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走向对抗

政治冲突的根源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形势越来越不满。在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上,党通过了一系列毛认为不必要和不能接受的政策,如:农业恢复搞承包,工业中采用物质刺激,公共医疗过分集中在城市,双轨制教育的发展,文学艺术中一些传统主题和风格的再现等等。这些政策大多是在反右和“大跃进”之后为恢复社会团结,提高生产力而制订的。可在毛的眼中,这些措施只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特殊化、特权阶层和不满,而这些与他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不相容的。

由于毛与某些主要同事之间个人关系日渐紧张,毛对党的政策就更加不满。首先,毛认为背叛他的事件越来越多了。虽然在1958年底,毛据说自愿从日常领导事务中退下来,但他日益不满的是党的某些领导,尤其是总书记邓小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未与他商量就作了决定。在1966年10月毛曾说:“一开会(邓)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 1961年3月,当毛发现邓未与其商议而在农业改组问题上作出了一些重大决定时,曾讥讽地问:“是哪个皇帝作的这些决定?” 60年代新闻与文学中出现针对其领导方式的含沙射影的批评,毛对此感到很恼火,对那些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员(包括彭真和陆定一)听之任之的态度更为气愤。

此外,毛由于无法使官僚机构执行自己的意志而日渐灰心。1962年至1965年间,在他一直感兴趣的五个领域内,毛曾试图改变党在“大跃进”后所采取的一些政策。他曾阻止农业包产到户的潮流;提议改革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和考试制度;批评公共医疗设施过分集中在城市;建议创立农民组织来揭发农村公社党政干部的腐败无能;谴责文化领域中传统主题和修正主义理论的重新抬头。

尽管党的机构对他的每一倡议最终都作出了相应的反应,但他们的做法使毛不无道理地觉得他们是半心半意,极不热情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许多高级领导人继续支持党在“大跃进”后所实行的政策,不愿因有毛的指示就加以改变。对毛的指示的消极反应也部分说明了官僚机构的意图,一面按部就班,尽量多地维持现行路线政策,一面按照毛的指示,采取一些新的行动。除此以外,毛的意图往往是用含混不清的语言表达出来,他善于着重批评一些他不喜欢的做法,却不善于提出具体的改进办法。

不论怎样,毛得出结论,官僚们的消极反应,精神生活中传统的“资产阶级”观念的出现,以及国民经济战略中过分强调效益等等一起构成的修正主义的危险——根本脱离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正在中国出现。起初,毛以低调提出他对这方面的担忧。如在1962年,他号召全党克服修正主义,但又说这一任务不应“干扰我们的(日常)工作……或占非常主要的地位”。 同样重要的是,起初他是通过温和又非常传统的方式来克服党内修正主义倾向:在官僚机构内部发动一场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和向模范干部学习的运动。

但是,这些措施并没奏效,毛的警告就更尖锐了。他最后得出结论,修正主义比他预料的还要广泛,党内最高层的一些领导人不愿有效地处理这一问题,很可能,是他们自己也有修正主义思想。在1965年9月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就问他的同事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渐渐地,这些针对修正主义的警告变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系统理论基础。很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运动的理论依据尚未完善之前,运动已经开始了。但是,1967年发表的两篇社论,中国人认为是充分表述了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新理论。尽管这些文章不是毛本人所撰写,但没有理由怀疑文章反映的不是毛的观点。

概括起来说,这些社论的结论是,在毛看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进攻,而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复辟。毛相信,斯大林死后苏联的经验证明,如果修正主义分子在执政的共产党内篡得了权力,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出现。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有必要经常与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作斗争。实际上,在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之后,这将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种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在一场“文化革命”中将“大胆地唤起基层的广大群众”,不仅批判党内当权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且批判存在于他们自己思想上的自私和自由化的倾向。因为修正主义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自私自利,所以必须要有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文化革命”才能保持社会主义社会的纯洁。

铸造毛的权力基础

到1964年,对党的机构发动攻击的力量基础开始建立。这一力量基础的各部分开始是逐个形成的,相互间似乎没有协调。其中一个部分是由社会和经济政策而非人为操纵所产生的,这些政策在社会中,尤其是在城市青年中制造了一群社会地位低下、幻想破灭的人。第二部分是在毛的妻子江青的指挥下,在知识界和文化界逐渐形成的。第三部分是由国防部长林彪在部队中组成的。在1964—1966年间,这三支力量有组织地形成了一个政治联盟,在毛的领导下可以有足够的力量发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地位牢固的党的机构。

人民解放军 毛的权力基础上最关键的部分,是林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因为解放军控制了中国有组织的武装力量。 林彪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他一直非常注重在军队中恢复政治工作——一项一箭双雕的政策,一方面保证武装力量对毛领导的忠诚,另一方面提高自己在毛眼中的身价。林在人民解放军的基层单位重建了党支部(原文如此——译者),复活了在彭德怀领导时期日渐松散的政治部工作系统,加强了党的军事委员会对军队的控制,林还强化了军队的政治教育项目,主要以新编的《毛泽东语录》作为基础教材,这种语录小册子成了以后红卫兵携带的“红宝书”的原型。

同时,林也寻求恢复一些革命时期的军事传统。在5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游击战的组织原则和战术原则被搁置一旁,采用了具有正规军特点的原则。建立了正式的军衔制。民兵的地位降低,彭德怀建议以更为正规的军事预备役制度取而代之。早期的“军事民主”不见了,更强调军阶等级和军事纪律。苏联军事理论(注重阵地战与现代化装备)取代了用原始武器打运动战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反对抛弃人民解放军的革命遗产而采用这些“外国战略战术原则”的呼声早在50年代中期已很强烈。所以在50年代最后几年,当彭德怀还担任国防部长时,有些恢复某种平衡的做法已在进行。但是,在林彪的领导下,这一“重新革命化”的过程加速了。新的军事条例强调一些传统观念,如政委与军事指挥员的联合领导,维持部队忠诚与士气的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军民的紧密关系,官兵平等,等等。军事战略再次强调步兵(与技术兵种相对立),民兵(与正规军相对立)的重要性,强调小分队战术(与诸兵种协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对立)。最后一个尤具象征意义的步骤是在1965年废除了军衔制,将士们取下了5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穿、戴的苏式制服与识别标志,重新穿上延安时代的无任何标志的草绿色军装。

可是,林彪也不允许自己的这一系列政策削弱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尽管他声称取得军事胜利,人的因素比武器更重要。林还是支持空军的现代化和研制中国的核武器。他说,政治教育在部队训练中应占最优先地位,但他也督促部队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军事操练上而不是政治学习上。林多次重申人民解放军要遵循人民战争原则,但民兵活动规模比“大跃进”时的高潮时期缩小了很多,农村民兵组织更多地从事农业生产、维护治安而不是军事活动。

