流人物平等了！宣言已经签署过了，他说，只差还没有公布而已。教士会议已经决定教堂聚会的时候增加一些节目——感恩祷告之类的。他告诉过我，不过我记不得了。”

帕沙·安季波夫的父亲被捕了，罪名是发动罢工。帕沙便寄居在季韦尔辛家里。他是一个干净而整齐的孩子，五官端正，红色的头发从当中分开，他常用一把梳子把头发梳平，或者把紧身衣拉直，把腰带上那饰有校徽的皮带扣子拉正。他很有幽默感，而且特别富有观察的天才；他可以模仿每一样他看到或听到的东西，引得别人大笑不已。

十月十七日的宣言公布后不久，许多革命团体要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游行。游行的路线从特维尔门出发，到城另一端的卡鲁日斯克门。但是这次游行的计划非常不周到，领导人们也吵起来，咕哝咕哝就像煮着一锅烂粥，然后便一个一个地退出去。最后，当他们得知人群已经在指定的早晨集结了，才不得不又匆匆忙忙地派出代表去领导那些游行者。

不顾季韦尔辛的苦劝，他的母亲终于参加了那次游行。那快活的、讨人喜欢的帕沙也跟着她一起去。

那是十一月间一个干燥而寒冷的日子，天色像永不动弹的铅块，偶尔飘落几片雪花，慢慢地旋转着，然后怯怯地落在人行道上，像灰色的、毛茸茸的尘埃。

大街上人潮汹涌，到处都是脸孔——一张脸紧挨着一张脸。人们都穿着棉外套、戴着羊皮帽子，其中有男女大学生，老人和儿童，穿着制服的铁路工人，穿着长靴和皮外套的人，从电车修理厂和电话公司来的工人，还有女孩子和中学生。

他们唱了好一会儿的《马赛进行曲》、《华沙工人歌》和《你是受压迫者》之类的歌。一个走在游行行列前面的人唱着，倒退着，一面用他的帽子打拍子。然后，他把帽子戴在头上，听听那几个在他身边的领袖在说些什么。歌声一没有了拍子，便马上乱了。这时人们听见一阵好像杂沓的脚步踏在结冰的人行道上的响声。

领队的几个人从同情者的口中接获一个消息，说一队哥萨克骑兵在前面路上等着游行的队伍。那警告是用电话打到附近一家药房来的。

“那又怎么样？”策动游行的人讨论说，“我们必须保持冷静，不要慌乱，这是最主要的事情。我们必须占领第一栋我们走到的公共建筑物，然后宣布这个消息，并解散队伍。”

为了选择最好的占据对象，又引起了一阵争辩。有人提议占据商业雇员公会，有人提议工业专科学校，还有人提议海外通讯学校。

他们正在争辩之时，大队已经抵达一所学校了，而这所建筑物所能给予他们的掩蔽，和刚才提出来的那几个地方简直一样。

当队伍走到校门口时，那几个领导人就走到一边，踏上校门的半圆石阶，同时做手势让大队停下来。校门打开了，游行的队伍——外套跟着外套，帽子跟着帽子——走进了校门里的院子，走上楼梯。

“进礼堂去！进礼堂去！”后面有些声音叫喊着，但是人潮继续向前涌去，在走廊上散开，有些走进教室。当领队的几个人终于把他们引进礼堂后，这几个人便好几次向人们警告，说前面有哥萨克骑兵埋伏，但没有人注意他们。停止前进，并且走进一所建筑物里，被看成一种开会的邀请，一个临时会议立刻开了起来。

走了那么多路，唱了那么多歌，人们很高兴能够静坐一会儿，让别人来替他们干点事，让别人来喊哑嗓子。那群人欢迎所有的活动，他们忘记那些演说者的微小差别，因为他们在重点上看法完全一致。最后，那最蹩脚的演说者竟然获得最多的喝彩。没有人打算仔细听他的道理，他每说一句，大家就欢声雷动地赞成，也没有人在乎他的话被喝彩不停地打断，每个人都因为没有耐性而同意了他所说的一切。然后有人高声地叫喊“羞辱”，一封抗议的通电也起草好了；之后，突然人们好像不能再忍受那演说者沉闷的声音了，他们一起站了起来，把那演说者忘得一干二净。他们像是一个人似的站起来，涌出去——帽子跟着帽子，行列跟着行列——走下楼梯，走上街道。游行又恢复了。

会议还在进行的时候，便已经开始下雪了。现在街道已经变白，雪愈积愈厚了。

当那队哥萨克骑兵向游行的行列冲锋时，在后面的游行者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阵逐渐增高的叫喊声向他们卷过去，好像千万人高叫着“万岁”、欢声雷动一样，把那些个别的“救命啊”、“杀了人啦”的喊声给淹没了。几乎就在这同一时刻，人群向两面分散，在当中分出一条狭窄的走廊，马头和鬃毛，以及骑在马上挥舞长刀的士兵，正迅捷地冲进那一阵呼喊的浪潮之中。

半排骑兵骤驰而过，勒转马头，重整队形，猛然向行列的尾端冲过去。屠杀开始了。

几分钟以后，整条大街几乎已不见人影。人们向左右两边的小巷四散奔逃。雪渐渐小了。这个下午干涩得像一幅炭画的草稿。在房子后面的落日，好像用手指指着似的照在街上所有的红色东西上面——那些骑兵帽子的红顶、一面扯在街道上的红旗、和雪地上一块块的血饼与一道道的血痕。

一个头颅破裂了的人，呻吟着沿街旁的石阶爬行。那几个骑兵一直冲刺到街尾，又回转马头，并排慢步转回来。几乎就在这几匹马的铁蹄下，玛尔法·季韦尔辛娜从街的一边跑到另一边，她的头巾掉在脑后，她没命地呐喊着：“帕沙！帕沙！”

帕沙本来一直和她在一起。听演说时，他还模仿着最后一个演讲者来逗她发笑。可是骑兵冲来时，在混乱之间他突然不见了。

一根短棍敲在她的背上，虽然她穿了很厚的棉外衣，几乎不觉得挨了打，但她仍旧咒骂着，向着那倒退的骑兵晃着拳头，责骂他们竟然胆敢在公共场所袭击一个像她这样的老太婆。

她焦急地向路的两边张望，最后她看见那孩子居然在路对面。他躲在一家蔬菜店和一家住宅之间凹进去的角落里，一群正巧路过的人也被一个骑兵逼着退到那里。那骑兵把马策上人行道，看见那几个人恐惧的样子，洋洋自得，故意勒住马，在那儿表演起小转身的花步来。他把马勒着，倒退到那几个人身边，然后像马戏班里表演的那样转一个身。突然他看见同队的伙伴回来了，便用力把马肚子一夹，马儿向前一跃而出，归队去了。

那一群人散开了。吓得说不出话来的帕沙冲向玛尔法。

在回家的路上，老太婆一直嘟哝着：“千刀万剐的刽子手！人们因为沙皇赋予他们自由权利而高兴起来，这些该下地狱的刽子手就受不了啦！他们一定要把什么事都弄拧，把每句话的意思都弄反才行。”

