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伊始，苏联对其发展的影响当然就是广泛而深刻的。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以至以后的时期内，莫斯科曾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和精神源泉。毛对于苏联在这两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明显地持有不同态度。毛逐渐地，而且是比较晚地对苏联模式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相反，对于中国不仅是共产主义事业中的一个小伙伴，而且应该使中国完全从属于一个世界革命组织，在革命过程中丧失个性的观念，毛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接受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毛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对这个问题已作了总体概述。当斯诺问，共产主义胜利后，在苏维埃中国与苏维埃俄国之间，是不是会出现“某种实际上合并的政府”时，毛回答说：“我们解放中国不是为了把这个国家转让给莫斯科！”毛泽东反驳了斯诺的猜测，并补充说：“中国共产党不能为俄国人说话，或者为第三国际而执政，而只能代表中国人民大众的利益。”
延安时期苏共和中共、毛与斯大林之间关系的演变，不属本章讨论的范围。然而为了说明1949年以后发生的情况，注意一下毛对斯大林在1945年内战爆发后的艰苦时期的所作所为的评价，看来是合适的。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毛回顾了1960年以来中国因“反赫鲁晓夫”被迫将注意力离开国内事务的情形，他批评道，“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问题”，接着，他追述了以前的一切事情，继续说：
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1945，斯大林就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意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1950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
1949年6月，在内战胜利前夕，毛仍然宣布，与苏联的联合将作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对此，他作了如下总结：“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在回答一个虚构的对话者的这一指责时，毛对其之所以采取这一政策作了详细的说明：
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虽然这是1949年就已经明确宣布了的外交路线，但是斯大林的态度使毛执行起来并非总是那么轻松、愉快。像毛后来回忆的那样，他于1949年12月出访莫斯科，为了获得斯大林对中国提供在毛看来是必要的、甚至是最低限度的帮助和支持，耗费了他两个月的谈判时间，“等于一场斗争”，当然，问题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民族利益冲突，以及这两个大国在50年代以“社会主义阵营”著称的大统一体中的地位冲突。毛在1958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解释了他自己在1950年莫斯科谈判中的态度：
1950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
当然，在这些冲突的背后隐藏着的不仅仅是斯大林对另一个最终可能成为苏联竞争对手的强大的共产主义势力的崛起缺乏热情，或者至少对于世界舞台上如何维护“社会主义的利益”这个问题上要求享有发言权，而且还有毛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个问题上长达20年的冲突。对于20年代和30年代的事情，毛在1962年1月30日的一次重要讲话中说：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认识中国这个客观社会”当然就意味着抓住在一幅员广大而且农民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殊情况，设计一个以土地改革和农村根据地的游击战为基础的斗争形式。而且它也意味着设计一套新办法，以便一旦夺取政权的斗争取得胜利后立即改造社会和发展经济。假如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8—1960年的“大跃进”中苏之间的冲突发展尚未公开化的话，那么困难时期里，中苏对这些现实问题的冲突就渐趋白热化。
在这个时期，国外和国内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毫无疑问，二者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在1956年秋天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之后，中国人可能很快就明白了，莫斯科今后所能提供的经济援助会减少，因为要稳定东欧局势，必须在那里付出更多的代价。就这点来说，中国特别在1958年开始强调“自力更生”的政策，并不完全反映了毛个人的武断，而且也是对国际形势客观现实的一种对策。与同一时期在某些其他国家充当顾问和技术专家的“丑陋的美国佬”相比，“丑陋的俄国佬”显然不算更有魅力。而且抛开中苏经济和技术合作这些心理和外交方面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划依靠外国专家来领导，就产生了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中国人在塑造他们自己的未来当中起什么作用。
毛在1962年1月30日的讲话中有一段话，明确而有力地表明了他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相互联系的各方面问题的总的态度。他说在1949年以后的最初几年：
情况就是这样，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弱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1958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毛的这段论述，强烈地显示出应有的民族尊严。他说，照抄外国的经验，虽然在当时是必要的，但绝“不能是”中国人民的长期战略。在1958年，当“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经济和社会试验刚开始实行时，毛就直言不讳地表示，他知道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拒绝盲从他们而不满——而且他们不能不介意。在关于打破“盲目迷信”苏联样板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样板的必要性的讨论中，他指出，“有人说，苏联顾问同志看到我们不准备照搬他们的作战条令，这使他们很不高兴，说了些难听的话。我们也要问这些苏联同志：你们照搬中国的条令了吗？如果他们说不搬，那么我们也会说：如果你们不照搬中国的条令，我们也不会照搬你们的条令”。
