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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1955年采取的温和而缓慢的，但却是稳步的国内发展计划也反映在那时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和平共处成了著名的口号。
1954年4月，中国和印度签署了关于西藏的协定（其中规定印度放弃从英国人继承下来的治外法权）：印度商人的特殊地位；印度在西藏土地上派驻分遣小部队；一个印度拥有的电话电报网。协定的前言里包含了关于国际行为的五项准则。在周恩来—尼赫鲁6月份的会晤中这几点被重新肯定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又变成了中国政府外交声明的主要内容。1954年7月印度支那停战协定在日内瓦会议上签字，部分地是由于北京对河内施加了压力，才使协定的顺利完成成为可能。周恩来开完会回国的时候，他因人们普遍赞扬中国在其第一次重大国际会议上的表现而受到了鼓舞，于是满怀信心地宣布：“日内瓦会议的成就证明，国际争端是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求得解决的。”
1955年4月举行的亚非会议的成功也多少得力于周恩来所强调的和平共处的方针。这次会议于4月18—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避暑城镇万隆召开，有29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参加，它实际上是当时亚洲和非洲全部独立国家的共同组织。周恩来特别强调了中国的和平共处政策，或叫做“万隆精神”，他说：“我们亚非国家所需要的是和平和独立，我们并无意于使亚非国家同其他地区的国家对立，我们同样需要同其他地区的国家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
周恩来利用了他个人的巨大魅力和外交机敏逐渐减弱了那些怀疑中国（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或怀疑共产主义（如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阿里总理）的领导人的敌对情绪。
他因此为18个月后他的成功的亚洲之行和为亚洲政治家们连续来北京作友好访问打下了基础。1955年初中国同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也帮助周恩来铺平了他的道路，因为许多亚非国家的领导人都和铁托个人关系良好。
对其他与会者来说，中国的讲道理的态度已很清楚，因为周恩来建议中—美两国开展谈判来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其结果是，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在日内瓦开始了大使级谈判。这次谈判在开始后几个星期只达成了一项协议，即关于双方互相遣返平民的问题；但是，这些谈判后来移到了华沙，变成了未来多少年间中美外交的主要讲坛。中国还向华盛顿摆出了其他一些姿态，其中著名的就是建议交换记者访问，但被抱坚决敌视态度的杜勒斯所拒绝。1957年下半年北京放弃了温和的外交政策而采取了好战态度，其主要原因一定是中美关系未能取得进展。
中苏紧张关系的出现
中国新的外交路线也受到了苏联国内事件发展的影响。在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批评了斯大林，并且大胆地修改了列宁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教导。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争论，除了关于批评斯大林的问题、关于战争不可避免论外，也还有关于另外的一个新提法，即关于各国共产党可以无须经过暴力革命而取得政权的思想。在这些问题中，对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袖们说，他们关心的最重大而直接的问题是对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的批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见于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是想摆平斯大林的功过，以平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谴责言词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的混乱。按说毛泽东本人不喜欢这位已故苏联的领袖，他应该是欢迎对斯大林的批评的。但在另一方面，毛泽东也不得不提防对“个人崇拜”的攻击，因为它必然要引起对于他本人的地位和崇拜的疑问（见第二章）。在国际上，主要的直接问题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具体的：紧接着非斯大林化所引起的混乱和它所产生的波兰的动荡及匈牙利的叛乱之后，怎样重新建立该集团的团结和苏联的领导。面对匈牙利的骚动，苏联人以武力恢复了控制。可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大大地损害了他们的国际地位，并且使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出现了严重的裂痕。中国共产党人站出来维护苏联的威信，并且支持苏联共产党团结各国共产党。他们自己的地位因此大大上升了。
最初，中国共产党支持东欧各党谋求从莫斯科控制下取得更大的独立地位。当波兰在1956年波兹南起事以后的骚动时期，中国共产党支持波兰党的新领导人哥穆尔卡反对俄国人。但是，当纳吉领导集团威胁着要使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时，中国共产党又毫不含糊地对军事干涉给予支持。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论非斯大林化及其影响的第二篇重要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份文件明显地暗示，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中国已是一个意识形态权威方面的潜在对手。1957年1月初，周恩来中止他的亚洲之行而率领一个代表团去苏联、波兰和匈牙利当和事佬，既想恢复苏联的领导地位，同时又告诉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他们不能用斯大林的老方式来同东欧打交道。周恩来到苏联和东欧访问给了全世界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在树立了它在亚洲内部关系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后，又开始在欧洲事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尽管支持苏联共产党，但他们在对东欧动乱的原因所作的理论分析中却与苏联分道扬镳了。北京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说，甚至在一个共产党国家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也可能有矛盾，但这种观点从未被苏联共产党接受，也是赫鲁晓夫一直否认的。
