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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中期的上海
中共即使在它掌权以前，也像儒家官僚政制那样，把知识文化和创作方面的活动看成是完成它的政治目的的婢女。除此之外，它还模仿苏联的模式，期望知识分子在改造中国社会中助它一臂之力。和斯大林一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把作家和艺术家视之为按照党的意旨来改造“人类灵魂”的人们。党第一次动员知识分子来为它的事业服务的努力开始于30年代中期的上海，这项工作主要是在作家中间展开的。不论是在党执政以前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事实上每一次政治气候和多次主要政治运动的转折点，都是以文学领域内的激烈辩论和争辩为其标志的。
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国的大多数著名作家都住在上海。他们都曾留学国外，或者与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一起学习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蒋介石统治之下因要求知识文化独立的愿望受挫，又因他们的许多同仁被国民党杀害而成为异己分子，所以都转向中国共产党和左翼组织。他们聚集在鲁迅（1881—1936年）周围，鲁迅关于传统社会的弊端、无能、不人道和黑暗以及中国需要革命性的变革的小说，为整整一代中国的作家树立了榜样。1930年3月，他创建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它事实上是党的前沿组织，但是，由于它的激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并由于鲁迅的支持，它团结了中国的大多数作家。尽管它有急进的倾向，但它的成员却表现出很不相同的政治和艺术观点。左联建立了一个友谊、通信和联谊的网络，从而提供了一种文化社团的意识。尽管有国民党的检查，尽管他们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文艺理论越来越多，他们仍然就政治问题和文学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辩论。
这个社团里面发生了许多论战，其中最激烈的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仍有反响的，却是在鲁迅和当时党在上海的文化官员之间爆发的一场冲突；这些官员接受奉莫斯科之命的王明的指示，于1935年主张组织统一战线。党的主要文化官员周扬未征询鲁迅的意见于1935年贸然解散了左联，而代之以另一个组织作家协会，其目的在于促进文化界的统一战线。这个组织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欢迎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作家。加入该组织的唯一条件是反对日本。
虽然鲁迅和他的追随者勉强接受了统一战线政策，但是他们担心，如果非左派作家参加了这个协会，革命精神就会冲淡。于是他和他的合作者——作家胡风和冯雪峰——建立了自己的“中国文艺工作者”组织，并且采用了一个更加革命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但是，党的文化官员们——周扬及其同道剧作家夏衍、田汉和阳翰笙，虽然表面上宣称要站在更加自由的立场上，却不能容忍另外一个组织和另外一个口号。在组织反击的时候，他们怂恿鲁迅的一个追随者徐懋庸写了一封信，暗示胡风及其追随者们在做反对党的工作。鲁迅以公布徐懋庸的信作为答复，并附了一封愤怒的回信：他在信中为胡风辩护，同时指责周扬及其同伙只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而给人们贴上“内奸”的标签。鲁迅的这一封信表明，那时他厌恶党的官员们想要控制他本人及其朋友们的工作和活动的努力。
周扬和鲁迅之间在上海的冲突，预示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力图控制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反抗之间的冲突。虽然在这次事件中作家们采取了比党更加革命的立场，但鲁迅和他的追随者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和文学，也对党的组织设法采取了一种独立的、非教条主义的态度。他们不但力拒党企图把他们的工作纳入政治紧身衣中去的努力，而且拒绝周扬等人仅仅因为是党的官员而窃取知识界的领导权。尽管周扬翻译过托尔斯泰和19世纪俄国文艺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但他并没有发表很突出的或者有创造性价值的东西。可是，由于他的组织才干和不容置疑地服从党的路线，他马上位居别人之上，尽管别人比他更出名和更有才能。从此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就把意识形态和组织的考虑放到了对于个人的和专业的问题的考虑之上。
