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运动”

第一阶段：1956年

由于中共预见到1955年末即将完成农业的集体化和正在重新大力推进工业化，它越来越需要向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求助。1955年12月3日的《光明日报》写道：“新的环境和新的形势要求知识分子，特别是有学术地位和专门技术的高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 可是，由于反胡风的运动过于猛烈，有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就是不听这一套；不仅作家是这样，就是一切领域中有思想的人都受到威胁，因而规避工作、发明和研究。面对着一个消极被动的知识界而又迫切需要他们的服务，党在1956年给予了知识分子以一定程度的学术活动自由，以争取他们在发展经济中的合作。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所松动，这也反映了经济方面一般的松动政策，因为它准许在乡村有自由市场，并对轻工业给予了更多的注意，但此前是偏重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的。

1956年1月14—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了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建议实行某种改革，以激发他们的热情。他们将被给予更多的权威；他们的观点将受到尊重；他们的专业研究将受到重视。此外，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的货币刺激，改善其工作环境，并享受更合理的提升制度。毛泽东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赞同周恩来的观点，于是在下一阶段就开始同知识分子进行对话。在1956年5月2日的讲话中，他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著名口号，以此表示控制的松动。但是，由于他的讲话并未公开发表，后来陆定一在1956年5月26日的解说中给这个“双百”运动定下了调子。他要求像周朝末年的“百家争鸣”那样，再有一个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陆定一对这个黄金时代的描述使人想起了“五四”时期。“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么，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 他给了知识分子在艺术、文学和科学上以批评、言论、坚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据他说，这些领域的活动不能跟政治等同起来。政治舞台上仍然不允许辩论，但可鼓励文化领域中的辩论，使知识分子在选择研究课题和方法论中有更多的活动余地。

一方面，“百花齐放”政策给予了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自由，以赢得他们的合作和提高他们的本领，另一方面，也允许他们批评官员，以改进官僚体制和提高它的效率。这又回到了毛泽东在延安关于改革官僚制度的态度，并反映了他对官僚特权的关注。它类似于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解冻，特别是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了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对教条主义和镇压手段所进行的批评。尽管“百花”政策有这种种不同的方面，但对知识分子的放松和对官僚主义的批评是齐头并进的，因为没有给言论自由以某些活动余地，要展开批评是不可能的。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和陆定一的鼓励，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开始怀疑党的干部是否有能力指导科学和技术。他们要求不懂业务的干部少加一些干预；少花一些时间于政治集会；少一些苏联的学术统治；多接触一些西方的论著。各种学科开始了重要的辩论：在遗传学上，辩论李森科主义；在历史学上，辩论分期问题；在哲学上，辩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用问题。许多受过西方教育的经济学家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他们说，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能够解释100年以前发生的事，但不适合当前经济发展的情况。 许多社会科学家则主张控制生育，以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因为后者认为，增加生产就能解决增加人口的问题。

可是，“五四”时期的作家们原来发表意见最直率，现在却犹豫不前，这大约是害怕党的政策一旦有变动就会被抓住，因为这种情况曾经使作家比别的知识分子受害更多。除了如艾青等几个例外人物，特别是一些老资格的著名作家的沉默是很突出的。可是，当作家们真的开始在1956年中期鸣放的时候，他们所讲的内容比其他任何知识分子集团都更加直接地针对党的政治政策。其中最尖锐的是一些年轻的作家，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接受了大部分教育，同时受苏联知识界骚动的影响也很大。

苏联的影响激起了两种相反的潮流。有些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批评苏联学术和苏联专家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但也有些作家在学那些苏联的大胆的解冻作家的样，直言不讳地批评官僚体制及其教条主义。他们并不直接援引当时像叶甫图申科和沃兹涅先斯基等苏联激进作家的话，而是借用更主要流派的西蒙诺夫、爱伦堡和肖洛霍夫的言论。他们利用苏联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来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著作与中国的现实颇不相似。另外，他们也和他们的延安前辈及苏联的同行一样，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使他们能够指出，党已经背离了他们认为体现在他们意识形态之中的人道主义理想。

不论是在中国或是在苏联，批评都是在官方刊物上提出的。文艺刊物的编者们在批评官僚主义和揭露党掩盖的真正问题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苏联，有《新世界》杂志的编辑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他前后发表了杜丁策夫的《不仅是为了面包》和索尔杰尼岑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生活中的一天》等作品，在中国也有与此相类似的人物。自延安时代以来即在周扬门下的秦兆阳（《人民文学》的编辑）和老左翼作家—党员黄秋耘（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文艺刊物《文艺学习》的编辑），也在“百花”时期把他们的刊物改变成了主要的批评力量。和特瓦尔多夫斯基一样，他们也是谨慎的党员，并想法在制度的范围内发表自己的意见。一件作品获准发表的过程是不清楚的，其中有跟中宣部搞错综复杂的谈判的程序。尽管如此，在这个相对地放松的时期，个别编辑显然已被授予更多责任来办报刊。这两位编者又约稿，又改稿，又编辑，又出版作品；这些作品影响了“百花”运动的进程。

