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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现代伟大的中国革命的了解已经通过一系列很有特征的阶段而有了发展。对这几个阶段的简单的回顾，就是阅读这卷论述人民共和国最初16年（1949—1965年）的《剑桥中国史》的最佳入门。对我们现在了解的阶段之前的几个阶段的简单考察，可能会给读者提供一个关于本卷所表现的当前撰写水平的有益的认识。
这几个了解阶段按其特征，可以称为传教士的、外交人员的、新闻媒介的和社会—科学的了解阶段。
从16、17、18世纪的耶稣会士和天主教传教士开始的传教士的了解阶段主要使我们认识以下几个方面：古代中国的经典学说、漫长的历代王朝以及我们称之为中国的神话的内容——来自统治阶级并用来教导中国民众和西方民族（当他们逐渐对中国有所闻时）的官方道德教义和历史。不用说，这个阶段给人的印象是学者文人实行仁政，他们在高高在上的皇帝的统治下，恪尽职守来维持家族制度和传统的中国社会秩序。
外交人员的阶段始于英国人从18世纪后期企图与中国扩大贸易的各种活动。1793年马嘎尔尼的出使和1816年阿美士德的使华最后导致了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使中国在不平等条约制度下开放而与外国接触。在19世纪期间，赋予缔约列强的国民以治外法权地位和容许他们在条约口岸进行商业活动的不平等条约制度继续得到扩大和修订。
到1917年，92个口岸被辟为商埠，已有几代外国人住在中国并向本国报道了它的情况。
他们对之作出贡献的那个了解阶段总的说是一个趋于清醒的阶段。耶稣会士报道的政府和仁爱社会的理想特征，这时直接地被生活在产业革命初级阶段并相信西方进步文明以及基督教，甚至民主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各国人民所看到。对他们来说，中国似乎像一个陷入一团糟的古代王国。
在外国试图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和爆发义和团之乱的同时，西方的外交人员的了解阶段在外国人试图建立势力范围的1898年和爆发义和团之乱的1900年发展到了最高峰。在1900年，没落的清朝一度希望把外国入侵者赶出国门，当此举失败时，1901年的和解引进了20世纪改革和革命的新时代。
我称之为西方观察中国的新闻媒介阶段是在19世纪90年代与有广泛发行的报纸和外国记者的现代新闻事业同时出现的。例如，伦敦《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成了向西方世界报道中国政治领袖们的阴谋诡计的一个通讯员，直到最后其中几人请他当他们的顾问时为止。
新闻事业作为了解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在整个20世纪已经有了持续和有成效的发展。电视能使西方对中国的革命家喻户晓。
地图1 中国地形图
当然，以上这三个阶段都是积累性的。西方的传教士继续翻译经典，并就中国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良好前景向本教区的选民宣讲。外交家们都继续维护其不平等条约的特权（特别是治外法权），并在他们最后被赶走之前进一步巩固外国人在华的地位。经过辛亥革命，然后是与中国共产党结成第一次统一战线时国民党领导的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经过1931—1945年的日本侵华，然后是整个共产党统治时期，在中国现场的报道，技术上不断进步，规模上不断扩大。
这些发展为中国的社会—科学了解时期准备了条件，随着西方文明的社会科学的兴起，这个时期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开始。这个广泛的发展是通过许多机构的渠道进行的，并且经历了自身的几个小阶段。一般地说，社会科学在中国首先应用于法律和政治学的领域，这些研究反映了在帝国主义竞争时代盛行的条约和贸易特权及中国所处的不平等地位。经济学对中国的应用始于对中国贸易的研究（长期以来这项研究一直是英国人的专长），然后通过种种努力把这项应用扩大到中国的农村经济方面。到这个时候，日本人的侵华也引起了他们对中国的资源、生产和市场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不但出现了纽约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而且出现了华北的群众教育试验和洛克菲勒基金建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总之，1912年旧王朝灭亡后，外国影响的浪潮通过商埠贸易、教会教育和在西方机构中对中国新知识分子的培养等渠道而席卷全中国。
