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

在讨论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想实质以前，向我们自己明确提出如下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毛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决定同上文所阐述的“大跃进”及“大跃进”以后所出现的综合征之间有什么关系？他采取这种极端的行动路线是否因为他的思想受到了歪曲或曲解，或者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是因为某些现实问题在困扰着他——这首先是要惩罚并最终消灭批评他的那些人的愿望？

尤其在讨论毛关于辩证法、阶级斗争的那些正在变化的观点时，我已指出，在我看来，这两个过程的因素均在起作用，但主导因素是第二个。换言之，其思想的政治根源和心理根源显然要比理性方面的东西更为重要。正如一位中国作者所说的，人们使毛完全相信，只有他本人的观点才是对马列主义唯一正确的解释。在毛看来，任何不同意其观点的人自然是修正主义者。结果，“事实愈证明他的思想不能付诸实践，他愈把这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视为党内出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映”。

专政、造反和灵魂改造

在“文化大革命”形形色色的思想及政策发明中，以激进的方式号召怀疑党和各种形式的权威（主席的权威除外）是这场动乱之初最为引人注意的现象。回顾起来，毛对上层领导的否定并不像当时表现出来的那样广泛，尽管如此，他也实在走得太远了。

毛在1960年对苏联那本教科书的评论中宣称：“不管什么，历史不是英雄创造的，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然而，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即群众只有得到正确的领导，才能发挥其创造历史的作用。1965年12月，与党的大规模冲突来临之际，他又向前迈了一步，宣布民主就意味着“群众的事情要由群众自己来管理”。他接着说，有两条路线：一是完全依赖少数人，二是动员群众。他说，“民主政治”“必须依靠每个人来管理事情，而不能只依靠少数人”。与此同时，他再次号召要依靠“上级党的领导和基层广大的人民群众”。 只是到了1966年3月“文化大革命”真正开始时，毛才发出了更为激进的号召，提出群众可以不需要党的集中领导：

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

两个月以后，这些“猴王”高举着毛的语录，包括“造反有理”这一口号，突然登上了历史舞台。“造反有理”这一口号是毛在1939年创造的，并把它归功于斯大林——这是种种讽刺中的讽刺。 “敢于造反，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宣称，“革命者就是孙猴子，……我们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我们要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这些红卫兵所要打碎的旧世界，当然，是受党控制的；他们不准备去纠正它，而是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使之冰消瓦解，用一个全新的秩序去代替它。

毛本人从未宣布过这样的目标。他在8月23日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他几个月……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哩！”

照字面理解，“几个月”可能是3个月或4个月，最多也就是6个月。其本质上是要使“文化大革命”更像一次普通的整风运动。尽管如此，由于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一段时期内，党只能以基层党委的形式存在，中央机构已被有效地打碎并停止工作。毛至少是在冒险，他不惜打碎他曾经为之奋斗40多年的政治机器，以便从中清除他的敌人。

随着事情向着这一方面的发展，到1966年底和1967年初，党的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毛不得不在列宁主义与无政府状态之间作出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1967年2月，他在与张春桥和姚文元谈话时提到，上海有些人要求取消所有的部长，“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现在都不愿叫某某人某某长，而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还是长的”。 在讨论到反对把政府机关称作公社时（张和姚在上海就是这样做的），毛质问道：“我们党放在哪里？……在一个公社里必须要有党；公社能代替党吗？” 随后9年的历史充分证明，在毛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此时，另一种矛盾也逐渐变得尖锐起来。毛一贯认为，应该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自1960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一趋势开始时实际上乃是毛企图在林彪掌握的人民解放军中形成一个权力基础的一种战术调动，这是因为他感到党正脱离了他的控制，而绝不是因为他思想中有了任何革新或突然的变化。但是，无论他本人当初的意图如何，实施这种战术很快把毛引向一些具有重大理论含义的方向。

在1964年2月发动“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7章）中，工业企业、学校以及全国其他各单位，都用军队的方式建立了政治部。这是事态发展中最重要的东西。军队不仅为这些部门提供了模式，而且还向它们提供了人员。这是毛事先就已亲自决定好的。1963年12月16日，他在给林彪、贺龙、聂荣臻元帅和肖华将军的一封信中说道：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提议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看起来不这样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