这样,在60年代初,林不仅恢复了部队的政工系统和一些传统军事思想,也成功地于1962年与印度在边界打了一仗,两年后又引爆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些成就表明,人民解放军的“红”并不是以失去“专”为代价的。

60年代初期人民解放军的非凡表现与同期众所周知的党政机构的软弱无力形成明显对比。所以,毛把林彪看成比刘少奇或邓小平更能干的组织管理者和更为忠诚的副手,并且把人民解放军作为政府机构学习仿效的楷模就不足为怪了。为此,1964年2月,发起了“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全国性运动。作为运动的一部分,政府机构以人民解放军的政治部作典范建立了自己的政工部门,这一机构负责政府官员的日常政治学习。政工部门中约30%—40%的职位由军队转业干部或直接从部队借调的军官担任。

林彪自然很乐意让军队充当这一新角色。实际上,很有可能是林彪首先提议在政府机构中设立政工部门,更有可能是林彪提议将政府机构的政工部门统一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管辖。如果这一建议被采纳,将会大大增加军队在政府事务中的影响,侵犯了党在这一领域内的传统责任。虽然刘少奇同意毛的决定,在政府机构内设立政治部,但他坚持政治部应由负责经济工作的党的机构来管辖,而不受军队政治机关领导

尽管如此,“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倡议和政府机构中政工部门的设立使解放军和林彪对政府事务比50年代初以来的任何时期都具有更大的影响。1966年2月,人民解放军召开了一次讨论文化工作的会议,名义上只限于军队内部的文艺工作,实际上对全国文艺界都有很大影响。 1966年3月,林给一次全国性的工贸会议写了一封信,号召经济管理者们更积极地学习毛主义——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无足轻重的信件,但却标志着林对全国性的经济工作有了更大的发言权。

激进的知识分子 最初的毛联盟中的第二支力量是激进知识分子的小集团,到1966年年中,他们充当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裁判者和群众发动者。纠集这帮极“左”宣传家和作家的关键人物是毛的妻子江青,她很快认识到,毛与党的机构的紧张关系给她带来了可以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极好机会。

江青1937年去延安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之前,是上海的一个二流演员和文艺圈中名声不太好的女人。她与毛1938年的初次接触给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从舞台转向政治提供了机会。由于她复杂的背景,她与毛的婚姻遭到许多高级领导人的坚决反对,只是在她同意30年内不参加政治活动后,这桩婚姻才得以认可。 由于健康原因,她在50年代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但到60年代初,她健康状况好转(虽然脾气依旧),开始着手一项新的工程:改造中国文化。她承担这一任务,一是她早期的舞台生涯使之勉强说得过去,而主要则是毛对文化领域内的“修正主义”日渐不满,给了她实质性的鼓励与支持。

江对京剧改革的最初努力遭到一些颇有名望的表演家的蔑视和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员的反对,新闻界对她也不屑一顾。 遇到这些阻力,江转而求助于北京和上海的一批较年轻而相对激进的文人。与那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年纪较轻,地位较低,较少从世界范围来看问题,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更彻底。自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来,出于信念和职业的原因,在有关学术和文化问题上,他们中许多人都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态度。他们在60年代初期文化气氛比较宽松时,经常与他们更具自由化倾向的上司进行论争。

江青与这些激进知识分子中的两部分人发展了关系:一部分集中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包括关锋、戚本禹和林杰),另一部分集中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包括当时任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以及姚文元)。前一部分人学有专长,精通历史和哲学,与之相比,上海这一批人在新闻批评方面更有经验,更懂得创造性的艺术。在北京方面,多年担任毛泽东私人秘书和理论家的陈伯达促进了江青与这些人的交流;在上海方面,中共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为他们的联系提供了便利,与其他许多领导人不一样,柯庆施在“大跃进”失败后,仍然紧跟毛。

1963—1966年期间,江青与她的文人小集团将主要精力放在文艺事务上,尤其是她感兴趣的京剧和其他表演艺术的改革。(在这一行动中,共产党中南局书记陶铸也支持了江青)可是,随着毛与党的机构之间的对抗逐渐加剧,这些激进文人开始转向更为公开化的政治问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既批判毛的对手,同时也为“文化大革命”准备了理论基础。

毛阵营中的这第二支力量,用洛厄尔·迪特默的话来说,充当了“帝王亲信”的角色。 这些激进文人没有丰富的经历,政治立场比较教条和理想主义,除了通过江青与毛有所联系外,并无独立的政治声望。他们在现行的政治秩序中没有多大的既得利益,清楚地认识到反对现行体制比耐心地去适应更有助于他们飞黄腾达。一旦毛发现他们的忠诚、他们的宣传技巧、他们对激进理论的娴熟,使他们可以用作攻击党的机构的工具时,他们的权力也就增大了。

群众基础 毛联盟中的最后一支力量,在1966年年中和年底以前还处于隐蔽状态的是群众基础,主要由中国城市社会中那些自认为地位较低的人组成。似是而非的是,正是毛推动下出台的两项政策大大加剧了中国城市社会的紧张状态:学校招生和安排就业时要重新强调阶级成分;从郊区农民中招收一些临时工进工厂干活。实施这两项政策据说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

毛的群众基础中最积极的一部分是高中和大学里的学生。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运动主要出于年轻人正常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使他们与毛一样对地位优越的社会成员,对不平等,对60年代中期困扰着中国的官僚机构的迟钝感到愤慨。毫无疑问,这些学生也很愿意得到因参加毛的反修运动而带来的地位与权力。

此外,60年代初期的教育政策也给中国学生带来分裂与痛苦。上小学和初中的机会增加了,而同时,高中和大学的招生人数却比“大跃进”时大大减少了,主要原因是国家在经济衰退时期要努力紧缩过大的财政开支。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前者的学生比后者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此外,在1964—1965年间,规定没有上大学和进工厂的中学生要大量送往边疆和农村, 这一政策成为后来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前兆。

往上爬的机会减少了——这就是永久送往农村的真正危险所在——广大学生便全力关心着晋升的标准。表面上,决定学生上重点中学、大学和安排理想工作有三条标准:家庭成分、学习成绩和政治表现。但是到60年代中期,标准的重心变了,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变得越来越重要,学习成绩则不怎么看重了。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最幸运的是那些出身于干部或军人家庭的学生,他们的学业成绩并不见得比别人好,但由于把家庭出身作为升高中、上大学和入团的重要标准,他们就得到更多的优惠。其次是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他们良好的家庭出身可以弥补其学业的平凡。处于最底层的是出身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他们常常成绩最好,但他们“很差”或“中等”的家庭成分成了他们升迁的最大障碍。