社会—科学的了解方式首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地区研究的发展而有了突破，这种研究力求以一体化的方式和按照各个学者的经验把各种学科集中起来探索中国。语言、历史、地理、经济、政治、中国学、人类学及文学和各学科的分支学科，都开始培养训练有素的专家。
在美国，作为对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应，关心“共产党威胁”的情绪达到了最高峰，中国革命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促使西方大力进行分析的活动。
经过了几代人以后，从整个阶段中产生了现在的了解中国的典型方式，这种了解是既通过它的历史，又通过它的现实，既通过它自己的传统，又通过社会科学的方法。
本卷指出了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的出现，这些人可能充当这个学科或另一个与此题材关系特别密切的学科的专家，但同时又认识到所做的工作必须与其他研究方法联系起来进行。现在出现的新型学者的资质是能自如地阅读中文和讲流利的汉语，在中国访问和旅行，理论结合实际。
研究中国的能力的日益扩大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长期以来，把注意力集中在中文记录方面的中国学术传统已经深深地吸引开创性学者们的注意力和精力，以至它培养了一种“中国例外论”。先从写作体系说起，中国的历史表现了许多即使不是独特的，但也是非凡的特征，如甲骨文、丝绸文化、早期的官僚行政活动、绅士阶级，尤其是国家的源远流长和它的不间断的施政记录。
对这类题目以及另外许多题目的阐述在讲授中国历史时仍必须占用许多时间。但是情况已发生了变化。
按照定义，社会科学涉及全世界范围的原理和证据，因此，它本质上是比较性的。这样，可以说中国的独特性就减少了。在社会结构、家族制度、宗教崇拜、行政管理、对外贸易、排外思想、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技术转让等题目方面，对中国的研究已把“中国例外论”降低为一系列研究课题中的一个。当然，这样就产生了新的洞察力和更广阔的眼界。
可是，伤脑筋的问题出现了。在多大程度上，知识面宽广的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在中国根据他们的分类找到了他们主要寻求的东西？不用说，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困扰着所有的人类的观察者和调研者，而不管他们打着什么学术旗号。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假定，如果以往几代学者是受他们时代的文化约束的话，那么我们也受文化的约束，我们只能宣称我们对这个事实更有认识。
中国的学者作为单一的世界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与我们一样正在通过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因此，在这里追溯18世纪以来中国的先驱者了解中国历史的几个阶段是可取的。换句话说，与西方人观察中国、观察它的历史和情况相对应的中国人的看法，对我们描述现代革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不甚了解，但是下面几个阶段还是可以辨认出来的：导致经世治国时期的王朝循环阶段；导致改革运动的自强阶段；导致党派专政的共和革命时期；最后是导致“现代化”的近期的共产党人阶段。当然，这些阶段互相渗透。
在中国人对现代史的了解中，王朝循环是在支撑中国的几大理论之一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个理论我们务必进一步作更为详尽的探讨。从18世纪晚期开始，中国的学者注意到了行政工作的困难越来越多和士气下降、叛乱出现的情况。从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70年代的这些情况被归根为王朝循环论这类传统的问题。
因此，有人试图在“经世”的总名称下提出种种解救之道，经世是学者—官员用以处理行政问题的一种技能。解救之道包括：为了振兴士大夫阶级士气而恢复的学术研究；为了满足治理群众的需要而设想的有独创性的行政安排；简政和廉政；以及其他使中华帝国的秩序不时得以恢复并在几个世纪中一直发挥作用的众所周知的方法。帝国的儒家思想部分地因为具有改革的能力，所以通过重新树立其理想，它已经幸存下来。
