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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见时局日益混乱，加之我年衰人老，只得退居苏浙一带讲学，但却也有些碰壁。
当时社会潮流主张什么白话文，其主力为胡适，胡适与我写信，爱写古文体，我回信时，便故意不说“适之大鉴”，而说“适之你看”。
后来还有位后来做了我学生的人，时任北大教授的刘半农前来拜访我，聊起什么白话文，说文言文乃是死文字，写文言文的便是死人。
我便问他，这白话文古已有之，诗经就是白话文，历朝历代也都有自己的白话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就是白话文，不知刘大先生的白话文出自何处？
倘若他回我一句，这白话文乃是他们自创的，我也不必多说，偏偏他说他们的白话文乃是北京话为根本。
我哈哈大笑，问道：你可知北京话是什么话？
刘半农无知者无畏，道：就是明清以来的京城老百姓说的话。
我便追问：明朝的话你知道怎么发音吗？
他一脸懵逼。
我便以明朝的发音背了十几句正气歌，然后告诉他，今日之北京话，其中夹有满人的音韵，字音大多与明朝不同，而现在全国各地与周边国家的方言，有的是汉代音韵，有的是唐代音韵，有的还是宋代音韵。
他不学无术，反驳道：现在哪里还有用汉代音韵的？
我便告诉他：如今的高丽语，便是汉代音韵掺杂唐代音韵与朝鲜土话，日本语也是汉音，你刘先生不研究小学，不懂得《说文解字》，一知半解，说什么白话文，实在是贻笑大方了。
这位刘先生还曾登报征集全国各地骂人的话，我便告诉他全国各地的骂人的方言都有什么出处，是什么朝代的发音，一边骂一边说，他终于支持不住，大汗淋漓，告辞败退。
但我也知道，如今不再是文言文的时代了。
这与什么过时不过时无关，纯粹是时代潮流改变，白话文是老百姓的最爱，所以TG也大多爱用这些吸引老百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言文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也不意味着白话文就比文言文好。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退英雄不自由。如是而已。
我在北大授课的时候，因为发音不同，许多学生听不大懂，便由弟子钱玄同板书，刘半农翻译，吴承仕等人时常陪伴左右，端茶倒水，我则一手烟卷，一手粉笔，但每说到慷慨激昂处，便常常将烟卷当作粉笔板书，又将粉笔当作烟卷，吸上两口，现在想来，当初皮鞋穿颠倒，便是征兆。
我生性诙谐，便给几个弟子按照太平天国的路子取外号，黄侃是天王，汪东是东王，朱祖希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
而在这诸多弟子中，钱玄同，朱祖希，许寿裳等人得我学问，黄侃独得我的脾气，也最对我的胃口，后人将我二人并称章黄之学。
因母亲病逝，他守丧在家，因慈禧病逝，全国要求哭丧，学生中有人不满，被警告开除学籍，并悬挂警示用的虎头牌，黄侃闻讯大闹学堂，砸烂虎头牌。
后来这个学生带头剪发，虎头牌再度悬起，黄侃怒持大棒打碎虎头牌，惹下大祸，逃亡日本。
他生性至孝，在日本仍然守丧，就请苏曼殊画了亡母画像，日夕祭奠。
他在央大教书时，穿着打扮很是随意，下雨天总带着一双钉鞋。门卫怀疑他，要求搜包，他大怒，从此再不去央大授课。
他50岁生日那天，我为他写下对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善书，谁料联中暗藏绝命书三字，而黄侃也恰恰在这一年病逝，他曾说自己五十岁前不写书，而他恰恰没有熬过这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