毛坚持破除苏联模式的动机，并不简单地是出于自尊；在1958年前，他日益对苏联模式在苏联自身的价值及其中国的可行性产生怀疑已经好几年了。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标志着他试图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理论体系的开始，毛宣称：
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轻重工业发展不太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尽管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发展的经验有这些疑虑，而且尽管他批评了斯大林迷信阶级斗争和斯大林作为辩证法理论家的缺陷，他对赫鲁晓夫1956年发动的非斯大林化运动的方式和性质，仍持严肃的保留态度。现在，到了我们更加系统地考察他对这件事情的反应的时候了。
非斯大林化与“现代修正主义”
中国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是长期以来推测和争论的主题。这些推测和争论只是根据一方或另一方所发表的零碎材料。现在有了大量文献材料，尽管还不完整，但可考察这个问题了。《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6章已讨论了这个问题。早在1956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对斯大林做出了评价，纵观其一生，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毛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是“按照这个分寸”写的，尽管具体数字实际上并没有在社论中出现。
毛认为三七开评价是“公正的”，虽然斯大林错误地指导了中国革命。
半年之后，针对波匈事件的后果，毛在1956年11月2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斯大林这把刀子”和“列宁这把刀子”的著名评论。在毛看来，即使是前一把刀子，也不能用反对“所谓的斯大林主义”的名义简单地把它抛弃。尽管他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但他觉得应当保护苏联领导人的声誉。至于“列宁这把刀子”，作为反对“议会道路”坚持“十月革命”的模式，毛强调，无论如何都不能丢掉。
这种思想倾向在1956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得到继续，与4月的那篇社论相比，这篇更加强调斯大林的功绩和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毛泽东详细说明了他对斯大林以及相关的理论和具体问题的看法，其中多少有点不同的态度。
本章第一节里我已经引述了关于斯大林一贯排除异己的一段文字，紧接着这段话，毛以镇压反革命为题，对中国与苏联之间运用与滥用革命暴力的差别作了比较：
比较起来，我们这个国家的肃反工作究竟做得怎样呢？是很好还是很不好？缺点是有，但是和别国比较起来，我们做得比较好，比苏联好，比匈牙利好。苏联太“左”，……和匈牙利比较，没有那样右。
他也承认，中国过去有时也犯“左”的错误，但大多是在南方根据地时期，受苏联影响而发生的；1942年关于反对乱杀、滥抓的指示已经纠正了这些错误。甚至在那以后，也曾有些缺点，但丝毫不同于斯大林执政时的苏联：“他那个东西搞得不好。他有两面，一面是真正肃清了反革命，这是对的，另一方面杀错了许多人，许多重要的人物，例如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这里，毛首先提到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提出的被害者数目，然后承认中国在1950—1952年镇压了70万人，他认为中国的分寸掌握得还“基本上正确”。
除了批评斯大林把所有持不同政见者送入集中营或处死的政策之外，像他在1957年1月对党的书记们的一次谈话中所讲到的那样，毛再次提到斯大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缺陷。但这次，他走得更远，说与马克思和列宁，当然还有斯大林相比，他在哲学上有独到见解：
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处理的问题还是一个新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简单地谈到，他讲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失了，矛盾仍然存在着。那就是说，资产阶级打倒了，但人民之间有矛盾。列宁来不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的性质。人民内部矛盾有没有可能转化成对抗性矛盾呢？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列宁没有详细观察这个问题。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
列宁没有能对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作出阐释，毛认为这是由于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日子里缺乏经验。
另一方面，斯大林也未能进行阐述，毛将此归咎于斯大林本人对辩证法的理解不全面。
毛总结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指出此事有双重性质。一方面，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揭开盖子，这是“一个解放运动”。但是在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不加分析，不考虑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错误的。毛说，在与苏联人面对面的讨论中，我们已提出过意见，说他们是大国沙文主义者。
当1957年11月毛泽东再度访问莫斯科，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毛谈到那时说他仍是“满腔被抑制的愤怒，主要对斯大林”。尽管他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因为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他接着用独特的口气明确地说：“在斯大林时代，没人敢畅所欲言。我两次来莫斯科，第一次是压抑的。尽管说的都是‘兄弟党’，但实际上是没有平等的。”
