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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公正地评价“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起因与发展、后果和意义呢？由于这些事件很复杂，红卫兵出版物提供的资料又不确切，加之对发生在不到20年前的事件缺少从历史角度进行总结的材料（如本文一样），因此我们被搅得混乱不堪，这项工作变得异乎寻常地困难。
自九大以来中国和西方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易走极端，而且不断变化，我们的分析工作和这些评价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中国把红卫兵运动描绘成一场创造性的和有效的运动，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那个时代的官方解释是，“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工人阶级“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因而“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
迟至1977年，甚至在清洗“四人帮”之后，中国领导人继续用热情的语言描述“文化大革命”。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说：“毫无疑问，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确实，华国锋断言，作为继续与党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影响作斗争的方式，深入的“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然而，两年之后，中国的官方路线发生了彻底的改变。1979年中，叶剑英把“文化大革命”描述为“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最近流行的解释是，中国从未存在过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对1966年中国政局的判断“与现实背道而驰”，“文化大革命”后期提出的纲领是不切实际和空想的，红卫兵是天真烂漫和易受影响的青年，受到“野心家、冒险家、机会主义者、政治堕落者和社会渣滓”的蛊惑。
1981年通过的关于党的历史的正式决议谴责“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西方也跟中国完全一样，对“文化大革命”进行重新评价。70年代期间，许多美国人把“文化大革命”描述成毛想实现自己愿望的有益的范例，毛的愿望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维护公有社会的、平均主义的和大众的价值以及他的信念：“官僚和现代化不会必然导致生活质量的提高。”据说这场运动的起因在于毛对社会的“高尚理想”，即“关于统治和服从的划分将会变得模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差别将缩小……而被领导者将更直接地参与决策过程”。据信，“文化大革命”将制定出社会经济纲领，防止中国“在官僚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泥坑中僵化”。
在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持更加批评的态度之同时，西方观察家也采取同样的做法。他们把毛的“狂热”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狂热”相比较，把“文化大革命”比作宗教裁判所和大屠杀。这场运动的起因不再追溯至高尚的理想，而追溯到对6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曲解。从1966—1976年的十年被描述成“混乱和破坏”时期，产生了“这个古国曾经历过的、最有害的极权主义政权之一”，通过“摧残知识分子，消灭学校，以及……使中国的经济崩溃，‘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倒退十年”。
对“文化大革命”的解释有如此急剧变化，这使我们对自己的能力产生疑问，即我们还能不能准确而公正地描述60年代后期的骚乱事件。然而，我们可以根据目前对“文化大革命”已有的了解，对这场运动的起源和后果作如下评价。
起源
“文化大革命”的最终责任公正地归因于毛对6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社会面临问题的判断。毋庸置疑，毛指出的缺点中有许多确实扎根于耳闻目睹的现实之中。地方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党组织变得很腐败和效率低下，国家和党的高级行政机构人浮于事、业务生疏，沉湎于官僚作风。“大跃进”以后采取的社会和经济政策虽然使工农业生产复苏，但这是以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之间、拥有肥沃土地的公社和那些大自然对之不那么慷慨的公社之间、聪明的学生和他们比较普通的同班同学之间以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不平等的加深为代价的。