她对那些骑兵发怒，她对全世界发怒，在那个时刻，并且连带地对她的儿子也发着怒。当她懊恼起来时，她似乎觉得所有近来的那些乱子全是“库普林卡那群毛手毛脚的笨蛋们”弄出来的。

“他们想怎么样呢？这群笨蛋们！他们糊里糊涂，只要能够呼风唤雨就高兴了！这群不知好歹的东西，就像那个话匣子，帕沙，再学学他的样子让我看看，亲爱的。哎呀！真是笑死我了！你学得真是一模一样。嗡嗡，嗡嗡，嗡嗡——简直像只大土蜂！”

一回到家她就骂她儿子。她这一大把年纪了，还要挨那些白痴在背上打一棍吗？

“真是的，妈！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难道我是那队哥萨克骑兵的队长或是警察局长？”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在他的窗口看到了那些逃命的游行者。他晓得他们是些什么人，便注意地观察，看看尤拉是不是在里面。但那里面好像没有一个他的熟人，他只觉得似乎瞥见了那个姓杜多罗夫的孩子——不过他已记不起他的名字。那不知死活的小伙子，最近才从肩膀上取出一颗子弹头，现在又到那些他不该去的地方到处胡搞去了。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那年秋天从彼得堡搬过来的。在莫斯科他没有房子，又不愿住旅馆，因此就寄居在一门远房亲戚斯文季茨基的家里。他们让他住在三楼一个两面朝街的房间中。斯文季茨基夫妇没有小孩，这座三层楼房是他们已故的双亲在好多年前跟多尔戈鲁基亲王租来的，房子委实太大了，他们用不了那么多地方。这是多尔戈鲁基家族的产业——一排多种式样的排列不整齐的房子，包含三个院落、一个花园，周围是三条狭窄的小巷，仍然沿用古老的名称，总称作面粉城，尼古拉借住的这座房子是面粉城的一部分。

虽然有四面窗子，但那书房依然阴暗。房里堆满了书籍、纸张、地毯和印刷品。房子的一角有一个半圆的阳台，因为是冬天，通往阳台的双扇玻璃门已经紧紧地关上了。

从那阳台的门和两面窗子望出去是一条小巷，巷子里的雪橇轨迹、两旁不规则排列的房子和栅栏一直延伸很远。

紫色的影子从园里爬进房间。那白霜覆盖的树，枝桠间好像蜡烛熄灭之后的浓烟，探进头来，仿佛想把它们的重担放在书房的地板上一般。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站着向远方眺望。他回忆起去年在彼得堡的冬天——他想起了加邦（一个教士，人们把他当作革命领袖，其实是个煽动家）、高尔基，想起了那次拜访首相威特，还有那些现代派的时髦作家们。他从那个疯狂的地方，逃到这古都的寂静里来，是打算撰写他心中的著作。但他从油锅里跳出，却又跳到火焰里去了。一天接一天的演讲——女子的大学特别班、宗教哲学会、红十字会，还有罢工基金会——简直剥夺了他全部的时间。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到瑞士去，到那儿林野中一个僻静的村镇去，到那湖上、山间、天空以及那永远应和着回音的空气中的平和里去。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离开窗口，他想出外去看个朋友，或者到街上走走。但他想起那托尔斯泰主义者维沃洛奇诺夫有点什么事情要来找他。他在房里踱着方步，于是他想到他的外甥了。

当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从他在伏尔加河上的隐居之所搬到彼得堡去的时候，他把尤拉留在了莫斯科。他在莫斯科有许多亲戚——韦杰尼亚平家、奥斯特罗梅思连斯基家、谢利亚温家、米哈耶利斯家、斯文季茨基家，还有格罗梅科家。最初尤拉马马虎虎地住在那老话匣子懒鬼奥斯特罗梅思连斯基家，族人们管他叫费吉卡。费吉卡和养女摩蒂亚姘居，因此自认是个反抗传统、追求进步思想的斗士。但他辜负了亲戚的请托，甚至挪用了尤拉的费用，花在自己身上。于是尤拉只好迁移到当教授的格罗梅科家里去，此后就一直寄居在他家。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认为格罗梅科家环境和气氛很是合适。格罗梅科的女儿冬妮亚年纪和尤拉差不多，还有米沙·戈尔东也和他们住在一起，他同时也是尤拉的朋友和同学。

“他们倒是挺有趣的一个三人联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想。他们三人整日把自己沉浸在《爱的意义》和《克莱采奏鸣曲》之中，而且三人都热心于宣扬品德。青年人经过一段狂热的清修是对的，但他们做得太过火，他们已经过分了。

他们真是幼稚而古怪！不知为了什么理由，他们把经常扰乱他们肉欲范围内的东西一律称为“庸俗”，而且不断地使用这个字眼，往往又用得很不恰当。这字眼用得太不高明！他们拿“庸俗”指本能，指猥亵，指对女性的玩弄，甚至用来概括整个物质世界。每当他们提及那个字眼时，脸色不是变青就是发红。

“如果我一直在莫斯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想道，“我就不会让他们变成这个样子。质朴是必要的，但必须有个限度……”“哎呀，尼尔·费奥克蒂斯托维奇，你来啦！请进吧！”他叫道，一面去迎接他的客人。

一个胖子，身穿灰色的托尔斯泰主义者衬衫，以及一条膝盖上下涨得像口袋似的裤子，扎着极宽的皮腰带，脚着毡靴，走进房里来。他的样子活像一个脑袋在云端飘着的善人的灵魂。系着一条阔黑缎带的夹鼻眼镜，在他的鼻梁上愤怒地颤动着。他在客厅中便已经开始脱衣服，但还没有拉下围巾，所以它就挂在他背后，拖到地板上，与此同时他还拿着他的软呢圆帽。这些累赘使他无法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握手，甚至连“您好”也说不出来。

“嗯……嗯。”他不知失措地哼着，一面在房中张望着。

“随便放下好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这样，维沃洛奇诺夫的言语和自制能力才恢复了过来。

维沃洛奇诺夫自命是托尔斯泰的门徒之一，但他们这些人已经把那个从来不知什么叫平静的天才的思想弄得了无生气，恬于享受长久而无挂碍的休息，并且无可挽救地日渐流于浅薄。他来是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到一个集会去演讲。集会是为了救助那些被放逐的政治犯而召集的，将在一所学校内举行。“我已经到那学校去演讲过了。”

“也是为了救助我们的放逐者吗？”

“是啊。”

“你必须再讲一遍。”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稍稍推让之后，答应了下来。

事情已经谈妥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想留客。照说，尼尔·费奥克蒂斯托维奇可以马上告辞了，但他显然觉得那样太不像话，因此在告别之前，他想寻出几句生动而自然的话来说说，结果他们的对话竟尴尬地拖了下去。

“哦，结果你就变成了颓废派了？你甚至接受了神秘主义？”

“你这话什么意思？”

“那真是浪费，你知道的。你还记得那个县议会吗？”

“当然记得。我们不是曾经一起讨论过它？”

“我们还为乡村学校和师范学院作过战，为它们做了不少事呢！”