这种依靠军队而不是党去领导其他组织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同样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的事实是，到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导师。正是军队在1964年5月编辑出版了第一部“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另外，虽然至今人们并不认为毛参加了语录的编辑工作，但他是语录的作者，该书序言的绝大部分出自1960年10月军委会议的决议， 而这一决议是毛亲自改写和批准的。因此，这一阶段确定了1966—1972年间无政府状态与军队控制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也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中各个极点的进一步和最终的分离。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许多似是而非的悖论与青年人的作用毫无关系。一方面，在运动一开始毛向红卫兵们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像他和他那一代学生在1919年冲上历史舞台一样，争当先锋。但是，另一方面，1966年及其以后的方针却又极大地削弱了这些受过教育的精英们的作用。红卫兵的无组织无纪律及自我放纵行为可以部分说明毛为什么这样做。1968年12月开始，毛把他们送往农村向农民学习，去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在此之前，1968年夏曾为此批评过红卫兵。但这种悖论也反映出，在毛的思想和政策中，并没有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专业知识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从理论上讲，所有这些矛盾均可在“又红又专”的口号下达到更大的统一。但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使重点发生了很大偏差，其方向不是用政治来补充知识和技能，而是用政治代替了知识和技能。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毛所孜孜以求的现代化事业的整个基础实际上被大大地削弱了。

很多过分行为的根源乃是1968年7月21日毛发表的一项指示。这项指示说：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68年7月28日毛对上面这段文字作了评论，也可能是对7月28日他与红卫兵领袖的谈话作的评论。在这个评论中毛本人看上去并不是特别关心用于实践的技术，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怀疑正规教育的价值。他说：“大学还要办吗？”“要不要招生呢？如果要招呢；比如讲文科，你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并不是说文科一定不要办，我今天讲的是理科、理工科”。然而，毛又继续说道：“如果文科搞不出什么名堂，那就拉倒。”他说，高小学的东西到初中重复，高中学的东西到大学又重复，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像恩格斯和他自己年轻时候那样：自学或自修大学（像毛在1921年所做的那样）。他最后说：“真正的大学是在工厂和农村。”

在理解这些话时，应考虑到这样一些事实，即与此同时，毛向他的那些红卫兵对话者们传达了一个非常严厉确实也非常无情的信息：即联欢会结束了，过去两年来他们一直热衷的活动再也不能被容忍了。在这种情况下，毛在某些事情上对他们表示赞同，给药丸包上糖衣，这是可以理解的。毛接着还说，考试是浪费时间，“所有的考试都应废除，彻底废除。谁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呢？谁考林彪同志呢？谁考我呢？谢富治同志，叫学生们都回学校去”。

学生们确实将被召回学校，虽然学校的考试规则被废除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但社会秩序却有力地恢复了。在向红卫兵领袖解释为什么不得不停止这一已经使成千上万人流血牺牲、两败俱伤的争斗时，毛宣称：

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斗、批、改，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你们能用这种方式联合成一个王国吗？

毛警告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可以采取军管，叫林彪下命令。” 当然毛确实这样做了，但是不管苏联人和各种各样的“左”派怎样想，军队专政绝不是毛的理想。他“采取军管”是因为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外没有其他手段能够阻止这场派性斗争。这种派性之间的战斗不仅仅是用砖头和弹弓打，而且还用步枪，甚至迫击炮和其他重型武器。一旦局势变化、条件允许，毛就会重新确立党对“枪”的领导。他在1971年8月至9月与大军区司令员的一次谈话中论证了这一步骤的合理性。他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复杂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中行使领导权，不是最好的办法。他说：“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放思想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事实上，这些讲话的主要目的是要恢复党的统一领导，使军队服从于党。毛说：“地方党委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在中国以外的人普遍认为，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回顾历史，尽管刘少奇在这次会议期间所受到的正式贬黜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是，从1966—1976年所发生的一系列抛物线状的事件就是这样，也许我们能像中国人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说的那样，更为准确地将其称为“文革十年”。然而，从九大开始，我们确实看到毛泽东思想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主题和新公式。

马克思与秦始皇：模棱两可的遗产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使用“文化大革命”这一术语作为一个简便的标签来描述，从1966年开始的这段时期，还没有进一步探究它的含义。在深入分析所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内容以前——因为这场运动在1969年以后继续展开了，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这一表达方式的正确含义。

姑且不论“伟大”这一形容词，它纯粹是为了修饰或加强语气，那么，这是“无产阶级”的吗？是“文化”的吗？是一场“革命”吗？很清楚，毛相信这三者都是名副其实的。在我看来，这三者都不真实。但是，毛为何认为它们是名副其实这一问题，正是理解他最后10年的一切思想的核心所在。