1942年的延安
在1937年的抗日战争爆发于上海周围和沿海地区以后，许多知识分子和大批的学生奔向共产党的总部延安，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把中国从纷乱中拯救出来。他们到达延安的时候，领导上所关心的是干部们正在丧失某些革命热情，对追求和维护他们在官僚体制中的座次正在变得更加关心。这时领导上也在关心，那些习惯于大城市的非军事生活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们的流入，也会在这个社会内部普遍地引起无纪律的行为。
党既然同时受到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威胁，所以它在40年代之初就发起一场运动以塑造一个有纪律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核心，使之献身于党的正义事业。酷像传统的儒家精神那样，它相信，人们在变革社会以前必须端正他们的思想。这个端正思想的运动，即“整风”运动（即“整顿工作作风”运动的简称）就以改造思想的运动闻名于世了。这种开始于延安而周期性地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运动，其目的是想发展成人类行为史上最雄心勃勃的一次实验。
延安所使用的方法只不过是开其端，它以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虽然后来运动中很具特色的粗暴、绝对化和深文周纳等情况在1940年之初并不十分明显，但它在将来所将采用的方法在那时已完全具备。它的第一个阶段是在党的组织内分成若干小组，使其成员先学习和讨论指定的讲话和文章。因为没有沉默不语的自由，每个成员都必须就这些文件发表意见。接着便是小组每个成员作检查的第二个阶段。每个人原来的思想和态度要受到别人认真的和长时间的批评。无休无止的叙述一个人的失误，不断地给他以帮助教育以及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产生了深刻的情绪危机，最终打垮了那个人的内在意志。这个人只有向党的权威及其价值观念缴械投降，才能从这些压力下获释和赎“罪”。
此后是第三阶段，这时个人要交一篇小组长认可的自我批评。按通常情况，最初的坦白交代不会被通过。需要做几次自我批评，一次比一次更加摧残个人的性格。光是背诵共产主义的教条或官方的路线是不够的；个人还要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他过去的思想和行为一无是处，他向党的意志投降是不折不扣的。党不需要消极的默认，而是要个人积极地皈依它的信念。其结果是，当个人的交代被通过以后，他就从有罪的意识中获得解放，并得到了新生。他认为他自己已是一个“新”人，至少暂时地是如此，准备热情地执行党的一切命令。
在最初，这种运动是要批评干部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它最初的主要靶子是毛泽东的老对手王明周围的一批苏联留学生和干部。由于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得到党的上层领导——特别是毛泽东——的鼓励，一批从上海来的知识分子（有些人和鲁迅关系密切），就利用这个机会指责延安日益滋长着的特权精英阶层，并且像他们和鲁迅在上海做过的那样，揭露他们所说的社会黑暗面。和在上海文化人圈子中那样，他们继续展开相当自由的知识分子式的辩论，也组成一些团体。女作家丁玲所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成了传播他们思想的工具。实际上，甚至在运动开始之前，丁玲就在1941年10月23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我们需要杂文》的文章，她在文内举出鲁迅为榜样，要她的同道知识分子们加以学习。她坚持认为，鲁迅的揭露社会黑暗面和他的写“杂文”的方法仍是当前所需要的，因为“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下这一武器”
。
为了响应毛泽东关于开展批评的号召，《解放日报》从1942年3月至4月在它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它们代表了延安知识界思想的上流。它们的作者有丁玲、王实味、萧军、罗烽和艾青——都是共产党员。其中有几个人，特别是萧军和罗烽，还是鲁迅内圈中的人物。他们过去曾毫不顾忌地批评他们所不同意的人物和事势，现在在延安也如法炮制，希望他们的批评可以引起改革。罗烽说了他们的目的：“我希望我们今后的‘文艺’变成一把使人战栗，同时也使人喜悦的短剑。”
