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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毛泽东同斯大林之间和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长期而微妙的关系而论，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45年12月，毛泽东就已指示他的同志们要建立东北的稳固的根据地。
当然，他没有选择的自由；这是中国共产党唯一能够希望发展为主要新根据地的地方。但是可以想象得到，由于雅尔塔协定的结果他遭受了斯大林第一次真正的攻击，毛泽东也许会想到，中国应该警惕苏联可能使东北脱离中国的行动，同时他正在决定要不要跟美国打交道。1949年3月5日当他预计在内战中将战胜国民党人的时候，毛泽东暗示对美国要有个和解的政策。在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他谈到了可以允许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机构在大城市中存在，至少在全国胜利以前应该是这样。
苏联在4月份后期开始赞扬中国共产党人即将取得的胜利。但是在6月15日，毛泽东甚至更明确地对美国表现了和解的态度，他说，如果任何外国政府同蒋介石脱离关系并停止对他的援助，新的共产党政权便准备同它建立外交关系。他还说：“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各新政权的老生常谈，但毛泽东的论调事实上是异常重要的。根据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事情已过去将近1/4世纪以后的1973年1月21日公布的一份报告，1949年5—6月间，中国共产党曾通过原燕京大学的学生黄华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有所接触。
黄华（未来的外交部长）那时是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局长，他应毛泽东的要求去见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因对于中国有广泛的知识和他随和的性格而普遍受到中国人的尊敬，他跟黄华的私人师生关系被中国共产党用来探讨未来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包括华盛顿的外交承认的谈判在内。
但是，就在那一年的7月1日这一天，司徒大使在南京收到国务卿艾奇逊的一封电报，要他拒绝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谈判，而《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著名论文，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而写的。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标志着从他原来的暗示来了个急转弯，排除了在中国实行铁托主义的可能性。
毛泽东写道：“‘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
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
，
必须一边倒
。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
如果如上所述，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和党与党的关系表示不满，那么，为什么他又要让最初通过黄华—司徒的渠道所开通的同美国的讨论流产了呢？时机排除了他对艾奇逊的训令作出反应的想法。更可能的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近在眼前，毛泽东一定感到，这个新国家在大量的经济重建和发展中急需苏联的援助。可是，除了这个总的考虑之外，也可能有若干特殊因素在起作用。
第一，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冷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要与美国进行和解，这是要冒风险的。从前的盟国互相激烈对抗，其结果一方面是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共产党政变和在柏林搞封锁，一方面美国又支持希腊政府反对共产党暴乱和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强而中国弱。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反应可能感到不安，特别是看到他过去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时更是如此。这种焦虑之情可能在中国人决定一边倒向苏联的时候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毛泽东很可能认为采取亲苏政策以巩固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是可取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可能担心他领导下的中国的领土完整。按照雅尔塔协定和1945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政府恢复了过去沙皇政府在满洲的权利——中苏共同享有和使用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现在称为中国长春铁路）、大连的国际化和苏联使用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如果中国共产党触怒了斯大林，中国的这个地区可能仍然要处在苏联的统治之下。这种担心在1949年7月又得到证实：那时，斯大林显然没有就商于北京的领导，径邀东北共产党政府的主席高岗去莫斯科访问，并同斯大林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
毛泽东对斯大林和高岗日益增长的亲密关系感到不安，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作出“一边倒”的决定。据认为，他希望他公开向苏联表示忠诚会得到斯大林的善意回报。
除此之外，在这个初期阶段，毛泽东也几乎肯定地没有摆脱传统的观点，即苏联及其共产党代表了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和领导力量。无论如何，毛泽东对1949年8月5日华盛顿公布的《中国白皮书》的批判，加强了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强烈的反美亲苏路线。
对1949年的《人民日报》作一番检查即可看出，那一年的上半年很少报道苏联。但在毛泽东7月1日的亲苏声明发表以后，关于苏联的报道就大大增加了。很显然，中国共产党政策的重大转变正是在这个声明的前后发生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0月1日成立以后，随着庆祝12月9日斯大林的70岁生日，《人民日报》对他的颂扬达到了高潮。这也不能看做是形式上的，因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在这个月晚些时候亲率代表团去了莫斯科。他可能希望他会受到斯大林的热烈接待，因为现在中国共产党已证明自己在中国革命中取得了胜利。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莫斯科车站一下车就发表了一篇演说，要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他还说，他非常希望斯大林大元帅有公正的外交政策。
这是毛泽东生平第一次到国外旅行。表面上，斯大林热诚地欢迎了他，在他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就安排了接见。但实际上毛泽东感到，这位苏联领袖比他接待国民党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时还要冷淡，后者在四年半以前也曾来莫斯科谈判过友好条约。
