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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后来的一份报告，1949年12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就已期待着一种更平衡的做法。报告声称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把老解放区的新教育经验当做基础，应该吸取旧教育中有益的经验，应该利用苏联的经验。
“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和其他人被谴责违背了毛泽东保持这种平衡的意向。他们被指控曾竭尽全力维护旧制度和移植苏联经验。
事实上，三种潮流在50年代初期就已在互相糅合，但是对这个过程中必将发生的矛盾，则几乎没有预见，也没有缓和它们的明显企图。总之，当时的迫切需要致使难以做到深思熟虑。但是把三种潮流糅合在一起的鲁莽方式反而会妨碍它们发展成为有生命力的一体化制度。这种经验事实上具有毛主义的某种激情，好像是他关于群众运动的名言所赞同的，即在一个过程中发生的任何过头行为都可以在以后得到纠正。
恢复与调整
到了恢复与调整时期（1949—1952年）的末期，紧张的状态已经明显出现，并且正在寻找纠正的办法。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学术界内部的异议。高等院校的调整始于1950年，而教职员的抵制也在同时出现。前面已经指出，中国的高等院校集中在沿海城市，在1948—1949年内战结束前仍然处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下。然而大多数教职员工1949年以后仍留在原来的岗位上。这样做有很多理由，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对战败的国民党政府不满。但是，知识分子虽然无疑地同情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当中却很可能只有极少数是有信仰的共产党员。中国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传统，因此在40年代他们似乎更倾向于自由民主式的社会主义。可以肯定，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或毛泽东的著作有稍多的知识。
基于对这一事实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早就要求让学生、教师和新解放区的其他知识分子学习政治教育课。这种做法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它概括了共产党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并从此在全国各地实行。
知识分子的政治训练班经常研究的课程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基本思想和时事。教育的目的还在于灌输对劳动价值的认识，打破对美国的幻想，清除对苏联的无知。
但是同情社会主义和基本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还不足以解决对高等教育现存结构和内容的赞同问题，也不足以克服学习苏联的勉强态度。抵制阻碍了调整的进行。这就导致作出1951年10月宣布的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并作为全国当前三项主要任务之一的决定。
政治教育从此逐步升级为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基础的整风式的运动，并于1951—1952年扩展到全国的大学和中学教师当中。紧随这一年初期在美国教会大学反对文化侵略的第一个回合而开展的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与当时针对干部和资本家的“三反”、“五反”运动结合起来，结果是在企业、政府部门以及中学和大学中全面打击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和其他资产阶级思想的有害表现。
这几项运动在朝鲜战争时期与抗美援朝运动同时进行，它们形成了早期的整风文献，西方据此提出了“洗脑”的概念：坦白书，如周培源的《批评我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反美宣言，如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子女对父母的批评：如陆女儿的批评：《谴责我的父亲陆志韦！》。
按照高教部副部长曾昭抡的说法，高等院校最后出现的是，抵制活动烟消云散，调整能更顺利地进行。或者可以说，大学教师们接受了学习苏联的运动，还同时出现了集中进行技术训练甚至学习俄语的新气象。他们还根据调整的要求接受工作的调动。在有些情况下，从一所大学分出一个技术学院，只不过意味着行政上的划分，也许只砌起一道墙以表示校园的划分。在另一些情况下，一所大学的一个系可能与另一城市的一个系合办。或者像上海的交通大学那样，实际上是整个校园迁往西安。因此调整造成了大学的整个搬迁，而且又是搬到教职员们不愿去的地方，这些教职员工的生活在前10年已经受到严重损害。但不管怎样，到1953—1954学年开始时，全国高等院校的调整已完成了3/4。