“是的。那是一次精彩的战役。”

“然后你对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发生兴趣了，还记得吗？”

“是的，有一段时期。”

“嗯，现在你所关注的却变成这套附庸风雅的东西了——放荡的牧羊神、黄色的睡莲、雅典的少年和《让我们发光吧》。我真是想不到，像你这样一个睿智的人，具有这么高度的幽默感以及对人深刻的认识……啊，来吧……难道我已经冒犯你最神圣的领域了吗？”

“干吗老谈这些？我们是为什么争辩起来的？你根本不明白我的观念。”

“俄罗斯所需要的是学校和医院，而不是放荡的牧羊神和黄色的睡莲！”

“我也不否认这些。”

“农民们衣不蔽体，在饥饿中挣扎……”

他们的谈话就如此这般地拖下去。明明知道这毫无用处，可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仍然努力地解释给他听，为什么他对象征主义的某些作家有点向往。然后，又转入托尔斯泰主义的理论，他说：

“在某种程度之内，我是赞同你们的。但托尔斯泰说，一个人愈是对美虔诚，他就离善愈远……”

“而你却认为恰恰相反——这世界要由美来挽救，是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罗赞诺夫、梦幻般的戏剧，诸如此类的一套？”

“不急不急，让我把我所想的告诉你吧。我认为潜伏在人性中的兽性如果可以用威胁来压制的话——不管用什么威胁，用监牢也罢，用死后的报应也罢——那么，人性的最高标志，就是马戏团里挥鞭子的驯兽师，而不是那个以自己做牺牲的先知了，道理就在这儿，你明白吗？——多少世纪以来，使人类凌驾禽兽之上的，并不是鞭子，而是一种内在的音乐：一种没有武装的真理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和人们对那些坚持真理的榜样强而有力的向往。大家都知道，一般人一向都以为《福音书》中最重要的是那些伦理箴言和诫命。但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基督说话总是取譬于生活：他总是以日常生活来解释真理。这里所透露的观念，乃是生命能与世俗相契合，才能不朽，生命的整体是象征的，因为它是有意义的。”

“你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你应该把它写成一本书才对。”

维沃洛奇诺夫走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感到极度的恼怒。他对自己生着气，因为他竟把自己最亲切的思想泄漏给这个笨蛋，而又丝毫不能感动他。之后，他的懊恼转移了目标——这也是常有的情形，他想起另外一件事来了。

他并不写日记，但一年之中总会有一两次，他在一本厚厚的笔记簿上写下那些使他印象特别深刻的观念。此刻他又把笔记簿拿出来，开始在下面写下一些清楚的大字。下面就是他所写下的：

那个姓施莱辛格的莫名其妙的女人把我烦恼了一整天。她一早就来，一直逗留到午饭时刻。她不断地朗诵着，整整两个钟头之久。内容是由某象征主义诗人为某作曲家的关于宇宙的交响乐所写的诗，论述的东西从行星的神祇到四元素的声音，不一而足。我不耐烦地听着，最后实在受不了了，才央求她停下来。

然后，突然之间我一切都明白了。我明白了这东西这样要命，是因为不可忍受的虚假，甚至在《浮士德》里也有类似的虚假。这整个的一切根本就是造作，谁也没有对它真正发生过兴趣。现代人并不需要它。当现代人被宇宙的奥秘弄得昏头涨脑时，他们便向物理学求援，他们从不会求助于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的阐释宗教、宇宙的六言诗集。

问题并不仅仅因为那些艺术的形式已经过时，更是因为大地与空气的精灵再度搅混了科学已经阐明的东西，实际上这一型的艺术已经完全和现代艺术的精神、要素以及原动力脱节了。

这类玄学，在远古的世界是很自然的——那时的世界开发得那么少，大自然还没有被人所征服。大型哺乳动物仍然在大地上行走，人类对龙和恐龙的记忆犹新。大自然对人类的威胁十分地明显，它扼住人类的咽喉，非常凶猛而结实，以致人们相信，世界可能真的是充满各种神祇。那是人类编年史的最初几页，那只是个开始。

以后由于人口的过度繁殖，到罗马时代时，这个远古世界便结束了。

罗马是个外来的神祇和被征服者的跳蚤市场，是个把天地分作两层的交易所，是个难分难解的龌龊的垃圾堆。那里有达吉人、赫鲁人、大月氏人、萨尔马特人、极北人、没有辐条的粗轮子、深陷在脂肪里的眼睛、鸡奸、双层下巴、不识字的皇帝、用有学问的奴隶的肉来喂养的鱼。那里有着这个世界从未有过的稠密人口，全部挤进圆形竞技场的通道里，全都是可怜虫。

然后，他来了，他走进俗气的黄金和大理石堆中，轻轻地，但罩在一团灵光里，他是那么地平易，故意显示出自己的乡土气。他是加利利人，而这时，神祇和民族都消失了，人诞生了——这人是个木匠，是个农夫，是个在黄昏中看守羊群的牧人，这人丝毫没有一点骄傲的声息，而在全世界母亲们的摇篮曲中，在全世界的画廊里，这人被感激地纪念着。

彼得罗夫大街看来像是彼得堡在莫斯科的一个角落：街道两边是对称的楼宇，屋子的进口有着优雅的雕刻，书店、图书馆、制图店、高等的烟草店和精致的餐馆一应俱全，门前的支柱上都有两盏毛玻璃灯罩的巨型瓦斯灯。

冬天，这条街有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那儿的居民是经济来源稳定、自重而富裕的自由职业者。

维克多·伊波利托维奇·科马罗夫斯基在这条街上租了一个在四楼的寓所，这个寓所极为富丽，由一道橡木栏杆的阔扶梯通往四楼。他的管家，他隐居地点的女主人——爱玛·埃内斯多芙娜———说得好听一点，替他管理一切，只不管他的私生活；她不声不响地把房子整理得井井有条。而他呢，用一种上等绅士所应有的体恤来回报她，同时他绝不允许客人来访，因为不管那是男客或女客，有客人来就会扰乱了她那宁静的老处女世界。他们的家由一种修道院式的沉寂统治着，窗帘是经常拉下的，每件东西都一尘不染，就如同在外科手术室里一般。

每当星期日上午，科马罗夫斯基会带了他的狗，到彼得罗夫大街和库斯涅茨基大街去溜达。在一个街口，他们会碰上既是戏子又是赌徒的康斯坦丁·伊拉里奥诺维奇·萨塔尼基。

他们一同在库斯涅茨基大街散步，互相交流下流的故事，有时轻蔑地哼着鼻子，有时用深沉而响亮的声音无耻地大笑，他们的笑声弥漫在空中，并不比狗吠更有意义。

天气真是不对劲。水点滴滴答答地打在水管和屋檐的金属物上，屋顶向屋顶轻轻地打着讯号，如同是在春天。雪融了。

拉拉在一阵眩惑中走回家，到家之后，她才了解自己是遭遇到什么了。

大家都睡了。她恢复了刚才那种迷蒙的状态，并且在这种空洞的心情下，坐在母亲的梳妆台前。她仍然穿着那件从成衣店借来当晚礼服的镶边衣服，浅得接近苍白的紫色，就像化装道具；仍然披着长长的面纱。她坐着，面对镜子里自己的影子，但是她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她双臂交抱，放在梳妆台上，再把脸孔埋在手臂当中。

