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权

“一月风暴”

上海的形势是到1966年底为止中国城市形势最极端的形式的代表。从根本上来说，三种过程在起作用，它们合在一起，导致了党的权力的崩溃。首先是发动中国社会的大部分人，这些人对党的官僚机构提出了更大的要求。这个过程开始是北京的毛主义者故意组织一支力量以批评党。但一经这个过程开始之后，它就自发地向前发展，毛主义者动员起来的力量引起了一种反动员的力量（一些是自发的，一些是组织程度很高的）来支持党的机构。

因此，这一发动群众的过程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高度分化，反映了党的最高层领导中业已存在的激烈的派别斗争。在号召中国的学生（后来为工人）去批判党内的修正主义时，毛似乎天真地相信他们会作为一支比较统一的力量去行动——毛自20年代中期以来就说过也写过的这个“民众大联合”将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形成。 事实恰恰相反，群众动员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分裂，特别是把干部家庭的子弟与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分隔开来。把熟练的固定工人同欠熟练工人和临时工分离开来。

再次，与动员和分化相伴产生的是对党的权威的否定。通过授权红卫兵去造党内修正主义者的“反”，主张人民只应服从与毛泽东思想一致的党的指示，毛主义者在事实上剥夺了党的绝对合法性，但又没有用其他任何权力结构来取而代之。与此同时，取消下边的党组织的合法性又加重了对上层党的权力的否定。因为被围攻的党组织试图处理群众提出的种种要求时想取悦于每一个人，但最终谁也取悦不了。上海的经验生动表明了当政府无法控制日益加剧的动员和反动员进程时，就会出现权力危机。

实际上，毛对权力崩溃的解决办法是授权激进派把信誉扫地的（或顽抗到底的）党委撇在一边，组织新的政治权力机构取而代之。上海又一次充当了这一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先头兵。 1967年1月6日的上海群众集会正式肯定了所发生的事实：撤销了曹荻秋及上海市其他官员的职务。同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张春桥由北京返回上海，以建立一个新的市政府，取代已被推翻的市委。在他的鼓励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由激进的“工总司”的人马形成的组织发布了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的命令：要求把工人们经济方面的不满搁置到“文化大革命”的“后一阶段”，工人们留在原岗位；冻结企业和银行基金。与此同时，造反派组织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开始接管工厂、码头、报纸和其他经济企业单位。这些行动开始后不久便采取了最后一步：激进派组织宣布新的上海市政权机关组成，它将承担旧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政治和行政职能。

在这个月的后半个月里，这种夺取政权的方式得到中国各地的认可。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辛辣的社论鼓励全国的激进组织起来从党委手中夺权：

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于是，革命群众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咬紧牙关，斩钉截铁，下定决心：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一切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窃取的党、政、财等各种大权，统统要夺回来！

第二天，中央委员会正式发布的一条指示重申了《人民日报》要人民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取权力的号召。它把“文化大革命”描绘成不像十一中全会决议所说的，只是一场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倾向的批判，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中央“文革”小组的目标的激进化是与“文革”小组人员构成的激进化相伴产生的。1967年1、2月，所有在前一年任命的人民解放军、地区和省的党组织的代表都被免除了职务——当然是和陶铸一起被免职的，他作为中宣部部长在12月被清洗时就丧失了“文革”小组成员的资格。这再次意味着，中央“文革”小组只反映了与江青、康生和陈伯达有联系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利益。他们的观点再也不会受高级的党和军队的官员的影响了。

中央委员会1月23日的指示还在第二个方面使“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升级。整个1966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多少有点不沾不靠和态度暧昧的角色。可以确定的是，它以某些方式积极地站在了毛主义者一边：为江青攻击现行的文艺路线提供了一个论坛；在1966年春，通过《解放军报》为激进观点提供了喉舌；在一些重要会议期间（如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8月的十一中全会），保证了北京的安全；向红卫兵提供后勤支援。然而从其他方面来看它又置身局外，甚至采取了敌对的立场。十一中全会决议特别规定了军队不受中央“文革”小组管辖，其他指示也显然命令军队在群众组织之间以及激进组织与党的机构之间的冲突中采取“不介入”姿态。在许多地区，军队还为地方和省里党的官员提供庇护，并动用力量镇压激进组织，起了“防空洞”的作用。

而后，直到1月23日，在毛主义者的联盟中最积极的成分一直是以“文革”小组为象征的激进的智囊团和以激进的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组织为典型的基本群众。现在，鉴于在整个秋季出现的全国范围内的对峙局面和在1966年底前后开始出现的权力垮台，毛决定把军队——此乃其政权基础的第三支力量——更直接地投入到这场冲突中去。1月23日的指示（其中引用了这位主席最新发布的一条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命令武装部队取下任何不介入的伪装，不要再当“保卫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要“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从而“决定性地消灭”一切敢于反抗的“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

然而，一俟决定了授权群众夺权之后，其他同样重要的决定仍待作出。谁应夺取政权？谁应行使权力？通过何种组织？也许关于此事最紧迫的问题是“群众”是否能真正地担当起给他们的任务。1月2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使用的语言及第二天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起义：一种推翻那些篡夺政权后并背离正确路线的人的农民起义。但是中国的“群众”是分成许多忙碌于争权夺利的利益集团的，而且不谙政治管理，不是一支能够行使有效的政府职能的统一的政治力量。

这些问题都在1月底遍及全国的“夺权”浪潮中得到了反映。在一些地方，互相竞争的群众组织均纷纷声称已夺取政权，并向北京请求支持。在其他一些地方，党的官员利用友好的群众组织发动后来所说的“假”夺权。还有某些地方，群众代表进入党政机关办公室，要出用以在官方文件盖印的图章后再出来，相信占有了权力的象征即意味着夺取了权力。正如周恩来所言，权力被党“放弃”了，但红卫兵却未能有效地“保住”它。

