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第二次逃亡日本的时候，住在梁启超家，与孙中山结识。那时我还是很想处好朋友圈这帮人的，所以老想把梁启超和孙中山这两拨人拉拢起来。大家都是为了中国好，干嘛要内讧呢。

后来回国为邹容《革命军》做序，直呼皇帝姓名，震动清廷中央，于是我就这么又被捕了。

这一次我被判坐三年牢。

坐牢对人来说似乎是巨大的污点，但是事实上，一部分坐牢的人反倒越坐越出名。

有些人只要有个案底，那一辈子就算完了，有些人坐牢越久反倒面子越大。

最后我出狱了，邹容却在出狱前死了。

这之后我去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并提出了“中华民国”这个称号，在东京开班授课，讲解国学，并在板壁上写下：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

为了这句话，我也得罪了不少人。

膜拜偶像的行为永不消亡，也永远愚昧。

这时我认识了另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那时我总觉得，一个喜欢经学的人，人品不会太差。

其实我错了，人的爱好和他的人品，完全是两码事，爱笑的女孩子运气自然不会太差，因为运气太差的女孩子大多都笑不出来了。

辛亥革命后，我公开反对孙中山，原因很简单，经学讲究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修身，而孙中山此人私德有亏，总是寄希望于洋人，所谓引狼入室，如何当得起天下之主？

尤其是孙中山当权后试图搞财富平均，玩起了洪秀全等人那一套蛊惑人心的手段。

夺富济贫，难道就能解决国家生产力问题吗？后来的太祖就这么做了，结果是贫穷如故。

宋教仁被刺杀后，我愤而辞去袁世凯给我的东三省筹边使之职位，主张在袁世凯孙中山等人之外另选总统之材。

踌躇良久，唯有以军阀势力为依赖，毕竟此时此刻，他们是最有实权在手的人。

那时节的我，总是太过清正，不懂得这天下为公的背后，终究还是私心二字而已。

谁肯为国死公理，总求名利于网中。

那一年，我认识了国梨，她是裹小脚的大女人。

她才华洋溢，诗词歌赋样样精通；

她为国忘身，组织女军北伐中原；

她自强不息，凡事坚毅有丈夫气。

她是我章太炎这辈子在寻找的人。

虽然我登报征婚的事有些惊世骇俗，娶妻当药用的语论亦未免令人耻笑，但我终究经蔡元培介绍，觅到了国梨。

成婚那天我心情大好，竟将皮鞋左右穿反，只得自嘲是返老还童。

但跟她成婚后，我对天下苍生仍然念念不忘，想要以一己之力，克复中原，定国安邦。

于是我北上入京，却反被袁世凯软禁。

我将民国颁发与我的大勋章当成扇坠，上总统府破口大骂袁世凯。

袁世凯到底是枭雄，知道我是海内名士，不敢见逼，还给我配了厨子和两个听差。

后来袁世凯不知抽什么风，居然让我帮他写劝进表，想来他手下那帮拿笔杆子的骨头软，写不出这劝进表之类的国书，我则回信一封，将他冷嘲热讽一顿。

袁世凯被我气得发疯，但终究他有曹操之量，放了我一马。

世人因此事大多将我比为祢衡，其实祢衡乃真神经病，而我无非是痴狂尔。

但住在龙泉寺这段时间，暮鼓晨钟，反倒让我感激起袁世凯，毕竟我著书立说的愿望，寻常总没时间完成。

后来袁世凯倒台，我安然“出狱”，但时局糜烂，唯有与孙中山相伴多次出席会议，商讨救国之方案。

张勋复辟后，我以董卓入京譬喻，不远千里与孙中山等人商讨反张护国之计划，孙中山当选民国军大元帅所念的就职宣言便是我的手笔。

而国民党改组后，我渐渐发觉与他们说不到一块，而且军阀割据，如多党参政，假如能够调停得当，则老百姓亦能免受战乱之苦。

我因此提出“联省自治说”，效法美国联邦。只是这个想法空有理论，美联邦之治理，与中华军阀之纷乱，其实是大相径庭的。

那时又出了个什么共党，一开始我对这个党派的纲领也很感兴趣，后来却发现乃是蛊惑人心，打乱秩序之说，于是弃如敝屣。

尤其是其夺富济贫之主张，与我之阶级本就矛盾，因此绝无支持之理。 L14Z3vvUBlChY9uKBEtlvqtomEQjz8EeVyQkWNnJZHQsrIADLPCNL1SfCyE8QhA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