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是一场有国际背景的内战，它反映了现代朝鲜人民悲苦的历史。一方面，它固化了这个国家的分裂状态；另一方面，它支配了战后亚洲的国际环境。由于这个缘故，它可以被看成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1950年1月当斯大林和毛泽东不愉快的谈判在莫斯科进行的时候，华盛顿在《中国白皮书》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亚洲的重要政策观点。杜鲁门1月5日的声明明确表示，美国无意保护台湾岛上中国国民党人的残余力量。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时指出：美国的亚洲防御弧形地带是从阿留申群岛起，通过日本和冲绳群岛到菲律宾，因此不把朝鲜共和国和台湾包括在重要的战略地带以内。

现在已经知道，这些方针是作为重新考虑美国亚洲政策工作的一部分而提出来的。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是考虑到了“三大损失”的：一为1949年8月丧失了核垄断；一为1949年10月丢掉了中国；一为1950年2月中苏条约签订后丢掉了中国的铁托主义的前景。但是，1950年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所提出的改变了的方针远没有准备付诸实施。至于朝鲜半岛方面，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些文件认为不需要由美国自己来进行军事干涉。

那么，华盛顿在朝鲜战争以前具体的对朝鲜政策和总的对亚洲政策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呢？自从1949年夏季发表《中国白皮书》以来，美国就想鼓励中国的“铁托主义”，甚至正在考虑承认中国大陆上的新政权。结果是，华盛顿在执行它的亚洲政策中一般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触怒北京。朝鲜战争的发生使一切都变了样。

不管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同事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预见到战争的准备和爆发时间问题，但是，1950年6月25日凌晨爆发冲突的时候，他们显然没有预见到这是他们要直接关心的问题。第一，应该注意的是，被认为是中国革命主要支柱之一的土地改革法在1950年6月30日公布，仅在朝鲜战争开始后的第五天。鉴于中国共产党人为土地改革做了长期而积极的准备，而且他们又把这个问题看得极端重要，人们可以想象，他们会认为朝鲜半岛的战争只是一个插曲，它会很快地被得胜的金日成结束。第二，1950年初，中国的领导者们正倾向于减缩军费，以支持他们的经济复兴计划。事实上，毛泽东在6月初就曾下令军队部分地复员。

这一证据使得西方的评论家们最终认为：毛泽东不可能有意让他的国家卷入战争； “没有证据表明它是中国煽动起来的”； 另外，也“没有清楚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参与了朝鲜战争的策划和准备”。 另一位学者却认为，战争原定8月开始，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收复台湾以后，但是，金日成抢先跑出了起跑线。 当然，这位北朝鲜领袖马上暴露了他的极端好战性。战争爆发的当日他就在广播中宣布，他发动了一场决定性的“反攻”，以扫荡敌人的武装部队。 《真理报》也不失时机地在6月26日替金日成的声明讲好话，它强调指出，是南朝鲜人发动了第一次攻击，北朝鲜军队是受命还击。

可是，北京直接关心的不是朝鲜半岛的斗争，而是杜鲁门总统6月27日的决定：派美国第七舰队插入台湾海峡，作为美国对远东爆发新冲突的部分反应。在中国报纸向读者解释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介入朝鲜战争的同时，周恩来则斥责这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国的宣传媒介继续显示出，对台湾的关心大于对朝鲜的关心。当北朝鲜对闪电式胜利的希望破灭而局势开始转向有利于联合国和南朝鲜部队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似乎缓慢地，也很勉强地与金日成政权共命运了。8月20日，周恩来电告联合国，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任何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几天以后，中国的一家杂志第一次明确地把北朝鲜的安全同中国的安全联系了起来。但是在联合国，西方代表们否决了苏联和印度关于邀请中国外交官员的努力，同时，苏联想开始谈判以摆脱日益不容乐观的军事形势的努力也失败了。

9月15日联合国开始了胜利的反击，以两栖部队在北朝鲜战线的后方仁川登陆，同时从半岛东南端的釜山防线中突围出来。当联合国部队向北推进的时候，斯大林悲观地通知北京，金日成可能要在中国土地上成立流亡政府。但是，中国人几乎从战争一开始就在集结军队，为介入战争做准备，所以他们警告联合国，如果北朝鲜领土被侵占，他们不能坐视。决定性的时刻出现在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南朝鲜部队跨越了“三八”线边界。就在那一天，毛泽东发了一道秘密指令，内容是中国军队可能参战，将使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用这个办法想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内。