这些困难的程度之大在中国中央的新闻媒介承认的事实中可以看得出来。1月底全国发生的13起夺权事件中只有4起得到了认可。发表在2月1日党的理论刊物《红旗》上的一篇重要社论，实际上默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起义思想是不切实际的。编者按指出，夺权不应简单地由群众组织的“大联合”，而应由态度足够“革命的”、由“革命群众”代表、当地驻军、党政官员的“三结合”来实施。群众代表的存在可能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初始的民粹主义精神。但是如编者按所承认的：“只依靠这些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是不行的”，没有“三结合”的其他两种成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不能解决好在他们的斗争中夺取政权和使用政权问题……即使他们取得了政权，他们也不能巩固政权”，干部的需要，是因为他们有行政经验，十分了解政策和计划；军队代表，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三结合”中最重要的部分，将能够保证秩序和镇压任何对夺权的反抗。

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毛主义者的中枢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新的权力机构的形式了。在短期内，毛主义者曾几度打算围绕巴黎公社的原则来重组中国：所有干部通过全体选举，都从普通公民中产生，与普通工人同酬，向选民定期汇报工作，可随时被免职。这些原则，其关于政府形式的含义完全不同于经典的官僚机构，已被马克思、恩格斯和1917年之前的列宁所认可，他们要引入种种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机构形式来替代，用列宁的话说，“资产阶级社会所独有的”官僚机构。

在1966年，存在时间不长的巴黎公社成立95周年之际，巴黎公社模式在中国激进分子中是很时髦的。早在十一中全会之前，2月份的《红旗》上刊登的一篇长文，重述了巴黎公社的历史，主张巴黎公社的原则适用于中国。全会批准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规定这些新的组织要体现公社的原则。尽管如此，全会仍同时规定这些委员会将是补充、而不是取代官僚化的党和国家的机构。

以此为背景，一经1967年1月作出要从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中夺权的决定之后，激进的中国人又回到巴黎公社模式上去就不会令人惊讶了。2月1日的《红旗》上的编者按完全重复了一个世纪之前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接受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是必须建立新的组织形式的评论，坚持认为中国的革命造反派不能仅仅从现存的党政机构中夺取权力，而必须要建立全新的组织机构。虽然它对要建立的新的组织形式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指导方针，但它强烈地暗示要遵循巴黎公社的模式。为了贯彻这一建议，许多在1月底新成立的省市政府宣布：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其官员将通过群众选举挑选并接受群众的监督和免职。有的地方如上海和哈尔滨，实际上自称是“人民公社”。

然而，从1967年初的形势来看，这一步骤与早些时候号召群众起来夺权一样不现实。以上海的情况为例，上海一点也没有立即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在组织公社问题上，张春桥无视直接选举的原则，只应允将来在某个时候“条件成熟”时举行这样的选举。实际上，上海公社成立后马上就有人不满地说张牺牲其他组织的利益，偏袒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代表，并动用人民解放军去镇压反对派。一些人抱怨他忽视了工人在去年12月提出的经济要求，指出他是前上海市宣传部部长，现在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很难说自己是一个“普通公民”了。正如安德鲁·沃尔德所指出的：“尽管上海公社依凭幻想塑造了一个乌托邦形象……但支持它的人可能不到上海关心政治的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其生存主要依赖于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认识到谈论“人民公社”会产生立即实行民主的期望，而这在群众充分动员而意见完全对立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之后，他便把张春桥和姚文元召回北京，劝他们更换上海公社这个名称。毛所关心的是忠实地实行巴黎公社模式会导致政治权威进一步垮台、干部和军队的代表被排除出“三结合”“班子”、恢复秩序和镇压“反革命”的能力丧失殆尽，以及以后再为重组后的中国共产党安排一个角色都有不少难题。所有这些倾向均被这位主席列为“最反动”之列。

因此在2月19日，毛召见张和姚的第二天，中央委员会禁止在国家、省和市各级使用“人民公社”一词。 （当然，公社在农村依然故我，仍是农村最高一级的经济和政治管理机构的名称。）取而代之的是，中央委员会恢复使用了革命年代里的一个名称——“革命委员会”——来描述夺权后形成的“革命的、负责的、无产阶级的临时政权组织”。这个历史参照名称很适当，因为40年代的革命委员会也是群众代表、党的干部和军人组成的作为在刚刚被红军“解放”的地区的临时政府的三结合机构。但在1967年使用这个名称也强调了关键的一点：像它们在延安时代的前任一样，文化革命委员会现在只被视为在某种更为长久的组织建立之前的临时政府。似乎毛这样做是想用某些方式降低“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很高的群众动员的程度。

1967年初的第三个紧迫问题是成立这些革命委员会的程序。由于普选思想被放弃，党的机构又一片混乱，“三结合”中唯一能在全国组织革命委员会的便是人民解放军了。因此，北京批准的程序是：推翻地方党委之后，地方卫戍部队（负责城市）或军区（负责省）领导将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维持秩序，维持生产，并开始挑选群众代表、干部、军官进入革命委员会。军队实质上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工作组，它不仅负责决定哪些干部能在“文革”中幸存下来，而且还决定哪些群众组织能加入革命委员会。

1967年初推翻党委的行动被中国人自己称之为“一月革命”，国外则说这等于是武装夺权。但不论是比作一场群众革命还是说成一场军事政变，都不是充分认识这段时期的办法。诚然，一月革命里有一定程度的公众的不同政见、有群众组织和1949年以来不为人们所知的政治抗议。但是，官方的言论还是说，一月夺权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推翻权威，还不如说是恢复秩序。也应该承认，由于国家落入军队统治之下，夺权的主要受益者是人民解放军。但1967年初军队干预中国政治是执行了中央文职权力机关的训谕而不是为了对抗他们。换句话讲，如果说中国1967年1月发生的事件可以算是一场革命的话，那也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如果这些事件导致了军事统治，其结果也是一个文官集团决定利用军队去推翻另一个集团而已，不是一场反对文职权力机关的军事政变。

“三结合”的主要参加者

三结合机构是创建革命委员会的正式框架，三结合也就成了此后十个月里的主要问题。在多少行政单位和在什么级别的政府中夺权？在各个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如何在三结合的三方之间均衡权力？