但是，毛以极端的方式突出了这些问题。他把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的产生解释为这样一种迹象，即中国正沿着修正主义道路前进，而其根源在于党的最高领导层中隐藏着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分子”。通过这种做法，毛把他毕生对中国阶级斗争的关心归纳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毛一生中前2/3的大部分时间从事反对他认为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的革命。50年代中期的一个短时期内，在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后，毛暂时认为中国的阶级斗争现在基本上结束了。但长期坚持这样的结论对他是困难的。到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运动，他发展了这样的观点，即在社会主义阶段，如同在社会主义以前的时期一样，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继续成为主要的政治矛盾。而且如果不在1959年党的庐山会议上，那肯定在1962年1月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得出结论，认为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在党的领导人内部本身。
因此，当代的中国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批评毛下述一点时是不无道理的：毛习惯于寻找中国社会问题的阶级根源和把党内意见的分歧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正如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地所言，“毛认为社会存在不平等和弊病是阶级斗争没有抓好的标志”。
毛也深受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苏联发展的影响。面临莫斯科试图操纵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控制中国经济以及苏联内部不断增加的不平等和衰退迹象，毛推测，苏联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中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只能表明苏联共产党领导阶层的变质。一旦得出这个结论，毛就合乎逻辑地推论，中国也存在相似的倒退危险。
在毛对苏联的分析中，他很强调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政治交班的后果。尽管毛也毫不犹豫地批评斯大林的缺点，但他仍相信，总的说来，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关于赫鲁晓夫，毛主席得出相反的结论。自从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以来，毛似乎越来越相信斯大林的继承人就是一名修正主义分子，他的上台使十月革命诞生地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完全成为可能。考虑到60年代中期毛已是高龄老人，苏联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正如1966年6月他对胡志明所说的，“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我们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了解毛在选择接班人过程中对付出现修正主义的战略，对理解“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后果也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毛的办法是号召中国的大学和中学学生首先在自己的校园，然后在较高级的党的官僚机构中批判中国的资本主义倾向。然而，自相矛盾的是，60年代中期毛对中国青年持很大的怀疑态度。1965年，他对埃德加·斯诺说，由于中国的年轻人没有亲自经历过革命，他们可能“同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回到大陆，站到国内仍然存在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边去”。
但是，毛看来很自信——自信得缺乏依据，正如以后的情况所证实的——依靠青年既有助于锻炼他们，也有助于清洗共产党。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为整整一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个革命经历，它也同时提供了一种检验老一代共产党官员的革命信仰的方法。
这个战略至少在两个方面是毛主义所特有的。首先，这体现了他的思想中长期存在的平民主义成分：他相信，即使是先锋党也需要通过它所领导的人民的批评，进行整风和改造；他相信中国的群众应参与甚至是国家的最高事务。1967年秋，毛在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时，强调这种平民主义理想已实现的程度：“这种大好形势的重要特征是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以往的任何群众运动从未像这场运动一样得到如此广泛和深入地动员。”
其次，毛的“文化大革命”战略也反映了他依靠不可靠的人揭露党的领导人中阴暗面的倾向。毛故意从那些对社会主义缺乏坚定信仰的集团中寻求对党的批评，这并不是没有先例。50年代中期，在“百花齐放”运动中，他在知识分子中就采取过这种做法。在6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动员农民清洗农村党组织，尽管与此同时，他承认，甚至在较穷的农民中也存在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而现在，在60年代中期，他将动员成百万学生——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天真的和未成熟的青少年；在最坏的情况下，用毛自己的话说，是准备“否定这场革命”的人——向党内的修正主义发动攻击。