要是母亲知道了，一定会杀了她。一定会杀了她然后自杀。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现在一切都太迟了，她早就应该想到这种事。

现在，她已经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失足的女人了。她是一个那种法国小说所描写的女人了，而明天，当她又回到学校去的时候，她又将和那些别的女孩子并排而坐，相形之下，她们不过是些小孩罢了。啊，天哪，天哪，这事是怎么发生的呢？

总会有一天，许多许多年以后，到情况许可之时，拉拉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奥莉亚·杰明娜，奥莉亚一定会紧紧地抱着她，痛哭失声。

窗外，水点继续滴个不停，融雪在喃喃地念着它的符咒。在下面的街上，有人在敲一个邻舍的门。拉拉没有抬起头来。她的肩头哆嗦着。她在哭。

“噢，爱玛·埃内斯多芙娜，那并没有什么了不得。我简直烦都烦死了。”他不断地开关着抽屉，把东西翻出来，地毯和沙发上都撒满了领子和袖口，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寻找什么。

他非常迫切地需要她，但是在这个星期日他没有办法见到她。他急得在房中乱转，就像笼中的一头困兽。

人世间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比得上她的灵性美。她的纤纤素手，像一个升华的观念那么令人失魂落魄。她那投在旅馆房间墙上的影子，就像她纯洁无邪的灵魂。她那套裙紧裹着的胸脯，紧绷绷的，就像麻布绷紧在绣花框上。

跟着下面柏油路上不慌不忙的嘚嘚马蹄节拍，他用指头敲着窗上的玻璃。“拉拉。”他闭着眼睛耳语。他看见——她的头靠在他的臂上，闭着眼睛，熟睡着，根本意识不到他故意好几个钟头没有合眼地看着她。她的头发蓬松着，那种美像烟似的刺痛他的眼睛，啮咬着他的心。

星期天的散步并不成功，他带着杰克走了几步，停了下来，想起库斯涅茨基大街，想起萨塔尼基，想起他在街上所遇到的熟人——不行，他实在受不了了，只好转过身往回走。那只狗惊讶起来，不赞成似的仰头看看，不情不愿地跟在他后面。

“这是怎么回事？”科马罗夫斯基想着，“我碰到鬼啦？”可能是他的良心，或是一种怜惜的感情，或是悔恨，或是他在为她担忧？不会的，他知道她在家里，平安无事，那么，为什么他硬是没有办法不想她呢？

他走回家去，走上扶梯，走过了二楼的楼梯口。那里有一扇窗的角上装饰着彩色华美纹章，不同颜色的光影投在他的脚上。往三楼上到一半时，他停了下来。

他绝不能向这疲倦的、烦恼的、焦灼的心情投降。毕竟他已经不是中学生了。如果这个女孩子不仅仅是一件玩物，如果这个已故朋友的未成年女儿使他着迷，他必须考虑到会有怎样的后果。他一定要恢复理智。他必须对自己和自己的习惯忠实。否则一切都将化为烟尘。

科马罗夫斯基用力抓紧那橡木扶手，一直捏到他的手发疼。他闭上眼睛待了一会儿，然后坚决地回转身走下楼梯。在楼梯口，在那些不同色彩的光影下，他的狗正在等他。它抬起头，好像一个垂垂老矣、颈皮下垂、口水流淌的矮子，崇拜地仰望他。

这只狗恨那女孩，它曾扯破过她的袜子，向她张牙舞爪地咆哮过。它妒忌她，好像怕她会把一些人情味传染给它的主人。

“嗯，我懂我懂！你要一切都像从前一样——萨塔尼基、卑鄙的诡计、下流的笑活，是不是？好，看吧，这样好了吧？好了吧？好了吧？”他用手杖猛击他的狗，并且用脚踢它。杰克尖声嗥叫、咆哮着，蹒跚地爬上楼梯，摇动尾巴，用前爪挠着门，向爱玛·埃内斯多芙娜诉苦。

日子一天又一天，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地过去了。

这是一种多么无法逃避的魔力啊！如果科马罗夫斯基闯入拉拉的生命，只使拉拉觉得充满了厌恶的话，她就可以反抗而且挣脱的。但是事情并不那么单纯。

女孩感到得意的是一个头发开始灰白的漂亮男人，一个在集会上被人鼓掌、在报上受人评论的男人，居然在她的身上花钱花时间，居然带她去音乐会和剧院，居然告诉她他崇拜她，而且要“栽培她”。

她毕竟依然是个穿棕色制服的女学生罢了，爱开玩笑，喜欢恶作剧。科马罗夫斯基背着马车夫在马车上和她做爱，或者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歌剧院的包厢里和她亲热，那种大胆作风使她迷惑，而且挑逗得她心灵深处沉睡的小妖精抬起头，想模仿他的狂热大胆。

但这一阵淘气的、女孩子气的迷恋很快就成为过去了。一种因自责产生的抑郁和恐怖开始笼罩了她。她整天都恹恹欲睡——因为她晚上没有睡够，因为她哭得太多，因为她经常头痛，因为她功课太忙，还有，她的体力消耗殆尽了。

他是她生命中的克星，她恨他。每天，她都在这种思想里打转。

她已经从此成为他的奴隶了。他是如何逼她就范的呢？他是如何逼她顺从的呢？为什么她要忍受？为什么她竟以她颤抖的、赤裸的羞耻来满足他的欲望，甚至讨他的欢喜呢？是因为他的年纪吗？是因为她母亲在钱财上对他的依赖吗？是他善于恐吓她吗？是因为这些吗，拉拉？不，不，不是不是！这全是胡说八道。

实在说，是她掌握着他。难道她看不出，他是多么需要她吗？她什么也不必怕，她的良心清白。可耻的应该是他，他才应该害怕她把他揭穿。但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这样做。因为她不是那种心肠够狠的人——够狠正是科马罗夫斯基对待属下或弱者的最大本钱。

这正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区别。也正是这个区别，使得整个的生活那么地恐怖。它会像雷霆震怒似的把你毁灭吗？不会的，它就像是眼角的斜视，或耳语的中伤。它完全是欺诈、暧昧。每一根线索都像蜘蛛网那么容易中断，可是如果你想从那网中脱身，你只有被纠缠得更紧。

卑鄙而怯懦的人反而统治了善良者。

如果她是一个已婚的妇人，她自问道，那会有什么不同？她流于诡辩之路了，但她仍然不时被一种绝望的焦虑所煎熬着。

他怎么可以匍匐在她的脚下苦苦哀求而不感到羞耻呢？“我们再不能这样鬼混下去了。这样我是多么对不起你啊！你将来一定要受累到不能自拔。我们必须告诉你的母亲，我会娶你。”他流着泪，坚持着，好像她在争辩并拒绝一般。但这些只不过是空口白说罢了，拉拉甚至懒得去听他这套悲剧式的空洞的誓言。