他们的杂文描写了干部的冷漠、虚伪和官僚主义，其笔锋的犀利和他们当初反对国民党的官员时一模一样。虽然他们的文章题材不同，但无不表现幻灭感，即发现革命根据地的生活与革命的理想不符。正像罗烽所说的那样：“云雾不单盛产于重庆，这里也时常出现。”
例如丁玲抱怨说，她所期待的和党所宣扬的男女平等，事实上并不存在。
他们希望通过他们的批评来终止实际生活中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歪曲，使党重新回到革命的目标上来。
他们杂文的另一主题，是不同意在一个党所治理的社会中对作家的作用实行领导。像他们的导师鲁迅那样，他们认为，作家的职能不是在党的路线的每一个转折中像宣传员一样地照章行事，而是应该批评和抗议他们认为错误的东西。他们把知识分子的任务和党的任务分开了。既然党本身在关心物质的和身体的需要，那么，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就应该关心精神需要。艾青实际上用理学家的语言坚持认为，作家的职能是迫使他的同胞做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一个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伎”。作家要观察马克思主义或党没有给予答案的问题。作家“还要在最孤独的时候很深沉地发问：‘活着究竟为什么？’”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杂文的作者们都坚决主张，应该有创作自由和某种程度上的思想和行为方面的独立性。由此看来，虽然这些作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党员，但他们也都浸透了西方的自由思想，认为它是创作和改革的前提条件。正如艾青所说的，投身到延安的政府方面，是“因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精神。因为只有给艺术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艺术才能对社会改革的事业起推进的作用”。
1942年的杂文作者中，最大胆和最引起争议的要数王实味了：他是1926年以来的党员，是一位短篇小说作者、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笔头和口头翻译家。他从1930—1935年在苏联学习，1936年来到延安，成为延安马列学院的成员，后来又在它的中央研究院工作。1941年，他负责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工作。王实味在1942年初写了两篇文章，他在为作家要求独立作用和批评延安的官僚主义方面，比他的同行们都走得更远。这两篇文章把文学界的批评意见同“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独立态度联系了起来。
1942年2月17日，王实味在当时延安最流行的文学刊物《谷雨》上发表文章，他像鲁迅及其合作者在上海时所做的那样争辩说，艺术家是为革命提供精神激励的。王实味是第一个在理论上说明必须把某些活动领域同政治分开的人。官员是“革命力量中的统一者、组织者、促进者和领袖；他的职责主要是改革社会制度”。艺术家则是“‘灵魂的工程师’；他的职责主要是改造人的灵魂（心灵、精神、思想、意识）”。
因此，王实味给艺术家提出的任务实际上是党认为只有在它自己的指引下才能完成的任务。艺术家“应该勇敢地、然而也要恰当地暴露所有污浊和黑暗；并把它们洗涤干净……暴露和清洗的工作决不仅仅是一个消极的工作；因为黑暗逐渐褪下去，光明就会自然地增长”。
王实味认识到，有些人以为，如果作家们“暴露了我们的缺点，那会给敌人以攻击的口实。这是一种短视的观点；我们的运动今天已如此壮大，它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
他的第二篇杂文是《野百合花》，分两期在《解放日报》的3月13日和23日刊出，这是中国共产党阵营内部迄今所写最有争议的作品，而且一直到今天中国还感到它的影响。他也像毛泽东那样，对党的官僚主义日益加大同群众的距离感到关切。在回答那些认为延安没有等级制存在的人们的说法时，他说，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虽然他说他自己不是一位平均主义者，但他说：“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
当“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一两餐稀粥”时，王实味抱怨说：“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
一度反对不平等的造反者现在变成了他们自己不公正制度中的新官僚。他们曾经想摧毁腐败和冷漠的罪恶，但他们今天正在遭受同样罪恶的袭击。南斯拉夫的米洛凡·德热拉斯在15年之后曾说到党本身会成长为一个新的阶级，王实味不像德热拉斯这样，他认为这种发展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产物：“我们底阵营存在于旧的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是有暗。”