试图把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按苏联模式进行改造的措施产生的紧张状态，就这样用思想改造运动缓和了。教育制度普及方面的紧张状态则更难控制。刚解放时表达的愿望是，在10年以内让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受到“高等教育”，并能与其他阶级的知识分子站在一起为国家服务。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决定所有的高等院校在1950—1951学年对工人、农民降低入学标准。但事实上只有400名学生按这种规定入学。1952年初，当思想改造运动达到高潮时，1万名干部开始参加6个月的预备课程，结业以后可以进入高校。
为了达到同一个目标，1949年12月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示为工人、农民成立学习时间缩短为三年的中学。这是正规学校、工厂和军事单位专门为工农出身、有3—8年工作经验的干部设立的中学。1950年入学的许多学生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们现有的知识是通过自学学到的。但是据说他们完成新的速成中学3—4年的课程后就能进大学。
教育部长马叙伦宣称在“新制度下”，“条条道路通向高等学校”。正规中学的毕业生不再是有资格入大学的唯一候选人。所有阶级中参加过各种短期学校和业余学校的人们这时都可以进大学。
在小学一级，扩大学龄儿童教育的机构依然是民办小学。这一时期民办学校绝大部分由农村地区的人办理，并且数量随着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进行而增多。土地改革还增加了1949年以前老解放区经常开办的冬学和各种成人短期班。这样做的目的部分是政治性的，这表现在开设的班级据认为是用来对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和其他时事方面的宣传教育。但是主要的目标是扫盲，一个冬季农民们一般能学到几百个汉字。
据说1951—1952年的冬季，4200多万农民参加了冬学，另外还有数百万人进了为工人、农民开办的其他各种业余学校。
的确，实现乡村教育工作的热情是如此之高，以至在解放后的第一年出现了一个把冬学和成年农民的学习组改成学龄儿童的正规民办学校的运动。1950年宣布的目标是在每个村建一所民办学校。据说这年秋季山西有1/3的冬学已被成功地改为正规学校。东北各省59662所冬学中的6000所和59300个学习组中的44400个也在正规和长期的基础上建立了起来。
第一个五年计划
但是，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对教育突然做了新的评价。国家统计局在提到1949—1952年时报告说，教育工作出现了很多问题。所用的字眼和名词在10年以后变得司空见惯，而且在10年以前边区1942年的改革中也出现过这些字眼和名词：缺乏计划与远见；与经济发展协调得不够；盲目冒进；扫盲和小学教育只重数量不重质量。
郭沫若写道，教育工作的领导同志没有正确地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追求数量忽视质量，追求数字和速度，倾向于“只顾眼前，不顾将来”。他们不懂得文化建设应该在经济建设之后，而不能在经济建设之前。
1953年1月举行了有各大行政区文教委员会主任出席的会议，会上讨论了上述错误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会议宣布了一些指导制定教育工作计划的新的方针，以协调教育发展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工作，即调整巩固、发展重点、提高质量、稳步前进。主要任务是：（1）集中力量搞好高等和中等技术院校的调整和管理，为经济建设培养必要的人才；（2）适当促进中学的发展，以保证高等院校学生的质量与数量；（3）克服初等教育中的混乱状态并提高它的质量。
转眼之间，不再是条条道路通往高等院校了。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在同一个月写道：“由于工农劳动人民在过去反动统治时期几乎完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因此在现阶段吸收具有相当高中文化水平的工农干部直接进入高等学校，是受到一定限制的。”
新的行动口号是“系统地、有计划地”。1952年第一次举行了全国统一的高等院校入学考试，同年秋季开始的学期广泛使用了规定的苏式教学计划。其目标是让全国各学校的教学方法和内容实现“统一规定”和“高度计划性”。没有预先在中学受过充分教育的学生难以跟上规定的教学计划，根据其他的报道，对很多工农出身的调干生也同样如此。
因此，沿着苏联路线建立起来的新制度在很多方面是1944年以来曾为共产党解放区的需要服务的延安模式的对立面。这个模式是在“反对一致”和“反对正规化”的口号下搞出来的。它强调当前的需要超过将来，并有意识地攻击按常规把中学当做大学的预备学校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程度不齐”是不可避免的，“各级学校的严格衔接”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完全不必担心。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认真清除了农村已有的先例，但是曾副部长概括了这种企图中包含的难以解决的矛盾：“首先由于在新学制中确定了劳动人民和工农干部的教育在各级学校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使各级和各类学校互相衔接与沟通，保持了整个教育系统的一贯性和统一性。”