正如学生们一样,城市工人也因60年代初的政策而分裂了。50年代的经济政策在固定工与学徒、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以及在较大的国营工厂工作和在较小的集体企业工作的工人之间就已经产生了裂隙。在任何情况下,前者都比后者得到的工资和工作福利多。

在中国采用苏联模式而导致的这些差别,又因1964年在工业中实行“工人—农民制度”而进一步扩大。根据这一政策,要按照工厂企业的具体需要,从郊区公社招收一些临时工或非全日制工人。官方认为这一制度有利于减少城乡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差别,因为它产生了一个同时既是农民又是工人的阶层。可是,真正实行起来,这个亦工亦农原则就显得并不像所说的那么高尚了:工厂很高兴有机会雇用临时合同工,与固定的正式工人相比,他们的工资低,也没有资格得到国营企业提供的退休金和公费医疗,随时都可以因表现不好被解雇。

亦工亦农制实行的结果,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社会紧张。这一就业政策不但产生了深感不满的工人下层阶级(他们虽然与正式工干同样的活,收入却更少,更没有工作保障),而且还使更多的人产生跌入社会底层的恐惧。许多国营企业倾向于将原本属于正式工的工作分配给更有弹性的亦工亦农制工人。这样,学徒工眼看着升迁的机会消失了,就是正式工人也面临着被送往农村变成合同制工人的危险。

当“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年中爆发时,群众性大规模抗议受到鼓励,这些团体的愤懑和个人的痛苦形成了“红卫兵”运动的燃料。像任何一场复杂的社会运动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每个人在60年代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政治倾向之间存在着一种松散的联系。但“红卫兵”运动中一个常见的模式是出身“较差”或“一般”、感到他们往上爬的机会逐渐减少的学生以及在经济分工的阶梯上位置较低的工人一起向党的机构发泄他们的愤怒。

危机出现

当中国领导人就对越南的军事方针与战略、对文学界人士的政策及整党等问题的争论日趋激化时,我们上面讨论的问题与紧张状态在1965年秋至1966年夏之间达到了顶点。这些争论使得林彪和江青在毛的支持下,将他们的潜在对手靠边站,加强了他们对部队和文化机构的控制,从而使毛的政治基础更加稳固。就人民解放军而言,中国对逐步升级的越南冲突应作何反应的争论使他们有机会清洗了总参谋长罗瑞卿。罗是能够向林彪控制军队提出挑战的潜在对手。在文化领域,针对一出历史剧的论战——此剧被认为是指责毛的——最后导致罢免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重组党的宣传部,任命陈伯达、江青和康生——一个长期以来与毛关系密切的公安工作专家——担任即将开展的反修运动的领导。几个月以内,毛已与刘少奇彻底决裂,将运动从文化领域扩展到高等院校和政府机构。

1966年春,毛政治阵营的三支力量——军队、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希望破灭的青年——逐渐融合成相对紧凑的联合阵线,他们可以充当“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1966年2月,在一次军队文艺座谈会上,江青和林彪正式建立了联盟,此前,江青与军队几乎没什么联系,但在这次会议上,江青充当了部队文艺工作领导人的角色。在紧接着的以后几个月里,毛泽东周围的激进官员和军队领导人开始在城市不满现实的人中寻求支持。六七月间,陈伯达、江青和康生领导下的“文革”领导小组开始与北京主要高校师生中的激进分子建立联系,鼓励他们猛烈攻击学校、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至7月底,解放军就已开始为主要大学里出现的“左”派组织提供补给和后勤支持。

最后,1966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人数不全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刚过半数,会议大厅里塞满了红卫兵,这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批准发动城市人民起来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决议的结果,到年底就变成了毛和他的追随者对党的全面进攻。“文化大革命”从此进入最混乱、最具破坏性的时期。

罗瑞卿 林彪的军事方针在解放军的高层领导中并非未遇挑战。林的主要对手是总参谋长罗瑞卿,早在1964—1965年间,他就怀疑林的军事方针是否适当,当时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干预正逐步升级,在南部边界给中国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威胁。

回顾起来,罗瑞卿向林彪挑战现在还有些令人感到意外。1949年以前,罗大部分时间都是担任政委,50年代担任公安部长(而非一支部队的司令)。所以,没有理由怀疑罗会反对强调思想教育和政治忠诚,而这正是林彪当国防部长的特色。除此之外,林和罗在共产党革命过程中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早在30年代红一军团时,罗就在林的手下任职,后又在红军大学和抗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担任林的副手。1959年,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罗就被提升为总参谋长。即便对罗的任命不是林彪提出的,但至少也得到了他的认可。

自50年代初以来,林彪一直受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如战伤、胃病、肺结核,或者是一种综合征,使得他时不时地减少自己的体力活动和政治活动。60年代初,这些毛病的复发,明显地使林和罗瑞卿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至少可以说,罗曾希望,林的疾病可使他对军队有更大的指挥权;或者换句话说,罗可能曾希望林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自己取而代之。根据一戏剧性的描述,说罗曾当着林的面讲“一个病人应把自己的位子让给称职的人!少管闲事!不要碍手碍脚!”

随着美军在越南战争中下的赌注越来越大——其程度完全出乎中国领导人的预料——两人紧张关系也加剧了,罗开始建议做好军事准备,以防美国将战火烧到中国。正如罗在1965年5月所说的:

战争一旦打起来,有准备和没有准备是大不一样的……战争准备的立足点,又必须放在可能出现最困难最严重情况的基础上。既要准备帝国主义小打,也要准备帝国主义中打和大打。既要准备帝国主义使用常规武器,也要准备帝国主义使用原子武器。

罗更进一步说,如果战争打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当在预筑阵地上保卫祖国,然后发起反攻,跨过边界将敌人消灭“在洞穴里”。

罗的这些建议,可能代表了职业军人的观点,对林彪来说是无法接受的。至少有一点,罗所倡议的线式防御与人民战争原则相抵触,根据人民战争的理论,中国军队应当诱敌深入,使敌方的供应线拉得过长然后各个击破。罗还坚持如他1965年9月所说的,“千条万条,最重要的一条”是准备打仗的思想, 意即人民解放军应重新安排优先考虑的事情,至少暂时要这样做,以高度重视军事准备工作。这两点意见中,后者可能更引起争议,解放军当时在政府事务中发挥着比以前更大的作用,而且是与党的机构对抗的毛的力量阵营中关键的一部分,如果采纳罗的意见;就是对这一过程的反动:他们将要消除解放军对政治事务的影响,这样解放军基本上就从毛联盟内撤了出来。