三结合原则还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政治中造成的主要分歧。在省、市一级，干部、群众组织和军队都争着在革命委员会中占一席之地。在北京，三结合的每一方都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有自己的靠山：周恩来和其他资深文职干部代表干部的利益；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领导的“文革”小组代表激进的群众组织的利益；林彪及其在军事委员会中的同伙代表军队的利益。

但如果说这三个垂直系统内部是团结的话，也是不正确的。正像在激进的和保守的红卫兵组织的群众之间存在着冲突一样，在军队内部，同情和反对林彪的部队之间也有分歧，在愿意跟着“文化大革命”走和要抵制它的两派干部之间亦有分裂。重要的是，这三个组织系统，抑或它们在北京的大靠山，没有一个能获得或保持住毛泽东的绝对支持。

通过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三个垂直系统各自的利益和行为的分析，首先是从残存的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入手，有助于人们去理解在1967年剩下的时间里和1968年上半年发生的事件。到1967年1月底，显然中国的每一个党政官员都面临着激进组织的批判、免职，甚至人身攻击。一些干部已经下台，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目标，如彭真、陆定一、罗瑞卿；以及1966年底红卫兵运动的激进化和1967年1月第一次夺权浪潮的受害者，如陶铸和曹荻秋。其他人如刘少奇和邓小平，以及周恩来和他的副总理们受到了严肃批评，但实际上没有被免职。其他地方，大批干部还命运未卜。各级干部都在观望，看他们是否能被任命到军队扶持下正在组建的革命委员会中，而他们的下属则保留了职位，权力虽被削弱了，但没有被彻底剥夺。

如周恩来所代表的那样，干部们所关心的，首要的是减缓“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机关的冲击。周在这场运动中自始至终的目的是，尽最大可能：（1）使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免遭“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活动的冲击；（2）阻止群众组织在未经上级批准的情况下夺权；（3）限制任何群众组织活动的地域范围；（4）确保正常的生产和行政工作的进行。 此外，周力图保护一大批高级干部免受红卫兵的攻击。据说在1月份，他邀请了二三十名内阁部长来中南海，轮流住在戒备森严的领导人的寓所里，并把许多地区、省和大城市的第一书记转移到北京，以使他们免遭当地红卫兵的骚扰和批斗。

尽管干部们在限制“文化大革命”的范围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在中国不同的官僚集团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干部，尤其是低层干部，把“文化大革命”视为一次能青云直上的机会，或借机对那些心存芥蒂的同事进行报复。因而，在一些省、市和自治区，出现了低层干部与激进的群众组织串通一气，从他们的上级手中夺权的形式。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河南省委候补书记兼秘书长纪登奎，当然还有上海的张春桥，都是很重要的例子——所有这些人都直接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在他们的省里爬上了更为重要的位置。这就为以后的纷争埋下了伏笔。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从“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好处的干部，在70年代后半期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害者发生了对抗。

第二个重要的垂直系统是中央“文革”小组和由它发动、保护并在某种程度上由它指挥的激进的群众组织。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目的似乎一直是搞臭尽可能多的干部，给群众组织以最大限度的活动范围和自主权，并使群众代表最大限度地加入革命委员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早在1966年8月，“文革”小组就开始拟出一份包括中央委员、省级党政领导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的名单。（他们认为政协委员是革命年代里的“起义分子”和1949年以后的“修正主义分子”）。1967年底和1968年，这份名单的范围进一步被扩大。例如，据说到1968年8月，康生炮制了一份包括一百多位中央委员和37位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在内的长名单，要把这些人开除出党。 此外，中央“文革”小组顺顺当当地利用红卫兵组织去组织群众游行，批斗党和国家的官员，从其家宅中强取可用以进行诽谤的材料，甚至对被他们怀疑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搞逼供信。有时甚至还连及他们的家人、保姆和工作人员。

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些活动导致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其他两个垂直系统发生激烈的冲突。中央“文革”小组试图把政治斗争的范围扩大到实际上包括各级官僚机构的所有官员。而干部们则显然力争把“文化大革命”的打击对象限制在少数人身上。中央“文革”小组希望激进群众组织在夺取党政机构权力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而像周恩来那样的文职官员，则试图把夺权置于上级权力机关的控制之下，并把群众组织的功能严格限于监督，而不是行政管理方面。

此外，关于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中央“文革”小组与人民解放军的冲突也开始加剧。1967年1月，当夺权刚开始之际，陈伯达就把“文化大革命”与40年代中国革命的最后阶段作了比较。而后，他说，红军夺取政权，实行军管，并且自上而下发布命令，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夺取权力的”是“群众”，而不是军队。 因而，毛给予人民解放军在瓦解党的机构、组织革命委员会中的作用，比中央“文革”小组愿意提供的要大得多。更糟糕的是，地方驻军并不总是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把群众代表如数安插到革命委员会，或者不是把中央文革小组所支持的群众组织的人安排进革命委员会。因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某些心怀怒气的红卫兵组织去攻击地方军队的司令部，并因此使人民解放军和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关系紧张。

这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三个垂直系统——人民解放军本身的激烈冲突。如我们已看到的，军队的地位在整个1966年和1967年初稳步地提高了。现在，“文化大革命”一旦进入夺权阶段，军队在中国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就更大了。其职责不仅是为向党组织夺权助一臂之力，就像1月23日它奉命行动的那样，而且也保证维持以后的秩序。对第二个目标所采取的措施是：对重要仓库、银行、电台和工厂派驻军队；对春耕实行军事监督；对民航实行军事管理；以及在那些已经夺权的重要行政管理区域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 在“文化大革命”中，共计有200万人民解放军参与了民事。

从总体上看，在“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似乎只关心一件事：维持秩序和稳定；防止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垮台；进而避免中国出现易遭外来侵略的弱点。此外，有些军官也希望最大限度扩大军官们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的影响、增加军队代表的人数、保护军队免遭红卫兵的攻击，因为这与他们自己利益息息相关。

但是，除了这些共同利益之外，“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内部的分歧看来与不同阶层干部内的分歧或这个国家的群众组织内的分歧完全一样大。 有些分歧是结构性的，主要是由于人民解放军分成地方部队和主力部队而产生的。主力部队——包括海、空军和地面精锐部队——装备精良，并且直属中央指挥。相反，地方部队由装备轻型武器的陆军部队组成，归省军区（每个省军区都与省相对应）和大军区（由几个相邻的省组成）指挥，承担广泛的地方性事务。