问题是一贯性和统一性并不那么容易实现。他们必须作出选择，并在1953年开始重视质量和适当的衔接。当时小学的数量还不能容纳全体学龄人口，即便如此小学毕业生仍然超过现有中学的容量。中学毕业生的数量则不能完全满足高等学校的需要。但是这种不平衡“只能逐步解决并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
教育的新路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半段保持不变。据国家统计局报道，小学入学学生的人数因此从1952年的5500万下降到1954年的5120万（见表4）。每村建一所民办学校的目标被放弃，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小学教师）的入学人数被削减，一部分学校自动停办。在大专院校一级，1954—1955学年的93785名新生当中，有80%直接来自高中，只有3700人毕业于工农干部的速成中学。
第一所速成中学成立于1950年，此时已达87所，共有5.1万名学生，这说明升学率不是很高。
表4 1949—1957年学校和学生的数量
注：由于常常不可能使不同来源的数字的差异一致起来，因此表内数字只能被当作近似的数字。比如，1956年小学的两个数字据推测反映了为配合农村合作化而开办乡村学校的运动。这些数字也不同于《伟大的十年》中的数字。
材料来源：1949年：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1956年9月15日，载鲍伊与费正清合编《共产主义中国，1955—1959年》［59］，第185页。1950年：新华社——英语，北京，1950年9月27日，载新华社《每日新闻发布》［550］，香港，1950年9月29日。1951年：新华社，北京，1951年11月4日，译文见《当代背景材料》［735］，140（1951年11月22日），第4、6页。1952年：国家统计局：《1952年全国经济、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公报》，1953年9月28日，新华社，北京，1953年9月29日，载《当代背景材料》［735］，262（1953年10月1日），第8页。1953年：大学与小学：《国家统计局关于1953年国家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新华社，北京，1954年9月13日，载《当代背景材料》［735］，292（1954年9月15日），第9页；中学：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新华社，北京，1954年9月24日，载《当代背景材料》［735］，296（1954年9月28日），第13页。1954年：大学 张健：《更多的人上大学》，载《人民中国》［572］，22（1954年11月16日），第23页。国家统计局：《1954年国民经济发展与完成国家计划情况的公报》，1955年9月21日，载《人民中国》［572］，20（1955年10月16日）；补编8。1955年：《时事手册》。23（1956年12月10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选粹》［736］，71（1956年），第27页。1956年：a.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1956年9月15日，载鲍伊与费正清合编《共产主义中国，1955—1959年》［59］，第185页。b. 国家统计局：《1956年完成国家经济计划情况公报》，1957年8月1日，新华社——英语，北京，1957年8月1日，载《当代背景材料》［735］，474（1957年8月12日），第9页。1957年：a. 薄一波：《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1957年7月1日，新华社，北京，1957年7月1日，译文见《当代背景材料》［735］，465（1957年7月9日），第16页。b. 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59年4月18日，载鲍伊与费正清合编的《共产主义中国，1955—1959年》［59］，第516页。
按照新路线没有达到稳定平衡的事实在1955年变得很明显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半段期间，一种试图综合两个世界的优点的混合制度开始在教育界发展。这个制度设法在精英层次上保持苏联模式，同时把中国共产党以往的农村经验用到公众之中。
1955年7月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在他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确立了关于高校的原则。科学技术人员的短缺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但是他仍然呼吁在质量与数量的平衡方面要兼顾和谨慎。他警告道：“那种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倾向，对于国家建设显然是不利的。”学术水平还不够高，特别是在学生数量增长过快的工程院校，更是如此。因此这些学校逐步取消了二至三年的专业课，并把基础课从四年延长到五年。他还号召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质量。他们至少应该在“学业上能够跟得上班”，他认为，“达不到这些最低限度的条件不能够或者很难培养出有用的建设人才来的”。因此大学入学人数的增长趋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半段终于得到扭转。