尽管这个战略是毛的特征，但对共产党来说，仍是极不正统的。正如弗雷德里克·泰维斯指出的，动员学生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至少与三个重要的党的传统背道而驰：党的领导人不能因政策问题上的观点受到惩罚，而且即使他们处于少数地位也应该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党的整风运动产生的结果应该是温和的鼓励，而不是“无情打击”；如果允许群众参与党的整风，这种参与应该处于正常的党组织或者特别的党的工作组的坚强领导之下。
况且，通过非正常程序发动“文化大革命”，面对大多数党中央领导人的不情愿或反对，毛同时违反了第四条准则：党的集体领导和多数统治原则。
只有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拥有像毛一样独一无二权威的领导人，才能成功地同时抛弃所有这些准则。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作出结论，即“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责任——这场运动影响了成百上千万中国人——在于一个人。没有像毛泽东这样一个人，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
但是，如果说毛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他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首先，如同我们知道的，撇开毛自己的个人合法性不谈，他还拥有决定性的政治资本。这些资本包括：第一，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这种群众支持包括真心拥护的和机会主义的，热情的和默认的。有些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对毛的忠诚，因为毛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手中解放了他们的国家。其他人参加“文化大革命”就如同80年代许多人支持改革的理由一样：他们担心苏联发展模式会使中国走上僵化、不平等和独裁的道路。还有一些人因对个别干部特别不满而成为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正如一名原红卫兵说的，中国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的上级进行一切报复，从微小的侮辱到重大的滥用政策”。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群众基础开始解体，因为许多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对这场革命引起的暴力和混乱有了清醒的认识。然而，在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初，毛有能力动员足够的群众支持，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共产党的基础。对这样的结果，中国人民本身必须承担一些责任。
毛也依靠中国领导人内部的政治支持。如同我们在这一章中反复强调的，毛的资本包括北京和上海的一群野心勃勃的政治理论家和组织者，他们能更系统地发展毛对中国修正主义威胁的相当不完整的论述，通过操纵大众媒介提高毛的个人魅力，动员城市社会中的已清醒过来的一部分人，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群众运动的行动。同时，毛也得到人民解放军中重要人物尤其是林彪和高级指挥官中主要人物的支持，他们在1966年初向毛主席提供政治支持，在那一年晚些时候对红卫兵运动提供后勤支持，在1967年初推翻党的权力机构，然后在1967年年中至1969年年中之间着手恢复秩序。
但是，党的其他机构因没有更强有力地抵制毛也必须承担责任。现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官方提法特别强调1967年1月以后出现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对毛的抵制。1967年的“二月逆流”因是特别增光的事件被挑出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进行的“不懈斗争”的范例。但到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的认可。动员、冲突和混乱的力量已经不可逆转。
党的机构如果能早点以更团结的行动反对毛、而不是对他的决策作出让步，那或许能中止“文化大革命”。特别重要的是周恩来的帮助，1965年11月，他让姚文元的关于海瑞的文章广泛印发；1966年4月，他参与对彭真的批判；9月他对激进学生如蒯大富的辩护和后来在1966年12月对“文革”小组的辩护，以及没有旗帜鲜明地支持1967年的“二月逆流”。尤为重要的是，新近发现周是一个文件的起草人，这是对官僚主义进行最辛辣斥责的文件之一，这个文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而以前认为这个文件是毛泽东起草的。
这就让人以为，周可能确实认为，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官僚主义僵化的危险。或者，周支持毛是出于个人对毛的赤胆忠心，或者是他明哲保身。邓小平后来承认，这两种情况中无论是哪一种，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作所为中国人民都已经“原谅”了他。
但是，不应该单单挑选周作为指责的对象。叶剑英和杨成武参与起草清洗罗瑞卿的报告。
1966年4月，邓小平似乎与周一起参与对彭真的批判。而且总的说来，整个政治局都同意撤销罗瑞卿的职务，改组北京市委，于1966年5月清洗党的书记处和宣传部，在8月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
关于党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与毛合谋问题，党史的正式决议对此沉默不语。但是，中国的历史学家更乐意提供材料。如同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政治局在通过“五·一六通知”这样的决议时并不相信这些决议是正确的，或者甚至是因为感到非通过不可；但是政治局还是赞成毛的决定，因而必须对“文化大革命”“承担一定的责任”。
