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三天是中秋节,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度过的第三十九个中秋节。除了越来越贵的月饼,还有越来越稀疏的脑门之外,这个中秋节跟前三十八个一样,无聊透顶。
业务部的同事们拿着填写好的客户名单,轮流找主管赵觉民签字,以便在中秋节前把月饼和红酒送到自己的客户手中。吴安同的业绩是我们部门里最好的,所以,他的客户名单比较长,用5号字还排满了整整两页A4纸。
我的“月饼”客户名单上只有六位,跟我上半年的工作业绩成正比,赵觉民眼皮都没抬一下就给我签字了。我没敢像吴安同那样把自己相好的名单放进公司客户名单里面,因为我想保住这份很烂的工作,如果工作都没了,老婆喊我“窝囊废”的时候,就更理直气壮了。其实,她叫我窝囊废也没什么,以前做爱的时候她也是这么叫我的,她只是不该在儿子面前喋喋不休地重复这三个字。唉!同样三个字,改变了语境也就换了性质。分居以来,估计她在儿子面前已经把我编派得比灰太狼还愚蠢。所以,我敢肯定,我儿子学会鄙视的第一个人就是我。儿子已经上一年级了,我去他学校开了几次家长会,老师说我儿子上课不专心听讲,脑子总是开小差,到现在还背不下来字母表。老师还建议我带儿子去看心理医生,说我儿子的问题老师管不了。我不太担心我儿子的问题,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其实,我现在也是这样,经常灵魂出窍,魂游太虚。
吴安同的客户名单被赵觉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手指重重地点在名单的一头一尾两个女性名字上,眼皮不抬地问吴安同:“她们俩与公司是什么业务关系?”
赵觉民的口吻,很像是在询问吴安同与她俩的性关系。吴安同把抽了半截的“软中华”狠狠地按在赵觉民满是“中南海”烟蒂的烟灰缸里,不紧不慢地说:“我的业务就是靠女人做起来的,你不是也明里暗里地鼓励这种业务关系吗?你这么关切,是不是公司要给我发放精子损失费?”
赵觉民干笑了两声说:“谁不知道你吴安同的能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给你发精子损失费,那是羞辱你。”
赵觉民说完,坏笑了两声,把两页A4纸签了。吴安同给赵觉民的桌面上丢了一根软中华,还是一副不急不躁的样子:“羞辱我吧,撒开了欢儿地羞辱我吧!只要补助费够多,我就扛得住……”
这就是吴安同,嘴巴能杀人。所以,我在办公室里面尽量避免跟他交流。如果有不得不说的话,我也尽量把话说得不留下任何话把儿,说完了就赶紧摸起电话联系业务,其实我没那么多业务电话。有一次,吴安同就把我的电话夺了过去,一听电话里面是忙音,就关切地问我:“不装 能死吗?”
别人或许会以为我俩关系不好,也许就是不好,可我内心对吴安同还是很景仰,觉得整个社会就是为他们这类人配备的,所以他骂我,我也不生气。
临近下班时分,等公司里几个眼尖嘴快的家伙都走了,我才起身磨蹭到人力资源部找梁安妮。梁安妮信佛,每到节假日就忙着四处磕头烧香去,连指甲钳和发卡都找高僧开过光,虔诚得要死。我一进门就直奔主题,我问梁安妮:“我可不可以自己掏钱,买几份公司团购的月饼和红酒送朋友?”
梁安妮送了我一个温馨的白眼,问我有几个人,让我把名单和地址都给她,其他事儿就不用我管了。这是我想要的理想结果,我清楚这小妮子对我有点意思,但我不清楚,这个颇有些姿色的小妮子为什么会对身材五短、脑门秃显的我有意思。工作上,吴安同比我能干;长相上,赵觉民比我体面。我唯一能说服自己的,就是梁安妮这个小妮子因为信佛后独具慧眼,发现我是个没心没肺的另类奇才。
梁安妮把我额外给她的名单,都加到了魏总经理的头上,她说:“魏总经理的送礼名单多,给了我一沓儿名片,多一个少一个他也不会看出来。”
主要事情搞定后,我俩都长舒了一口气。梁安妮放下名单,笑眯眯地等我说好听的话感激她一番,我却着急离开她的办公室。因为赵觉民一直想勾搭梁安妮,我可不想夹在中间当炮灰,虽然我也喜欢梁安妮,但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已婚男人来说,生存比滥情重要。
梁安妮问我中秋节怎么安排,我没敢说一个人过节,就敷衍她说要带儿子去欢乐谷。梁安妮说那也不能三天都待在欢乐谷,我说一天去欢乐谷,一天去石景山游乐园,一天去动物园。梁安妮问我:“你儿子是不是有多动症?”
我说:“多少有一点。”
我看到梁安妮失望的眼神,不敢再作停留。在她有些恼火的白眼下,我媚笑着出了门。
我在这座城市生活已经近二十年了,最初,我从川北米仓山里进入大城市的那股兴奋劲儿,早就找不见了。我还清楚记得从北京火车站出来,幸福得快要眩晕的感觉,虽然我浑身上下只有一双白色回力鞋是新的,但我觉得人生崭新的一页就此掀开。白色回力鞋还是父亲极力主张给我买的,说孩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穿着解放鞋去上大学会被同学笑话的。按照我母亲的想法,一双回力鞋折合二十多本世界名著。我父亲是酱菜厂的供销员,母亲是小学老师,两个人高中还没毕业,就赶上了“文革”,所以,上大学一直是二老的梦想。我大学毕业后,国家已经不包工作分配,我知道,我崭新的一页已经掀过去了。禁不住大学同学吕夫蒙撺掇,我没有回四川广元,而是黑在北京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