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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卷《剑桥中国史》阐述了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为止的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历史。那个时候，这个国家似乎已从“大跃进”的灾难中恢复了元气，当局正在着手实施其耽搁了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尽管中国在此前与苏联分道扬镳，但它看起来还只是一个变异的斯大林模式的国家。实际上，包括最高领导层在内的所有中国人，以及全部外国观察家都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即将发动一场运动，以改变那种形象，这是一场除了牺牲生命以外，在各个方面都将比以往所经历过的任何运动破坏更为严重的运动。
“文化大革命”的先兆已在第14卷中作了分析。在第15卷里，我们力图追溯一连串事件的进程，而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些事情至今仍知之不多。我们从分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毛的思想的发展入手，致力于理解他发动这一运动的原因。对于“文化大革命”，当时人们有颂扬之词，以后回顾时往往又有完全相反的说法。我们就竭尽全力来解答这两种相互对立观点的证据。
我们接着考察毛的革命在他1976年逝世后又如何为一个新的革命所继续。毛为了在精神上改造中国作了最后的努力，并孤注一掷，而他的继承者邓小平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道路。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努力从经济上改造这个国家。“文化大革命”远没有使中国人变得更为革命，其结果，似乎是使他们为抛弃卡尔·马克思的原则、支持亚当·斯密的理论准备了条件。本卷的大多数撰稿人都对这一新道路在80年代早期的情况作了分析。那时候，邓的实验正取得初步的重大成就。
关于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及知识分子各章的顺序，我们仍遵循第14卷的编排。但除此而外，另有两章我们把视线从北京的决策者那里转落到中国的民众上，看看这场革命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们还越过台湾海峡，把目光落向这个海岛省份。该省利用其与连续不断动荡的大陆相隔绝的状态，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改变了自身。
本卷是涉及19世纪和20世纪的第6卷，也是最后一卷，至少对这一版本的《剑桥中国史》来说是这样。与以前一样，我们的注脚表明我们从别人那里获益匪浅。我们也乐于指出，由于在过去10年里北京坚持开放政策的结果，我们引用中国学者的文句已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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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