他说，现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苏联同志作风有很多转变”。接着，他表明了自己的意见，“首先，我们现在必须承认苏联是头，苏联共产党是会议召集人，其次，现在这样做是无害的”。
尽管已有的莫斯科会议纪要说明毛与赫鲁晓夫之间有种亲切友好的气氛，但是这样一个官样文章并不能表明毛对苏联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权威的什么崇拜。会后不到一年，冲突的迹象暴露出来了，从任何角度来说这都不会令人惊讶。当然，双方关系恶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莫斯科反对“大跃进”这一新经济政策。
毫不奇怪，苏联人只看到毛的新方式中的某些异端，而没有看到他的许多方针和目标与列宁主义逻辑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对1958年夏天成立的人民公社持非常悲观的态度，先是赫鲁晓夫个人在私下嘲笑，不久就在公开场合进行奚落（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11章）。
无疑，苏联人也对他们所见到的中国人在工业生产领域提出的夸夸其谈的要求感到震惊和恼怒。尤其令他们吃惊的是，在1957年11月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毛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提出了在15年内赶超英国的钢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品产量的口号，这是其中最为极端的一个口号。
毛解决国内问题的新办法及与此密切相连的更加不愿依赖苏联援助的态度，本身就意味着中苏关系日益疏远。直到1956年12月，毛还明确重申他在1949年第一次提出来的“一边倒”政策：
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苏联和中国。中国和苏联靠在一起，这个方针是正确的。现在还有人怀疑这个方针，说“不要靠在一起”，还认为可以采取中间路线的地位，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作个桥梁，就是南斯拉夫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两边拿钱，这里边也拿，那里边也拿，这样做法好不好呢？我认为站在中间，这个办法并不好，对民族不利，因为一边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中国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如果站在苏联美国之间，看起来是很好的，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靠不住的，他会给你一些东西，帝国主义怎么能给我们吃饱呢？不会给你吃饱的。
然而，在1958年，毛与赫鲁晓夫的关系急剧恶化，远远超出了“大跃进”政策逻辑发展所隐含的范围。这一不断加深的分歧并不简单是，甚或主要是关于非斯大林化争论的结果，尽管如我们所知，毛对赫鲁晓夫没有与他商量就掀起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做法强烈不满。但同时，毛对斯大林对中国采取的高压政策也强烈不满，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赞成赫鲁晓夫为缩小斯大林形象所做的努力的。1958年3月他指出：“佛像比真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把我和斯大林画在一起时，总把我画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1958年4月，他又说：“我们这位斯大林同志有点老爷味道……过去苏联与我们的关系是父子、猫鼠关系。”
但是他仍然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反对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的做法。斯大林的错误应当批判，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也有正确的一面，而对于这正确的一面，“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
尽管他在这点上有保留，但他在1958年3月那次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是尊重赫鲁晓夫的，把他看作从地方党组织中涌现出来的年富力强的优秀革命者的典范：“地方工作同志，将来总是要到中央来的。中央工作的人总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鲁晓夫是从地方上来的。地方阶级斗争比较尖锐，更接近自然斗争，比较接近群众。这是地方同志比较中央同志有利的条件。”
我想，我们可以肯定，在1958年年中以后，毛在提到赫鲁晓夫时再也没有用过这种基本肯定的词语。当然，导致两人之间关系恶化的决定性事件是1958年夏季的外交政策危机（或一系列危机）。赫鲁晓夫试图在没有北京参与的情况下解决1958年7月的中东冲突，这显然是产生麻烦的一个主要根源。更为重要的因素也许是毛确信苏联领导人正在试图控制中国的外交政策。
1959年7月29日，毛与彭德怀的对抗在中央委员会庐山会议上达到高潮。当时毛对三份国外批评人民公社的文件（其中包括赫鲁晓夫在美国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的新闻报道），写了一个简要的批语。三天以后，他把这些材料和他的批语的副本送给一位老同志，并附上一个便条，上面写道：
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之流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显然，毛对于那种认为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与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不一致的意见，既愤恨又蔑视。与此同时，对国内也有人像苏联人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持保留态度的担心，大大加剧了他对毁谤人民公社言论，更广泛地说对赫鲁晓夫干涉中共内部事务做法（其方式是批评公社，与彭德怀的关系等等）的不满。
接着，1959年秋发生了塔斯社声明事件，随后又是与苏联的一系列冲突，毛在十中全会上对此作了如下概述：
……1959年9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我们，塔斯社发声明以后赫压我国，十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台上，攻击我们。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剿”我们，然后两党（中国和苏联）会议，26国起草委员会，81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