事实上，毛赋予他1966年发动的这场运动的三种属性，其理由却是完全重叠的，因而它们或是一起成立，或是都不能成立。换言之，这场运动是无产阶级的、文化的，又是革命的，否则其中任何一个属性都不能恰当地概括它的特征。

假如我们按照通常排列的顺序来分析这三种属性，那么“无产阶级”可能首先意味着“与城市工人阶级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1966年的这场动乱绝不是无产阶级的。就像我们在下一章要指出的，在其初期和形成时期，这场运动的突击队是学生而不是工人。尽管工人中那些所谓的“造反派”后来在各种政治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们的介入却很少体现马克思赋予城市无产者的那种纪律性和对技术现代化的倾向性。

就稍为宽泛的意义来说，如果“文化大革命”能促进工业的发展，从而壮大工人阶级，并为无产阶级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话，也可以合法地称之为“无产阶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1968年12月，毛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城市工人的子女将在农村从贫农那里接受“深刻的阶级教育”。 正如我所反复强调的，虽然毛从未停止过号召加速经济的发展，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将会带来经济与技术的奇迹，但他对经济发展的后果却表现出愈来愈多的忧虑。

1958年8月在北戴河，毛曾呼吁要恢复延安精神，不过当时的重点集中在经济目标上。另一方面，在1969年4月召开的新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以怀旧的语气说道，很多很多的同志为夺取政权而被敌人杀害了。他接着说：

多年来我们都是没有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现在进了城，这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了这些地方；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虽然毛断定，进入城市归根结底是正确的，但他对现代化及其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态度却是非常模棱两可的。

即使“文化大革命”既没有反映城市工人阶级的作用或也没有反映城市工人阶级的理想，它仍可在唯一一种意义上称之为“无产阶级”的，这就是它与毛界定的“无产阶级”思想一致。我们已提到过毛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用以观察阶级的三重构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客观的阶级出身从未被人们看作是 无关紧要 的东西，但作为衡量阶级属性的主要标准的主观因素一般来说具有高度的、决定性的意义。

列宁曾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语气写道，“区分阶级的根本标准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1966年11月，毛的魔鬼才子康生说，列宁的阶级定义已经证明是不充分的，因为阶级差别也属于政治和思想范畴。1970年康生更加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存在的最明显的特征是经济上的剥削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尽管各阶级之间仍有经济矛盾，但阶级的存在则只是反映在它的思想上和政治上。”

在这一时期的中国，这个意义上的阶级究竟在哪里和以什么方式“表明其自身存在”？我们暂时撇开这个问题不谈。显然，以思想标准划分阶级，实际上是把毛在1966年发动的这场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引入了文化领域。换言之，这场“革命”只有在它也是文化的情况下，才是无产阶级的。

一些天真的观察家当时宣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1966年的事件与“五四”运动一样，在同等意义上构成了一场“文化革命”，并且真正继承了“五四”运动的传统，这实在是荒谬的。而用毛逝世后中国流传的一个充满苦涩的笑话：“ 文化革命 ” 是革文化的命 ，以此来描述这场动乱倒是更接近事实。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场动乱的发生的确是出于毛对某种文化现象的反应，它始终以强调文化和心理改造为标志。

可以举出几个表明这种倾向的例子，这些都能明确地反映毛的长期信念。如通过灌输或思想改造来改变人们的态度，就能改变他们的客观属性，强调“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革命”。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构成一个主观改造过程，以造就一种新的政治实体。还有概括了这些思想和政治全部内容的“斗私、批修”这个口号，其含义是，即使在那些老革命家和无产阶级战士的思想中（也许毛本人不属此列），也可以发现“资产阶级”倾向。

最后，无论这场斗争的后果多么激烈，也无论它释放出的狂热有多么疯狂，这样一些事情能被称之为革命吗？从广义上讲，“革命”这个词有两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含义。或者是指不同的阶级、社会集团或政治派别夺取政权；或者是指运用已经获得的权力去改造社会。理论上说，按照毛的观点，中国自1949年特别是1955年以后，已经完成了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我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经济内容在他最后十年的计划中却没有得到广泛的表现。思想态度的转变当然是社会转变的一种形式。但即使是这样，其最终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说也是有限的。在毛的思想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仍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