他是在向党的领袖们提醒他们的理想，所以他认为他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他也是按照儒家批评领导的传统行事，以期确保他们统治的胜利。
后来反对知识分子的历次运动，其方式方法就是从党对这些杂文作家的批评反应中发展出来的。它标志着开始对独立的和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的镇压和党对知识分子活动的控制的扩大。到了1942年春天，整风运动从似乎同时批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转移到了几乎完全批评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这些作家被挑出来作为戏剧化的特殊的思想典型，即党认为对其当前政策是有害的思想典型。这些人的独立性和批评态度在国民党地区曾经是有用的，但现时他们生活在党的统治之下，却不再是合心意的了。这些作家被用做反面教材，以改造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思想。这种挑选几名官员或知识分子为榜样，使整个社会都俯首听命的办法，苏联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在使用。
最粗暴的攻击是对着王实味的——这不仅因为他的批评最深刻，而且因为他卷入了中央研究院的派系斗争；他跟和毛泽东关系很密切的理论家们作对。其实，所有运动都有宗派成分，也有意识形态成分。王实味同苏联留学生集团结成同伙，反对派的成员则有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和捉刀人陈伯达、历史学家范文澜，以及理论家艾思奇。这次运动使他们有机会除掉了一个固执的和讨厌的批评者。
王实味跟陈伯达原来就在许多思想意识问题上意见不一。其中一个是关于民族形式的问题；另一个是从上海遗留下来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王实味站在鲁迅和鲁迅的亲密助手胡风及冯雪峰一方，跟陈伯达、周扬等人展开过辩论。陈伯达及其一伙，听从30年代初期党的文化领袖——瞿秋白和后来的毛泽东——的指导，主张中国的作家应该摒弃西方的文学传统，创造以传统文学形式（如短篇故事、诗歌和短小的剧目）为基础的他们自己的风格，因为它们在提高政治觉悟和鼓舞群众方面可能有效得多。反之，鲁迅一伙则讥笑传统的文学形式为“封建的”，因而坚持中国文化的国际化是中国发展的前提条件。王实味和陈伯达在1940—1941年又重新展开了这个论战。本质上，它是西方化的“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同更加民粹派的、更加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一场冲突。
王实味的文章出现不久，他就成了一场意识形态的和宗派主义的运动的焦点。1942年4月，党宣布将有三个月的思想意识斗争。在此期间，党机关内的一切工作实际上都陷于停顿，同志们都在小组内阅读文件和互相展开批评。在这同时，1942年5月召开了大型文艺界集会，毛泽东在会上两次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含蓄地批驳了杂文作家们的批评，为党的文艺政策和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打下了基础。他虽然未对这些作家点名，但他攻击了他们意在独立于党的领导作用之外的想法，并且驳斥了他们所提关于艺术必须独立于政治的要求。艺术家和艺术无论何时都应服从于党所交派的任务。虽然他提出他的观点作为独创的教义，但他关于文艺的观点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和瞿秋白强调的民族形式的结合。
这些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是左翼人士所争论的几个问题中的内容，这时变成了官方的教义。文艺应该是乐观主义的和英雄主义的，要用群众所懂得的风格写出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艺的功能将不是像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那样暴露社会的黑暗面。虽然毛泽东事实上在此前非常推崇鲁迅，说他是一位“空前的民族英雄”，
但他的延安文艺讲话却批驳了鲁迅所主张的东西。鲁迅曾经倡导西方的文学体裁和思想，但毛泽东却敦促作家们返回到自己传统的民间风格中来。鲁迅的作品暴露了社会的阴暗面，在其中群众以及精英都因冷漠、落后和不公正而受到讥讽，毛泽东却呼吁应该有为党的目标服务的和歌颂群众的文艺。作家不再能按照现实的实际情况或按照个人之所见来批评现实；他们应该按照现实可能的情况和党与毛泽东所见到的情况来描叙现实。