毛在这段话中用的“围剿”一词，曾是30年代蒋介石为了策划由他发动的消灭共产党人的战役而使用的术语，这个词生动地反映出他已察觉到以前的同志对他的敌对程度。但是，尽管毛对这种敌视感到愤慨，但面对这种敌视仍非常冷静。在1960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解释了他自信的原因：
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总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5%吧。最多不过占10%。……所以他们反华，对我们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证明了我们的工作还不错。……美国和我们的仇恨更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间歇性。……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和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
毛在1960年预测的中美关系改善在后来的10年里并未变为现实。与此同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迅速恶化至极点。在毛讲了上面详细引用的这段话一个月之后，中国人发表了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社论和其他一系列文章，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攻势，表面上是针对毛所说的“反华大合唱”成员的“修正主义分子”，即南斯拉夫人，实际上矛头所向都是苏联的“半修正主义”，在毛的著作中，他们很快就成了众所周知的主要敌人。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实际上发出了推翻苏联现政权的号召，这时，形势到了决定性的转折点。
他在这次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1967年作为指示发表），毛说：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尽管这一讲话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苏联领导人还是很快就确信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毛认为他们离经叛道。总的来说，莫斯科和北京的决裂在1963—1964年的公开论战中充分显示出来。中苏论战的历史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11章已作了叙述，即使把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国回击苏联人的9篇文章的作者都归于毛的名下，我也不想在这里评价它们的内容。在这一内容里，与此有关的是，毛本人是怎样迅速地给在9月初刚刚开始的反苏言论赋予了思想和政策的实质内容。
在1963年9月下旬，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在9月27日，毛在会上作出了“新疆反修斗争的指示”。他说，第一点是要做好经济工作，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但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超过国民党时期，而且要超过“修正主义统治下的苏联”。应当少征购粮食。为了与边境那边的情况相比处于优势，棉布、茶、糖等物资的供应应当“比那边充分些”。
在这种背景下，毛接着阐明了第二点指示：
（2）新疆在反修正主义斗争中要加强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各民族干部和人民反修正主义的学习……汉族干部应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坚持阶级观点，执行阶级路线，相信各民族干部和人民的绝大多数，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以保证反修正主义斗争的胜利。
要注意的第三点是教育当地的汉族人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毛要求帮助解决那些被派往新疆的汉族劳动者的“婚姻和其他困难”，毛在这一标题下发出的号召表露出某些意味深长的思想。第四点是要密切注视边境地区的形势，加强“边疆的反修斗争”。第五点是要警惕“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分子”的“颠覆和破坏，以及他们的军事入侵”。最后一点是讲反修斗争中的“一元化领导”。
事实上，毛泽东确信中国很快就能够赶上苏联的生活水平，不仅是它的中亚部分，而且要赶上苏联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1964年1月他对路易斯·斯特朗说：
赫鲁晓夫认为，现在中国是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白菜汤。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
不管毛实际上是否相信这点，但他确信，苏联试图用它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地位来扩大它自身的经济利益。1960年在他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中，毛就已经批评了莫斯科在“经互会”中的经济专业化政策。“经互会”是苏联支配东欧的经济组织。这一政策的图谋是使某些国家对它们的某些先进邻国，尤其是对苏联处于农业原料供应国的地位。
这一点一直使他气愤，在1964年1月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宣称，“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是赫鲁晓夫想让他们生产单一的经济产品以满足苏联的需要……当儿子真难当”。
因此，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毛泽东的语调日益表现出坚定的民族主义倾向，这不仅仅是对帝国主义封锁中国的反应，也是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回击。与这种倾向和中苏关系的一般演变相联系的，是日益增长的激进主义，首先表现为对阶级斗争的强调。这种“左”的转向，就像在本章第一节所指出的那样，是“大跃进”政策的自然派生物，但是又被毛对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的厌恶进一步予以推动。此外，由于对苏联内部出现修正主义的震惊，毛泽东开始觉察到中国本身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因而，又有另一因素注入了这一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