在解释1966年春夏党的机构沉默时，中国人强调毛的个人权威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其他同事的重要性。这种解释意指毛既在中国群众也在党的领导人中间享有超凡魅力的地位。这种解释使人进一步联想到，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毛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敌我力量极大悬殊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享有一贯正确的威信，这种威信只在“大跃进”的灾难中稍被降低。
近来中国的报道披露，毛事实上是要中国共产党在林彪和刘少奇之间选择一人做他的继承人，而党的许多领导人最初就同意林彪是更好的人选。用邓力群的话说（邓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刘少奇的秘书，在80年代初期负责宣传工作），毛对林彪的偏爱“不能说没有得到党内的支持”。这是因为，与刘少奇相比，林对毛更为忠诚，似乎对意识形态有更深的信仰，而对军事问题肯定更加懂行。那时，中国面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逐步升级，也面临与苏联日益严重的军事对抗，党的许多高层领导人显然被这种论据所说服，即“管好中国这个国家，中国这个党，光懂政治不懂军事不行”。
正如毛要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负责一样，他也必须对其后果承担大部分责任。这场运动中大多数最具破坏性的后果——特别是暴力、混乱和伤亡——可以认为是毛所用战略的结果。这结果如果说不是必然的，也是可预料的。在发动群众时，毛同意使用极有煽动性的语言，把这场运动完全看作是中国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之间的一场摩尼教徒式的斗争。他使中国社会内深藏的分裂和不满表面化，却没有创设任何机制来组织或引导它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他似乎预见到一场自我约束的革命运动，但产生的却是一种分裂的和宗派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毛本人、“文革”小组，甚至军队都只能进行有限的控制。他指望党的干部欢迎并支持群众对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的批评，而党的干部为维持自己的地位却试图压制或操纵群众运动，这本不足为怪，他却感到失望和痛恨了。
换言之，毛的战略的缺点是，他只在1966年至1969年之间进行半场革命。他未能设计出一个切实可行而持久的、可供选择的政治制度来取代他想推翻的政治制度，或者把他动员起来的政治资本从破坏性的力量转变成建设性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第二次不成功的中国革命。1911年，孙逸仙（孙中山）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但他未能创建有效的共和制度以代替被推翻的王朝，中国从而陷入军事统治之下。60年代后期，毛成功地从党的机构中夺取了政权，但他未能设计出有效的民众机构取代列宁主义的党—国家机构。政权再次落入中国军人手中。
在为毛的辩护中，说得最多的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毛确实在总体上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机构和社会的破坏性影响。毛试图阻止武斗和人身迫害，在他签发的许多中央指示中很明确，禁止拷打、搜查住所、抢劫、监禁和损坏个人财产。
他批评扰乱群众运动的宗派主义，要求革命委员会包融所有互相竞争的群众组织的代表。毛不但反复强调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好的，而且亲自保护过许多高级官员免受攻击，这些官员中最重要的是周恩来。
问题是这些干预措施在控制“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和暴力方面并未取得完全成功。归根到底，毛能够重新控制这场运动的唯一办法是完全否定这场运动。而毛拒绝这样做。他从未放弃“文化大革命”的概念、支持这场运动的理论或者这场运动反映出来的战略。毛也从未抛弃要对许多暴力事件负责的助手。直到他生命终结，他继续相信“文化大革命”是确保他死后中国沿着真正的革命道路前进的一场及时的、必要的和合适的运动。
后果
1966—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具有某种全对或全错的特性。中国社会的重要部分彻底受影响，同时，同样重要的其他国家部门几乎没有触动。与此相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有些后果已证明是暂时的，而其他后果在未来几十年里将继续影响中国。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农村，对生活在那里的6.2亿人口（60年代后期统计数）基本上没有多大影响。靠近大中城市的为数不多的公社，尤其是那些城市所辖县城郊区的公社例外。这些郊区确实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某些活动，比如农民参加公社和生产队一级的夺权斗争，以及在附近城市参加群众抗议活动。理查德·鲍姆根据中国新闻通讯社的报道，在对中国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详细研究中证明，1966年7月至1968年12月之间有231个地方发生农村骚动。在这些骚动事件中，42%发生在郊区县，尤其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周围；另外22%发生在距大中城市50公里以内的地方。相比之下，不到15%的骚乱事件发生在距城市100公里以外的地方。当然，鲍姆的调查结果并不意味着只有231个公社直接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他的统计资料确实启发我们，“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除了对中国的主要城市外没有多深的影响。这确实主要是一场城市运动。
