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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是儒家传统的继承者，按照这个传统，文人应该为国家服务，同时在政府偏离原则的时候能直言敢谏。在批评政府的错误行为上，西方知识分子更多地认为是他们的权利，中国知识分子则认为是他们的责任。中国知识分子把自己看成是道德裁判者。他们带头做应该做的事，而不是随遇而安，因此可以不计个人的成败得失，甚至坐牢和杀头也在所不惜。他们没有得到制度上的或法律上的认可，但是，他们有传统的道德来大声抗议暴政。文人们都起来争辩、抗议和批评，以求改正错误和改革政治。在支撑国家政策和施加政治压力方面，存在着使用书面文字的长期传统。像他们的先辈那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忠于这个制度，但也总是有一小部分人反对那些使这个政权不能达到它的目的的官方弊端。可是，他们又不能跟先辈们完全一样，因为当他们发现国家的领导强迫他们损害他们自己的原则时，他们又不能退回书斋，或隐居到山上去过体面的学者或艺术家的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必须参加到这个制度中来。
与传统时代一样，知识分子发表批评意见主要是通过官方的渠道。皇帝开“言路”意味着允许文人批评政策上的问题，毛泽东也是这样：他在各个不同时期敦促知识分子对官方弊端提出疑问和批评，以便端正这个制度的作风。知识分子在党控制的报纸、杂志上和创作活动中发表他们的意见。甚至在1957年春天和1978—1979年，当自发的、基层的抗议喷发而出的时候，这些抗议也是得到官方的准许的。当毛泽东压制对他的政策的批评的时候，就像20世纪60年代初期那样，知识分子采取了传统的表示异议的形式，即古代统治者闭塞言路时文人们所用的那种形式。他们把他们的不同意见用间接的、比喻的方法伪装起来，用之于历史、文学、哲学、艺术和戏剧的讨论之中。他们也使用中国最巧妙的表达不同的意见的体裁——杂文，即短小、精妙、讽刺性的小品文，表面上写些不关痛痒的主题，但实际上是讨论政治问题。这种政治手法，伟大的儒家思想家韩愈和欧阳修用过，近代的伟大作家鲁迅也用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在伪装他们的不同意见时甚至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比他们的先辈受到更严密的控制。
各种不同集团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致力于改革中国的社会，这不是近代中国才有的现象。在传统的中国，每遇政治危机和经济困难的时候，或者文人们组织起来讨论那些他们认为政府举措失宜的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以“清议”为事的集团。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就要想办法来恢复政府的元气，使它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虽然有些文人变成了殉道者，但大多数人是在得到权势人物的庇护才展开批评的。这种情况在派系冲突的时期最为常见，这时文人们往往被利用来做政治斗争的工具。同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派系分裂时期，例如在60年代初期，与最上层领导成员结成联盟的知识分子能够得到表达他们的观点的机会。像传统的文人那样，在表述他们庇护者的立场时，有些人也夹入了自己的观点和价值准则，这些东西不仅不同于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也不同于他们的庇护者的观点。
知识分子也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继承人，这个运动后来想要创立一种新的西方化的文化，以此来解救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苦难。虽然这个表述得很明确的救治之方是新的，但是，作为延续生存关键的复兴文化的方法却是传统的。20年代，尤其是30年代的“五四”作家们，都把他们的作品当做与社会和政治弊端进行斗争并形成政治觉悟的工具。他们自视为革命的精英，有塑造舆论和改造社会的使命。在那几十年混乱的政治形势中和在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之下，他们认为他们的行动是自由的和不受政治控制的。就连那些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也信奉“五四”的时代精神——即多元主义、公开辩论和知识分子自主。
他们虽然在文化知识上是独立的，但他们也像“清议”派那样被卷入了政治。尽管他们对国家失望，他们却并非异化了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因为无根基或厌世而置身于公共事务之外。相反地，他们尽力把自己同他们的社会和人民联结在一起。因此，知识上独来独往而政治上有使命感的“五四”传统，和“清议”派的先例一样，给19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