在“文化大革命”中，主力部队更忠实地执行来自林彪的中央指示，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直接受命于林彪亲信充斥的总参谋部和军事委员会，而且也因为他们是林彪在60年代初就开始着手的军队现代化的主要受益者。相反，地方部队，其首长往往与地方党的领导人关系密切，它常常以保守的方式，充当省、市党的机构的保护人。例如，于尔根·多姆斯的研究表明：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29个省军区司令员中，只有5人支持这场运动，8个司令员只是在将地方群众组织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后才在名义上表示了支持，反对的有16个。

军队中的第二类分裂是围绕着个人小圈子而形成的。在共产党革命的后半期，红军被分成五大“野战军”（原文如此——译者），每一路野战军负责解放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人事关系构成了1949年以后很长时间里军官派系的基础。人们普遍认为，在1959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林彪力求巩固他对人民解放军的控制，对他曾指挥过的野战军（四野）的军官恩惠有加，而对其他野战军军官则进行压制。 林彪事件之后，他被指控曾收集对其他野战军高级军官的诽谤材料，特别是对聂荣臻、徐向前、贺龙和叶剑英的诽谤材料，这些人挫败了他建立个人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的企图。

作为评估三结合主要参加者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强调一下毛与三个独立系统中的每一个系统之间时不时地出现的紧张关系和冲突是非常重要的。很显然，毛与党和国家干部的分歧是主要的，因为他所怀疑的修正主义正是他们，而他指导“文化大革命”反对的也就是他们。另一方面，毛似乎注意到需要有经受过锻炼的行政管理干部，担任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他说希望这些干部能经受住“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谁要打倒你们？我也是不想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要打倒你们。”1966年10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么说）， 毛也保护了一些高级政府官员，特别是周恩来，使其免遭红卫兵的批判。

但毛与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也有分歧。虽然毛在1959年选择了林当国防部长，并在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挑选他做他的接班人，但这位主席显然对林在历史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许多观点表示怀疑。1966年7月初他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批评林夸大军事政变和军事力量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的重要性，批评他抬高对毛的个人崇拜。毛对他的妻子写道：“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还是第一次”。

毛对林的很多批评同时可以被看作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因为中国新闻界在1966年中期对毛泽东思想的颂扬和对毛的吹捧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与人民解放军负有同样重要的责任。1月份毛关于上海公社的一些讲话表明，毛很关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以及他们要打倒所有的国家干部的企图。 没有证据表明毛愿意批准群众组织动用军队，江青及其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党有时却准备那样干。

如果三个独立系统的任何一方显示出不服从或抗拒的迹象，毛有各种各样的资源和策略来对付它们。干部最易于控制，因为当时他们的权力基础最为薄弱。中央文革小组是个工具，毛可以让它加强对党和政府官员的批评，相信这很快就会在激进群众组织的行动中反映出来。更为具体的是，毛能够确定哪些干部从革命委员会中排除出去，哪些干部要受惩罚，哪些干部要给予保护。

相反，人民解放军拥有的权力比政府官员大得多，因为军官们控制着有组织的军队，这对当时中国政权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但军队是能受到控制的——控制军队的一个办法是增加激进群众组织批判军队干部的错误，一个办法是可以通过军队指挥系统惩治犯错误的军官。1967年春，对“文化大革命”态度冷淡的五个大军区和六个省军区司令员就是这样被免职或调离的，在此后的年月里又有不下八个省军区司令员遭到同样的命运。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极端情况下，毛和林可以把主力部队调到省军区司令员特别顽固的省份。

毛也有种种方法去控制群众组织。他可以对激进群众组织的活动加以限制，在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走向分裂，以及暴乱眼看就要失控时，他就缩小他们批判文武官员的活动余地。此外，毛和他的代表还可根据某些组织是否执行中央指示而将它们定为“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组织，还可授权地方驻军去镇压或解散那些被认为是反革命的群众组织。

平衡的演变

由于有这么多裂痕——每个体系内部的裂痕、三个体系之间的裂痕，每个体系和毛泽东之间的裂痕——因此，在1967—1968年成立革命委员会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任务。仅有黑龙江、上海、贵州和山东这几个地方的革命委员会在1967年的头两个月顺利成立。这些省的关键是它们另外还存在着一 套 候补领导班子，这通常是“文化大革命”前的省、市党的机构。党的机构能迅速填补1月发生的权威崩溃所造成的空白。在其他省，现有的军队和文职领导分裂了，群众组织里裂痕既深又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个时间相当长的过程，其中包含着持续的冲突和斗争。

1967年3月到1968年10月这20个月基本上是三个相互竞争的组织体系之间的平衡演变的时期。在此期间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里每个组织体系都不时地挖其他组织体系的权力，或自己权力被别人挖走。在此期间毛有能力决定三个独立体系之间的力量平衡，尽管毛的决定显然是对干部、军队和群众组织行动的反应，尽管他从未完全控制局势。这一时期三方力量此消彼长情况，可通过研究四个关键的转折点而得到很好的了解：1967年2—3月的“二月逆流”，1967年7月底的“武汉事件”，9月初清洗所谓激进的“五·一六”组织，杨成武代总参谋长被解职以及1968年夏天遣散红卫兵。

从起源和结果看，这些转折点中每一个都是重要的。每个事件的发生都是由于三个关键的独立系统内部及它们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的。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每个事件都反映出这三个组织系统中有一个或几个是不可靠的。“二月逆流”表明党的高级干部仍在抵制“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武汉事件”证明高级军官，尤其是大军区一级的，趋于同保守的群众组织站在一起，反对激进的对手；“五·一六”事件和1968年中遣散红卫兵反映了群众运动和“文革”小组的领导人对暴力和天下大乱有特殊的嗜好。

