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50年代大约有10万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专家、学者和有创作能力的艺术家，据周恩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某种程度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
可是，在建国初期党却放松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以争取赢得他们的忠顺。在最初，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是欢迎共产党的，因为他们讨厌国民党，又因为他们珍视共产党有统一国家的能力，还因为共产党有能力在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的混乱之后保证了财政的稳定。
中共以苏联为借鉴，给知识分子支付工资，负责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每一个专业集团和每一门学科都被组织到党所控制的协会中来。例如，创作艺术家加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这个联合会内部，每一门学科又有它自己的组织，例如中国作家协会或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在各省和各大城市都有分会。它的北京中央机关指派各省分会的负责人和当地文学刊物的编委会成员。其他学科和专业也都仿效这个模式。
由此可见，尽管在建国初期放松了对思想统治的要求，但党还是迅速地加强了组织上的控制。它在统治的初年就比苏联人更迅速而精明地把学术和艺术都组织了起来。苏联人因为没有经验，在它统治的第一个10年中做得比较和缓。反之，当中国共产党一掌权，它不仅有斯大林控制俄国知识分子的前例可援；它还有自己在延安和哈尔滨的经验，又有周扬、陈伯达和胡乔木所领导的训练有素的干部核心队伍。他们都是中宣部这个负责正统意识形态最高机关的副部长；部长为陆定一。
党对知识分子的和解政策为时甚短。1951年，它开始了一个运动，在从生物学研究到艺术创作的所有领域中，要他们摒弃大多数人曾经接受过的西方的理论和学术而转向苏联的理论和学术。它的目的是要洗净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再给知识分子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表现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故事告诉人们，19世纪的一位教育家怎样从一个乞丐最终变成了地主并且用他的钱创办了一些学校。党说武训是一个消极的象征，因为他是想通过教育和改良而不是通过革命来改变中国。
与批判武训运动相呼应的是对文学界发动的由丁玲领导的整风运动；丁玲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权威刊物《文艺报》的主编，她的威望和有力的地位在文学界足以与周扬并驾齐驱。1952年，她当上了一家杰出的小说刊物《人民文学》的主编，而她的亲密朋友冯雪峰则接替她做了《文艺报》的编辑。她实际上掌握了中国两个最有影响的刊物。由于她在批判她以前的同事中的突出作用，她过去的反抗看来被完全宽恕了。
然而丁玲的行为集中体现了建国初期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自相矛盾的特点。她的动机比较复杂，既有政治的机会主义，又有坚决执行党的命令的真诚的热情。与此同时，她又想坚持“五四”时期的独立性和专业标准。在丁玲领导她的作家同仁们的整风运动的时候，她要他们从自己的情感中而不是从别人的强制中寻找创作灵感，她说：“我不反对我们现在的创作工作被组织起来，但是……一个作家不是一个孩子，不能离开母亲；他应该独立。”
50年代初期的这些运动比从前反对王实味和萧军的运动要克制一些。它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预防可能的颠覆活动，而不大在于消除任何公开表示的批评。党也没有来得及以从前推动运动的热情来做意识形态的统一工作。虽然知识分子也屈从于要他们改变他们的西方自由主义立场的努力，但党还是谨防措施粗暴，以免他们离心离德。除此之外，党主要关心的是控制艺术和人文学科知识分子的思想，它允许自然科学家多一些回旋余地。因为他们的工作比较深奥难解和理论性多一些，党的领导承认他们不太在行。它还不倾向于干涉自然科学工作，因为它认为科学技术对党的经济现代化运动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可是，尽管大多数科学家较晚才感到压力，而且分量也要轻一些，但他们也必然受到党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影响。与此相似的是，在相对松弛的时期，他们也较早地感到松弛和受到更宽厚的待遇，但是，放松也是针对所有学科的，这和思想改造运动一样。党不能把自然科学家同其他知识分子集团隔开而另眼相看。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甘苦与共的，虽然甘苦的程度有所不同。
思想控制相对放松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再度兴起，1953—1954年