根据这一立场，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它成了中国共产党4月30日发动的整风运动的基础。俄国人对这种发展看来是很不自在的，但是，当势如倾盆的批评使得“百花运动”在6月8日突然中断，以后又以“反右运动”为名对批评者进行反击时，俄国人才又感到了某种宽慰。因此，当毛泽东去莫斯科参加布尔什维克革命四十周年庆祝会时，中国人和苏联人的国内政策比较合拍，1954年苏联代表团访问北京时所植根的友谊也可以说还是差强人意的。
表明这两个国家之间当时友谊的事例有二，都发生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11月2—20日）以前。第一，中苏关于新的防御技术的军事协定在1957年10月15日秘密签订。按照这个协定，苏联显然已允许中国拥有一颗原子弹样品和核技术。第二，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在中国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此时，在1957年10月也在莫斯科成立了相应的苏中友好协会组织。
这些发展部分地反映了赫鲁晓夫在夏季清洗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以及后来排挤了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之后，还需要中国共产党给予新的支持。但是，它们也反映了这两国领导人之间日益增强的互相依存和友谊。毛泽东对防御协定一定感到特别的满意，因为他很重视苏联在1957年8月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在10月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11月3日又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苏联的这些成就使得他发表了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著名论断：“东风正在压倒西风。”
也正是在这种看法的基础上他恳求莫斯科会议不要害怕核战争，他认为人类不会毁灭，而共产主义社会将会从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出现。
但是，这个口号和毛泽东对核战争的态度使他的许多同道们大大地感到困扰。
除此之外，中国人和俄国人在莫斯科还就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发生了冲突，因为毛泽东争辩说，共产党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取得政权。北京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一旦大白于天下，它自然就减少了它周围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信任。周恩来追求的万隆精神似乎变成了一纸空言，同时这个印象又为1958年中国对中东危机的反应和北京对沿海岛屿的炮击所证实，而且它在1959年8月以后的中印边境冲突中变得更是十分清楚了。
中国和日本
最后，让我们看看北京先是坚持而后来又放弃万隆方针，是怎样表现在中日关系方面的。作为中国走向万隆方针的一部分，北京对东京的政策也有一个大转变，即从热情鼓励“日本人民的反美斗争”到强调与日本和平相处，这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有了这样一些发展：斯大林以后的时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变化；朝鲜停战以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国际舞台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成功；以及在鸠山和石桥两届政府下日本对中国态度的改变。在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以后，北京和莫斯科开始一致行动起来，以一种大异往昔的态度对待日本，强调同日本搞好政府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同时热情地呼吁中日之间进行交流，认为恢复邦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在1954年10月签署的一项中苏联合声明中，北京和莫斯科重申了这种态度，后来就变成了当时它们对日政策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原先鼓励日本人民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政府的斗争，这时便降低了调子。
1954年秋季，日本各行各业的著名人士被邀参加北京的国庆典礼，中国红十字会的李德全夫人也访问了日本。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热烈。中国对日本的灵活态度也反映在下列事实中：当日本记者问周恩来总理，他们这样假设是否正确，即废除中（台湾）日和平条约不一定是促进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而应该被看成是这样一个过程的目标或结果时，周恩来回答说：“那都没有多大关系。”
自然，中国对日本的这种态度不仅反映了中苏计划削弱日本对美国的信赖，也反映了中国的国外和国内政策是温和的这一事实。换句话说，它是中国共产党采取的万隆方针的反映。
可是，中国以这些动机来呼吁恢复邦交，并没有博得东京方面全心全意的反应。鸠山政府倾向于不以任何言论或行动来触怒北京，它对中日私人交往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但也没有采取步骤来满足北京的愿望。1956年12月组成的石桥政府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热烈的欢迎，但它没有执政多久。接着上台的岸政府受到中国人越来越多的怀疑。
当岸首相在1957年5—6月间出访东南亚六国和美国的时候，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趋于强硬。特别是在台湾，岸表示了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并且强调了日本—台湾的合作。另外，所有这一切又发生在这样一种时刻，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政策正发生重大的转变——从整风运动转到了“反右运动”。这对北京后来对日本的态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态度必然表现出中国放弃了万隆方针。
轮子几乎整整兜了一个圈子。1949—1950年盛行的是关于两个阵营的理论，1957年后期中国的对外政策便不再以这种过分简单化的提法为基础了。它的对外关系有了更加微妙的变化。但是，北京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好战态度又一次高涨起来，并且现在又有所加强，因为它增长了自信心，同时又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是力争把共产主义集团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以便重新发动对帝国主义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