总之，三个事件也产生了统治这个时期中国政治的三个组织系统之间权力平衡的变化。虽然这三个系统开始时都是三结合的平等参加者（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但到1967年年底，人民解放军的优势显然超过了干部和群众组织。1968年夏红卫兵解散，数百万年轻人下乡插队，他们参加三结合的人就从中国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了。

二月逆流 1966年8月的十一届中央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预见到了一场正在兴起然而却受到压制的群众运动。强调发动群众和开展群众批判（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预示着国家党政官员的生活会弄得更加复杂。但在三个方面作出了有重要意义的限制。第一，“十六条”中列出的干部政策把严厉批判和宽大处理相结合。十一中全会认定，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并且暗示一旦他们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并且“接受了群众的批评”，他们就可以留在或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第二，运动以党的名义进行，而且将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如果不是由下面的党组织来领导的话。第三，人民解放军中的“文化革命”与社会其他部门中的运动分开，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而不是“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

可是，到1967年1月底，大量情况表明，“文化大革命”越过了所有这些界线，很多高级干部，包括彭真和罗瑞卿，都被激进的群众组织“拘留”，而没有任何拘留证和其他法律手续。其他人头戴高帽子，脖子上挂着罗列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的牌子，在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游街示众。至少有一位国务委员、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毒打致死，其他高级干部的肉体受到凌辱。刘少奇和邓小平受到了恶毒的口头攻击。

授权群众组织“夺权”和创立“上海公社”，表明甚至连党的领导这个原则都正在被抛弃，因为，正如毛自己指出的，在巴黎公社的结构中，没有先锋党领导的位置。更有甚者，“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已扩散到武装部队的基层之中。因为解放军已奉命“支左”，干预地方政府。而且，林彪本人似乎急切地唆使他在武装部队的追随者，用红卫兵的方式批判那些资深元帅，如朱德、贺龙和叶剑英，因为这些人有可能对林彪对武装部队的控制发起挑战。

为了对付这些问题，中央当局在2月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和声明，旨在控制“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混乱。为了政治稳定，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努力。第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建立“巴黎公社”模式，主张直接民主选举，不要党的领导，结果只能产生宗派主义和无秩序，被毛亲自否定。“巴黎公社”模式被革命委员会模式和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干预所替代了——这两种办法都是为了恢复国家秩序和纪律而提供一种组织框架。作为落实三结合的一个部分，中央的宣传工具开始了一场宣传毛的政策的运动，毛的政策要求对“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或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个月“犯有错误”的干部采取比较宽大的政策。

第二，毛也进行干预，限制红卫兵组织武斗。在2月1日给周恩来的信中，毛批评了那种打着批判旗号，强迫挨批的干部“戴高帽子，油漆涂脸和游街”的倾向。毛把这种行为说成是“某种形式的武装斗争”，宣布“我们必须坚持说理斗争，要摆事实，讲道理，并使用劝说方式……卷入打人事件的任何人都应按法律处理”。 1月28日军委发布了一条指示，其中也有类似的反对使用武力的命令。据说这个文件是在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这样老帅的倡议下起草的，然后经过毛批准。该指示宣布：“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不许戴高帽子，不许游街，不许抄家。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第三，还力图限制“文化大革命”对那些维持经济生产和政治秩序至关重要的政府和军事机构的冲击。2月，命令外边的群众组织离开所有党中央各部和那些负责国防、经济计划、外交、公安、财政金融和宣传的中央政府各部、局；军队里的夺权被限制在诸如研究机构、学校、文化机构和医院等这样的外围机构；并且，7个极重要的军区都“延缓”任何形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另外，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进一步发布指示，要求对所有的秘密文件和档案保密，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档案，群众组织用来批判领导人的许多证据材料都来源于此。

最后，中央的指示也试图把群众组织可以活动的范围缩小到这样的程度，即如果这些指示都得到执行，红卫兵运动将会走向终结。群众组织接到通知，要停止为“交流革命经验”而进行的全国大串联，而且接到了要他们返回家乡城镇的指示。通知中学生返回学校，重新上课。而且“边上课，边闹革命”。在“一月风暴”中开始自发形成（或受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鼓励）的“全国红卫兵联盟”变得非常强大，具有难以控制的潜在危险，这个联盟被当成是“反革命组织”并被命令立即解散。工人队伍中的不满人员，尤其是合同工、临时工和被调往边疆地区工作的工人接到通知，要求他们留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些人提出的要求留待“文化大革命”后期解决。

来自政府和军队系统的一批党的高级干部为这些变化所鼓舞，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思想发起冲击。 这些官员包括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元帅，以及副总理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和谭震林。他们利用周恩来总理在2月中旬召开的一系列有关“抓革命、促生产”的会议之机，表达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这些老干部明确提出了四个原则性的问题：群众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冲击那么多的老干部是否正确；把军队搞乱是否应该；以及在此基础上，“文化大革命”是应该继续下去，还是像这些官员明确表示的那样应迅速结束。

2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在北京中南海内的怀仁堂发生了这几次会议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在这次会议上，争论的两派严格地沿长桌的两边落坐，周坐在会议桌的顶端，他的左手是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总理的右手是三个元帅、五个副总理和国务院官员余秋里、谷牧。会议很快转为两派之间的嗓音比赛。主管农业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从桌旁起立，宣布他打算辞职。他被陈毅和周恩来劝阻。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很快把这次会议的记录（后来指责这个纪录是歪曲事实）呈送给毛泽东。毛对会上所表达的一些意见非常恼火，他认为这是否定他的领导。得知毛生气后，激进派很快就把二月份的几次会议说成是“二月逆流”，并以此为论据，发动一场把所有尚存的高级干部从职位上清除出去的运动。

因此在某些方面，中南海的这些会议的结果与“大跃进”期间、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相似。就两次运动的时机来说，中国都处在毛泽东发动的激动人心的群众运动之中。在这两次事件中，运动所产生的破坏性结果已经变得很明朗，并且都在进行限制不良后果的努力。但在这两次运动中，一些高级官员不但批评运动的过分之处，而且还对运动总体上发表某些反对意见。在这两次运动中，毛都把批评看成是对他个人领导地位的挑战。结果是，两次运动不但在其反面影响已经明朗后仍持续了很久，而且一些意在纠正那些后果的措施也被取消或被推迟执行。