1953年初宣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虽然尚无细节，但它马上碰到了它过于雄心勃勃的问题。由于党的经济计划者的摇摆不定，它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也发生摇摆。互相冲突的指令发往在知识界工作的干部。他们被告知，在加强党的组织控制的同时，允许他们可以在发挥知识分子个人才能使之积极参加现代化方面有较多的活动余地。党给予知识分子少量的自由，希望他们能投桃报李，在工作中多出产品和更有创造性。既然中国正在学苏联的榜样，这种松动可能是由于那时斯大林刚去世不久，苏联在学术和艺术方面也有所松动。
像党在当年延安运动中的规劝口气那样，党的指示一方面鼓励知识分子批评干部，另一方面则要干部“虚心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向他们学习”。
从前遮遮掩掩的几种非正统思想，现在获准可以公开亮相了。例如，有人要求，文学应该打破政治任务的题材和规定的形式的束缚。无独有偶的是这事也发生在苏联文学界，那里的作家也在要求更加充分地表现现实，吸取更广阔的题材，使用更斑斓多彩的风格。这时在中国和苏联也听到还有人要求在一切学科领域中应用更专门的业务标准。
可是，在1954年下半年，党的严密组织知识分子的措施，使原来笼络他们的努力黯然失色。它原来又拉又打的互相矛盾的方针收效甚微。更为重要的是，到了1954年下半年，由于党快要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细节，它必须动员全体人民，并保证不许任何事物干扰对经济计划的努力。这一次党又使用思想改造运动来推进它的经济计划，并且再一次从文艺领域挑出它的替罪羊。
这次运动是逐渐开始的，相当文静，它攻击了受西方教育的学者俞平伯，他曾受胡适的影响，对于18世纪的伟大小说《红楼梦》写过重要的注释性著作。他不像“五四”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而是一直超然于政治冲突之外。这次矛头指向他的运动旨在动员非党知识分子为党的革命性经济变革作准备。
俞平伯没有听党1953年的命令：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说这部中国古典著作，因为他在195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部小说提出了他在20年代初期提出的同样解释。他认为这部小说不是批判封建制度的，而是作者曹雪芹的一部自传。党和俞平伯的冲突不仅是因为他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因为他拒绝过党的指示。当俞平伯把他1954年的文章的稿子送给胡乔木审查时，胡乔木提出了某些建议，并让俞平伯重新改写。俞平伯不仅没有改写，又自作主张地把它送往《新建设》发表，这表明有些杂志还没有完全受中宣部所控制。虽然运动开始于发表在山东大学刊物上的李希凡和蓝翎这两名青年所写的不起眼的文章，但当它1954年10月10日在《光明日报》，1954年10月23日又在《人民日报》转载以后，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和社论便像雪崩似的多起来了。
虽然运动的一个目标是要利用《红楼梦》向人们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但它的最大目标是要把学术上的政治观点强加给中国知识分子。它标志着重点已开始从知识分子的工作和专业特性转向政治的正统观念和非专业化上来了。对俞平伯的批评所要显示的是，两名青年批判者所代表的党训练的学生们的思想战斗精神，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其价值比俞平伯所代表的学术和学院的训练成果要大。这次运动是要加倍努力地弄臭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西方学术思想。像1951年的运动反对西方学术那样，后一类学科首当其冲；在1954年中期，自然科学仍然相对地处于特殊地位。胡适的避免先入之见的方法成了运动在这方面的主要靶子。党宣称：在胡适看来：“科学研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而不是为了祖国的和人民的需要。”
党想通过对俞平伯和胡适的批判把这种重点颠倒过来。
与后来反对冯雪峰和其他党的知识分子的运动相比，对俞平伯的著作和对胡适的批判还是有节制的。当冯雪峰于1952年出任《文艺报》编辑的时候，他的影响有明显的增长。他的编辑工作和他的作品一样，在相当正统的框框内又表现了某些歧异。在1953年和1954年之初的思想控制放松的时期，他指责中国当前的文学歪曲了现实，而且暗示党对文化的控制对此是负有责任的。表面上看，党对冯雪峰的苛酷的批判是因为他当初拒不刊载那两个青年批评者对俞平伯的批评文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它是压制“五四”精神和要使知识分子听从党的严格命令的又一次努力。
它也进一步揭示了宗派上的斗争：周扬和他的同事们企图把冯雪峰和他的同事们从文化机关的有权势的位置上拉下来，而代之以他们自己的人。冯雪峰一伙被指控搞“独立王国”，压制自由辩论；冯雪峰不愿发表对俞平伯的批评文章一事就可以为证。党现在所要求的公开批评，就是要用党关于知识文化的观点来取代迄今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倾向西方的观点。郭沫若作为作家—学者和毛泽东的亲密朋友，委婉地说道：“要倾听少数人的意见，同时也应当允许少数人坚持自己的主张。”
冯雪峰被迫做了公开检查，他的《文艺报》编辑职务被以周扬为靠山的人所控制的一个编辑部取而代之。丁玲已在1953年离开了她的《人民文学》编辑的职务，而由周扬最亲密的追随者之一邵荃麟接替了她的位置。到了1954年后期，周扬控制了党的几个主要刊物，把他的宿敌一个个拉下了马和使之不能公开讲话。