内部的敌人：毛泽东逐渐沉湎于阶级斗争
正如本章第一节结尾所指出的，1957年夏天毛大大地改变了他对中国社会矛盾性质的看法，这种转变对经济政策的后果我已作了探讨，它在哲学领域的某些含义也已提及。既然对1957年以后毛的思想倾向与中苏冲突之间的关系已作了回顾，现在该是研究中国中心主义，对马克思的一种激进解释，以及由于对过去英雄品质的怀恋所引起的“左”倾情绪等诸种因素合在一起如何导致毛进行史无前例的试验的时候了。
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态度日益激进，其中的关键因素当然是他更加尖锐而固执地强调中国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存在和重要性。因此让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一段时期内毛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的演变。
在1957年10月9日召开的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毛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他的新观点。他放弃了前一年在党的“八大”上正式通过的观点。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他本人在1957年2月还重复了这一观点，大意是说现阶段中国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现在毛却断言：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
以上所引的毛的被修正了的提法在现在的中国当然被认为是不正确的。无论正确与否，强调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之间的阶级斗争却成了毛晚年思想的主要特征。在随后的19年中，毛泽东在提倡阶级斗争的热情和严厉性以及在分析现存阶级关系方面当然有很大的偏差、转折和波动，但大方向没变。
在“大跃进”前夕，毛用相当古怪的术语表达了他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看法。他指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三大阶级之间的关系”：（1）“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以及他们的代理人”；（2）“民族资产阶级”，他说这里所指的是除右派分子以外的这一阶级的所有成员；（3）“左派，即劳动人民、工人和农民”，对于最后一类，毛泽东后又附带作了补充：“其实是四个阶级，农民是另一个阶级。”
在1958年4月6日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中，毛纠正了一种反常现象——没有指出农民的特殊作用，却继续把“帝国主义”包括在中国现存的阶级当中。这一次，他对这一问题作了如下阐述：
……国内有四个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30万右派也包括进去。地主现在分化了，有改造过来的，有没有改造过来的。没有改造过来的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这些人坚决反共，就是现在的蒋介石、国民党，是敌对阶级，如章伯钧等。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是一样的，……这些人加起来大约占人口的5%，就是3000万……这是敌对阶级，尚待改造。一要斗，二要拉。要把10%分化出来，就是大胜利。……几年以后，他们把心交出来，真正转变，可以摘掉帽子。
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农村富裕中农。毛把他们说成是摇摆不定的和机会主义的阶级。关于“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毛指出：“过去心不齐，意识形态，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他接着指出：“工人农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做工，种田，我们在相互关系问题上，过去处理不恰当。”
“大跃进”的后果，使毛以前结合了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的关于阶级问题的观点因一点新因素的加入而被修正。这种新因素就是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的特权分子构成了萌芽状态的阶级的观点。这一倾向是同上面所谈到的一代人的变化相联系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因为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习惯了某种生活水平，所以必须付给他们高薪。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报纸在1956—1957年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1957年1月，毛本人也为此进行辩护，因为他说过出“一点钱”“买”资本家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话。
显然，同样的照顾并不适用于新培养出来的年轻人，他们没有这样的奢望，也许他们被认为有较高的政治觉悟。
我已经提到，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提倡“供给制”。当然，他的这次讲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其思想的主要内容在1958年10月《人民日报》转发的张春桥的文章中得到了体现。张的文章于9月份在上海首次发表，实际上绝不仅仅是张和毛的观点偶然巧合的一致，这是一种精明的政治谋略的结果。上海的“左”派市长柯庆施出席了北戴河会议，他在电话里向张春桥通报了他关于毛讲话的笔记。这给张春桥的文章提供了灵感。一看到这篇文章，毛就决定在北京转载。因此，毛的这一举动既表明他易于接受奉承，也表明上海环节（如果此时尚未形成上海网的话）在此时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毛在《人民日报》上为张春桥的文章写了编者按。他说，文章所表达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认为有“一些片面性”，而且，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