“二月逆流”否定二月初所做的恢复秩序的尝试，从而使“文化大革命”重新激进化。这种发展势头的一个标志是，把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从红卫兵的大字报和小字报转移到了党的官方出版物上，尽管使用了像“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的代名词。假如分别担任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的刘、邓都是这样，那么，对全国所有干部都应冲击了，对此原存有的任何疑虑都一扫而光了。与此措施相关的一项措施是，对党、政、军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发起猛烈攻击的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在它通过一周年纪念日出现在大众传播媒介上。

由于有这些变化壮胆，在整个1967年春天，激进的群众组织对许多现存的政府官员发起了更为强烈和频繁的批判。一个突出的靶子就是谭震林，他是“二月逆流”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他的坦率直言使他成为激进派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在怀仁堂的那次斗争白热化的会议上，谭称蒯大富是一个“反革命小丑”。蒯是清华大学的激进分子，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爱将。据说谭给毛和中央委员会递交了许多书面报告，力请结束“文化大革命”，他在其中一份报告中称江青为“当今的女皇武则天”。根据同情激进派的记录，谭还企图恢复“一月风暴”期间被推翻的农业部官员的职务。

激进派的另一个目标是罢外交部长陈毅的官。像谭震林一样，陈丝毫不隐瞒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的尖刻态度。有一份记录，尽管可能是伪造的，但流传甚广，其中写道，陈毅一次与一群红卫兵对决，他挥舞着自己的那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说：“现在该轮到我发言了，让我给你们引用毛主席语录第271页的一段话，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红卫兵是否能发现中文版的语录上没有这一页，那是红卫兵的事了。

但是许多激进派群众组织的最终目标，或许也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最终目标，是周恩来。周被激进派认为是“二月逆流”的“幕后支持者”，是谭震林、陈毅等这类官员的保护者。在北京贴出的许多大字报以冲击谭和陈开始，而以批判周恩来结束。

“二月逆流”就是以这种方式使高级干部日益处于易受攻击的、被动的地位。确实，毛还不时进行干预，再三肯定他的信念：95%的中国干部是可以挽救的。至少在一个时期，毛和周也把一些干部从群众批判和肉体打击中解救出来。周本人受毛的保护，而周则竭力保护像廖承志、陈毅、李富春和李先念这样的干部。就在这个时刻，周把许多省、市官员带到北京，以便能够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但是这样的措施没能保护每一个人，也没能阻止老资格的文职官员的政治地位的进一步削弱。1967年夏天某个时候，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软禁。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开始攫取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许多权力。激进派继续用“二月逆流”作为高级干部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反对毛领导的证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三个独立系统里，老一辈官员现在处于最软弱的地位。

武汉事件 1967年中期，中国最重要的三个变化是：在激进的和保守的群众组织之间，在解放军内部保守和激进的部队之间，以及在“文革”领导小组和武装部队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7月20日的“武汉事件”（中国人称“7·20事件”，依据事件发生日期而名之），为理解这些分裂的发展及其含意提供了最好的例证。

人民解放军奉命监督全国省、市一级革命委员会的组建，当时，这项任务主要分配给了各大军区及其下辖的地方驻军和卫戍部队。许多军区司令员与当地党的负责人有密切的私人关系，这使得他们倾向于与较为保守的群众组织站在一起来保护党组织。同样，人民解放军维持秩序和纪律的倾向把自己置于与较为激进的群众组织的冲突之中，这些激进的群众组织力图推翻一切官员，他们为了“革命”，忽视经济生产。

所以，在2月间，许多军区司令以中央最近发布的有关限制“文化革命”的指示为由，开始压制最难驾驭的激进组织。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作出了许多决定，他首先是与“工人总司令部”脱离关系，然后命令这个激进组织联盟的总司令部解散，理由是，它们一直在从事危害社会秩序及经济稳定的破坏性活动。

对“二月逆流”的批判给北京和各省的激进派带来机会，他们抗议人民解放军“镇压”“左”派群众组织。4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社论，呼吁“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也就是红卫兵）。这篇社论是以武汉和成都军区对现状不满的激进派所提供的材料为基础写成的。同一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委各自发布指示，大大削弱了解放军镇压激进群众组织的能力。 这些指示剥夺了军队宣布任何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以及压制那些批判过军队领导人的组织和进行大规模逮捕的权力。从此以后，对群众组织进行分类的权力只有北京来掌握，而那些被军区司令员们贴上反革命标签的群众组织将得到宽恕。据说，这些指示是林彪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件事表明，至少在这一点上，毛主义者的联盟之中的这两派之间还有高度的合作。

由于这些指示大大削弱了人民解放军恢复秩序的能力，它们也就大大增加了保守和激进的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程度。激进派开始从军械库夺取武器，而在华南，他们从开往北越的军火运输船上夺取武器。与此相应，有些地方的人民解放军给比较保守的群众组织提供武器。武斗事件大大增加，不仅造成人员伤亡，而且还影响经济生产。在武汉，主要的结果就是激进派发起了一系列的抗议和示威活动，要求扭转这个城市的“逆流”。显然，这些活动得到了江青本人的支持。

由于4月初的指示规定，只有中央有权决定参加派性斗争的群众组织的政治性质，所以陈再道请求会见周恩来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讨论武汉的形势。根据陈本人的叙述，会议的结论是：武汉军区的行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应该通知武汉的激进派停止对军区的冲击。对陈来说不幸的是，在北京正式宣布之前，有关该文件的消息就在武汉泄露了出来。这就促使江青指责陈再道是在利用他的胜利搞小动作，并使她壮起胆子废除这一协议。

在此期间，武汉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也加剧了。5月中旬，成立了一个“百万雄师”保守组织。该组织的宗旨是保卫军区和大多数老干部。据陈再道说，在武汉，参加“百万雄师”的人当中党员占85%，而且至少获得了大多数当地驻军的暗中支持。陈宣称，军区在派性斗争中正式采取中立态度，并且呼吁它们团结起来。不过，对所有卷入派性斗争的人来说，陈及其部属的真正偏向大抵是心知肚明的。