而他却继续带着披了面纱的她，到那家可怕的饭店的小房间去吃晚餐。当她进去的时候，那儿的侍者和客人们简直要用他们的视线来剥光她。而她只能自问：“难道相爱就得被羞辱吗？”

她曾经做过一个梦：她被埋在土里，她的身体只有左肩和右脚露在泥土外面。一丛草从她的左乳长出，人们在坟边唱着《媚眼与酥胸》和《玛莎切莫去河边》。

拉拉并不是教徒，她不相信宗教仪式。但有时，为了能忍受生活，她需要一些内在音乐的伴奏。可是她又没有办法时常替自己创作这样的音乐。这种音乐是上帝描写生命的话语，当她要哭着来倾听时，她必须前往教堂。

十二月初的一天，她到教堂去祷告，她的心情沉重极了，她觉得脚下的大地随时都会裂开，头上教堂拱起的屋顶也会随时塌下来。而对她来说，那也算是活该！并且可以一了百了。她只觉得和奥莉亚·杰明娜那话匣子一起到教堂去，有一点后悔。

“这就是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奥莉亚向她耳语。

“嘘——不要吵我。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吗？”

“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那个唱诗的，他是我家隔两房的表亲。”

“哦！那赞美诗歌手，季韦尔辛家的亲戚？嘘嘘——不要讲话，不要烦我，拜托拜托。”

她们进教堂时，礼拜仪式刚开始。人们正在唱赞美诗：“颂赞我主，我之灵魂；我之所有，颂主圣名。”

教堂有一半是空的，歌声在教堂内回响着。只有前面密密地立着一群祷告的人。教堂的建筑是新的，窗上的彩画玻璃，并不能为外面积雪的街道和路上的车马行人增加什么色彩。靠近窗口的地方，一个教堂管理员也不管宗教仪式正在进行，高声责骂一个耳聋的半痴半呆的老乞婆，他的声音平淡而枯燥，一如那扇窗子和街道。

拉拉紧握着铜币，尽量不打扰那群做礼拜的人，她从他们当中走过，到前面替自己和奥莉亚献了蜡烛，再回到她的座位上。在这段时间中，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已经哇啦哇啦地唱完了九段经文，他唱得那么快，似乎在说反正他不唱大家也都知道那些内容。

“虚心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渴望并追求真理的人有福了……”

拉拉惊得打了个冷战，然后木然地直立着。这是为她说的啊。基督是在说，被践踏的人也快乐了，因为他们可以向人诉苦。他们拥有一切。这就是基督所想的。这就是基督的裁判。

那时正逢莫斯科的普雷斯尼亚工业区发生暴动，吉沙尔一家的住处正好在叛乱的中心。一道防线设立在离他们家没有几歩远的特维尔街上。人们从院子里把一桶一桶的水提出来浇在那些石头和废铁上，好让它们冻结在一块，成为街垒。

隔壁的广场被工人义勇军用来作为集合的地点，也就是一个介于红十字会救护站和临时食堂之间的地点。

拉拉认得两个参加义勇军的男孩。一个是尼卡·杜多罗夫，是她的同学娜佳的朋友。他骄傲、率直而沉默寡言。他和拉拉很相像，并不能引起她的兴趣。

另一个男孩就是帕沙·安季波夫，一个中学学生，和奥莉亚·杰明娜的外祖母季韦尔辛娜住在一起。拉拉注意到，当她在季韦尔辛家碰到这个男孩时，他有着很强烈的反应。他是那么孩子气的单纯，他毫不掩饰自己见到她时的欣喜，正如她是一幅夏季风景里的桦树、草坪或者云朵，他能自由地表达出他对她的热情而丝毫不怕被人耻笑。

一旦明白她对他的影响力之后，她就开始不自觉地运用这种力量。不过，一直到好几年之后，他们的关系已经发展到更深之时，她才珍惜地接纳了他那平和易与的性格。但到那时，帕沙已经知道自己彻头彻尾地爱上她了，而且至死不渝。

这两个男孩正在玩着最可怕的成人游戏——战争，参加这一场战争，可能得到轻则流放重到绞刑的惩罚。但从他们的羊毛帽子扎在后面的样子看来，他们仍然是孩子，他们还有父亲和母亲在照料他们。拉拉想起他们的时候，像大人想及小孩子。他们这种危险的娱乐有着一种无邪的美，甚至感染了他们身边的事物——在这个降着浓霜的夜晚，那些霜似乎是黑色而不是白色的；广场中庭院的影子变成了蓝黑色；甚至路对面那些男孩藏身的房子，还有，从那房子传过来的连续的枪声，都带有一种天真浪漫的韵味。

“他们在开枪。”拉拉想道。她这么想时，想到的不仅是尼卡和帕沙，而是整个战斗中的城市。

“他们是善良的、正经的男孩，”她想，“正因为他们是善良的，所以他们在开枪。”

当她们获悉那道战线可能受炮弹轰击，危及她们的房子，打算去莫斯科其他区域的朋友家里借住时，却已经太迟了。她们身处的街区已被围困，只能在附近避避难，无法越出包围。于是她们想起蒙地内格罗旅店来了。

后来她们发现，原来想起到旅店避难的不仅她们一家。旅店已经客满了。因为像她们这种处境的人家为数不少。旅店主人看在旧日情面上，答应让她们住在洗衣间里。

因为不想携带行李，以免引起别人注意，她们把最重要的东西包成三个包袱，然后逐日搬运一点。

由于裁缝店的雇员所得的待遇差不多和家人相同，虽然外面在闹罢工，她们照常来上班。但是在一个沉闷而寒冷的下午，门铃响了。有人来责备她们违反罢工，并且争论了好一会儿。那人要见店主。费季索娃作为代表去见他，希望能够将事情平息下去。没有多久她把女缝纫工召集到会客室去，并且把那访客介绍给她们。他和她们一一握手，动作虽然笨拙，人却十分热情。然后，显然他已经和费季索娃达成了协议，他便走了。女缝纫工们回到工作室，开始披上头巾，穿上她们褴褛的大衣。

“怎么啦？”吉沙尔夫人慌忙跑来问道。

“他们要我们回家，太太，我们罢工了。”

“但是……我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呢？”吉沙尔夫人的眼泪夺眶而出。

“不要难过，阿玛利娅·卡尔洛芙娜，我们并不是在对付你。这不是你个人和我们之间的问题。大家都得这么做，每个人都要罢工，不，全世界都要罢工。你总不能不顾别人只管自己拼命干啊，是不是？”

她们全走了，甚至连奥莉亚·杰明娜和费季索娃也走了。在离开之前，两人低声对吉沙尔夫人说她们之所以同意参加罢工，完全是为了老板和店子好。但是阿玛利娅·卡尔洛芙娜已经到了无法安慰的地步。

“多么忘恩负义啊！我真是错看她们了！我对这群臭婆娘多么好啊！好吧，就算她只是个小孩吧，不懂事，但那可恶的老巫婆又怎么说呢？”