但是，即使毛认为张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观念”或马克思所界定的资产阶级法律规范过于急躁，用这一用语所提出的问题在他以后的讲话和文章中却一再出现。简言之，毛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劳分配所造成的不平等与马克思论及资本主义社会时所界定的“资产阶级权利”在性质上是相似的。正是这一点为他的下述论点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党内存在一大批依恋其特权的高级干部，因此，党是产生资产阶级或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的温床。
我已经强调了1959年庐山中央全会的重要性。这次会议成为日益强调阶级斗争的转折点。毛指责彭及其盟友是混入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
毛声明，庐山的这场斗争已经是阶级斗争了，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而且预言，这种斗争“至少还要延续20年”
（结果是毛几乎全力促使这种斗争发生）。
在讨论“文化大革命”前这段时期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时，邓力群指出了毛日益增长的激进主义的另一根源：“事实上，1958年以后，毛基本上没有注意经济工作，这就影响了毛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
不应望文生义地认为上述说法意味着毛此后对与经济有关的任何问题都没有兴趣。毕竟，正是在1960年他写了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读书笔记，而且现在说1961年3月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六十条”是他亲自主持起草的。
所以，邓力群的观点是，毛虽然还不断地谈到经济制度的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但他对经济学或者经济现实并没有多少认真的兴趣。从这个意义讲，邓的结论无疑是有道理的。
从1959年以来，毛越来越坚信，中国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倾向不仅仅是“工作作风”中的缺点所造成的，而是反映了共产党及其干部中阶级性质的最初变化，不仅是毛，刘少奇及其他同志长期以来也一直谴责这种倾向。毛对苏联情况的观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种看法。他在1960年就社会主义社会在消灭阶级以后又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问题作了评论。虽然这些评论出现在他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读书笔记中，但这番话显然也是想适应用于中国。
今天的中国确有一些学者认为，毛对苏联“修正主义”进行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制造一个武器，以对付中国共产党内部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人。这或许有些言过其实，毫无疑问，毛对赫鲁晓夫的俄国深感厌恶，在他看来，它所具有的一切都已停滞不前了。事实上，毛还追溯了苏联体制弊端的最初根源。他断言，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没有彻底解决好“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结果，出现了对沙皇时代等级制度的怀恋，多数党员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没有提升的机会。
他还指出，苏联没有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自由；因而也就没有建立起无产阶级的自由；中国的政治和思想革命一直比较更彻底些。
毛最严重关切的仍是这种有害倾向可能会在中国生根的危险。这时，毛已经看到，中国干部中被这种毒素感染的人是两个特点造成的。在他以后的有关思想中，这两种特点一直处于中心位置。一方面，他们依恋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即“资产阶级权利观念”所带来的特权；与此同时，他们的行动又像封建地主一样。毛说：“人这种动物很有趣”，“稍有一点优越条件就觉得了不起”。
1962年1月，在一篇主要强调必须继续与旧的反动阶级（地主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讲话中，毛说他们“仍妄图复辟”。同时他又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1962年8月，在十中全会前的北戴河中央委员会预备会议上，毛宣布：“《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的高潮》（由毛亲自编辑）一书中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改过……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就实际情况看，资产阶级可以“新生”这一说法留下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毛指的是旧的资产阶级可以再生，还是说资产阶级的幽灵或本质能够以一种新的、能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条件的形式而获得新生，这是我们关心的中心问题。他可能是指第二种情况，即德热拉斯和其他人所称的“新阶级”——尽管毛本人从未使用过这个词。然而，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究竟仅仅是孤立的个人，他们因滥用职权而腐化堕落呢，还是 所有 干部都因其拥有的权力和特权而倾向于成为这种人物呢，关于这一点，毛在60年代中期似乎还难以作出判断。
60年代初，他强调金钱的腐蚀作用和用钱换来的好处，这是他的第一个倾向。于是，在继续承认物质刺激在中国现阶段是必要的同时，他又认为，物质刺激应当服从于政治思想领域的“精神鼓励”，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体利益。
在1962年1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把“五类分子”同他们个人的社会根源联系起来。他说：“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代表的是地主阶级和反动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
在1962年9月至10月召开的十中全会上，毛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并亲自修改了概括他思想的全会公报。