于是，第二轮会议于7月中旬在武汉召开，以求重新解决该城市存在的问题。从北京前往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中央军委的两位代表（李作鹏和杨成武）、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两位成员（王力和谢富治）。毛也亲自参加了几次会议。会上，毛和周都批评陈在2月份解散“工人总司令部”，并且命令恢复这个组织。但毛明确敦促参加派性斗争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而且否认有任何打倒陈再道的企图。

随后，周返回北京，留下谢和王向武汉各派传达会议结果。不论公正与否，这两人将毛和周的指示说成是否定军区，批评“百万雄师”和支持该市激进的群众组织。为这些变化所激怒的“百万雄师”的代表们猛烈冲击谢、王下榻的宾馆。然后，有一群当地卫戍部队的士兵抓住了王力，把他拘留起来，可能还打了他。谢只是因为他的正式职务是副总理和公安部长而得到宽恕。

由于周火速赶回武汉，保释王力，并调动大量的海军和空降部队夺取了武汉的控制权，终于把暴乱压制下去。王、谢和陈再道都离开武汉，飞往北京。前两人获得了英雄般的欢迎，后者则遭到批判和审问。

像“二月逆流”一样，“武汉事件”的直接后果显然有限得很。激进派把陈的问题描述成一场兵变，因此，人们以为他将因为其不忠行为而受到严惩。但是，像谭震林一样，陈再道受到的处分比想象的要轻得多。他被解除了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但在其他方面，对他处理相当宽大，而且在林彪倒台后不到两年便恢复了职务。陈本人把此归因于毛和周的善意。但人们也许要问，林彪对他手下一位军区司令员，不管他如何桀骜不驯，遭“文革”领导小组如此羞辱，究竟会持怎样的欢迎态度。

“五·一六”兵团的清洗 尽管“武汉事件”对主要参加者的影响不是太大，但从更广泛的方面来看，其影响是毁灭性的。激进派，包括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要求抓住这一机会，进一步攻击北京和各省的保守派和“修正主义分子”。7月22日，仅在“武汉事件”两天以后，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 她那个级别的领导人支持席卷全国的武斗，这还是第一次。她的声明只是使恢复秩序的一切努力复杂化。

这种膨胀的激进主义目标包括在中国的外交官、外交部和周恩来。许多国家的外交官受到骚扰，英国驻华代办处被付之一炬。一个以前曾驻印度尼西亚名叫姚登山的年轻外交官，在外交部策动一场夺权斗争，他不仅直接把矛头指向陈毅，而且还暗指周恩来，因为周试图保护陈。 为了批判“陈再道的后台老板”，揪出为了保护最大多数人而挺身而出的“另一个刘少奇”， 这一时期激进派书写的墙报号召打倒“旧政府”。激进的红卫兵想把周揪出来“批斗”，公然在办公室把他堵了两天半时间。

不过，这时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周恩来，而是人民解放军自己。8月初，《红旗》杂志的一篇社论号召激进派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人民解放军中可能有修正主义分子，这大概算不得什么新观点。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里有这个意思，1967年上半年的许多社论中也有这个说法。但“武汉事件”所产生的后果使得这样一个口号具有爆炸性，而且产生了许多直接的后果。军区司令员，包括一些与林彪关系密切的人都受到冲击：广州军区司令员、国防部长的得力干将黄永胜被激进的红卫兵比作“广州的谭震林”。 如果再不制止，这样一种提法将威胁到中国军队维持任何一种秩序的能力。

毛、周和林在反对“文革”小组的煽动上是一致的：对林来说，因为它威胁到军队的团结及其合法地位；对周而言，因为它危及他对外交事务和国务院的控制，并使他自身的政治地位受到冲击；对毛来说，因为它使中国更加远离他在追求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团结目标。

所以，8月下旬，“文革”小组改组。最激进的四名成员——王力、穆欣、林杰和关锋——被解职，第五个即戚本禹4个月后倒台。陈伯达当主编的党的理论刊物《红旗》向来是“文革”小组的喉舌，现在被迫停止发行。以1966年“五·一六通知”命名的“五·一六”兵团也受到指控，因为他们用“二月逆流”作借口，先是批判余秋里，然后又批李先念、李富春和陈毅，而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周恩来本人。8月，将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的罪责落在激进派身上。

9月5日，中国的全部四个中央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国务院和“文革”小组——联合发出指示，企图结束全国的武斗，恢复人民解放军被砸烂的权威。禁止红卫兵组织从军队手中抢夺武器，军队不经中央指示，不得向群众组织转交武器。现在，允许人民解放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以对付抗拒军队恢复秩序计划的群众组织。

同一天，江青在北京的一次红卫兵集会上发表谈话，她设法让自己及“文革”小组的幸存者疏远与那四个被解职的人的关系。她不点名地提到他们，把“五·一六”组织说成是一小撮企图夺取群众运动控制权的“极‘左’分子”。她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斥为这些想把中国引向混乱的极“左”分子设下的“陷阱”。她继续为自己提出的“文攻武卫”进行辩解，同时她认为，中国目前的形势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使用武力的正当理由。尽管她竭力否认自己对“五·一六”兵团负有任何个人责任，但事实上，江青等于被迫发表了一篇表示自我批评的讲话。

8月的混乱和“五·一六”事件对“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有重要的影响。第一，就像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它把“文化大革命”的重心从旧的政治秩序的破坏转为新的政治秩序的创立。9月，毛泽东根据他整个夏天巡视全国的情况，透露了他为今后的“文化大革命”所作的“伟大战略部署”。这个部署实质上是要结束混乱，在22个尚未组织革命委员会的省级单位以最快速度成立革委会。

到1967年底，“革命委员会”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了，而且激进的群众组织和军区司令员之间的平衡也因这年夏天几个事件的发生而重新调整，形势对后者有利。1968年春天，正如我们很快就看到的，激进主义最后一次回潮，但它从未达到1967年8月的水准。毛被迫在群众运动和人民解放军之间，也就是在继续混乱和政治稳定的唯一希望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毛选择了后者。结果是，在新的地方革命委员会中，军队现在能够相对稳定地向着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制度化的方向迈进。