“她们怎能为了你的缘故而例外呢，妈妈！”拉拉抚慰地说，“难道你不明白吗？谁对你都没有任何恶意。相反地，这是一件好事呀。所有目前这些事件，都是为的社会能更人道，保护弱小，为妇人和小孩谋福利的。真是这样的嘛，妈，不要这么狐疑地摇头。你将来就会明白，那时你和我都会受惠呢。”

但她的母亲无法了解。“你总是这个样子，”她抽噎着说，“每当我想不开时，你就说些道理叫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别人对我不起，你还说是为我好。唉，真是的，我一定会发疯的。”

罗佳在学校寄宿。拉拉和她母亲两人在那人去楼空的房子里漫无目的地转着。黑暗的街道从窗外空虚地瞪着房子，房子也由窗口空虚地瞪着街道。

“我们到旅店去吧，妈妈，不然天就快黑了。”拉拉央求她，“走吧，妈妈。不要心灰意冷，我们动身吧！”

“菲拉特，菲拉特，”她们把那看门人叫来，“送我们去蒙地内格罗旅店好吗？”

“好的，太太。”

“把包袱送去。好好地看着房子，菲拉特，一直到乱子过去。还有，请你千万不要忘记替基里尔·莫杰斯托维奇喂雀粟，并且要替它换水。所有的一切都要锁起来。嗯，大概没有别的了。还有，你要和我们保持联络。”

“是的，太太。”

“谢谢你，菲拉特，愿主看顾你。好吧，让我们坐一下，然后我们就得动身了。”

她们走出门，像是久病后初到户外一样，一时适应不了新鲜的空气。在清澄、严寒、干净的空气中，轻轻响着如同车床旋转时发出的各种噪音般的回声。远处，枪声和炮声像要把一切都炸裂似的轰轰发响。菲拉特竭力想告诉她们那些射击的危险，但拉拉和阿玛利娅·卡尔洛芙娜却坚持那些不过是空枪罢了。

“别傻了，菲拉特，你自己想想好了。一个射击的人也没看见，那些不是空枪是什么呢？你想谁在射击？圣灵或是别的什么？那些当然是空枪。”

在一个十字路口，一队哥萨克巡逻兵要她们停下来检查，他们的手放肆地把她们从头摸到脚。他们那没有帽檐、带子兜住下巴的军帽神气地歪在一边，使他们看起来好像独眼龙一样。

“好极了。”拉拉边走边想。在这个地区被封锁的时间之内，她不会见到科马罗夫斯基。因为她母亲的缘故，她要跟他一刀两断是不可能的。她总不能说：“妈妈，不要再和这人来往了。”如果她这样一说，便什么都得抖出来了。说了又怎样呢？她为什么害怕这事呢？啊，上帝！她不怕任何牺牲，不怕任何任何牺牲，假如能够了结这事的话。上帝啊上帝！每当想起那一幕，她简直可以在憎恶中昏厥。她刚刚回忆起什么了？那幅可怕的图画叫什么名字？那幅画里有一个肥胖的罗马人。它是挂在第一个小房间里的，一切都从那个小房间开始。《女人或花瓶》——对了，就是这个。当然，那是一幅名画。女人或花瓶。当她第一次看见它时，她还不是一个女人，她还不能和画里的女人相比。那是后来的事。那时桌子上还摆满了丰盛的菜肴。

“你那么快想跑到哪里去呢？我赶不上你！”吉沙尔夫人喘着气说。拉拉轻快地走着，一种无可名状的力量在催赶她，在一种骄傲的、活泼的力量驱使下，她走得好像在云端迈步一般。

“多美妙啊，”她想着，一面听着那些枪炮声，“那些被践踏的人有福了，被欺骗的人有福了。开枪吧，上帝保佑你们，我们是一条心。”

格罗梅科兄弟在希弗采夫-洼地街和一条小胡同的拐角上有一所房子。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和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都是化学教授，一个在彼得罗夫学院任教，另一个在莫斯科大学任教。尼古拉一直都没有结婚。亚历山大有一个妻子，名叫安娜·伊万诺芙娜，娘家姓克吕格尔。她的父亲是个铁矿场主，在乌拉尔省邻近尤里亚金的地方有一片很大的土地，那儿有几个因为无利可图而被放弃了的铁矿。

格罗梅科家的房子是两层楼。楼上是卧室、孩子们的学习室、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书房和研究室、安娜·伊万诺芙娜的闺房，以及冬妮亚和尤拉的房间。楼下是会客用的。那里置有阿月浑子树一般的浅绿色窗帘、发亮的钢琴盖子、水族箱、橄榄绿的沙发椅套和海草似的盆景，使那客厅看起来好像一处绿色的、睡意蒙胧的、摆荡的海床。

格罗梅科这家人有教养、好客，爱好音乐而且很内行。他们时常举行有钢琴三重奏、小提琴奏鸣曲或弦乐四重奏表演的音乐晚会或宴会。

一九○六年正月里，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音乐晚会。节目中有塔涅耶夫的学生，一个青年音乐家的小提琴奏鸣曲的首次演奏，和柴可夫斯基的钢琴三重奏。

准备的工作早一天就已经开始了。大厅里的家具都被搬到一边留出跳舞的地方。在大厅的一角，钢琴调音师不断地敲着一个和弦，然后又像拆开一串念珠似的弹着分解和弦。在厨房里，鸡拔了毛，蔬菜洗干净了，芥末和橄榄油也调匀，做成调味汁和冷盘的调味酱。

讨厌的舒拉·施莱辛格一早就来了，因为她是安娜最体己的朋友。

她是一个高瘦的妇人，中人之姿，面貌带点男性味道，尤其当她斜斜地戴着那顶灰色的俄国羔皮帽时，更会使人想起当今沙皇的面孔。她进了房子依然戴着那顶帽子，只稍稍把夹在帽边上的面纱提高了一点。

在那些哀伤和焦虑的时光，这两个挚友互相减轻对方的负担。她们的方法是互相说些令对方不愉快的话，她们的对话变得越来越尖刻，最后，一场感情的风暴爆发了，接着马上用眼泪及和解来结束。这种周期性的争吵，对她们两人都有镇静的作用，就像用水蛭放血对付高血压的作用一样。

舒拉·施莱辛格结过好几次婚，可是她只要和一个丈夫离婚，立刻就把他给忘记了。她虽然有多次的婚姻经验，但却有一种老处女似的冷淡。

她是个神智论者，但也是东正教仪式的专家，当她兴致升高时，甚至会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提醒神职人员该说什么该唱什么。在那种时候她会用沙哑的声音不住地小声嘟囔着说一些“求主垂听”、“从今日直到永远”、“荣耀的天使”之类的话。

舒拉·施莱辛格还懂得数学、印度的密宗教义，也知道莫斯科音乐学院最有名的教师们的地址、谁和谁同居和天晓得的其他什么事情。因为这个缘由，生活中一有任何重要节目，她总是被邀请来担任调停人或裁决人。

