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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44年教育改革运动的目标有十分清楚的阐述：创造一个更适合战时农村根据地生活和工作直接需要的制度。《解放日报》在评论改革措施时宣布：“因为现在而忘记将来是不正确的”，但是“因为将来而忘掉现在尤其错误”。但是评论承认现状“不是我们的理想”。将来我们一定会碰到从这类学校转入另一类学校或者需要教育正规化的问题，并且也一定会找到新的解决办法。
在以后五年多一点的时间内，中共将发现自己不仅仅领导落后的边区，而且将领导全国。必须设计适合远为复杂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新的教育形式。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方面的信仰，再加上对这项任务的紧迫感和缺少准备，使党的领导人干起他们最近刚批评过的别人干过的同样的事。结果是以其前辈已显示出的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热情去模仿另一个外国——尽管是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做的理论根据是，既然西方（即英国和美国）最好的科学和技术已被俄国人吸收，因此“最快最好的道路”就是直接从苏联接受提取出来的精华。既然教育和工业是应用科学技术的主要社会机构，它们的组织和管理也要按苏联的模式来改造。
这条道路带来的许多困难之一，当然是苏联教育本身由于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全面批评“斯大林模式”，很快就处于转化状态。另外，斯大林的模式是为适应工业化的紧急需要而作出的谨慎的反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20世纪20年代在苏联教育中采用的革命性试验被否定，排斥资产阶级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章程被取消。尽管如此，新近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者还是寻求采纳更加谨慎的苏联模式，而没有明显地考虑到它所体现的对他们来说并不适合的东西。
学习苏联的努力在高等教育领域最明显，而西方的影响在前几十年曾统治着这个领域。国有化是第一位的。根据不同材料，中国高等院校这时的精确数目有所不同。但是按照教育部长马叙伦的说法，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高等院校（不包括新的干部学校）共有227所。其中138所为国立的，65所为私立的，其他24所则由外国教会组织创办。这个体系的特点也是地理分布不平衡，学校集中在沿海城市。50年代中期，37%的高等学校位于华东地区，仅上海就占了25%。只有约15%设在主要为农村的老解放区。
到了1952年末，大多数外国教职员和行政人员离开了中国，所有私人控制的学校被取消。这样就为整个高等教育制度沿苏联路线调整铺平了道路，这项工作在下一年基本上完成。目标是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发展需要的更专业化的分工。最明显的是取消了美国式的文科学院和美、英大学对学生特有的通才教育。换句话说，苏联的制度旨在造就数量更少的难以使用的文科毕业生，而培养更多的经过训练就能直接参加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专业技术工作的毕业生。
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就这样明显地分为几种院校，每种院校各有自己专业上的职能。这项工作是通过取消文科学院和把较大的大学中的文科和自然科学的系剖分开来组成新型的综合性大学的核心而完成的。旧大学保留下来的系、学科和学院重新组成独立的技术学院和（或）并入现有的同类学院。20所新的专科大学通过把旧大学分割的办法而成立了。只有13所综合性的文、理科大学保留下来，它们相当均匀地分布在全国各地，北京和上海只各有一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另外建立了26所各种专业（如炼钢、采矿和地质）的工程学院。这个时期保留或重新组成的其他专业院校包括农林、医药、财经、教育、政法以及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等方面的院校。
由于高等院校的这种调整及伴随而来的新的全国学生入学及工作分配计划，专攻技术与工程等专业的学生从40年代后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20%上升到1952年的35%。到1953年，主修工程、科学、医药及农业的学生已达到当时21.2万名学生总数的63%。师范院校的学生占另外18.8%。此后这些百分比基本保持不变。