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统治了17年之久的国家里，这种事情之所以可能发生，仅仅是由于把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走资派”，即那些胆敢在物质刺激到文学和哲学问题上不同意毛泽东的任何意见的人，重新定义为阶级敌人，并要从他们手中夺回权力。所以，归根结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是由于对其目标所作出的思想和文化上的规定。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公开宣布赞成巴黎公社式的群众民主开始，以赞美十恶不赦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暴君秦始皇而告终。在这10年中，人们看到林彪的沉浮和解放军影响的兴衰，也看到支持“皇帝周围（或女皇周围）的法家领导集团”的党在沉浮和失去她的部分光辉。

林彪没落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不愿意接受军队重新服从党的领导这一事实，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原因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这一事件，尽管让人弄清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职能，但它与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几乎毫无关系。另一方面，“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对汉学家是一个迷人的主题，而且在理论上也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点上，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向是1973—1974年发展起来的对秦始皇的狂热崇拜。“上海激进派”也在宣扬这样一种由一个独裁者统治的中央集权的思想，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自相矛盾，因为无政府状态和专制统治是国家的两种弊端，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大跃进”期间，毛毫不犹豫地颂扬秦始皇，并将他看成一位先驱。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毛在当时和后来，对秦帝国统一的历史意义持有与1973—1975年间的思想家们相同的看法。那时，据说毛在前面引用过的1958年的演说中，详细阐明了“革命暴力的进步作用，揭露了攻击秦始皇就是攻击革命暴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实质”。 70年代中期的材料对此从未直接做过结论，但它们所暗含的意义却很清楚，即就是像秦始皇这样的历史人物，如有可能的话，也应当彻底平反。林彪批评毛是个暴君。与此相反，正直的人应当把秦始皇看作一位革命领袖，把秦的独裁看作一种原始的无产阶级专政。

很明显，按照这一推论，随着王朝的建立，不仅仅要变革国家政权组织，而且也应改变“时尚风气”，即改变统治阶级。因此，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便被提前到公元前5世纪乃至公元前3世纪，而毛本人早些时候（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第一版中）曾认为这个转变是在公元前11世纪。可以设想，自1939年以来，毛或许已经改变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无论如何，1972—1974年间提出的这一观点是某些中国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持有的观点。然而，即使在公元前3世纪末统治阶级 发生了 变化，即“新兴的地主阶级”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自觉地改造中国社会，依此类推，说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今天也在那样做，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一观点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从历史上看它是荒谬的，而认为毛一贯信奉这一观点也是没有根据的。

能为这一系列论点作辩解的，似乎是向其他人表明中国早在其他国家之前就具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思想。换言之，在提出秦始皇的类比方面，姚文元和“四人帮”的其他理论家们实际上都是林彪的信徒。他们把“阶级斗争”奉为一种像搞一连串的宫廷政变那样的极端老式的中国政治观点。尽管毛对中国的文化遗产感到自豪，但他的态度更老道些，很少有狭隘的民族主义。

然而，正如我们所强调的，60年代中期，在当时产生的紧张冲突中，相反的见解出现了全面的分离倾向，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进一步发生了分裂。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可以认为，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思想中的复活，尤其是由于受到一种类似道家根据潮水的涨落来理解对立物之间关系的倾向的影响，毛的哲学观点此时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把历史变革的方向纳入辩证法过程的结构中。但毛对革命前景的悲观主义也是由于他担心中国和苏联会出现“复辟”而产生的。毛因为实行了他本人和周恩来仅在一两年前制定的较为温和的路线，他的头脑中再次想象出“修正主义”的幽灵。1973年，毛同意了“批林批孔”运动，周恩来成了运动的真正目标。正是这同一幽灵的作用，又使他全心全意地支持由张春桥和姚文元在1975年春发起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运动。

约瑟夫·埃谢里克把列宁和毛作了区别。列宁“总是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小生产经济’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而毛则认为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党和国家机构里出现一个新的阶级。 这种方法使埃谢里克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在一个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新的资产阶级可能成为世袭的统治阶级。他提请人们注意毛在1960年读苏联教科书笔记中有关批评干部子弟的缺点的那段引人注目的谈话：

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革命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在回顾毛在60年代对斯诺和其他人就中国青年的缺点所作的评论时，埃谢里克认为，在毛看来，这些干部的子女可能继承他们父母的地位和特权，因而就会构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由于集团本身的存在数代不变，它 最终 将使自己转变为一个阶级。