三天以后，中国第二号将领彭德怀被紧急召唤进北京。他在北京发现他的最上层领导中的同事们已经在讨论北朝鲜撤退的意义，从彭德怀的叙述来看，似乎是毛泽东否决了多数人反对参战的主张，毛泽东所持的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义务援助北朝鲜。 毛泽东的观点后来在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联合宣言中发表了，这项宣言声称：

历史的事实早已告诉我们，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 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 ， 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 ， 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 。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

彭德怀站在毛泽东一边，对美国出现在东北（从朝鲜进犯）和出现在上海及华东（从台湾进犯）的威胁表示关切。

这一章不是充分叙述朝鲜战争的地方。但是，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给人深刻印象的表现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应予重视的军事强国，所以值得简单地描述一下它是怎样取得这个荣誉的。根据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方战史的说法，其情况是这样的：

虽然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如果用它自己的战术和战略的标准来看，它也是一支第一流的军队。它的军力不足可能归咎于缺乏某些武器和装备，但它的半游击战术是以机动性为基础的，因此它不能有重武器和交通运输的负担。身穿厚棉制服的中国苦力在做一件事情时能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士兵做得更好；他能够用难以相信的秘密行动潜入到敌人阵地的周围。只有有这种经验的美国人才能体会到半夜被偷袭时的震恐心情，因为偷袭者像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妖魔鬼怪那样用手榴弹和冲锋枪的子弹射击我们。

记者们总喜欢谈到“亚洲游牧群众的人海战术”。再没有比这更不真实的了。实际上，中国人很少以团以上的单位进行出击。甚至这些行动也通常缩小到似乎是无休止的排的渗透。中国红军之成为可怕的力量，不是依靠他们人多，而是依靠诡计和突袭。

据他们的战斗对手的观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主要缺点是原始的后勤系统，它使战斗中的弹药很快供应不上；再就是原始的交通运输系统，这使得战术不够灵活，常常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一营人一旦投入攻击，只要弹药能维持，就得坚持下去，即令事情表明他们攻打敌方战线最强大的部位碰得头破血流时也是如此。在许多这类事例中，其结果就成了战术上的自杀。”

彭德怀在1950年10月后期至1951年7月停战谈判开始时打了五次“战役”，他在他的回忆录中简单地叙述了这五次“战役”的每一次时间及其重要性。头两次战役打得异常顺手，联合国部队被迫退回南、北朝鲜交界的“三八”线。但是，到了1951年1月的第三次战役末尾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缺乏空军和高射炮，而且它的供应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中国的兵力已经减少了大约一半。到了1951年2月，彭德怀感到不得不飞往北京向毛泽东解释军事上已显然危殆的处境。

到了1951年年中第五次战役末期，中国军队已筋疲力尽，蒙受了开战以来最重大的损失。西方评论家们后来议论说，如果那时一直保持着军事压力，中国人可能会被迫同意早日休战。我们可以再一次引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方战史，据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撤退是“被击败的军队的逃跑，有时溃不成军……从前很少有单个士兵自愿投降的情况，现在则成排、成连，甚至成营的残余士兵在放下武器后投降了。这在从前是没有的事，恐怕在朝鲜以后也不会再见得到。敌人是逃跑了”。

但是，联合国部队放松了压力，在1951年7月同意开始停战谈判，因而彭德怀的部队能够以营为单位挖掘地洞，并定期出击。在以后的两年中美国人伤亡了6万人，停战协定才得以签字。

朝鲜战争使中国和美国都蒙受重大损失，流了很多血，损失了很多财产。当然，“抗美援朝运动”在国内掀起了爱国主义热潮，并且帮助巩固了新政权，但是，这只能视为偶然的“副产品”。干涉行动的消极影响大大超过了这种实惠。中国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又被联合国打上“侵略者”的印记，从此它被排除于联合国之外达20年之久。它也由于美国第七舰队的插手而无限期地延缓了它解放台湾的目标。东北仍然是中国人的，未受侵犯，但那简直不是什么纯收入。

按照这些考虑，中国人曾经批评苏联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就无须奇怪了。龙云早在1957年就公开地说过，中国单独担负打美国和援助朝鲜的费用，是不合理的。由于那时中国和苏联还是盟国，龙云不得不作自我批评，但是，看来很可能他替有这种普遍情绪的中国高级人士出了气。重要的是，龙云很快又在1958年12月复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此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1963年，中苏裂痕公开化以后，中国人公开了他们关于苏联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的观点：“我们总是宁愿自己承担必要的牺牲重担，站在守卫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前线，而使苏联处于第二线。” 第二年，中国人在《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中写道：“至于苏联对中国的贷款，必须指出，其中最大部分，是我国用来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的。这些军事物资的大部分，都已使用和消耗于抗美援朝战争之中……我们每年都在为苏联的这些贷款偿本付息，它占去我们对苏联出口的一个相当份额。这就是说，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不是无偿援助。” 龙云被证明是正确的。