苏联模式就这样最终把通才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改造成现代式的专家。在1931年，国联教育考察团曾发现大多数大学生仍准备在政府部门中寻求自己的前途。1949年以后，职业的选择首先由党来安排，到1956年6月，1070万名党员中只有11.7%是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大学生的前途被重新引导到新的苏式高等教育制度为他们准备好的高度专业的领域。文人和公职的传统联系最终被切断了。
院校内部的组织按照苏联的做法，通过把大学的系细分成若干专业而进一步专业化了。新的系倾向于比西方的系范围更宽，而新的专业的面则常比西方大学生主修的专业窄。结果是，在校大学生学习的面小了，并较早地开始了专业化，其具体的目的在于职业训练。
进一步仿效苏联做法的措施是为各个专业制定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教材和教科书。对规定教学计划方法的一种较早的说明做了如下描述：每种教学计划都包括专业所开设的课程，每种课程都有精心拟定的教学大纲，规定课程的具体目标，开列学年或学期学习的种种细目。大纲还详细列出分配给每一细目的时间和每节课讲授的确切教材。教科书根据大纲编写。这样，国家高等教育所有院校教学方法和内容的标准化和统一化就实现了。
中国的高等院校从1952年开始使用这些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当时宣布的目标是，最终都必须采用教育部制定的统一的教学计划。1980年，大学的行政人员在会见来访者时回忆说，50年代规定的教学计划必须遵守，“它好像就是法律”。
对全国正规的小学和中学，也准备了类似的全国统一的课程和教学计划。
1952年9月，在最高的行政层成立了一个独立的高等教育部，这也是仿效苏联做法的一个措施。苏式结构最基层的单位是“教学研究组”，它的职能之一就是确保每位教师照各专业的教学计划授课。所有的教师都组织到自己教的那门课的教研组，每个专业组成一个或几个组。每个教研小组通常由10至20个人组成，负责监督备课，培训青年教师，交流经验和信息，推广新的教学方法，开展相互批评和作鉴定、领导研究工作和培养研究生。
与学习苏联的形式和结构相辅相成的，是使这些机构和形式发挥作用所必需的人员和知识。按照一种估计，50年代有多达3.8万名中国人到苏联学习和受训，其中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教师、学生和工人。当美国人和欧洲人撤离中国时，苏联专家、顾问和教师反方向地来到中国。在50年代，大约有1万名苏联公民在中国担任各种工作，其中将近600人在高等院校任教。此外，苏联的教育工作者帮助设立新课程和参加编写新教材。
用于新设、原有课程的苏联教材和教学计划都翻译过来用做参考材料以及制定中国教材和教学计划的蓝图，有时干脆照搬其中的内容。中国科学院组织翻译，并吸收了2700名中国教育工作者参加这项工作。他们全力工作的领域表明正是依赖苏联知识最为严重的地方：58%的翻译工作是翻译工程和技术方面的著作，其中14%是农业著作；24%翻译纯科学著作，只有14%翻译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
一项研究表明，1954—1957年期间中国出版的全部书籍中，从俄文翻译的书占38%—45%。从其他语种翻译的占3%—6%。到1956年，从俄文译为中文的教科书约有1400种，其中包括一些小学和中学用的教科书。很多20世纪50年代初期采用的中小学教科书都是根据苏联原文改写的版本，特别是数学、物理和化学。各种水平的历史、政治和经济教科书的内容也自然要按新的社会主义和亲苏的倾向修订。中学以上的外语教育从教英语改为教俄语。
苏联的教育学和教学方法也被广泛地学习和仿效。这就为机械的模仿创造了肥沃的土壤，根据以前的教师和学生的回忆，有些尝试更值得称赞。苏联的五分制，相当于美国的A至F的五个等级，代替了以前使用的更精密的百分制。另一追随苏联的做法是1955年宣布的设立高级学位制的计划。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是两所为培养副博士的计划做准备的机构，一些学生在这期间在那里入学。
口试连同口试的摆设也是仿效苏联的。远在昆明那样的城市的大学生进行口试，坐在铺有桌布的桌子旁边，桌子上摆着鲜花——“因为苏联是这样做的”。广泛地组织起来的课外活动也是中国教育中的新事物。例如，课外活动之一是以苏联植物学家米丘林命名的米丘林小组。小学的班级组成这种小组，负责照看教室绿角里的植物。学生们被鼓励去学习苏联英雄的精神，他们的生活与功绩在50年代一代青年中的知名度就像中国60年代的雷锋和其他模范人物一样。
但是，不加批判地模仿带来的危险，最明显地表现在教育领域以外的一个事例中。追随苏联在二次大战后用来鼓励人口增长的措施，中国在一段时间里的确把多生孩子的妇女褒奖为“英雄母亲”。教育界内部这种模仿的后果大多还不是这么荒谬，但肯定同样引人注目。这是因为苏联输入的做法在很多方面与它在社会上层取代的受西方影响的制度和40年代在延安建立的乡村模式完全相反。党的领导人不久就发现西方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容易转而接受新制度。党内也保留着维持延安经验的使命感，这无疑是产生延安经验的中国的“客观”环境造成的。苏联模式还需要容纳中国人口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年轻的中国共产主义制度还不准备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