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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前，中国的经济基本上是现代以前的。在20世纪30年代，年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排名表上接近最底层，每人约58元人民币或15美元（1933年价格）。产品分配给股本的增值份额只有约5%，比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储蓄利率约低1/3。经济的前现代特点被产品的结构和劳动力的分配所证实。几乎有2/3的产品来自农业，工业产品不足1/5。此外，由于绝大部分工业产品由传统的手工业方法生产，而且绝大部分服务行业也是传统的，所以用现代手段生产的产品总量不到10%。与此相似的是，90%以上的劳动力依靠传统技术。
绝大部分人口直接依靠农业为生，但农业的增长受制于耕地不足和现代农业技术的缺乏。在几个世纪中，人口的增长已经超过了耕地的增加。到20世纪30年代，人均耕地不到1/5公顷，远远少于独立时期的印度，当时它的人均耕地约1/3公顷。对中国增长的人口的供养，不是通过耕种的机械技术的革新，而是通过改变作物类型的方法来完成的。由于采用诸如玉米、花生、白薯和烟草等新作物以及改良的棉花品种，单位耕地生产的平均产量和价值从16世纪起逐步上升。
这个过程得到了具有相对优势地带的生产的日益专业化和上升的上市比重的推动。在运输方便的区域，全部产品的3/5以上普遍地在农林以外销售，在全中国，农产品的上市比率约为1/3，少于日本明治初期现代经济增长开始时的比率，但远远高于与维持生计的农业有关的上市比率。这样，到20世纪30年代，单位土地产量按照国际标准显然是高的，可是每个劳动者的产量（因而其收入）是低的；而且尽管在短期内有上下的波动，这种情况在几个世纪中没有变化。而人口却在增长。
可耕地不足以及20世纪30年代盛行的高价土地但低劳动生产率的结合，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束缚。经济增长是可以持续下去的，但不是通过扩大可耕的新垦地（这个增长的来源在以往一切成功的现代经济增长的事例中都被不同程度地利用过，甚至日本也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而是通过进一步提高已是中等高水平的单位面积产量来完成。这转过来意味着必须对土地的基础结构和化肥工业进行大量投资。
特别是在农业上，低收入、低储蓄和低劳动生产率的长期结构问题又和非常严重的地区性的割裂混合在一起。虽然大部分估计材料没有提供中日战争爆发前几十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持续增长的证据，但东北和中国本土的几个商埠却有重大的增长。
东北的经济增长从1860年起就开始了，当时清帝开放该地区供汉人定居。部分地在1895年以后一个铁路网络（主要是外国所有）的发展的推动下，还由于国际上对大豆的需要量的增加，农业发展迅速，但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以后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工业的迅速发展又取而代之。到30年代中期，东北的人均产量至少大于中国本土的50%。
工业发展不限于东北。主要生产纺织品、加工食品和卷烟的中外工厂，1895年以后在上海、天津、青岛、汉口和其他沿海沿河的商埠城市中都有迅速的发展。在抗日战争爆发前30年的工业的增长率（包括东北，但不包括手工业）估计为每年7.5%到9.4%。
工业和运输业股本的迅速增长最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口的机器设备，但是国内的生产物资，特别在工程部门，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经供应了投资需要中的相当大的份额。
但是迅速的工业增长集中在某些区域，并没有导致全国产量的持续增长。现代部门的规模太小，它与其他区域和其他经济部门的联系太弱，无力促进全面的增长。到30年代中期，东北只生产了全国产量的10%—15%，所以即使它发展迅速，也不能直接推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前进。此外，东北的大部分工业化是与日本紧密相关的。东北工业化所需的生产资料，几乎全部从日本进口，而东北生产的大部分原料和半制成品则向日本出口。因此，东北的工业化在境内产生较少的后向联系，如果对兴起的日本军国主义的联系不那么紧密，这种后向联系就会更多。此外，在1910—1929年，东北和中国本土之间盛行的农产品和制成品的区际贸易，在1931年日本人完全接管东北以后禁止与中国本土贸易时急剧减少。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东北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它成了一块与中国本土没有重要经济联系的飞地。
地图4 农业：主要作物区
商埠工业化的扩散作用也是有限的。
现代经济部门不过是传统经济上面的一层薄薄的覆盖物，它的一部分也是飞地式的，其原料从国外进口，像棉织品等制成品则输往国际市场。总之，中国的大部分几乎未被现代经济触动。1949年以后经济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把1949年继承的三种独立的经济一体化，它们是：有重工业基础的东北；主要面向纺织业和轻工业的沿海商埠；几乎未被现代工业触动的广大的内地。
抗日战争和内战使这些长期的结构问题更加严重了。主要由于东北的迅速发展，工业产量和股本一直到40年代初期仍继续扩大，但从此就下降了。战争的破坏是重大的，苏联又在1945年在东北搬走了一半以上的主要工业设备，这是盟国在雅尔塔会议上为了使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而付出的没有讲明的代价。
1949年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达到30年代最高水平的15%—80%不等。农业生产由于更为分散，所以不像工业那样令人沮丧。战争的主要代价是投资额大量下降，这反映在灌溉耕地的数量明显地减少。战时的破坏阻碍了对战前建设的灌溉系统进行劳力特别集中的维修。此外，1938年在一次试图阻止日军推进的徒劳的行动中，国民党政府有意使郑州附近的黄河堤坝决口，结果破坏了三个省部分地区的农田和灌溉系统。到1949年，灌溉土地的面积实际上少于清代末年，只有1924—1929年平均灌溉面积的60%左右。战前灌溉的水平直到50年代中期才重新达到。
共产党政权继承的最为沉重的包袱是极度的通货膨胀。由于战时的赤字财政，又只有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通过销售公债或其他非发行通货的手段来弥补，国民党政府已经加剧了通货膨胀。国民党人不愿意或无力调整税制，以支持抗日战争或对付共产党人。早在1935年，物价就开始上涨，1938年以后上涨速度加快，随着在工业化的沿海地区的控制权落到了日军之手，而国民党政府迁都到西南的四川省。当1940年军费增加时，通过发行货币来资助政府开支的份额不断增加。到1945年，80%以上的支出是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的；根据当时的官方材料，这一年年底的物价水平是战前水平的1632倍。抗日战争胜利后，对调整税制没有作出系统的努力；经过了一段短暂的喘息时期后，赤字增加了，1947年和1948年分别为支出的70%和80%。1948年8月，在本国通货就要崩溃之前，上海的批发价格指数达到1937年水平的660万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