就像五年前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和庐山的争论一样，这一次标志着进一步转向大搞“阶级斗争”的政策。但是，正在成为斗争对象的这些阶级的性质和地位基本上仍是模糊的。在1962年1月的讲话中，毛曾提到“这些阶级和坏人”。换句话说，尽管毛说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代表地主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但他们未必都来自这些阶级。从1962年夏至1963年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形成过程之中。在此期间，毛的两段话特别强调了党内离心倾向的阶级根源，但与此同时，他仍然强调通过教育继续进行改造的重要性。
8月9日，毛在北戴河的谈话中指出：
党员的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
1963年5月，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一个指示（即“前十条”）公布前夕，毛对党的阶级构成作了完全不同的分析，但还是用极为类似的措辞谈到了“改造”问题：
从党内成分来看，我们党内主要成分是工人、贫雇农，主要成分是好的。但是党内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富农的子女。这些人有的马克思主义化了，有的化了一点，没有全部马克思主义化，有的完全没有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思想准备。另外，这几年还钻进一些坏人，他们贪污腐化，严重违法乱纪。……这个问题要注意，但是比较好处理。主要问题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子女，对这些人要做更多的工作。因此，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再教育，这是一个重要任务。
显然，从这两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对于毛来说，尽管客观的社会出身仍很重要，但通过政治教育对整个阶级进行个人改造也同样是一个关键的方面。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毛在1963年比1962年更强调“改造”，即主观标准。
1964年5月，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展开，毛在听取四位副总理汇报工作时宣布：
一定要很好的注意阶级斗争。农村“四清”是阶级斗争，城市“五反”也是阶级斗争。……城市要划成分。至于如何划法，将来做时要作出标准。不能唯成分论，马、恩、列、斯出身都不是工人阶级。
在一条未注明日期，但几乎可以肯定是写于1964年下半年的关于划分阶级的指示中，毛明确论述了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之间的关系：
划分阶级有必要……这两个，（客观的）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划分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
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也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地富子弟，要团结，有些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也要改造，只要愿意改造，就应当要他们，都要嘛。
可以认为，过去有几个相互矛盾的对立面尚能在能动的和创造性的紧张关系中共存，到毛的晚年却开始分离了，从而释放出一股能量，最终驱使毛的思想和行动走向破坏性的轨道。在几个决定性的、相互关联的方面，以前的统一体从1962年秋八届十中全会开始解体。毛越来越把享有特权的领导者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看作对抗性矛盾，而不是人民内部矛盾。由此，从这一洞察中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一个包括所有享有特权的当权派在内的实体，即中国共产党已根本不能在与群众的接触过程中得到锻炼和净化，而必须彻底打碎，至少要打碎一大部分。
毛泽东思想结构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生极为复杂的分解或解体过程，除了党或党内特权分子与群众的关系之外，还涉及其他许多对矛盾。我已经用相当篇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相互作用，也曾探讨了苏联模式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苏冲突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为“一分为二”这一核心思想提供了历史背景。1963年10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作了一个题为《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所面临的战斗任务》的报告。这篇报告在毛70寿辰之日（1963年12月26日）公开发表，这也实在太巧了。很明显，它代表了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在报告中，周扬用“一分为二”的原理分析了从马克思时代至当时的工人运动史。
事实上，毛本人早在1957年11月18日莫斯科会议上就使用过这一表达方式。尽管他当时强调的不是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而是这样一些事实：所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都“充满”了矛盾；任何事物都有好与坏两个方面，他得出结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紧接着周扬1963年的讲话发表后，“一分为二”这一口号首先唤起了在中共党内进行（用毛的话来说）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求。换句话，这意味着号召进行阶级斗争（正如《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10章论述的那样，这也是为了清除和迫害杨献珍及其他提出相反提法——“合二为一”的人）。
毛宣称，这一原理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并由此得出结论，说电子也像原子最终要被分裂。但他首先相信的是，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社会范畴和政治力量都会不断地发生分裂。