林彪和罗瑞卿的争议在9月初达到高潮,当时两人都发表文章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日本投降20周年,文中两人就中国的国防政策发表了完全不同的见解。 罗认为中国“一定要有足够的估计和全面的准备”以防美国进攻中国。与此相对照,林指出美国人未必如此莽撞,即使他们真的敢来,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动“几亿拿武器的中国人民所形成的汪洋大海”。这是罗最后一次公开讲话,到11月底,他从公众的视野中一下子消失了。林彪开始罗织各种罪名来控告他这位同事,并将这份起诉书于12月8日交给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会议。这次会议任命了一个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七人小组,调查林控告罗的各条罪状。

调查组很快就走访一圈,在来自军队各部门代表的陪同下,于1966年3月与罗作了后来被描述为“面对面”的斗争。罗的自我检讨以不深刻为由遭到拒绝,之后,他试图从关押他的楼房跳楼自杀,但并没有死。4月8日,调查组结束了工作,最后问中央建议罢免他担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在军队担任的各种职务。结案报告在5月初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获得通过,有理由相信,当时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彭真在调查过程中曾为罗辩护过,但他的观点遭到拒绝。

罗瑞卿事件因为两点理由而显得重要。其一,它充分表明毛和林既有意愿也有能力撤换任何不赞同他们的政策和向其地位挑战的人。其二,这一事件使毛和林加强了对中国专政机器中两个最关键部门的控制。罗被撤销总参谋长之职,后由杨成武接替,使林能对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发挥更大的影响。此外,清洗罗之后,公安部接着又撤换了罗以前的一些下属,于是,康生控制了国家安全机器。

吴晗和彭真 在罗瑞卿受到猛烈攻击的同时,毛开始注意知识分子中的持异议者。 他把火力集中在《海瑞罢官》上。此剧作者为吴晗,一个作家兼学者,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毛指责这出历史剧名义上写的是明朝一个正直的官员被嘉靖皇帝不公平地罢了官,实际上是影射毛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清洗彭德怀。毛最初可能鼓励吴写此剧本,但这却没能影响他对此剧的最终判决。

在处理吴晗和海瑞剧的问题上,毛使用了钳形攻势。一开始,他把批判吴晗剧本的任务交给了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该组织成立于1964年。这一举动将彭真置于极为困难的境地,因为作为市委第一书记,当然要对自己的副市长的行为负责。彭真或许出于与吴晗密切的个人关系和对知识分子问题持较为宽容的态度,他很快就表明他要采取什么手段了:只提剧中所说的历史事件而不谈其寓意,并且举行公开讨论,显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毛事先就意识到彭对此事的倾向性,便与此同时走了第二步棋。他让姚文元——一个与江青关系密切的上海文人——准备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毛还特别强调,姚的文章应着重说明他认为是关键的一点:吴晗的意图是说彭德怀就是历史上的海瑞。姚的文章发表以前,毛看过三次,这充分证明了毛对此事的兴趣和卷入程度之深。

姚的文章——对吴晗直接的严厉的攻击——于11月初在上海发表。在此之前,北京的五人小组还没有对吴晗一案采取任何正式行动。彭真万分愤怒,这不仅因为自己的下属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还因为他认为没有得到党的有关部门的正式批准就擅自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是违背了党内斗争的原则。在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帮助下,彭真成功地阻止了中央和北京市各大报登载姚的文章。只是在周恩来秉承毛的指示亲自干预之后,这篇文章才出现在报纸上,广为转载——首先登在《解放军报》上并加了吹捧性的编者按,然后又上了《人民日报》并附上一个怀疑性的简介。

尽管彭真最后未能压制住姚文元文章而不让其见报,但他还是努力使对知识分子的批评限制在他认为比较适当的水平上。由于有五人小组中大多数人的支持(其中只有康生是毛立场的强硬支持者),彭继续阻止发表更多的由戚本禹之类的激进文人所写的文章,他认为这些文章对吴晗来说太过分了。他坚持这一立场而不顾毛对他的直接批评。12月底,毛谴责彭无视海瑞和彭德怀之间的类比。彭则找到一些较为勉强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他说彭德怀和吴晗没有私交,所以吴晗没有参加任何宗派活动。但彭真还是答应毛:五人小组将在两个月之内就此问题作出最后结论。

五人小组就此问题至少开了两次关键性的会议:第一次是在1966年1月2日,第二次是在2月4日。虽然各种迹象都表明毛对他们的报告一定会不满——12月毛与彭真的谈话和康生的多次警告——五人小组还是决定坚持彭真原来的态度。2月3日,宣传部两名副部长,姚溱和许立群概括五人小组多数人的观点起草了一个报告。

这一文件(即著名的“二月提纲”)承认文化领域内存在着资产阶级倾向问题,但同时强调必须在学术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 提纲意思是说,处理“像吴晗一类人”的问题有两种不同方法,一种方法是将这类事件看作政治问题,将一切不同意见和非正统观点都认为是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的,应当使用行政手段来压制;相反,第二种方法是将这类事件当作严肃的学术问题对待,应当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理服人。

提纲明确地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宣布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应遵循“百家争鸣”原则,目标应当是通过多做学术工作来消除不同意见和非正统观点,而不是通过“政治上打击他们(意见不同的知识分子)”,这应当是一个宽大为怀的过程,批评者“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最重要的是,提纲建议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应当“有领导”地“慎重”地进行,而且要经过“较长一段时期”。

“二月提纲”在两个重要方面与毛和依附江青的激进派的观点明显不同。它故意回避就吴晗是否有意借海瑞来间接批评毛罢免彭德怀的问题作出任何结论,这样就避开了毛先前明确交给他们的任务。此外,提纲既批评了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学者的吴晗,也批评了以姚文元为代表的激进文人。五人小组虽没有点名批评任何激进的作者,但它指责某些“革命‘左’派分子”的行为像“学阀”,它甚至号召整顿“左”派中的错误思想。

2月5日,“二月提纲”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进行讨论并通过。彭真和其他成员接着就去武汉和毛讨论此事,不出所料,毛明显反对这个提纲中对激进分子措辞严厉,而对吴晗却未提出明确的批判。虽然如此,彭回到北京后还是声称毛已认可“二月提纲”,2月12日,中央委员会批准该文件下发。

1965年秋,姚文元对吴晗直截了当的批判与彭真及中宣部较为温和的态度形成明显对比。到1966年2月,五人小组所拟的“二月提纲”与林彪、江青联合授意起草的另一文件形成尖锐对立。该文件是2月2—20日在上海召开的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此次会议形成了江青与林彪的政治联盟。 像先前姚文元写的文章一样,此座谈会纪要(即中国人所说的“二月纪要”)是在毛的亲自监督下起草的,据说经过毛的三次修改,才在党内传达。

“座谈会纪要”对知识分子采取的立场与“二月提纲”正好完全相反。它不仅将中国的文化生活说成是革命的观点与修正主义观点之间的“16年尖锐的阶级斗争”,而且声称文化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是对宣传部和五人小组领导的尖锐攻击。“座谈会纪要”号召积极地、大规模地批判这些倾向,而不像“二月提纲”所要求的那样,以宽容的态度从学术观点上去批评。