经世术的目标之一是安抚19世纪30年代在中亚或是在广州的桀骜不驯的外夷商人。当经世论学者发现欧洲人更为强大时，他们就开始研究欧洲人及其技术。这是近代中国人思想开放并面向外部世界的开始。
自强和洋务的阶段产生于这样一种认识：西方的武器有助于镇压中国的叛乱者；与入侵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缔约解决问题，能取得他们对王朝的支持，以使它在反对叛乱中保存下来。这样，对中国的政治家来说，条约制度首先表现为对外夷采用的“羁縻”策略，就像人们设法骑一匹骏马或让它拉东西那样。这个概念产生于安抚中国的游牧入侵者和有时与他们合作的长期经验。
因此，表现为火器、大炮和炮舰的西方优越的军事技术是首先要借鉴的东西。
军事工业当然涉及其他各种重工业，于是中国人不断地深入进行“洋务”活动的尝试。
根据外国的模式并在外国的帮助下，国家矿业、轮船航线，最后还有工厂都适应了中国的用途。与此同时，洋人被聘请进入中国政府，特别是进入帝国海关，作为制约其他洋人的手段。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懂得怎样去当一名中国的次要官员而同时运用大于某些外国大使的权势。
19世纪晚期的帝国主义就这样在许多领域内留下了共同政体、中国的合作和中—外合办的事业。传教士发现，良好的工作能够帮助传布福音，而且确实能补充其不足。商人们发现，外国领事和商人对商埠的管理必须取得中国人的合作和参与。
在这个阶段，留心西方及其产品的一些学者认识到中国已经落在后面，所以必须作出巨大的变革，于是就推动改革。早期的改革者至少一度有皈依基督教的倾向。但中国人怀有的害怕和厌恶外国入侵者的情绪是如此普遍，以至办报、建立工业和使军事现代化的种种努力拖延了一代人的时间。
1894年日本闪电般地战胜中国，这个打击使整个一代人目瞪口呆，同时也使他们睁开了眼。康有为宣称，中国必须改革，否则必将灭亡。19世纪90年代外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支持这一结论。
1900年义和团起义失败之后，甚至垂死的清朝也发起改革。于是在进入20世纪之际，首先在文人阶级中出现了中国人思想上的大革命，他们能单独领导这场革命。
以后的革命阶段似乎证明了王朝循环的理论。清朝在1911年垮台，随之而来的是混乱和军阀割据的时期。
根据中国人的观点，这个时期的一个主要成就是，1921年以后一个独裁的政党取代了王朝的家族。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而接受苏联模式（在清朝灭亡后将近十年开始）和1923年国民党按照苏联的路线进行改革，这些事实具有几个好处：这样做创造了一个不断前进和使自己长存的掌权者，但其方式是动员最热诚的革命派充当有志于拯救中国的爱国者。以往历代王朝家族试图让生育二三十个王子的后宫提供最能干的掌权者（皇帝），同时由向一切地方有才之士开放的科举考试制度提供官僚。一党专政则废除了家族的血缘关系，向党内进行竞争的有才之士开放掌权的政治局，并让党员监督各级政府。一党专政于是造成了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
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掌权时，中国的爱国者已经用了两代人的时间借鉴西方的行政模式和社会体制的理论。先是在刚进入20世纪之际借鉴英国的自由主义，然后是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仿效日本政治改革的范例。西方的政治理论在中国革命者的自觉的思想中显得最为突出。1911年前后，在孙中山、宋教仁直至梁启超等领导人的心目中，主要是在民族国家中成立英美（还有日本）式的议会民主。在20世纪20年代中，陈独秀、李大钊及其他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从法国和俄国的反封建、反阶级压迫的革命中找到了先例。在此期间，不论是中国共产党，或是孙中山及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同僚，都对作为反抗帝国主义手段的列宁主义一党专政深感兴趣。
这些外国的革命和建国的模式，有时只是肤浅地触及中国的国情，有时对国情比较剀切。为了估计它们影响的程度和表现的形式，我们必须首先观察中国关于政治，特别是关于国家权力性质的传统思维的某些基本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