秦兆阳的《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系列以苏联原型为依据的故事，描述了一群理想主义的、有才干的青年人，他们怀着共产主义理想与冷漠无情的、无效率的、谨小慎微的官僚分子战斗，以求促进社会的福利。秦兆阳的文学观点具体见于他的一篇文章中，这就是《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在这篇文章中他坚决主张作家的独立作用，而这是大有悖于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中的观点的。作家不能服务于政治路线的每一转变，也不能做某些概念的工具。像鲁迅和高尔基这些伟大的作家并不解说政策规定，也不机械地履行政治责任。“把一般人习以为常但并不注意也不理解的东西突现在一般人面前，这正是一个作者发挥其独特的创造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每一个现实主义者所应该追求的一种本领。” 秦兆阳呼吁中国作家向自己文学的过去寻找灵感，他说：“我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少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突破了若干陈规走出来的。让我们学习他们的榜样吧！”

秦兆阳在《人民文学》上介绍了几个现实主义大师。其中一人是刘宾雁：一位作家和记者，1925年生，1944年的党员；他的故事特别仿效苏联的作家B.B.奥维奇金——一位苏联的纪实性作家；刘曾代表《文艺报》采访过此人，并曾与他相处过一段时间。他爱慕奥维奇金敢于正视冲突特别是由官僚主义横行霸道所引起的冲突。他说：“奥维奇金在他的纪实性作品和短篇小说中攻击官僚政制，是没有怜悯心的。” 因此，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目的：“矛盾，你不去看它，它照样健在。既然一个矛盾已经出现，它本身就孕育着迟早被克服的可能。” 他的故事描述了官僚的错误和共产主义理想之间的冲突。

“百花”时期所写的这种性质的第一篇故事，是《人民文学》1956年4月号发表的《在桥梁工地上》，还附有秦兆阳的一篇编者按语，它是这样说的：“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 这个故事写了两个人的冲突：一方是罗队长，他更关心自己“不犯错误”，而不愿意做正确的事；一方是曾工程师，他学有专长，又有热情，想把工作翻一番和节约原料。刘宾雁在这个故事中赞扬了苏联人的改革意愿，以强烈地对比中国官员不愿意改革的情绪。在回答工人的批评时罗队长说：“中国有中国的特点。比方说，在苏联，可以批评领导，中国就不行……要批评，得局里批准。”

刘宾雁的第二个故事题为《本报内部消息》，载于《人民文学》1956年6月号，并由秦兆阳做了校订和部分的改写。它形容现在的新闻就像旧时代的监察官的报道。正像清朝皇帝康熙说监察官就是他的“耳目”那样，刘宾雁也把作家和记者描述为党的领导的“耳目”。但是刘宾雁抱怨说，记者所写的批评文章和投给报纸的申诉都变成了“内部消息”，因为它们批评得过火了，不宜公开刊登。故事的女主人公黄佳英是一位记者和共青团员，她调查和揭露了官僚们的冷淡和无能，想改进他们的工作，但她的努力以受挫告终。虽然她赢得了某些编委会成员的支持，但报纸继续刊登的只是党的官僚们所批准了的东西。

22岁的党员作家王蒙在《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1956年9月号）中描写了另一个理想主义者同僵化的官僚主义的冲突。秦兆阳也修订了这个故事，突出了它的反官僚主义的倾向性，缩小了它原来的观点，即领导上能够克服官僚主义的说法。王蒙也受了苏联文学的影响。事实上，他的主人公林震使人想起伽琳娜·尼古拉耶娃的作品《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它的目的就是想模仿它的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这位女主人公向官僚主义的惰性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想由此增加产量。

与娜斯塔西娅和刘宾雁的女主人公黄佳英一样，林震也认为官员应该为实现党的理想作出榜样。但是，当他被派去检查一个工厂发展新党员的情况时，林震发现了傲慢、懒惰、无能的经理和想要增加生产反而受挫的工人。他试图采取行动反对经理，动员工人和基层干部向《北京晚报》投书申诉。这位主人公和刘宾雁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西方观点，认为报纸是相当独立的机构，它可以对领导上施加压力，使之进行改革。可是，虽然中层干部受到惩处，高级干部的职位却原封未动。和刘宾雁所写的一些英雄及其苏联同行所写的那些主人公一样，王蒙的这位主人公也是有教养的、有理想的青年，他致力于实现他的理想和贯彻党的政策，但是在实际中却受挫折。这些故事向人们暗示，党的官员已得到多么大的权力，甚至最有理想的和最勇敢的批评也不能动其毫毛。

