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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中共对知识分子执行了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党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比以往儒家思想对传统文人施加的影响更全面，更深入细致。另一方面，它又想激励知识分子在专业上多生产一些东西。这种互相矛盾的态度使得政策发生摇摆：在镇压时期要知识分子服从思想改造运动；在比较松弛的时期又给他们以某些责任和优遇，希望在实现现代化中赢得他们的合作。
这种政策的转变有时决定于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有时又决定于国际事件。政策的转变也有自己的原动力。中共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直到知识分子不愿生产成果为止；然后又放松一下，直到党的政治控制受到威胁时为止。在相对放松的间歇期，党鼓励——或者至少是准许——知识分子就西方思想展开学术上的辩论和讨论。党也允许——有时甚至是鼓励——对官僚主义的批评，以便清除官僚制度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