到了约定的时间，客人们陆续到达。包括阿杰莱达·菲利波芙娜、金茨一家、富夫科夫一家、巴苏尔曼先生和太太、韦尔日斯基一家，和卡夫卡兹采夫上校。天正下着雪，只要前门一打开，就可以看到旋转翻腾的空气吹过，好像被闪动的雪缠成千万个结似的。男客们穿着笨重的长统雪靴，从寒风中走进来，每个人都毫无例外地装束得像一个乡巴佬的模样；但他们的太太恰恰相反，在酷寒里容光焕发，大衣敞开着，头巾拖在后面，发上闪着白霜，看来如同一些老练的游戏爱情的女子，老辣而又精明。“他是居伊的侄儿。”当那新的钢琴师到达的时候，人们这样耳语着。

从大厅开着的侧门看进饭厅，可以看见里面那张耀眼的餐桌，又白又长，像一条冬天的路。冰冻红山梨汁的瓶子鲜艳夺目。银托盘上的水晶酒、摆设如画的野味和冷盘撩人幻想。浆得发硬的餐巾，折成金字塔形。篮子里散发着杏仁香味的蓝紫色的瓜叶菊，似乎在有意刺激着人的食欲。

为了不想过分延迟享用美味佳肴的时光，大家赶快地先开始他们的精神筵宴。他们一排排地坐下来。乐师在钢琴前坐下来的时候，他们又继续交头接耳了，“他是居伊的侄儿”。音乐会开始了。

那首奏鸣曲是出了名的枯燥、吃力而沉闷。演奏的结果证明了这个说法，而且这首作品还长得不得了。半场休息时，音乐批评家克林别科夫和亚历山大·格罗梅科为那奏鸣曲争论了一阵儿。克林别科夫贬斥它，格罗梅科为它辩护。四周的人在抽烟、谈笑、搬动椅子，一直到邻室那张洁白的桌布再度吸引了他们的视线。然后大家都提议音乐会立即继续下去。

钢琴师侧着脸向听众看了一眼，然后向两位合奏者示意开始演奏。那小提琴手和叫特什克维奇的大提琴手挥动他们的琴弓，音乐如泣如诉地升了起来。

尤拉、冬妮亚和米沙·戈尔东坐在第三排。现在大半时间米沙·戈尔东都住在格罗梅科家里。

“叶戈罗芙娜在向您打手势呢！”尤拉低声向坐在他前座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耳语道。

叶戈罗芙娜是格罗梅科家的老佣人，她的头发已经斑白。她站在进门处，焦急万分地注视着尤拉，一面以同样有力的动作向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点着头，希望让尤拉明白，她有十分紧急的事要告诉她的主人。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回过头来，责备地瞪了她一眼，又耸了耸肩。然后她和他两个人就像一对又聋又哑的人似的，隔着大厅用手语交谈了起来。大家都在看他们。安娜·伊万诺芙娜用目光扫着她丈夫。他站起来。他不能不想办法了。红着脸，他蹑手蹑脚地沿着墙边走开。

“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叶戈罗芙娜。真是的，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好吧，快说是怎么回事。”

叶戈罗芙娜附在他耳边说了一阵儿。

“什么蒙地内格罗？”

“旅店啊！”

“嗯，旅店出了什么事？”

“他们要他立刻回那旅店去。他一个亲戚在那儿快要死了。”

“他们在那儿快要死了吗？我可以想象得到……不行，叶戈罗芙娜，等这节演奏完了，我可以跟他们说，现在可不行。”

“他们特地用马车送一个旅店的侍者来报信。他们还在等着呢。有人要死了，你听见了吗？你明白不明白？是个夫人。”

“我告诉你现在不行就是不行。就好像几分钟会造成什么大大的不同似的。”他又蹑手蹑脚回到座位，皱着眉头，用手擦着鼻头。

第一乐章完毕，鼓掌声还没有停下来，他便走近那三位乐师，告诉特什克维奇他非回家一趟不可，因为那边出了事，他们无法完成那三重奏了。然后亚历山大转身面对听众，举起双手请大家静一静：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恐怕这三重奏必须中断了。我们的大提琴家刚刚接到一个坏消息。我们对他寄予万分的同情。他必须离开我们了。在这样一个时刻里，我们当然不能让他自个儿回去。他也许需要一些帮助。我准备陪他回去。尤罗奇卡，乖孩子，快去叫谢苗把马车赶过来，他早已把车子准备好了。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不和大家说再见——各位请留下来——我很快就回来。”

两个男孩要和他一同去，他们要在这寒夜里坐车去兜风。

正常的生活，虽然在十二月以后已经恢复，但各处仍然可以听到枪声，而且时常有新的火灾发生，看起来好像是暴动期间被破坏的房子还没有烧完似的。

这两个男孩从来不曾坐车到这么远去兜风过。实际上，蒙地内格罗旅店只有一箭之遥——顺着斯摩棱斯克大街，拐向诺温斯基街，再走上萨多瓦亚街过一半路就到了。但严酷的寒气和浓雾把空间分割成一节节不相连的片段，使人觉得世界上的空间是并不纯一的。街头火堆断续的烟，脚步压碎冰雪的声音，和拉雪橇的马的悲嘶，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印象，觉得不知道自己已经旅行了多久，而且到了一处遥远得令人害怕的地方。

在旅店的进口处前面，停着一辆狭长而神气的雪橇，拉雪橇的马用布罩着，马腿也裹着布。赶雪橇的马夫在雪橇上缩成一团，希望借此保暖，他垂下的头埋在戴着手套的大手掌里。

旅店的会客室很暖和。在衣帽间的柜台后面，守门人正在打盹，而通风机的轧轧声、火炉低沉的吼声、铜茶壶水沸的哨子声在一边为他催眠，只有他自己的鼾声不时把他吵醒。

一个面孔像面团的浓妆女人站在左边的穿衣镜前面。在这种严寒的天气中，她的皮上衣似乎太薄了一点。她正在那里等人下楼来，因为无聊，她背对着镜子，把头转过两边肩头去看自己的背影是不是也美观。

那个快冻僵了的马夫跑进来。他鼓囊囊的外衣使他看起来像是面包店招牌上的花卷面包，他身上所冒着的蒸汽更加强了这个形象。

“小姐，我还要等多久呢？”他向镜子前面的女人问道，“我怎么搞得会和你这样的人打交道呢，真是天晓得！我可不想让我的马在外面活活冻死。”

二十三号房的意外事件，只是替这旅店员工每日所遇到的烦恼事上增加一些麻烦而已。每一分钟都有电铃响，墙上玻璃格子里的一个号码跳上来，那就表示某个房里的某个客人要发神经了，在他自己还不晓得想要什么前，就先对仆人发脾气。

这时，医生正给吉沙尔罗娃那老蠢虫吃呕吐剂，同时为她洗肠。女仆格拉莎忙着用拖把擦地板，又倒脏水桶，又换干净水，简直快把她累死了。不过这旅店的风暴早就开始了。早在这一阵的喧闹之前，早在他们差遣捷廖什卡坐马车去请医生，并通知那倒楣的大提琴家之前，早在科马罗夫斯基抵达，和许多人挤在门外走廊上之前，它就已经开始了。