“座谈会纪要”不再理睬吴晗与海瑞剧,因为此时的问题不再是吴晗,而是彭真、陆定一领导的中宣部,以及他们控制的五人小组的行为。在3月底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彭真、吴晗和“二月提纲”,并威胁要解散五人小组、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毛以中国古代神话中得到的生动联想,对康生谈话时说:

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各地应多出些孙悟空(猴王),大闹天宫。如果彭真、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那么北京市委和五人小组都要解散。去年9月,我就问一些同志,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有可能。

工作会议召开后,彭真清楚地意识到,再不服从毛已毫无用处。为了尽一切努力保住自己的职位,他鼓励北京市委加强对吴晗的批判,还开始攻击邓拓——另一个曾撰文影射毛的领导的北京市官员,甚至开始准备自我检讨。根据一红卫兵的叙述,4月初,彭真还召集五人小组成员、中宣部领导以及北京市委主要成员在他家里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他动情地说自己在这场文化领域内的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坚持认为在其余的政治生涯中,自己堪称楷模。他请求各位同事帮助他:“古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现在盼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但这太迟了。在4月9—12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彭发现自己不仅遭到康生、陈伯达的批判,也成了邓小平与周恩来的批评对象。书记处决定解散彭真的五人小组,并向政治局提议组成新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使之能更加同情毛的立场。 在这戏剧性的发展过程中,刘少奇正好不在北京,不合时宜地去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了,这样就未能带头站出来保护彭真和陆定一。

政治局五月会议 到此为止,两个主要的目标——罗瑞卿和彭真——的最后命运在5月4—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最后决定了,会议最重要的部分是林彪的即席发言,其主要材料,据后来指控,是张春桥提供的。 林在讲话中将罗瑞卿的问题与彭真和陆定一联系起来,指责此三人暗中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合谋发动军事政变以推翻毛及激进分子。林演戏般对政治局委员们说:“你们可能已闻到了——火药味。”

林大谈军事力量在夺取政权中的作用,以此来支持他那些异想天开的指控。他还突出地谈到,在中外历史上,军事政变都非常盛行,每一朝代都发生过谋杀和篡权,而第三世界自1960年以来,“每年平均发生11次政变”。虽然这些事实是想用来说明林对罗、彭、陆、杨的控告是合乎情理的,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林醉心于使用军事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林还表示,他吸取了历史教训并已采取行动:按照毛的指示,已经派遣忠实可靠的部队进驻广播电台、军事设施和北京市公安部门以防止发生“内部颠覆和反革命政变”的任何阴谋行动。

同样有趣的是林对毛谄媚拍马,树立毛的高大形象。他一面指控罗、彭、陆、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毛泽东思想”,一面继续称赞毛的天才,并把是否忠于毛当作选拔党和政府官员的最重要的标准。“毛主席经过的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都多……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的著作和毛主席的革命实践都表明他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天才……毛主席著作里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谁反对他,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并批准了调查罗瑞卿问题的小组工作报告,并指示在党内和军内传达。会议于5月16日发出一通知,后来江青声称是她起草的,主要讲了文艺界的一些问题。 “五·一六通知”撤销了“二月提纲”,指责提纲企图“使运动向右转”,混淆文艺界正在讨论的政治问题,妄图通过批判所谓“学阀”,“将矛头指向‘左’派”。通知谴责彭真,要他对“二月提纲”负责,决定解散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意即在毛的领导之下),而不像此前那样,五人小组隶属于中央书记处(意即邓小平和刘少奇领导之下)。鉴于五人小组的主要成员处理“文化革命”问题时反对毛的观点,新的“文革”小组主要由毛个人的支持者和江青周围激进的文人组成。陈伯达担任组长,康生任顾问,组员有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原文如此——译者)。

成立新的“文革”小组的主要目的是继续批判文艺界的“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五·一六通知”警告,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可能会遇到与彭真、罗瑞卿相同的命运。通知指出:

一定要清除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这样,“通知”表明毛的反修运动大大升级了:从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扩大到针对全党的运动。

5月政治局会议为重组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和书记处做好了准备。6月初正式宣布:派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取代彭真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派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取代陆定一任中宣部部长;杨尚昆担任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则由汪东兴接替,汪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掌握着首都精锐的卫戍部队。5月底6月初罢免了这么多高级领导人,充分表现了毛在自己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上寸步不让的决心,同时也说明了他完全有能力撤换那些不服从他意志的人。更为重要的是,每一次改组——总参谋部、“文革”小组、北京市委、中宣部、书记处——都壮大了毛的阵营,削弱了抵制和反对他的力量。换句话说,每一次清洗即便没有平息毛的愤怒,至少也为他在党内将反修运动扩大化提供了便利。

五十天 “五·一六通知”发出了“资产阶级代表”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警告,这预示着毛要在全中国对“修正主义”来一次彻底的大清洗,不只限于文艺领域而是在整个国家机构。在远离北京的华中某地,毛深居简出,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刘少奇。毛后来说他早已怀疑刘是修正主义分子,其他激进分子则认为刘就是“五·一六通知”里所说的被培养为毛的接班人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无论刘是否完全意识到毛对他的怀疑,他在1966年6月都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处境。一方面,如果他要想保住自己的位子,就必须以最大的热情和最高的效率来与修正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央对政治动员的速度进行控制,尤其是在大学校园内,他还要保护自己已受到损害的政治基础。从刘在1966年6月至7月上旬50天时间的一系列行动中可以看出他在努力摆脱这种困境。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毛不在北京,主要由他负责党的日常事务。

到这个时候,激进的师生,尤其是北京的师生,都已获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争论,并且了解到毛对“二月提纲”的态度。一部分原因是一些年轻教师本人就是党员,可以看到有关文件,如“五·一六通知”,这些文件通常在党内传达。还有一个原因是新成立的“文革”小组在北京主要的高校派驻了代表以发动群众支持他们。

5月25日,北京大学的一些激进教授和助教在聂元梓——哲学系的一个助教——的率领下,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学校领导支持“二月提纲”的自由化政策,压制学生就海瑞事件引发的政治问题举行大辩论。根据“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发表的有关材料,聂当时得到了“中央理论调研组”的直接支持,该组织由康生的妻子曹轶欧领导,曹携“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指示来到北大。