归根结底，毛与其他领导成员的冲突当然是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应当采用何种基本的政治和经济战略问题展开的。但文化领域也是一个重要的战场。60年代初期，毛认为，文学和哲学的某些发展不仅是种种不良倾向的表现，而且已成为通过上层建筑机构向社会主义根基发动进攻的武器。因此，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表达了他的这一忧虑，并同时发出阶级斗争的号召，这绝不是偶然的：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个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府，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这一论述的明显含义是：在被夺取政权13年以后，“反革命阶级”依然在中国进行活动，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阻止他们的破坏活动，有必要在上层建筑领域里进行经常性的斗争。正是在这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呈现其萌芽状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更成为庞然大物。由于这一时期毛的阶级概念有些含糊不清，这一理论的发展显然进一步表明他强调的重点是上层建筑和主观力量，而这从一开始就是毛的思想的特征。
正如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的号召导致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样，这一论述也推动了文艺批判运动，鼓励了江青去发动京剧改革。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10章里，我已对这些政策及其后果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这里只需简要地提及毛继续火上浇油的两条指示就足够了。1963年12月，毛抱怨艺术、文学和戏剧的许多部门仍由“死人”统治。他宣称：“社会和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他的判断更加严酷了，他说，中国作家协会“15年以来，
基本上
（着重点是毛加的）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他们将会变成另一个裴多菲俱乐部。
换言之，他们将会变成彻底的反革命，并将作为反革命受到处置。
与此同时，从1963—1964年，毛愈来愈怀疑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发展中的作用。毛并没有使他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发展到像“四人帮”那样以“臭老九”来丑化他们的地步，他转向了比“大跃进”时期更为极端的教育政策。他在1964年2月说：“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读多了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
毛之所以向艺术、文学、哲学和教育所有这些不同的领域中间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发动进攻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剥削群众的特权分子（尽管他可以证明他们就是特权人物），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他乌托邦的斗争哲学，没能全心全意地执行他的指示。
1964年夏，毛尖刻地指责了全党在物质生活方面的腐败现象，他说：“现在几包烟就能买通一个支部书记，把女儿嫁给他就更不必说了。”
这里提到基层干部表明，在刘少奇拿出“修改了的后十条”前不久，毛并非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针对基层和较高的领导层。无论如何，毛更担心的是享有特权的城市精英的态度和行为。1964年6月，在一次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谈话中，毛说道：
不要老是挣钱，挣来了钱，就乱花钱……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收买？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的人……苏联的高薪阶层，先出在文艺界。
正如我们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7章中所讨论的，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最后冲突是在1964年12月发生的。当时，毛对那些他认为歪曲并篡改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原定战略的东西感到不满，因而提出了新的二十三条指示。毛后来声称，刘拒绝接受这一指示。在这段时期，他发表了大量关于“新资产阶级”的讲话，这些讲话反映了这样一个观点：在新资产阶级中，权力而不是金钱成为决定性因素。
也许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阶级成分与工资差别问题显然是毛特别关心的问题，但即使在这时，他对此仍表现出一种宽松和幽默的态度，而这在“四人帮”那些沉闷和狂热的理论家的文章中是很少见的。毛说：“吃多和占多是件相当复杂的事。”“像我们这样的大人物，有汽车，有带暖气的房子，有司机。我只挣430元，我雇不起秘书，但我必须雇。”
在理解这段话时，我们不能不参考毛在1964年早些时候所说的这样一句话：“宣统的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
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对毛来说，除了“工人”、“贫农”、“革命烈士后代”等等外，还有另一种成分，那就是统治者。凡与毛的地位，与这位以前皇帝地位不同的人，是不能允许他们继续迷恋其特权的。
因而，在1964年12月20日的一次讨论中，他再一次谴责了干部中那些主要关心自己拿更大的工资份额的“当权派”，并同意给其中的“极端恶劣分子”戴上“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但他警告不要过多地估计他们的人数。并且说，对他们不要提“阶层”，叫分子或集团就行了——很明显，他们的人数还很少，不能构成一个完全的阶级。
一星期以后，也就是1964年12月27日，毛宣称，中国共产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和一个资本主义派。这两派就这样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些论述以及毛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心，当然直接导致了他与刘少奇及党内其他人的冲突，并导致“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