后来，还有另外一些同样的声明，其中著名的是中日友协的一位官员1972年1月对日本工会代表团的一次讲话，他说：“苏联是一个死亡贩子。当中国派出志愿军和在朝鲜战场上流血的时候，苏联人躲在幕后，只贩卖军火。他们连本带利地索还债务。” 自此以后，据中国人透露，1950年以后中国人向俄国人借了13.4亿美元，其中半数债务是因朝鲜战争而借的。另外，俄国人出售给他们的许多武器是过了时的。中国人的整个战争费用达100亿美元。

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这种苦味不是事后才尝到的。检查一下同时代的官方报告，人们会注意到，中国领导人在1950年建军节（8月1日）一味地说苏联的好话，但是在1951年建军节就不再歌颂苏联人了——这是在中国人介入朝鲜战争以后。 从这一事实人们很容易想象，在中国正在作战的时候，它是怎样看待苏联的。斯大林把北朝鲜置于有被消灭危险的境地，把中国也置于冲突的最前线。

斯大林不可能预见到继美国的介入而来的便是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行动。但是，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斯大林“怀疑我们在赢得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会像南斯拉夫，而我会是第二个铁托”。 这位苏联领袖纵容金日成可能就是想避免这种危险，他用的办法是在远东制造紧张局势，使中美两国几乎必然相撞。不管是出于偶然或蓄意如此，结果是莫斯科得利。苏联有一份关于中苏关系的研究就是这样说的：“朝鲜战争……长时期地切断了中国共产党中的民族主义领袖们和美国统治集团走向勾结的道路，并且迫使中国的领导人扩大同苏联的合作。”

人们还注意到，在1950年1月和1月以后，苏联拒绝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以要求驱逐国民党中国人的代表团和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它回到联合国以前派代表团出席。这时，有些观察家已经怀疑，莫斯科实际上是想继续排除北京的席位。 现在我们既然知道中苏关系之间有某种不愉快，就不难想象，苏联直到8月份以前，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最危险的时期，一直拒绝出席安理会，其目的是要利用美国重新介入远东，使华盛顿和北京打得不可开交。不管斯大林内心里的目的是什么，不容置疑的是，对中国来说代价高昂的朝鲜战争，是说明北京后来满腹牢骚地批评莫斯科的重要的原因。

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及其以后的外交关系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努力，自然有助于加强它在斯大林眼中的地位。1952年8—9月，周恩来率领的一个中国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在与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们谈判中显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这是继1950年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最高级谈判之后的第二轮会谈。他同斯大林、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等人进行了约一个月的商谈之后，发表了一项公报，还有一项《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与此同时，还签署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

就中国长春铁路来说，1950年的协定原已规定，中、苏共同管理该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在1952年底以前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政府。1952年12月31日，移交铁路的最后议定书在哈尔滨签字，之后又举行了一定的仪式正式办了移交。次日，即1953年元旦，毛泽东打电报向斯大林致谢。

至于旅顺口海军基地的共同使用问题，也就是苏联在那里驻军的问题，双方在1950年已经同意，在缔结对日和约以后，或者不迟于1952年年底，苏方应撤退军队和移交设施。1952年4月以后旧金山和约生效，但是在周恩来访苏期间，中苏双方的谈判者都同意，它是敌视中苏两国的一纸片面和约，所以他们在旅顺口问题上决定推迟行动，直到中苏同日本另签一和约时为止。应北京方面的“请求”，苏军仍应留驻旅顺。

这便是1952年中苏会谈的仅有结果。《人民日报》就解决久悬的铁路问题发表了一篇题为《欢呼中国长春铁路移交我国！》的社论，它对苏联显示的“兄弟般的、无私的援助”表示满意。但是，由于归还铁路是在1950年协定早已决定了的，这话的意思很明显，尽管周恩来代表团在莫斯科滞留很久，它还是没有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任何新的让步，不论在经济援助方面，还是在苏联支持朝鲜停战方面，都是这样。

中国人时不时地暗示他们有意于停战。但是，斯大林那时正在组织他的最后一次清洗政敌的行动，忙于国内事务，因此可以推测，他认为让中、美两国在朝鲜陷入困境的时间再长一些是有利的。因此，他对朝鲜停战并不热心。