回顾起来，谈判过程出现麻烦的一个迹象是毛泽东回答塔斯社记者问他在苏联将逗留多久时所说的话，他说：“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在这次接见塔斯社记者时，毛泽东第一次谈到了正在进行的中苏谈判，他说：应当解决的问题有，“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毛泽东的这番话在当时本来应该受到更加仔细的注意，因为这样就可窥测到莫斯科会谈的内幕情况。
几年以后，毛泽东回忆他的莫斯科谈判时透露，斯大林“不愿意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才最后签了”。
当代观察家中广泛流传的意见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着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很明显，这只说对了一部分。
按照当时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后来的说明，斯大林怀疑毛泽东是刚露头的铁托主义；而在毛泽东的伙伴中有象征国内统一战线的非共产党中国人的出现，激起了对中国会采取亲西方政策的担心。只是在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不久，才有关于友好条约的会谈。这时，毛泽东认为得召唤周恩来总理、伍修权和其他官员来进行具体的谈判工作。他们于1月20日到达。
俄国人起草了这个条约的草稿；虽然中国人没有或不能改动任何原则，但他们做了大量的字斟句酌的工作。周恩来命令他的班子“一项一项地、一句一句地、一字一字地加以研究、推敲和修改”。据伍修权说，这位中国总理兼外长“要弄清楚，草稿中确实没有任何疑点，以免给我们留下后患”。其中有一条原来写成：“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第三国之侵袭，缔约另一方即给予援助。”为了加强语气，周恩来坚持在末尾加上这样几个字：“尽其全力”。
毛泽东亲自参加了2月14日由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两位外长签字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在这之后他才动身回国，于3月4日抵达北京。这位中国领导人愿意离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达两个半月以上之久，于此可见他认为他的使命非常重要。
这个条约基本上是一个军事条约，目的在于显示中国和苏联的磐石般的团结，以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第1条是这样写的：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这个条约被西方当做中国和苏联以日本及其庇护者美国为假想敌的证据。这个条约因此成了日本和西方盟国之间1951年签订旧金山和约以及不久以后签订美—日安全条约的理论上的借口。
莫斯科谈判的一个结果是，中国成功地使苏联在它们之间的某些争端上获得了让步，与国民党政府同苏联1945年的条约相比，现在处境要好得多了。俄国人同意在1952年底以前无偿地把中国长春铁路移交给中国，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后和最迟不超过1952年底从旅顺口撤退苏联军队并将其设施无偿地移交给中国（附文说，在战争时期设备由两国共同使用），将苏联经济机构在北京所获得的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
另一方面，毛泽东和在他之前的蒋介石一样，也不得不承认一度成为中国清王朝领土的“外”蒙古的独立；还要设立中苏联合股份公司以开采新疆的石油和有色金属。这些公司也效法俄国人强加给东欧的卫星国资源的开采那样，使之大大有利于苏联的那些公司。斯大林的这个程式后来受到赫鲁晓夫的严厉批评，他说：
顺便说说，斯大林跟中国签订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发矿产资源的条约。这个条约是斯大林犯下的错误。我甚至可以说，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冒犯。几百年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纷纷掠夺中国，而现在斯大林也参加进去了。这种开发掠夺是一件坏事，但不是没有先例的；斯大林在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也都搞过同样的“联合”公司。后来我们把这些公司统统取消了。
因此，1949—1950年的中苏最高级会谈可能只给了毛泽东部分的满足。当他亲自接触到斯大林的态度后，人们可以想象他有什么感觉，因为他已经把他的对外政策建立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基础上，同时也大力赞扬过斯大林。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已经向党的干部们披露过，他不喜欢中苏最高级会谈。他在一个各省市党委书记的会上告诉人们：“我们同斯大林有不同意见，我们要签中苏条约，他不签；要中长路，他不给；但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
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
1950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订立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
很显然，毛泽东从莫斯科最高级会议回来时是很不高兴的，而且他特别对在新疆成立联合股份公司感到生气。早在赫鲁晓夫回忆录被私带出国以前很久，苏联领导人就切实地批评过这种斯大林体制，例如米高扬1956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就是这样讲的。
另外，毛泽东虽然在莫斯科尽力地争取苏联的援助，但答应给中国人的总数只是在五年内贷给3亿美元的有息贷款。这甚至比一年以前波兰得自苏联的4.5亿美元贷款还要少。更糟糕的是，1950年2月28日宣布卢布贬值，这又进一步使贷款贬值了1/4，同时俄国人还要坚持不公正的卢布—人民币比价，因而又损害了中国人的贸易利益。
中苏条约签订一个月以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评论了这一事件的意义。他从心底里惋惜北京最后采取的亲苏步骤；他也谈到卢布贬值问题：“因此，中国人民会发现，苏俄的贷款每年不过为4500万美元。他们可以把这数字跟美国国会在1948年一年就投票决定给中国4亿美元的赠款——而非贷款——作一比较。”
正如艾奇逊预料的那样，中国人确实认识到了这一点。
曾在国民党政府时期主持过云南省政务而后来做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龙云，利用1957年“百花运动”鸣放的机会大胆地发言说：“苏联给我们的这笔贷款要在10年以内归还。它是短期的，还要付利息。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我建议把归还期限延至20年到30年。这是我们为争取社会主义所应该做的事。”
那时龙云被迫做了自我批评，但是俄国人后来认为，他的情绪在中国领导人中是很普遍的。“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中共领导人们对我们表示了不信任和怀疑。他们不屑去想一想苏联自己也有克服战争创伤的艰难任务，反而还抱怨他们从苏联只得到3亿美元的贷款。”
但是即使从名义上说，五年之间的3亿美元贷款也只合每年6000万美元，从大规模地赞扬中苏友谊的宣传来看，这只是区区一笔小款而已。由此可见，中苏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甜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