毫不奇怪,学校当局立即采取行动压制这种行为。在此事上,他们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在聂的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晚上,周就另外派出一个中央工作组,批评了聂的行为。但是,毛泽东在得知大字报的内容之后,指示全国报纸、电台在6月1日刊登和广播大字报并加上鼓励性的评论。这一决定,再加上随之而来的整个北京大学领导机构的改组,无疑说明作为反修运动一部分的群众运动是天生合理的。同时,中央宣传部改组之后,对中央新闻媒体也换上了另一班人马。这样,《人民日报》上出现的煽动性社论也就越来越多。

由于上述鼓励,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校园里都贴出了师生员工写的大字报。大多数大字报是有关教育方面的,如招生程序、学期考试、课程设置等是谈得最多的问题,但也有一些是指责学校领导甚至更高一级的官员支持修正主义政策的。这些不满意见的总爆发,就像在北大一样,许多是得到陈伯达、江青和康生领导的“文革”小组的鼓励的,是他们进行协调的。没多久,学校的领导权威就垮台了,学生和教工的纪律观念也丧失殆尽。

这一迅速的政治衰退过程——不同意见的崛起和现存权威的垮台——成了刘少奇颇为担忧的问题。 在没有得到毛的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他决定采取几项措施,希望借此既能显示他反对修正主义的决心,同时又能将学生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一开始,他命令各大学暂停招生半年,以获得时间对大学的考试制度和课程设置重新审查并加以改革。同时,他下令成立了工作组——大概有400个工作组,10000多名组员——并将他们派到大、中学校以及金融、贸易、工业、交通等政府部门。由于共产党在过去的整风运动中,经常派工作组,所以刘毫不怀疑地认为他的决定是正常的、恰当的、无可非议的。

导致刘少奇最后毁灭的并不是派遣工作组这一做法,而是给工作组行动作的指示。工作组明显被告知,政府机构里有大量的官僚主义的一般干部和高校里的教职员应当受到批判,甚至可以解除他们的职务。例如,在财政部据说有90%的干部受到批判;在文化部,工作组被授权可以罢免2/3的官员的职务。在大学里,许许多多的一般行政人员和教师受到攻击,长达10年的恐怖统治就此开始。

工作组也得到指示,在全国的主要大、中学校恢复党的领导,并将学生运动置于其控制之下。7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在回顾了北京市各中学的“文化革命”情况之后得出结论:学校的主要工作是“恢复党支部的领导”和“增强工作组的力量”。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用更为直率的语言道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凡是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单位,必须立即派去工作组,把领导权夺回来”。

重申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意味着要遣散激进的学生及支持他们的教师。国家政策还是允许学生示威、游行、贴大字报,但只限于校内。可是,许多地方的党委和工作组急于控制学生运动,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手段。在一些地方,大字报和游行都被禁止,有些地方则规定,只有经工作组同意后方可进行此类活动。有些激进的学生被开除出团,部分被押上了批斗会,有的甚至被送往农村劳改一段时间。由于这一系列严厉措施,工作组在许多大学恢复了一定的正常秩序。

一部分学生听从劝告停止了政治活动,还有一部分因为种种限制反而加深了他们的对抗情绪。他们成立了一些秘密组织来与工作组对抗,有的还冠以“红卫兵”的称号,尽管刘少奇将他们定为“秘密的(所以)也是非法的”组织也无所畏惧。 另外一些学生组织也在工作组的授意下成立了,他们支持工作组。换句话说,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学生运动不仅部分停止,而且剩下的一些积极分子也分化了。

工作组压制激进派的问题很快就在党的最高层领导中引起较大的争议。7月初,蒯大富——清华大学非常激进的学生之一——受到驻校工作组的批评,这件事成了北京党的高层会议的议题。刘少奇在会上说蒯是一个惹是生非的家伙,康生则替他辩护,认为他有权反对党内的修正主义。直到此时,众人才认识到蒯大富之类的积极分子与康生任顾问的中央“文革”小组有着直接的联系,而蒯与之斗争的工作组却是根据刘少奇的指令派驻的,更为针锋相对之处在于工作组的领导人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 这样,刘的政治前途就不可避免地与工作组的举动系在一起了。

在毛泽东看来,工作组正在重犯60年代早期农村社教运动时刘少奇所犯的错误。 那场运动是为了反对农村干部中的腐败现象和资本主义倾向而发动的。刘的做法是,派遣大量工作组到基层党组织,限制农民参加整党,批判大批公社干部,削弱高一层领导的职权。在毛的眼里,60年代中刘在政府机关和高校的一系列整治措施与过去的错误如出一辙。大批基层干部受到批斗,群众运动受到限制,完全没有认识到修正主义的根源就在于高级官员的同情态度。

十一中全会

毛对刘少奇主持政府机构中反修运动的表现和对激进学生运动的处理十分愤怒,因此7月中旬他突然中断在杭州的停留返回北京。在返回首都途中,毛畅游长江——这一行动旨在证明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他的身体没有问题。毛在杭州期间一直在工作(虽然是幕后活动),但这是数月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因而受到中国新闻媒介前所未有的颂扬。新华社对毛此举的报道开头为“七月十六日这一天长江水面笑逐颜开”。继而在讲到汉口一火力发电厂的一个民兵见到毛主席时,“兴奋得忘记了自己在游泳,举起双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他跃起来又沉下去,喝了几口水,觉得长江的水特别的甜”。然后,世界职业马拉松游泳协会主席邀请毛参加即将举行的两次比赛。因为据新华社的报道,毛主席的泳速几乎是世界纪录的四倍。

一到首都,毛就召集了有各地党委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要求撤销由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工作组不懂,有些工作组搞了些乱事……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学校的事)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 北京市委立即宣布从该市所有大中学校撤出工作组,并由各校师生员工选举产生的“文化革命小组”取而代之。

但是北京市委的迅速投降并未使毛平静下来。他开始为召开中央全会做准备。这次全会是1962年以来的第一次,将批准已经采取的措施,并使他关于在中国发动一场反修革命的长远目标的设想合法化。会议在8月初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可能刚过半数——这反映出党内分歧很深,会议召开得也很仓促。与会者不仅有非中央委员的党的干部,而且有“来自北京高等院校的革命师生代表”。 此外,林彪明显加强了军队对首都地区重要单位的控制——因而使他加紧了在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宣布的对这个城市的控制。即使如此,毛自己后来也承认他得到与会代表支持的人数刚刚超过半数。

这次人数不齐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在三个主要方面作出了决定。人事方面:同意提升七个毛的主要支持者,而那些在过去几个月中抵制他或没有正确理解其意图的则被降级。全会批准了5月政治局会议关于免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职务的决定,以及将彭和陆开除出政治局的决议。刘少奇由于对“五十天”运动的错误处理,被免除了党的副主席职务,并在党的排列顺序中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则代替刘成为第二把手,并且成为党唯一的副主席,从而取代了刘成为毛的接班人。新的“文革”小组领导人陈伯达和康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与“文革”小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被指定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全盘负责政治和法律事务,这个位置以前由彭真占据。