毛泽东发表了第二篇讲话之后不过四天，中央研究院就召开了一系列群众集会。它们从1942年的5月一直开到同年6月11日，一千多名延安的思想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参加了集会。有些人为王实味辩护；另一些人痛斥他。和陈伯达、范文澜站在一起的艾思奇是主要的控诉者之一，他斥责王实味的“绝对的平均主义”，
反对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王实味被认定为托派，不仅因为他过去和陈独秀等“托派”分子关系密切，也因为他曾经把斯大林的清洗叫做“暴行”。
最初，大多数人拒不接受把王实味叫做托洛茨基分子和反党分子，但是，大会小会上接连不断的压力削弱了对他的支持。在压力增大的情况下，王实味在《解放日报》的同事们也对他进行指责了。
在斗争会的最后日子里，丁玲丑诋自己的工作，并攻击王实味是一股坏势力。艾青在6月24日的第二次自我批评中也斥责王实味。思想家胡乔木和历史学家范文澜都跟王实味开过长时间的会，有五位党员经常访问他，想要他写一篇公开的检讨，但他不肯干。王实味被送往一个火柴盒厂工作，在那里，一名记者在1944年夏季看到过他，说他已经精神错乱。
在红军从延安撤退时，他在1947年春天被处死了。
虽然毛泽东在1962年对王实味的被处死表示过惋惜，但处死王实味的决定是公安组织决定的，这个组织在1947年是由毛泽东的亲密同事康生负责。王实味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同事们被送往农村劳动改造，他们的职务也被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批判过他们的人所取代：艾思奇接替丁玲编文艺副刊；周扬则给运动做了总结——这是他在未来运动中继续承担的任务。
他概括了王实味的思想和政治“错误”、运动的消极面，也给运动的积极面定下了调子，即提倡写正面的文学，主张培养以乐观主义观点描述党领导下的农民生活的“农民”作家。
虽然1942年的整风运动尚未达到后来思想改造运动那样的规模和剧烈程度，但它已有了后来历次运动的诸因素。受到攻击的个人的工作要按照文件来分析并受到详细的批判，这就是运动的实质内容。受害者处于孤立无援之境。那些与受害者划清界线的人受到比较宽大的处理，而那些在攻击受害者中表现得最突出的人则官运亨通。群众斗争会颇似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那些装门面的审判，把受害者的任何支持者以及任何其他有同样思想的人都逐渐弄得哑口无言。
1942年的整风运动标志着开始大力压迫“五四”运动中的多元论精神和知识分子的自治倾向，而代之以党指导下的文化和受党训练的知识分子。这种努力没有随着1942年整风运动的结束而结束。陈云在1943年3月29日的一篇讲话中坚持认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把自己看做是一名党员，而不应该首先把自己看做是一名文化工作者……我们希望通过学习和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所有党的文艺工作者要加强他们的党性，去掉他们的坏习惯。”
不仅如此，知识分子还必须听命于党的官员，即使那些指导他们的官员的知识少于这些知识分子时也得如此。“在遵守纪律上，文艺工作者必须服从党的支部及其上级，甚至在各该级的人们不是那样能干时也得这样。”
党在延安的经验曾被说成是给群众参政和平等的价值观打下了基础，但是，杂文作者们对党无视这种价值观的批评和他们后来的受迫害的事实则与这种说法不相符合。相反地，杂文作者在延安所受到的对待，却为后来堵住持不同政见者的嘴以及全面地确立党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奠定了基础。
1948年反对萧军的运动
虽然中共同国民党的斗争已进入最后阶段，它很少有时间过问它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但它在1948年忽然发动了一场运动，这使人想起了1942年党曾经搞过的反对王实味及其同事的运动。非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服务是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可是党正在讨好他们的同时，又企图把知识分子组织和控制在自己的队伍之中。在准备结束这场战争时，它要设法保证，党的知识分子有足够的训练，能处理社会和政治的控制方面的问题。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党在左翼知识分子的飞地——特别是在上海、香港和哈尔滨——中还整了一次风。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哈尔滨反对萧军的整风，萧军是写满洲抗日斗争的著名小说《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是鲁迅的学生和延安的一位杂文作者。他是党不得不与之斗争的最不听话的知识分子之一。甚至在他写1942年的杂文以前，他就写了一些信给毛泽东，指出了在延安出现的应予改正的缺点。毛泽东回信表扬他是一位“极坦白豪爽的人”，并且承认他的批评值得重视。但是，毛泽东又劝告他：“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