这个论点存在的问题是，它没有对官僚阶层和社会上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作认真的分析，或者对称它为一个阶级这一论点提出任何论据。我并不是说凡以阶级的统治为中心，而不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中心；或把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看作本文所说的“新阶级”或“新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论点都毫无道理。在过去的30年里，从德热拉斯到巴罗，许多人正是这样做的。此外，根据一切已有的事实，似乎表明毛本人在晚年也有这个倾向。他不仅接受了康生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表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而不是根据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但他实际上的确赞成在1975年和1976年间提出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应当主要地或果断地到党内去找资产阶级。此外，毛接受了这个逻辑推论。这个推论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即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国家机器的途径来剥削工人和农民的。

然而，即使我们断定毛在70年代初持有这一观点，但他也没有提出系统的观点来论证它的正确性——的确，那时他也许不能这样做。在我看来，写过有关这些问题的那些西方学者，也没有替他那样做过。

关于新旧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张春桥和姚文元根据毛的说法，用相当篇幅论述领导干部中特权阶层的自私和腐朽行为时，将这些“极端孤立的人”看作那些实际上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被推翻的反动阶级”残余分子的工具。姚文元写道：

如果不限制“资产阶级权利”和物质刺激的作用，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

这段分析同样蹩脚，与新的官僚主义精英控制着生产资料这一说法相比，它更不符合实际。难道在革命后长达1/4世纪之久的中国，1949年以前的资产阶级真的如此强大吗？首先，党内的“新阶级分子”——他们醉心于现存秩序下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和利益——怎么能心甘情愿地参与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内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肯定会认识到，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他们将在装备极差的情况下与往日的“真正”的资本家进行竞争，并且很快就会失去他们的特权地位。在明确根据50年代末期以来毛本人著作里出现的思想倾向而建立起来的社会里，这两种情况都提出了“新阶级”的作用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毛主要关心的是，革命以后的中国，“资产阶级”态度如贪恋金钱、享受和特权等等是否会复活的问题。在他看来，物质报酬上的不平等会助长这种偏向——因而无论适当与否，他支持1975年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但归根结底，他更关心的是改造“内心”或“灵魂”的斗争。毛之所以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上，其部分原因是由于这种人享有更多的、很可能腐化他们的特权，享有更多的、会使他们去腐化其他人的权势。

同时应当强调的是，毛认为腐化的根源不仅仅是指权力的报酬，而且还有权力本身。1976年5月，人们引用了毛在有生之年发出的最后几条指示之一。这条指示指出，革命将来还会发生，因为“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 没有什么办法能证实这条语录的真实性，但听起来它却十分像是无拘无束的毛所说的。尽管毛由于需要继续担任领导职务，致力于国家的强大，他显然对任何人——除了他这个皇帝本人——被委以权力表示怀疑。

我已反复强调过，在毛的晚年，他的思想和行为中显著的极端倾向，在相当程度上是从他关于保证完全彻底地、系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原则，例如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缩小城乡差别和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等一系列必要措施所作出的结论为基础的。这一源于西方的思想，不管它被作出什么奇怪的诠释，它仍是毛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的影响和传统的影响在毛的头脑中，在中国政治制度中，仍占有的日益增大的位置，这是不可否认的。

除了以上所讨论的对秦始皇的崇拜以外，这种倾向的另一方面是强调要忠于领袖和他的思想，这是通过“忠”的符号来表示的。像红卫兵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能熟背“红宝书”，能够在每个场合背诵合适的语录，并以此显示他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而且，他们还“无限忠于毛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中国，这种高于一切的品质是区分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

在《左传》鲁成公九年里写道：“无私，忠也。”这句话的大致意思可以理解为：“无私的人是真正的忠（于统治者）”，在毛的晚年，中国人反复学习这一公式，倒背如流。一方面，真正无私的，愿意像雷锋那样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为人民服务的人，是毛主席真正的和忠实的信徒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反过来说，忠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正是由于这一事实，成为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并赋予其他一切革命美德。 就这方面而言，就像他举秦始皇为例一样，毛到晚年完全从一个擅长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袖变成一个折衷主义者，一个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传统思想在自己思想中起着愈来愈大作用的人。 0XhUOqppVGW8/xKI01YtgYzswyCkj7uVPUZ66lBNwdihmWibDJHqS7Z2mfmB3Kg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