新进政治局的人不全是林彪或江青的亲信。八届十一中全会作出的其他人事决定似乎反映出毛、林和“文革”小组与党和军方的妥协。一些与江青、陈伯达或林彪没有密切联系但富有经验的党和军队的干部,也被补进“文革”小组。四个资深的省级领导人——陶铸(新任宣传部部长)、李雪峰(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宋任穷和刘澜涛也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三位人民解放军元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也被增选进政治局,也许这是一种平衡林彪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的手段。

在政策方面,刘少奇作了正式政治报告,但他的报告在林5月作的关于政变的谈话和毛8月下旬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友好的信面前就显得黯然失色。这两份材料分发给了大会代表。 全会公报回顾了60年代初的重大问题,肯定了一切与毛泽东有关的观点,间接批评了刘少奇的某些做法。毛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针(体现在1963年5月的“前十条”和1965年1月的“二十三条”中)被说成是处理农村组织问题的正确方针。全会赞扬毛对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关心和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全会也赞同他提出的向大寨大队、大庆油田和人民解放军学习的号召。

最后,全会通过了“文革十六条”,“十六条”表达了毛对这场运动的观点, 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要“改变全社会的精神面貌”,是要:

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主要方法是发动“广大的工人、农民、战士、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决定声言,即使这些人可能会犯错误,但“文化大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党是否敢于发动群众”,无论是抵制还是试图控制这场运动都是不妥当的。

“十六条”反映出中央委员会内部的严重分歧。“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制造的混乱可容忍到何种程度这一问题十分含糊不清。一方面,决定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会出“乱子”,但又用毛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说: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决定也提出了运动的总目标:“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决定禁止任何形式的对参加革命的大、中学生的报复行为。

另一方面,由于周恩来、陶铸的提议,决定也包括了一些明显意在限制“文化大革命”行为的条款。 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可能性,禁止使用强迫和暴力。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使普通科学家、技术人员、干部以及乡村的党政机关,免于卷入整个运动。决定坚持“文化大革命”不能妨碍经济生产,并且规定即使“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和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批判,但未经党委的批准不能在报纸上点名批判他们。

即便如此,十一中全会的基调与这些正式要求防止出现偏向的警告仍有明显差距。甚至在大会期间,毛写了一张“大字报”,张贴在中央全会会议厅外面,他在大字报里指责“某些领导同志”——很明显,这指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五十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派出工作组去学校和政府机关。 十一中全会通过决定,撤销了三个政治局委员(总共有21个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这两件事合在一起,标志着十一中全会的深刻意义:毛泽东个人发动的对党的机构和知识分子的全面进攻合法了,为了进攻就需要在更高程度上发动群众和进行更激烈的政治斗争。 Y3WtnXODrblaS1X8ymPhCg38/l3CBPiWPatJ/hegkU+oUMSNBKUej1uIFE361eSE



权威的垮台

红卫兵的出现

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毛用“发动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去批判“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修正主义倾向的设想。这样,全会就把毛思想中从60年代初就形成的两个主题结合在一起:第一,党本身要对中国从“大跃进”以来产生的修正主义负责;第二,反击修正主义最好的方法则是发动中国的普通群众——尤其是年轻人——反对之。

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设想出一个群众参加的机制。这个机制仅存在几个星期。计划是:在基层单位,从工厂和公社到大学和政府机关,建立由群众推选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它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模式,革委会成员由普选产生,并且随时接受选举人的批评,可随时被撤换。简言之,他们在由其组成的机构中要有广泛的代表性。

重要的是,无论如何,文化革命委员会不会取代党委和行政机构。相反,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多少有点矛盾地把它们说成是“保持我党和人民群众密切关系的桥梁”。一方面,这些委员会被看成是批判修正主义和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常设机构,但在另一方面,决定又强调他们将仍然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从毛主义者的观点来看,问题是“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构想具有内在的缺陷,这些缺陷削弱了革委会的战斗力。一开始就规定革委会接受党的领导,这就使得地方党委有可能与之合作,或通过群众“推选”,确保思想比较保守的人成为委员会成员,从而控制委员会。规定委员会由推选产生,实际上保证了至少在大学,委员会代表了日益分化的学生团体的利益。在许多情况下,“文化革命”委员会为高干子女所操纵,这不仅因为干部家庭的子女肯定要在大学生中建立最大的单个组织,而且因为上级党委有可能赞成其同僚的大学生子女成为群众运动的领袖。更重要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只关心他们自己各个单位的问题,而不是更广泛的国家政策问题,而国家大事却是毛主义者要他们关心的“文化大革命”更重要的问题。

但是立即有了另一种群众参加的方式,这就是红卫兵。就在十一中全会批准“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构想之前,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代表复信,很巧妙地认可了这种组织形式。虽然十一中全会决定连红卫兵的名字提都没提,但会议大厅里却有红卫兵的代表。与“文化革命”委员会相比,红卫兵肯定会超出只关心基层团体事务的范围,向考虑更广泛的问题和批判高级领导人的方向发展。而“文化革命”委员会似乎有可能落入党的机构的控制之下,红卫兵可能更乐意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

因此,在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一周之内,北京开始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红卫兵集会。虽然“文化革命”委员会从未被抛弃,甚至在这一年的后一段时间里还偶尔见诸报端,但很清楚,他们与红卫兵相比已黯然失色了。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的三个月中,红卫兵组织在人民解放军的后勤支援下,先后组织了由全国各地1300万红卫兵参加的8次集会。 有关这些事件的电影片展现了这些欣喜若狂的年轻中学生的生动形象:一些人泪流满面,高呼革命口号;另一些人向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他们的超凡人物挥舞着毛主席语录本。连红卫兵组织的名字都带有军事色彩,如“红旗营”、“三面红旗团”、“彻底革命团”等等。许多红卫兵身穿军装,毛自己也佩戴了一幅红卫兵袖章,这就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红卫兵得到了毛和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文革”小组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指示授予红卫兵组织示威游行、使用印刷机械、出版报纸和张贴大字报来批判任何一级党委的权利。

本章前面部分讨论了红卫兵运动招致的许多社会经济的分裂和不满,尤其是阶级背景和学习成绩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们哪一个应是中国教育体制成功的标准。除此之外,红卫兵的发动还受到其他几个因素的推动:被国家领袖召唤参与国家事务的激动之情;参加“文化大革命”会对个人前途产生根本影响的机遇感;暂停上课和入学考试使数百万大中学生解除了学业负担,而更重要的是,想周游全国以“交流革命经验”的红卫兵可以免费乘坐火车。被红卫兵组织所吸引的不仅有城市青年,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在60年代初下放到农村去的年轻人,他们乘当时混乱之机回到了城市。