这些年轻作家的故事得到了迅速而热烈的反响。它们也引起了争辩，特别是在党的官僚阶层内部引起议论；他们认为松动政策是对政治和思想统一的一种威胁。正像《人民日报》1956年10月9日的社论所说的那样：“有些同志害怕争论会引起党内思想不一致。” 更重要的是，党的干部认为，批评是对他们在统治制度中已经据有的地位的一种挑战。像小说主人公黄佳英和林震那样的知识分子要求按照他们的能力取得事务上的比较独立的发言权，这就同党的干部捍卫他们以政治信任为基础的地位的决心发生冲突。1956年4月17日的《光明日报》评论说，“百花齐放”政策对知识分子的优遇使得干部们“害怕它这样作会产生‘特殊阶级’”。

干部们对“百花齐放”政策的抵制，在1957年年初公开地表现了出来，人民解放军宣传部副部长陈其通和他的三个同事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反对文艺中“百花齐放”的文章。虽然压力来自部队，但批评竟然发表在党的喉舌上，这个事实表明，它得到了某些顶层领导的支持。这篇文章似乎针对秦兆阳及其周围的作家。陈其通等人说：“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逐渐少起来了，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

后来，在1957年年初的几个月中，“百花”运动处于停顿状态，因为以前完全针对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批评现在转而针对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了。王蒙的故事变成了扭转松动（先是在文学方面，后来是在一般知识界）的努力的焦点。在《文艺学习》上展开了对这个故事的辩论。

尽管《文艺学习》上的大多数文章都是谴责性的，它们认为这篇故事攻击领导干部，但也有不少文章热烈地帮王蒙说话，并且进而批评官僚主义，甚至批评党的政策。它的编辑黄秋耘发表了几点最大胆的批评。他在一篇登在《人民文学》上并经过秦兆阳校订的文章《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中说，现时中国的现实大大不同于他所想象的共产主义社会，他说：“谁也不能否认，今天在我们的土地上，还有灾害，还有饥馑，还有失业，还有传染病在流行，还有官僚主义在肆虐，还有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情和不合理的现象。”他号召他的同行作家们都来揭露这种理想与现实的不一致：“不应该在人民的疾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保持缄默。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胆量去揭露隐蔽的社会病症，没有胆量去积极地参与解决人民生活中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胆量去抨击一切畸形的、病态的和黑暗的东西，他还算得上是什么艺术家呢？”

1957年最初的几个月中，黄秋耘发表了他认为够得上作家称号的人的一系列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22岁的党员——短篇小说家刘绍棠。刘绍棠赞扬王蒙的小说，因为它“激励了那些想要改造我们生活中那种衰退的、不良现象的人们，它刺疼了……那些对生活熟视无睹和善意地粉饰太平的人们”。 刘绍棠说，党是不希望有人撒谎的。“那些想粉饰生活或者只想隔靴搔痒地批评生活的人……却只能自欺欺人。” 暴露社会的病害，意在医治它们。又像《文艺学习》的另一文章所说的那样：“党员和党员干部的错误、缺点和弱点，作家是不应该回避的。不只是因为它存在，而且因为我们要克服它。” 尽管有这种反对“百花”运动停顿的抗议，知识分子的声音还是又一次沉寂了下来。黄秋耘形容当时的文艺界笼罩着一种“可怕的气氛”。

第二阶段：1957年4—6月

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混乱在1957年初马上得到了澄清，因为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据他发表的理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可以存在。这些矛盾可以用讨论、批评、说服和教育等等“民主方法”使之公开化，并得到解决。毛泽东相信，思想灌输已经使得知识分子达到了足够的忠诚，所以党应该信任他们，让他们进行其目的在于改进党而不是反对党的批评。那些党外人士，特别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党派，应该请他们来批评党并提出不同意见，以防止官僚主义的僵化、麻木不仁和脱离群众。这种种言论恰恰就是这些青年作家在“百花”运动中的第一个阶段所曾经做过的事情，毛泽东现在显然已经认可了他们的批评。

毛泽东在鼓励讨论政治问题方面甚至比当时苏联的领袖们走得更远。他再次号召知识分子发表批评意见，一方面是对某些党的官员想法限制“百花”运动的范围作出反应，一方面是对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的群众事件作出反应，因为毛泽东认为这些事件的起因是匈牙利和波兰共产党脱离了群众和镇压了知识分子。毛泽东还做了一次叫知识分子放心的努力，他在1957年3月12日对宣传部的讲话中再一次号召“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党的官僚阶层仍然不乐意全身心地赞同这场广泛开展的运动，其证据可见之于这样一件事实：1957年2月和3月的两次讲话中的思想没有马上在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反应缓慢就毫不奇怪了。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位领袖和交通部长章伯钧说：“知识分子仍然在摸索着他们的道路，并且推测政策是真诚的呢还是一种姿态，它是目的呢还是一种手段。” 但是，当全国范围的整顿党的干部作风的运动在5月初从地方到最上级都在普遍展开的时候（见第二章），当自延安以来即作为毛泽东政策的热诚的执行者周扬给予“百花”运动充分保证的时候，批评日益加强，日益普遍。非党知识分子，包括章伯钧和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发泄了埋藏了六年的牢骚。对于党的具体做法的批评马上变成了对于党本身的批评。有些人主张，不仅是干部的官僚主义方法，而且也是党本身的特权地位造成了领导人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有人要求，应该允许民主党派独立于中国共产党。