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农村只受到轻微的触动，那么城市居民未受它影响的就只有极少数了，因为这场运动实际上在中国的每一所高中、每一个工厂、每一所大学、每一间办公室和每一家商店里进行着。1980年，胡耀邦在接受南斯拉夫记者采访时，估计有1亿人——几乎是城市人口的一半，实际上所有到了工作年龄的人——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和其他毛主义的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将少许一点夸张考虑在内，我们认为胡耀邦说的数字相当准确地表明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城市的总体影响。
经济上，“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中国遭受的损失惊人地小。1966年和1967年，谷物产量上升，1968年大幅度下降，但1969年又恢复到1966年的水平。1968年收成差可能部分与那一年的政治动荡有关，但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1968年的天气比1967年的要坏得多。况且，次年谷物产量的迅速恢复表明，“文化大革命”对农业产量只存在有限的和暂时的影响。
在工业中，类似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1967年工业产量下降约13%，这是由于工厂和运输线的正常工作遭到破坏造成的。结果，1967年和1968年国家收入、支出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急剧下降。但是，工业经济很快恢复。1969年的工业产量再次超过1966年的水平，次年，国家收入、支出和投资跟着上升。
到1971年初，据西方估计，工业生产已完全恢复，恢复到60年代初期规划的增长率水平。
因此，“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范围和持续时间上是有限的；这些影响肯定远远不如10年前“大跃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严重。但是，“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影响要大得多。
中国的舞台和银幕除了在江青的支持下写的一小部分“革命”影片、戏剧和芭蕾舞之外，停止上演任何艺术作品。传统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不让卖了，图书馆和博物馆关闭了。1966年夏，大学停课，同年秋季，中学教育暂停，好让学生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尽管次年春恢复了中学教育，但在随后的四年里大学教室仍是一片漆黑。直到1970年夏，第一个大学生新班才招收新生，甚至这种做法也被限制在一小部分高等院校里。
从严格的课程角度来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对中国教育体制的危害只是温和的。危害更大的是1969年以后实行的政策，使课程政治化，减少教育时间，要求过长的体力劳动，以及根据阶级出身而不是学习上有无造就前途挑选学生。另一方面，许多文化和教育机构蒙受严重的物质损失。许多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收藏品遭到损害、破坏或失散。红卫兵损害或破坏了大量历史古迹、宗教建筑和文物。而军队被派往大学恢复秩序后，他们征用学校建筑物为己有。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这些后果中仍有许多没有得到完全补救。
在文化和教育领域，“文化大革命”最严重的后果是对学者、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影响。关于1966—1969年间文化界遭受迫害和折磨的人数仍未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1980—1981年对“四人帮”的审判提供了一些可作为例证的资料。这次审判的起诉书说，文学和艺术界中有2600人、教育部下属机构中有14.2万名干部和教师、研究机构中有5.3万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卫生部部属的医学院和研究机构中有500名教授和副教授“受到错误的指控和迫害”，其中有些人（具体数字不详）被迫害致死。
绝大多数人遭受本单位红卫兵组织的折磨，有少数人成了江青个人的牺牲品。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经历有损她的形象，她担心这方面的资料会被她的对手泄露出去，于是组织几个小组查抄上海作家和艺术家们的家，没收有关她过去的信件和照片。
对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粗暴对待与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政治清洗率极高。在自治区和省一级，清洗率达70%—80%，6个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的4个、29个省委第一书记中的23个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在党的中央机构里，清洗率约60%—70%，23名政治局委员中的9名、13名书记处成员中的4名以及167名中央委员中的54名，在“文化大革命”中幸免于难，政治地位丝毫无损。在这场运动结束时，15名副总理和48名内阁部长中只有约半数的人仍留在国务院。
当然，在整个官僚机构中清洗率并不一样。