萧军拒绝这样做。萧军是那个杂文集团中除王实味以外唯一未作自我批评的人；他拒不对王实味作批评。丁玲主持了1942年10月召开的一些会，专门批评萧军，但是，他仍然拒绝党要他作自我检查的要求。
萧军被下放劳动改造了几年之后，于1946年返回他的故里满洲，帮助党加强对那个地区的控制。尽管他以前曾持有不同意见，但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本地作家，能够在赢得人民对党的支持方面派上用场。党帮他办了一个周刊——《文化报》。但是，萧军马上变成了第一个批评延安的人，重新展开了对他所不同意的党的做法的批评。除了重复“五四”运动的观点，认为对社会变革来说，知识分子作为人民的思想和觉悟的喉舌与政治活动家应该同样重要，萧军还强烈地提出了一些反对党的当前政治方面的政策的意见。他指责党只依靠苏联，把它当做主要的盟友。他表达了他的东北老乡对俄国人的强烈不满情绪，因为他们一再强占东北土地，搞经济掠夺，同时继续赖在中国土地上不走。他在几期《文化报》上都谴责苏联帝国主义：“不管是哪个外国，我们都应当受到平等待遇和受到尊重。如果它是指俄国人，他们应该更加令人尊敬……无原则的友谊是不合理的。”
萧军也是反对20世纪40年代后期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强暴行为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他在这一点上又一次表达了当地部分人民的潜在的不满情绪。虽然实际上存在着对土地改革的一致拥护，但在农村中处死地主和暴烈的阶级斗争，曾经引起了某些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担忧。他在一份强烈的声明中说：“土地一再被分割，财富一再被分配，粮食一再被抢走，致使人们变得一贫如洗……为什么共产党人变得如此不仁慈和无心肝？”他还说：“甚至日本人和满洲人的政策也不像党所执行的这些政策那么暴虐。”
萧军对党的与苏联结盟和土地改革的批评，超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范围而在普通东北公民中引起了反响。他的那些文章在哈尔滨的文化人中间引起了他们对党的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的混乱和误解。因此，随着1948年1月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越来越猛烈，他就成了党必须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出去的分裂的、无纪律的势力的代表，以便控制住局势。
除了他自己大喊大叫的非组织活动以外，宗派斗争的原因也在选择萧军作为替罪羊上起了作用。虽然整风运动发自中央委员会，但它的贯彻则由党的满洲宣传官员来完成，其中主要的是刘芝明，他参加过1942年反对萧军及其同事的运动，又跟周扬很密切。另外，另一个党的报纸《生活报》曾经与萧军的报纸激烈竞争，它的编辑们从1948年8月至10月接连发表了一系列反萧军的文章，并且参加了审查他的工作队。
哈尔滨的整风方式和延安的整风方式差不多。小组讨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跟学校、工厂及党的机关里的大规模集会相结合。哈尔滨的宣传机关把萧军描绘成过多地重视民族的目标和过少地注意阶级斗争的人。由于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萧军的民族主义不再起积极的作用，而他对阶级斗争的不关心则有消极的影响。萧军对苏联的指责引起最大的注意，这或许是因为它反映了许多东北人的情绪，使党感到难以排除。刘芝明争辩说，萧军“不懂得苏联不像沙俄，它的目的在于帮助被压迫民族；它决不会自己变成一个压迫者”。
萧军怀疑苏联对中国的意图，与此相反，刘芝明在1948—1949年的整风运动中要求和苏联无条件地结成联盟。
对萧军施加了各种各样的压力，要他作自我批评，以使抱有同样看法的其他人士不能开口。党断绝了对他的报纸的支持，使他不仅没有维持生活之资，也使他没有一个对他的指责进行辩驳的园地。这一次又是用他的老同事来反对他。丁玲又一次主持了一个批判他的大型集会。但是，尽管有这些压力，萧军拒绝作一个可以接受的公开批评。他被判处到抚顺煤矿做苦役。为了搞臭萧军，党把他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当做政治上的反对意见来看待。延安的运动曾努力限定批评的界限，但反对萧军的运动比这走得远，它把来自知识分子的批评看成了政治颠覆活动。它也超出了左翼知识分子和党员的范围，扩大到了人民和各团体中去。这些措施在后来的运动中变成了标准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