这个时期还颁布了评定高级学位的规划，工科和其他几种学科的学习课程从1955—1956学年开始延长到五年。在加强对学术专长的要求的同时，党在1956年春天宣布了学术自由的新风气。承认需要受过训练的人才，也认识到中国要取得专业知识，不能只依靠苏联专家。
这种重新估计形势的一个结果是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这种新气氛的背景下，郭沫若在号召开展自由的学术讨论和结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的同时，详细列举了学术界对以下现象的种种不满情绪：机械地照搬苏联的经验；因片面强调解决技术问题而忽视研究和理论研究；忽视苏联以外的别国的知识。
但是1955—1956年也标志着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毛泽东在关于1955年末农业生产合作社组建速度的按语中写道：“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在高等学校，可能继续保持了平衡和有节制的增长，但追求速度和数量之风又再次席卷全国。
1956年1月采纳的新的12年农业发展纲要，宣布了农村在7—12年内小学全部实行义务教育的目标。村的民办小学使这个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负责办校的“民”现在是村里新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地方人士不得不因急需而充当教师。教育部就近年来师范学校招生人数减少而做了自我批评，现有的师范学校只能培养满足普及小学教育新计划需要的100万教师中的一小部分。但小学的入学人数仍恢复了迅速上升的趋势，从1954年的5120万上升到1956年的5700万至6300万，数字的不同取决于所引用的材料。
按照新的12年农业发展纲要，必须在1956年以后的5—7年内完成扫除文盲的任务。毛泽东抱怨解放后的初期根除文盲的努力已被弃置一旁；于是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展开了新的扫盲运动。扫盲的标准确定为能读、写1500个汉字。计划每年给业余学习班安排240小时的课程。这些学校作为更可行的教学方法取代了旧式的冬学，因为农民往往容易忘掉前一个冬天学习的内容。统一教材的效果比不上地方自编或为地方编的教材，因为后者包括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汉字，如当地人的名字、地名以及牲畜、农具及各种工种的名称。
为了保持时代精神，纲要宣布，1954—1955学年全部在校生仅有5.1万人的工农干部速成中学，计划在1955—1956学年一年招收新生3.3万人。
但是群众运动过程中产生的热情仍不能掩盖制度本身固有的紧张。周恩来1957年6月的《政府工作报告》详细分析了这一点。这个报告维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他的政府的工作。他承认在这个过程中批评者的压力正在不断增强。例如，他指出：“有人认为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全是粗制滥造”，“有人反对学习苏联经验，甚至说我们建设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也是学习苏联的结果”。在谈到教育时，他说：“过去，教育部门在实行教育改革的时候，也发生过若干偏差，主要是否定了旧教育的某些合理的部分，对解放区革命教育的经验没有做出系统的总结，加以继承，并且在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同我国实际情况结合不够。这些缺点今后应该改正。但是，如果有人因为教育革命中有这些缺点，就否定教育改革的成绩是基本的，甚至根本否认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企图使今天的教育走回到旧中国教育的老路上去，那是完全错误的。”
“有人”正在谈这些或更多的问题，而且刚好是在1957年5月这一个集中批评的月份中谈的。
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党员在内的教师和学生，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在他们的批评中弹奏出与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和谐的调子。1949年以后的新秩序没能赢得知识精英的拥戴，他们尤其憎恨教育制度中强加给他们的变化。
此外，教育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仍保持1949年以前的那种两分状态。苏联模式在高校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一级，它被认为取代了西方的影响。但是这个新模式也像从前的模式一样，它的基础是没有文化的群众，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也无力改变这种情况。按照高等教育部部长张奚若所说，1956年总人口的78%仍是文盲，只有52%的学龄儿童上了小学。