关于“文化大革命”对组织机构影响的研究表明，某些职能领域（特别是农业、工业、规划、文化和教育）的人员调整比例比其他领域（如国防、财政和贸易）的人员调整比例要高一些；职位愈高，愈有可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这当然是预料之中的事；而有点讽刺意味的是，非党员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损害比党员干部受到的损害少。参照中国公布的数字，清洗涉及的干部人数参考中国说法进行粗略的估计，总共大约有300万人，他们被列为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70年代后期，他们的名誉得以恢复。这个数字表明，在拥有1500万至2000万官员的官僚机构中，多达20%的官员被清洗。
“文化大革命”不像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和大屠杀。“文化大革命”的大多数受害者在这场运动中幸存下来，并在毛逝世和“四人帮”被打倒以后重新获得政治地位。但是，中国官僚分子的经历仍是不愉快的。许多人——可能多达300万人——被送到通常位于农村地区的“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进行紧张的思想学习，并与附近的农民结成“紧密的联系”。虽然有些干部，特别是那些比较年轻的，觉得这种经历在若干方面有收获，但对年龄较大的干部，尤其是那些留在干校与家庭分居两地的干部来说，“五·七干校”确是长时间的身体煎熬。
其他官员经历的命运比在“五·七干校”做定额工作悲惨多了。有些人被隔离在自己的工作单位里，经受严重的心理折磨，目的在于劝说他们“坦白”自己政治上的渎职行为，不知道有多少人遭受拷打和折磨。有些人被害死，有些人死于关押，其他人自杀。1967年刘少奇被软禁在家中，这一年晚些时候，他遭到红卫兵的殴打，1969年死于狱中。贺龙作为中国军队的一名元帅，被软禁在家期间因营养不良而被送到医院治疗，而后死于葡萄糖注射引发的糖尿病酮酸中毒。
死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其他著名的高级官员包括：彭德怀和陶铸，两人都是政治局成员；两位北京市党委书记刘仁和邓拓；吴晗，《海瑞罢官》一书的作者，同时是北京市副市长；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和副市长金仲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罗瑞卿，原参谋长，曾试图自杀。
这些领导人的子女们也受到政治迫害和肉体折磨。有些人，如邓小平的女儿，与其父母一起流放外地。其他人，如邓的儿子，在红卫兵手中折磨得终生残废。据说周恩来的一个养女遭到红卫兵的折磨。而其他人因他们是官员的子女，常常受到尖锐的批判和凌辱。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死亡总数我们不得而知。在起诉“四人帮”时提到729511人，受到“四人帮”及其同伙的蓄意“陷害和迫害”，据说其中3.48万人被迫害致死。这些人包括：河北近3000人，云南1.4万人，内蒙古1.6万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1万人。
福克斯·巴特菲尔德根据一个消息灵通的中国人的估计，认为有40万人死于“文化大革命”期间。
根据一些特殊省份如福建和广东的死亡人数做出的推断有些偏高，从70万人至85万人不等，这些数字是根据经受暴力和混乱程度高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推断出来的。有理由估计，1967年中国约1.35亿城市人口中的约50万人直接死于“文化大革命”。
除了刚才考虑的直接后果外，1966—1969年的事件也有长远的影响。首先，红卫兵岁月产生了支离破碎的领导和软弱无力的政治机构的爆炸性结合。中央和省领导分成几派：资深的党的官员、解放军军区和主力部队的指挥员、群众代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上台的低层干部。党的权威出现了严重问题，取代了党的革命委员会只被当作政府的临时机构。“文化大革命”批倒了60年代初期的社会经济政策和组织准则，但是，新的领导人在用什么取代它们的问题上又无统一意见。
在随后的7年半时间里，权力分散形成的格局主宰了中国政治，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首先，文职领导人和军队领导人对军队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作用问题上存在着斗争。林彪要使军队控制文官政治，并使其制度化的努力并不成功，1971年秋他坠死之后，努力使人民解放军脱离文职事务的尝试更为奏效。60年代后期还产生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后的纲领的定义的斗争，使得想恢复60年代初期政策的、更为保守的官员与希望对工农业和文化生活制定一整套更加平等和民粹派纲领的、激进的领导人相互对立。而在党的九大选出的政治局里，权力分散十分明显，此后，受“文化大革命”之害的官员（如邓小平）、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家和组织者（如江青），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军人（如林彪）和“文化大革命”中幸存下来的中层干部（如华国锋），为继承毛泽东权力而不可避免地展开严重的斗争。总之，1966—1969年“文化大革命”的“狂热阶段”带来了七八年动荡幅度较小的岁月，只有在1976年10月清洗“四人帮”和1978年12月邓小平的改革纲领出现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才被清除。
然而，1976年秩序的恢复以及1978年经济政治改革的开始并不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最终消失。当中国进入80年代中期时，“文化大革命”两个持续的后果显著而广泛地存在着。一个后果是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几乎影响着每一个政府机关、工商企业和党委。派系冲突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因夺权而产生，在组建革命委员会过程中因坚持要广泛同意和具有代表性而保存下来，并在70年代中期因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受害者的名誉又得到加强。派系冲突严重削弱了政治机构的效能，因为决策和人事任命都成了派系利益的俘虏。