由此可见，如果北京和莫斯科对朝鲜停战问题意见相左，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在周恩来访问莫斯科期间或在最后发表中苏公报时，谈判者在任何讲话中都无一字涉及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下列事实也可以印证这种看法：1952年10月5日开始的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一直漠视朝鲜战争；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致贺词时也绝口未提朝鲜战争。中国人愿意接受的是，1952年10月的上、中旬由北京主持召开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

斯大林以后的中苏关系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之死肯定会开始中苏关系的一个新阶段，尽管北京官方不得不表示吊唁，但它可能由于这个原因而对此事件感到庆幸。的确，朝鲜战争问题有很快的进展。原来朝鲜停战谈判很困难，现在北京采取的外交主动行动马上加快了它的进程。3月后期，在周恩来建议自由遣返战俘的基础上，达成了关于交换战俘的谈判的协议。4月11日，签署了交换伤病战俘的协议；4月26日，朝鲜停战会议恢复了它的正常会议；6月8日签署了遣返战俘的协议；最后，在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最后签订，从而结束了在朝鲜半岛的冲突。由此可见，朝鲜战争的结束主要是斯大林死后通过中国的外交努力所致，这时莫斯科正因严重的接班人斗争而处于瘫痪状态。

朝鲜停战以后，中国又找到了新的机会来增加自己的国际威望。像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周恩来—尼赫鲁1954年6月的会晤；中国在其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同年4—7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的会议——这些都大大地有助于提高它的威望。就是在1954年6月5日的日内瓦会议期间，美—中开始了大使级的第一次会谈。但是，国务卿杜勒斯拒不与周恩来握手，他只保证保持最低限度的礼仪。

朝鲜战争以后的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所以对中国很有利。在国内，1954年9月它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通过了国家的宪法，这表明了新政权的稳定。在1954年10月1日国庆五周年庆祝会上，北京主人招待了第一个访问中国的最高级苏联代表团。它由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领；还有第一副总理布尔加宁和副总理米高扬。这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普遍改善。苏联代表团签署了10项文件，包括宣言、公报、协定和议定书等。它们同意，驻旅顺口的苏联军队不必等到中国和苏联签订对日和约就应撤出。后来米高扬和赫鲁晓夫也承认是苏联“剥削”中国例证的新疆的中苏联合股份公司，这时也宣告结束。

因此对中国人来说，1954年的中苏会谈是硕果累累的，他们可能第一次感到苏联的“兄弟般的友谊”是个现实。不像斯大林那样从不访问中国（他也确实从未访问过任何他的盟国），赫鲁晓夫开始了访问北京以进行会谈的外交做法。从前，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大多数条约和协定都是在莫斯科签署和宣布的。现在，它们也开始在北京签署和宣布了。 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人在他们和苏联人的关系中最后终于取得了“平等地位”。

这是怎么得来的呢？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没有了斯大林，苏联别无选择，它必须给予中国以尊重，这是中国已经提高的国际威望和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所要求得到的。第二，苏联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必然起了作用。引人注目的是，去北京访问的苏联代表团中没有外交部长莫洛托夫。

总之，赫鲁晓夫在五周年国庆节上的冗长的演讲中，大肆赞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领袖们，高度评价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所作所为，从参加朝鲜战争说起，也说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宣布，因此称中国现在是一个重要的强国。微妙的分歧仍然在两国之间存在着，并且后来变成了它们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但是在1954年它们的关系确有显著的改善，中国人因此为他们的工业化计划取得了主要的援助。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1956年2月18日和4月8日，1957年11月4日。）1958年及以后，苏联继续应允另外的援助，接着在1958年8月增加了47个项目，1959年2月增加了78个项目，总共125个项目。那年的4月份，这些项目与从前的211个项目合并为新的166个项目。因此，预计到1967年由苏联援助而可以完成的工业建设总项目可达291个，200亿旧卢布。可是，到了1957年11月初，其中只有37个项目完全完成（《人民日报》，1957年11月4日），建设中存在明显的延误。在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苏联在7月份忽然下令撤回所有专家，许多这类工业建设项目都停了工。苏联人到底完工了多少项目，其说不一。苏联的数字说是完成198项，而西方的材料认为可能完成了154项或130项。同样，对到1960年夏季中苏关系已经公开恶化的时候苏联贷给中国的款项总数（以美元计），也有不同的估计。莫斯科经常提到总数为20亿美元，并指出5亿美元是在朝鲜战争中给的，可是不清楚这5亿美元是否包括在20亿总数之内。有些西方的估计则高达26.5亿至30亿美元。所有贷款无论如何已在1965年偿清。 fQEyAS+rnweP1HbuCz3RUYC1BiSIRkWWprCIXtpM3o10ux5O5qFEJSSSfwDoV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