“五·一六”事件也改变了北京的中央领导层中的联盟形式。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所有主要成员中，与“五·一六”清洗的牺牲品关系最为密切的，从而也是受到最严重削弱的人是陈伯达。“五·一六”事件的全部五个牺牲品显然都是陈直接控制的《红旗》杂志的副主编。在60年代初期北京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新闻机构中，他们都与陈有密切的联系；《红旗》停刊只能被解释为对陈的编辑方针的否定。在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正在削弱以后，陈伯达便转而寻找新的政治靠山。看来他已选择了林彪。这是一场双方互有所求的政治联姻。陈伯达能给林彪提供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点缀，而这显然是林自己公开讲话中所缺少的。作为回报，林彪可以给陈伯达提供独立系统——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军队似乎不可避免地从“文化大革命”中脱颖而出，处于最有力的地位。1967年底，陈伯达开始与林彪更紧密地工作在一起，献上他以前提供给毛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那种捉刀代笔的服务，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清洗杨成武和压制红卫兵 纵使发生了“五·一六”事件，但在1968年春天和初夏，激进的群众运动还有一次回光返照。解放军领导层发生一次神秘的改组，这使激进派昙花一现的复兴成为可能：1968年3月，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和空军政委、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道被解职。

清洗杨成武看来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分裂的一个典型事例：各省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裂，周恩来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之间的冲突，以及人民解放军内各不同野战军派系的代表间的紧张关系。所有这些冲突似乎都在杨成武的突然失宠中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一直到1967年底，杨一直负责解决许多省里的冲突，就像他7月份陪毛去武汉完成类似的任务那样。不论在山西还是河北，杨都支持保守派反对他们较为激进的对手。在山西，杨拒绝支持激进的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反对该省较为保守的军官们的挑战。在河北，杨支持保守的军事组织和群众组织的联盟反对一个一直得到谢富治撑腰的与激进派类似的联盟。

更有甚者，杨成武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站在周恩来一边，与中央“文革”小组和激进的群众组织交锋。显然，杨和傅对与周关系密切的一大批军队干部提供了军事保护。戚本禹被解除职务后，杨鼓动傅崇碧派小队士兵以逮捕戚的同党为名，冲击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并遍翻档案，搜查他们的罪证。不管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对包括江青和谢富治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剩余成员来说，认为杨正在为控告他们寻找材料不是没有道理的。

最后，杨成武也卷入了军队内部两败俱伤的斗争。尽管杨与林彪历史上有些关系，但是，在革命的最后几年他是在军委直属的第五（大概是指杨、罗、耿兵团，解放军序列上没有第五兵团——译者）野战军而不是在第四野战军工作。杨与包括空军司令吴法宪在内的杨最亲密的助手们的关系是相当紧张的，而林显然怀疑杨的忠诚。同时，林也把清洗杨成武当成是打击他自己的对手聂荣臻和徐向前的一种手段，聂和徐曾是杨成武所在野战军的上司。

因而，杨成武被指控为支持第二次“二月逆流”而受到陷害，像第一次一样，第二次“二月逆流”的本意是保护保守力量，尤其是保护高级干部免受激进派的冲击。他被解职的直接影响有两个方面。第一，它使林彪加强对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控制，办公厅负责对武装部队的日常控制。现在林彪能够把他的五个亲信塞进这个要害部门，这五个人是：吴法宪；黄永胜，原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现在代替杨成武成为总参谋长；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林的妻子叶群。

杨成武事件的第二个后果是激进群众组织的活动回潮，并且合法化。他们提出抗议，宣称新的革命委员会不具代表性。在山西、河北、山东和广东，暴乱尤为广泛。在北京，清华大学对立的双方以校内建筑物为工事保护自己，他们在大楼前面设置水泥路障和铁丝网，而且用弩机向仇敌发射砖块。

在广西这样的省份里，革命委员会尚未成立，武斗更容易发生。对立的组织都从开往越南运送军需物资的列车上偷取武器。他们用机关枪、火箭筒甚至用防空武器互相战斗。人们在香港附近的水域发现了沿珠江漂流而下通常被捆绑起来的尸体。它们是武斗的牺牲品。

正是清华大学的武斗引起了对群众运动的最后镇压和解散红卫兵。7月底，毛命令保卫党中央领导人的精锐保安部队——8341部队，与北京一个针织厂和印刷厂的工人一起进驻清华。几天后，7月28日夜，毛接见了清华和北大的学生领袖。听到蒯大富抱怨：有一只“黑手”把工人派到学校来镇压红卫兵，毛说：“黑手仍没抓住，黑手不是别人正是我。”毛对红卫兵搞武斗，而不把握“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表示不满：

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能用这种方式把全国团结起来吗？

除非红卫兵能把事情办好，否则，毛警告，“我们将诉诸军管（对学校），并且要林彪实施指挥”。

此后不久，正如毛所威胁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军官监督下开始进驻中国的主要大学。8月5日，毛把巴基斯坦访问团赠送给他的一些芒果转送给清华的宣传队，代表个人对他们的行动表示支持。毛压制红卫兵的理由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应该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而不是在学生手里。8月中旬，毛发布指示，宣布“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几周后，他命令，与“解放军战士”配合的“工人群众”应领导“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姚文元曾写过论海瑞的文章，发起了“文化大革命”。8月底，他又写了一篇文章，该文实质上突然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姚的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严厉批评过激的群众运动。而文章作者正是靠群众运动爬上权力宝座的。文章说，红卫兵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是由于参与者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姚表示：“现实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由于实行这样的领导，遗留的群众组织被解散，红卫兵的报纸和期刊都停止发行。

到年底，在遣散红卫兵组织的同时，开始了数百万年轻人的上山下乡运动。12月，毛又发出了一个指示，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到1970年底，约有540万青年人被转送到农村。大部分人去祖籍农村落户，但也经常被安置到偏远和边疆地区。很少有人对自己还能返城回家抱任何希望。 tjTnOi3P0DblEu0Yilwyv4SsJgeXIuCMbKK1dCEB/hco14yUgo/yt6IHh28Q87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