知识分子的报纸《光明日报》的主编储安平派记者到各大城市去组织讨论会，让非党知识分子发表意见。储安平在《光明日报》上给这些讨论会以充分的报道，使这张报纸成了要求政治自由和文化改革的强大力量。储安平指责党在“搞家天下”： 它成了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战斗口号，因此他们谴责党政不分，并宣称党和各“民主”党派的联合政府是冒牌货。他们要求制度改革，以便决定能按照法定程序作出，使其他党派有发言权。有人援引西方的先例，也有人援引传统的先例。罗隆基此前曾要求让学者在政府中发挥作用，就像旧时代的文人那样，他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学者们是有一些领导艺术的知识的。” 他曾经敦劝过国民党让知识分子参政，同样，他现在呼吁党也应该倾听知识分子的意见。

许多在历史和社会科学中工作的知识分子以及在自然科学中工作的知识分子，甚至怀疑毛泽东思想是否跟学术有任何关系。一位历史学家在谈到毛泽东时，说他“没有这么多时间（决定我们的问题）……学术问题应该由学术界总结……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应当如此”。 为王蒙辩护的刘绍棠认为，毛泽东的两次《延安文艺讲话》不再适应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了。他承认，在游击战争时期有必要使文艺大众化和政治化，但是，自那以后人民的生活起了剧烈的变化：“只根据政策条文创作的作品，由于缺乏高度的艺术魅力，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他坚持说，这些作品事实上是效果全无。“再沿用过去的领导方式和理论思想来督促和指导作家的创作，势必只能起到‘促退’而不是‘促进’的作用了。”

到了1957年5月中旬，知识分子在报刊和座谈会上发表的批评言论被北京大学学生所采用。他们贴大字报批评官员和学术工作的政治化。他们的大字报贴在众所周知的民主墙上，他们集会的地方称为民主广场。北京大学的学生走向其他校园，鼓动那里的学生。知识分子的报纸《光明日报》和上海的《文汇报》报道了这些事件，从而鼓励了你追我赶的局面。大学生主办的形形色色非官方的报刊和小册子表明，“五四”时期所介绍的西方思想的影响尚未消失。虽然大多数人不过要求从党对专业工作的干预下得到稍大一些的独立性，但也有人要求实行能保障他们的言论和批评自由的法律制度。有几个人走得很远，他们谴责党对权力的垄断，要求解散党。

学生活动分子把自己看成是“五四”运动传统的继承者。他们也受了苏联非斯大林化、南斯拉夫改革以及裴多菲（以19世纪匈牙利伟大诗人命名）俱乐部的影响——后者是匈牙利事件参与者中一个论战性的青年俱乐部组织。除此之外，他们也相信自己是在执行毛泽东的命令，要同官僚主义做斗争，以改进党和社会主义。但是，起最直接影响的是“百花”运动第一阶段中所发表的文章，特别是刘宾雁和王蒙所发表的故事。它们敦促人们对整个制度作批判性的思考，并且突出了有主见的青年对现状怀疑和挑战的模范作用。

最敢于发言的学生领袖之一是人民大学的林希翎，她把自己看成是刘宾雁的小说《本报内部消息》中的女主人公黄佳英——这是一个支持工人反对当局的女英雄人物。胡风是轰动一时的案件。林希翎和她的同伴们争辩说，胡风并不像党所声称的那样试图推翻政府，但是他已经预知“百花”运动的到来。清华大学的一张墙报号召学生为胡风事件伸张正义，就像法国自由主义者为德雷福斯案件战斗那样。林希翎及其同伴要求按照法律手续对胡风进行公开审讯，同时她在学生集会上宣称，历史将证明胡风是时代的英雄之一。因此，尽管党坚持反对胡风的运动，他的榜样还是激励了一些青年学生。

“百花”运动表明，尽管进行了可以上溯到40年代初期的多年的思想灌输，党和非党知识分子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人仍然没有放弃他们在几十年前所接受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该政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也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不管是通过苏联的渠道或者是通过他们前辈的著作，他们仍然继续了“五四”时期的传统。 lnQDbxGreb/8xREW/oxBiXTWLgTLg9z4zHimCAJtaLB3AasCFBroziI1KkKMAC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