另一个后果是，60年代后期的事件在中国的年轻人中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由于400多万高中和大学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原是红卫兵——在1968年和1969年被安置到农村，正常的学校教育中止了，这意味着他们的前途发生急剧而常常是破坏性的变化。尽管到70年代末，几乎所有人都回到他们的家中，但是，大多数人无法完成教育这一事实意味着他们的职业道路和生活机遇变得更糟了。如此灾难深重的事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发动的，这个事实损害了他们对意识形态的信仰；“文化大革命”削弱了他们对现存政治制度的信心，而党对此又无能为力。
幻想破灭的过程在不同的时间里发生在不同的青年身上。对有些人来说，转折点是“一月风暴”后限制和解散红卫兵，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那些一度被告知自己是领导这场运动的人，现在成了这场运动的替罪羊。对其他人来说，关键事件是在1966—1967年“大串联”期间或在随后几个月的上山下乡期间发现中国农村是何等贫穷。有一名原红卫兵经历过这些后觉醒，1967年他逃到香港后，在与美国学者的交谈中，发泄他的愤怒和失望，他是代表整整一代人说下述这番话的。
我无法描述对（1967年）3月以来事态发展方向的愤怒。那些兔崽子们（解放军及他所在中学里的军训排）把我们全都扔出窗外……在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时，我们确实成功地夺取了权力。现在，这些杂种们把权力全部抛弃了。
［我在农村的生活时期］是另一次扩大眼界的经历。［农民们］无休止地抱怨他们的艰苦生活。他们说，即使在好年成也只有极少的粮食可吃……他们感到，甚至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时代也比这好些，那时人们能劳动，节省些钱，用于投资，并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也喜欢刘少奇胜过喜欢毛，因为他们把刘少奇和小块私有地联系在一起，小块私有地给了他们节俭的机会，并走上成功发迹的阶梯……我以为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才会有这种想法。但我恰恰是从一位革命的贫苦农民口中听到这些话的，他为党工作了20多年。……在短短的10天中，在农民生活和态度的现实面前，我对我的世界观产生了怀疑。
各人幻想破灭的后果也不相同。对一些年轻人来说，他们是中国所谓“失落的一代”，其后果是政治上的愤世嫉俗、工作中的消极被动和缺乏创造性以及不断增加的物质主义和对财富的渴望。人们普遍认为，70年代后期犯罪和反社会活动的增多要归因于年轻人中间的这种信任危机以及与之相结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的松弛。对其他人，尤其是那些1966年前受过一些大学教育的人来说，在农村的时光提供了读书、思考和讨论国家前途的机会。以后，这些原红卫兵中有许多人构成一群较年轻的知识分子，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他们帮助制定后毛泽东时代经济改革的总体纲领和具体政策。
到了80年代后期，这话说来有点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事实上却是后毛泽东时代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么多老干部遭受如此沉重的折磨而仍然活下来，一俟这场运动结束，这个事实对创建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领导层颇有帮助。红卫兵运动期间成千上万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幻想的破灭，促进许多激进主张的诞生，这些主张日后转变成了具体的改革。而以防修名义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遭到严重削弱，党想抵制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建立也力不从心了。这种秩序远比毛在苏联看到的、他本人坚决反对的那种秩序更甚。总之，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不可能走得这么远或进行得这么快。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长远影响仍不明确。我们还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是否会成为将来发生类似事件的先例，抑或会使中国对这类事件产生免疫能力。当然，从80年代的情况来看，“文化大革命”所打的预防针效果似乎较大。红卫兵造成的损失（又没有任何可弥补此损失的成就）警告人们不能很快再发动类似“开门”整风的事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有可能变得模糊，回顾“文化大革命”时会觉得它比现在更崇高和更受人尊敬。如果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仍可能作为中国另一场政治权力斗争，或者通过发动群众清除国家的不平等、腐败和精英统治的另一个尝试的范例。问题是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是否能充分使政治制度化、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文化现代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即使“文化大革命”打的预防针效果逐渐减弱后，“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什么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