通过统一和标准化以提高质量的要求，只能在减少学生人数和降低受过训练的教师与学生人数的比率时才能实现。因此，在严格地应用苏联模式的情况下，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甚至更要拖到将来，这是把自己的利益与工人、农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共难以接受的选择。让每个村都有一所学校的唯一办法是恢复延安宗旨，即不必为程度一致而过分操心，因为一致的程度只有国家支持的，并配备受过适当训练的教师的学校制度才能达到。短期的解决办法是传统的村学，虽然它在新时期的形式是民办学校，即不是由国家开办而是由农村合作社有组织地开办的学校。
重新考虑延安经验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学教育的结构变了。前面已经指出，虽然到1955年，大学明显地已经不能继续无限制地增加入学人数和保持所需要的质量，高等学校对学生人数的需求仍超过了中学毕业生的供应人数。在整个1956年，大部分高中毕业生仍能进大学，大多数初中毕业生——1954—1955年的除外——都能升入高中深造，或者据说是这样。
但是，周恩来1957年宣布，这种形势无论如何是“暂时的、不正常的”，不能继续下去。从1957—1958学年开始，高等院校和高中招生的人数将少于应考的人数，以后还将继续这样做。换句话说，够条件的投考生总数的增长速度将超过更高一级学校的招生人数。以后日益增多的年轻人将不得不缩短学习年限而参加生产劳动，这种命运已经在1954年和1955年的初级中学中引起了“紧张”。
与此同时，人们可以感到小学教育迅速发展所产生的抱负因中学没有相应增长而得不到实现。教育部长在1957年初期提醒大家：“小学、中学毕业生不能全部逐级升学的现象，不仅在今年，并且在今后很长时期内也将存在。”即便是小学、中学已经普及而每个人都已“成为知识分子”，他们以后仍要习惯于从事生产劳动的观念。社会不能只有知识分子而没有农民和工人。面对就业机会和中学名额都不充足的结构性问题，教育部长希望家长和地方组织帮助青年人，“如果一时找不到职业，就应当参加家庭劳动和在家自学”。至于教育内容问题，他建议各级学校加强职业训练。
到1957年，政府必须正视另一个潜在的破坏性问题（教育发展的症候）——即设计出中等教育的合理形式的必要性，中等教育对有些学生将是入大学的准备，但对绝大部分学生将是最后的和面向就业的学习。当谁的孩子能继续学习，谁的孩子不能学习变得明显时，这种区分的界线就更引起人们的争议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教育制度把三种遗产调整并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的企图显然失败了。取而代之的高等教育制度是苏联和西方影响在精英层次上的有争议的混合体，对专业化的新的要求使质量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这就使现有的知识精英能无限期地在将来存在下去，因为到1954年就已经清楚，如果要完成学术计划和达到学术标准，党最初提高工农的大学入学率的愿望和一些新颖的入学政策就难以实现。
所以1949年以后的新一代大学生也毫不奇怪地具有他们前辈的那种反当局的观点和价值观，这在1957年5月的大鸣大放中可以看出。当时，他们甚至批评有节制的入学政策不公平，这种政策优先照顾了五种考生（工人、农民、特定的军队人员、革命烈士子女、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人），虽然只有他们的条件在其他方面可以一争高低时才能照顾。在“反右运动”中，学生的批评遭到官方的断然反驳，运动以统计数字说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公平现象仍远没有消除。大多数大学生仍出身于资产阶级和地主家庭。到1956年9月，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当中只有34.29%是工农出身。在这些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中，工农出身的比率分别是17.46%和5.92%。
与此同时，满足广大群众即使是最基本的教育需要的唯一手段是一种根据与高等学校推行的原则迥然不同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制度。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数量日益增多的受部分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是推广小学教育的运动造就的。因此，尽管有与这种情况相反的动听的言辞，在20世纪初期随着科举考试的废除和西方学说的传入而扩大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在共产党统治的最初10年期间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这种动听的言辞依然存在，它被农民党员占69%的执政党广为传播，同时制度内部形成的压力也依然存在。这样，就为把两种文化的有冲突的要求合成一个单一的一体化制度的更为激进的企图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