在反对冯雪峰的斗争会的总结会上，郭沫若宣称：不仅是文学，“特别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学乃至于自然科学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一思想斗争”。
因此到了1954年底，党开展的这个运动从受西方教育的学者关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开始，通过左派知识分子而扩展到了整个知识界。
1955年对胡风的批判运动
1954年中期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到1955年反对鲁迅的学生胡风的运动时达到了高潮。它超出了知识界，而是向全民进行灌输式的教育，不仅在城市中心搞，也在全国范围内搞。它像暴风骤雨，显出的狂乱的激情为以前历次运动中所罕见。
选择胡风做靶子，根源在于胡风同党的文化当局的冲突，特别是始于30年代中期的他同周扬一伙的冲突。这场冲突持续到40年代，当延安的整风运动在1943年波及重庆的左翼知识分子和干部时，胡风及其追随者在上海被轰炸之后也已来到了重庆。和他的延安搭档们一样，他也认为，整风的目标之一是促进真正的辩论和批评党的官员的教条主义。结果他创办了《希望》杂志，以便攻击党的文化官员的教条主义。后来他受到了批判，他的刊物也受到压制。
胡风同文化官员的低调冲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年仍在继续。可是，在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这段比较松动的时期，胡风还进入了《人民文学》编委会，并且当上了中国作协的执行委员。他相信时机已有利于他开展批评，所以他给党中央上书言事，
表示对文化生活中的荒谬事情感到沮丧；这使人想起了旧时文人给清朝皇帝上奏折。他的目标不是要推翻领导或现存制度，他只是要指出，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文化并没有按照毛泽东和党的原则办事，因为他们的指示被少数文化官员肆意曲解了。像清代的文人那样，他企图证明国家的贤明领袖们已被肆无忌惮的官员们所蒙蔽。他批评这些官员，因为他们强迫作家只写工农兵的生活；写作之前要先学习马列主义；只用民族形式写作；只强调写“光明事物”而降低写落后和阴暗面的重要性，胡风认为这意味着写虚假的东西。
胡风建议，作家们应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造自己，而不用官员们来对他们进行改造。为了促进多样化，他建议用编辑自己的刊物的作家的集体所出版的七八种刊物来代替几种官方刊物。在这种致力于放松党的控制的努力中，他企图把“五四”时代对专业和文艺标准的关心和文化多元论的精神重新注入中国的文化。按照胡风的看法，他的报告只要求给予作家更大程度的自由，以期在现体制内发挥他们个人的才能。可是事实上，如果胡风关于艺术创作的独立性质的看法付诸实施的话，那就会挖掉党所强制推行的整个控制体系的墙脚。
但是，胡风要求更多的自治这一点本身不能解释为什么要发动空前的热情和全国范围的运动来反对他。他被用做运动中的工具，以推行党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使之开花结果。陆定一宣布，有人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将是风平浪静，不经过严重的斗争。应该把它看做是阶级斗争的过程。”
胡风成了这场运动矛头所指的一个象征，目的在逐渐灌输这种信念：个人的第一和唯一的义务是对国家的义务。
这次由中宣部——特别是胡风的宿敌周扬——掌管的运动是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胡风给他的追随者所写的信被查抄，变成了反对他的主要证据。毛泽东给公布出来的胡风写的那些信件写了按语。毛泽东在按语中谴责知识分子想插手政治。关于胡风集团他是这样说的：“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
虽然胡风集团只是一个文艺家的小圈子，但在1955年6月却被指责为建立了根据地并吸收群众来进行反革命活动。任何人的看法如果与当前的正统观念有分歧，都要被贴上“反革命”的标签，他不仅要被清洗出教育和文化组织，也要被清洗出工会、群众组织和军队。
党的强大的宣传机器的触角所及，甚至使最边远地区最微贱的农民也都知道胡风其人，以便保证任何可能的“胡风主义”——即独立的思想和行为——都会被清除掉。连受宠的自然科学家最后也被这次运动所波及。但是，他们显然跟不上步伐。正像一则广播指出的那样：“自然科学家对胡风事件抱着一种‘事不干己’的态度。这表明他们的革命的警惕性很低。”
他们被指责为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也沾染了反革命细菌。
到了1955年夏天，反胡风运动的势头有增无已，难于控制，超过了政府原来设想的范围。它从政府的一种有条理的手段发展成了恐怖统治，特别在知识分子中间是如此。一位观察者形容它的压力是如此之大，致使“自杀在文化机关中已屡见不鲜”。
运动的效应是加剧了中国知识分子和党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已开始的疏远状态。胡风及其追随者的具体遭遇成了此后知识分子批评者大胆直言的下场的典型。他们的私人文件被查抄；他们同批判过他们的同行隔绝了起来；他们从工作岗位和协会中被清洗出去；他们的妻儿也受到谴责。胡风被投入监狱；他的学生路翎被送入精神病院；他的其他跟从者被下放劳动改造。胡风在监狱中继续战斗——他进行过绝食斗争；要求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有法定辩护人参加的审判——直到他神经崩溃为止。他招致这种惩罚，不过是因为他曾要求给作家和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