麻烦是当天下午开始的。当侍者瑟索伊弓着腰、右手托着一个装满了东西的托盘从厨房赶着出来时，有一个人在从厨房通往楼梯口那段狭窄的通道上笨拙地转了一个身，无意中撞了瑟索伊一下，那托盘跌落在地板上，汤泼翻了，三个汤碗和一个肉盘都打碎了。

瑟索伊坚持说是那洗碟子工人的过失，她应该负责并且赔偿损失。但那时已经快十一点了，大半的职员就快下班，他们仍然吵个不休。

“你这个酒疯子，浑身发抖，手脚都不稳。光想坐下来喝老酒，搂着酒瓶子就像是搂着老婆一样，你说谁撞了你，弄翻了你的汤，打碎了你的碗碟。你说！是谁撞了你？你这混蛋，你这王八羔子，你这不要脸的畜生！”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马特廖娜·斯捷潘诺芙娜，你说话要当心。”

“现在我问你，到底是谁把这里闹得这么乱哄哄的？你以为那是一个大人物，值得为她打碎碗碟？她不过是个骚包，装腔作势的阻街婆罢了。哼，什么现世报的夫人，那么清白地隐居，那么有本事，弄到吃砒霜。我在蒙地内格罗干了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这种烂货和淫棍呢。”

米沙和尤拉在吉沙尔夫人房外的走廊上走来走去。事情太出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意料了。他以为那该是一个音乐家生活中一桩洁净而庄严的悲剧。没想到竟是这么的鄙贱可耻，而且当然对孩子不好。

所以两个男孩就在走廊上等着。

“你们可以去看看你们的姑姑了，少爷们，”一个男仆走到他们跟前，再度用他那温和的、不慌不忙的声音说服他们，“你们进去好了，不要紧的。这位太太没事了，你们不用怕。她差不多都已经好了。你们可不能站在这外面，今天下午这儿也出了事，有一些很贵重的瓷器被打碎了。你们看，我们在这里走来走去，端着餐具，这条走廊是太窄一点了。你们进去吧！”

两个男孩依了他的话。

室内原来吊在桌子上面的煤油灯已经从架上解下来，放到那张有臭虫味的木屏风后面去。那儿是个凹下去的寝室，本来有一幅满布尘垢的布帷子遮着，把它和这房间其余的地方隔开，并挡住陌生人的视线。但此刻布帷搭在木屏风上，在混乱中没有人记得把它拉下。那盏灯则放在一张凳子上，好像舞台上的脚灯那样照着这寝室。

吉沙尔夫人自杀用的是碘酒，而不是那洗碗妇人所说的砒霜。房间里有一种像尚未成熟的青核桃的软荚被手掐黑后散发出来的，或如同收敛剂的刺鼻味道。

在屏风后面，女仆正在拖地板，跪在床上的是一个半裸的妇人，她全身都被水、泪和汗湿遍，头发缠成一团，正捧着头对着一个水桶大哭。

两个男孩立刻都看向别处，因为朝她的方向看去，实在太尴尬而不雅。但就在那一瞥之中，尤拉已经足够了解，当一个女人处于笨拙而紧张的境地，并在极度的激动中时，她就不再是那些雕刻品所代表的女性，反而像个浑身肌肉怒张、只穿短裤紧身衣、准备出场比赛的摔跤手了。

终于，屏风后面有人想起了有外人进来，把布帷放了下来。

“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亲爱的，你的手呢？让我拉拉你的手。”那女人一面哽咽、一面呕吐，“啊，我的经历多么可怕啊！我实在太过疑心了……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我的猜疑心……幸好那些疑惑全是没有道理的，只不过是我神经错乱胡思乱想罢了……现在当然没事啦。可是想想，这一切会有怎样的后果呢？……好了，我现在好了……我依然还活着……”

“镇静下来吧，阿玛利娅·卡尔洛芙娜，我求求你……这是多么的难为情啊！我不能不说，这实在太难为情了。”

“现在我们回家吧。”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暴躁地对两个男孩说。他们两个极其痛苦而尴尬地站在门口，由于不晓得望向哪里才对，他们只好向前望着前面阴暗的房间深处，那里的灯已经移开了。前面的墙上挂着些照片，书架上放满了琴谱，书桌上堆着纸张和簿子，在盖着花边桌布的餐桌后面，一个女孩子在一张沙发上睡着了，她的双手抓着沙发背，她的脸也贴在沙发背上。她一定是累极了，居然能够在这么吵闹和哄乱的环境之中入睡。

“我们现在就走。”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又说一遍。他们根本就不应该来，而且再逗留下去简直是不检点了。“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一出来……我就向他告辞。”

从屏风后面出来的不是特什克维奇，而是一个矮胖的、魁伟的、充满自信的男人。他把灯举过头顶，走到餐桌前把灯放回灯架上。灯光把那女孩子照醒了。她对他笑了一笑，斜眼瞟着他，同时伸着懒腰。

一看到那陌生男人，米沙几乎跳起来，他马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他扯着尤拉的袖子，想对他耳语。但尤拉不肯：“你不应该当着陌生人面前低声耳语，人家会怎样想呢？”

这时，在那女孩子和那男人之间，一幕无声的情节出现了。他们两人都没有作声，只是四目交投。但他们之间的默契有着魔术般的力量，就好像他是木偶戏的班主，而她是一个服从他任何手势的木偶。

一个疲倦的笑容使她的眼角起了一道皱纹，同时松开了她的嘴唇；但是在回答那个人冷笑似的眼色时，她向他微微地挤弄了一下含有深意的媚眼。他们两人都很高兴，结果是如此圆满——他们的秘密没有被拆穿，同时吉沙尔夫人的自杀也没有成功。

尤拉把这些全都看在眼里。在别人看不见他的暗处，他一直在注视着灯光所照的亮处。那个受到控制的女孩和她的主人之间的一幕，既有不可名状的诡秘，也有恬不知耻的坦白。他觉得自己的心正被一种从来不曾经验过的力量引起的矛盾感觉所撕裂。

这就是他、冬妮亚和米沙一直不断地称之为“庸俗”的东西了——这就是那个使他们那么惊恐而同时又那么吸引他们的力量。站在远远的安全的地方，用嘴巴说说控制是很容易的。而现在，这力量就是这么自然地出现在尤拉眼前了，但它似乎那么烦人、那么扰人、那么毫不怜惜地具有破坏性，并且还在抱怨和求助——他们童稚的哲学怎么啦？尤拉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他们走出街外时，米沙问他。尤拉还在沉思，没有回答。

“他就是那个教你父亲喝酒、害得他跳火车自杀的人。就是那列火车——你记得吗？——我跟你讲过的。”

尤拉想的是那个女孩和将来，而不是他的父亲和过去。起初他甚至不明白米沙说的是什么。当时实在是太冷了，所以没有办法交谈。

“你一定冻僵了，谢苗。”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对着马车夫说。他们驱车回家去。 p3H6GM1Zkpfn2T2xY4R9aQ5S+73qMgkeEtNgR9ZUBqKnKt9h0c6OtNa3+aR0hG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