但是在1966年秋,红卫兵运动并未实现毛所预期的目标。一开始,红卫兵仍沉迷于那些毛主席肯定认为是次要的、甚至琐碎的问题中。他们认真执行十一中全会关于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指示。红卫兵走上街头,寻找“资产阶级”文化的证据。留长发的青年男女被拦在街上当场剃光头,穿紧身裤的妇女须接受“墨水瓶测验”:如果墨水瓶从裤腰放进去不能痛痛快快地落到地上,就要把裤子割成碎条。店主们被迫取下写有传统店名的牌子,换成更革命的牌子。红卫兵们常常自作主张,更改街道名称,有时还为改成什么名称更进步而争论不休。一群红卫兵提议改变交通信号,使代表革命的颜色红色表示“走”而不是“停”。

另一个来自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列了一份有一百个“破旧立新”的样本的单子,给“文化大革命”增添了一些情调。他们让“流氓阿飞”去“剪掉长发”,“脱掉你的火箭式皮鞋”。他们要求人们戒酒、戒烟,丢弃“养蟋蟀、养鱼、养猫、养狗这类资产阶级习惯”。他们说,“洗衣店不要为‘资产阶级家庭’洗衣”,“浴室要把不给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服务,不给他们按摩作为一条规定”。这群红卫兵还要求把他们自己学校的名称“第26中学”改名为“毛泽东主义中学”。

一些红卫兵的活动更不令人愉快。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在中国常常被视为主要的“资产阶级”代表,说不清有多少人被他们自己的学生骚扰、拷打或折磨——常常致死。以前的资本家和地主的家常被以搜查“私货”或藏匿财物为名遭到侵袭和抢劫。艺术品被没收,典雅的家具被毁坏或被涂成红色,墙壁上刷满毛泽东的语录。一些成分不好的阶级(如地主)成员,被集中起来赶出大城市。仅在北京大学,100位教职员工的家被搜查,书籍及其他个人财产被没收,有260人被迫在脖子上挂着列有自己“罪行”的牌子被“监督”劳动。 尽管没有怎么得到官方的支持,愚笨莽撞的暴力和兽行持续发生且不断加剧了对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恐怖统治,而这恐怖统治是从这年早些时候的“五十天”里在党的领导下开始的。

从一开始,红卫兵运动就为严重的派性所困扰,他们主要分歧点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学生之间的分野是60年代初教育政策所导致的错误方针。 出身干部或军人家庭的学生主张红卫兵运动要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试图缓和对党的机构的批评,把斗争矛头引向其他目标:知识分子、学者、前资本家和地主,以及在中国城市社会中带有“资产阶级文化”标签的阶层。

相反,出身资产阶级背景的学生,则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次消除60年代初他们所遭受的歧视的机会,那时越来越注重阶级背景使得他们在大学招生、入团和入党及工作分配问题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在他们看来,红卫兵运动给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以证明其参加革命行动的程度将不会受其讨厌的家庭出身的限制,也使他们有机会向党的机构合法地发泄不满。在“五十天”里遭到压制和迫害的毛主义的同情者现在看到了推翻工作组强加给他们的裁决的可能性。他们说他们反抗工作组是反对“错误的”党的领导,是造反行为——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十六条”保证他们享有这个权利。

对北京和广州的红卫兵组织的许多事例的详细研究可以看出学生运动中出现的分裂,一份对广州近2200名中学生的抽样调查表明,占压倒多数的(73%)干部子弟参加了保卫党的组织,而半数多点(61%)的知识分子的子女和许多(40%)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尽管分析有所不同,但同样的数据表明,“保皇派”组织吸引的大部分成员(82%)是干部和工人的子女,而“造反派”组织则主要从知识分子家庭(45%)吸收其成员。

从毛主义者视野看这是一个最大的讽刺,因为情况不像当时大讲特讲的那样,参加反修革命运动最激进的学生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资产阶级自己的代表。然而,从一种不太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学生运动内部的分化就更容易理解了。对党批评最激烈的是那些从党的教育政策中得益最少的人,是那些其家庭是党的“阶级路线”的主要受害者的人,而那些支持党、反对对党进行攻击的人,则是在入党、上大学和工作分配等现行体制中受益最多的党的官员的子女。

党机构的反应

红卫兵运动并未按照毛的意图发展,却陷入混乱、派性和暴力,这可归咎于许多原因。部分地是因为“十六条”所包含的对群众运动的限制不足以抵消该文件、党的官方报纸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富有煽动性的言辞;部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明显偏离了十一中全会最初的设想,不是由革命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而是由红卫兵来搞,红卫兵则把反对党的权威当作其权利和义务了。也许最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党的决定,这个决定要发动数百万不成熟的年轻人,在当时十分激烈的政治环境中,鼓励他们进行“革命斗争”,并将任何把他们置于领导或控制之下的企图谴责为“压制群众”,而他们斗争的目标却又模糊不清。

红卫兵运动出现困难的另一原因,是党内的反对。官员们对这样 法感到迷惑不解,即他们的好坏 由身穿军装、手舞红色毛的语录本、组织松散的几伙大中学生来评价。但显然他们的饭碗已难以保得住。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公开宣布要解除党内走资派的职务。而且林彪在十一中全会的讲话中谈到同一个问题时,措辞更为直白。林彪说:“文化大革命”要依据三条政治标准“对干部进行全面的审查和调整”。这三条标准是:他们“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以及“对这场革命是否热情支持”。符合这些标准的将获得提升或保留官职;不符合标准的将被免职,以便将支持和反对毛计划的人之间“的僵局”打破。

令人吃惊的是,事态很快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倒霉的不只是他们的名利了。如上文所述,截至当时,已有不知多少教师和校长被自己的学生拷打、折磨甚至杀害。党的干部绝难避免遭受类似的暴力行为。仅在红卫兵运动的头几个月,就至少有一位党的干部——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在激进学生搞的批斗会上丧命,另一个——黑龙江省的潘复生——在饿了四天后住进医院。

在一些地方,干部可能已注意到党的命令而无拘无束地接受红卫兵的审讯和批判。但官员们接受审讯和批判的方式总的看来,他们是想尽力拖延、转移或破坏这场运动。 刚开始,一些干部试图完全禁止红卫兵组织,根据是他们还没有得到十一中全会的正式批准。另一种策略则与“五十天”中工作组采取的方法相似,他们允许红卫兵成立组织,然后对其活动规定严格的限制,禁止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张贴大字报,或者出版他们自己的报纸。

然而,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的红卫兵集会以及赞扬性的社论在中央党报的发表,很快使得否定红卫兵组织的合法性成为不可能。随后地方干部开始采取一种更为圆滑的方法。一些人试图牺牲几个下属(用中国象棋作比喻,中国人常用“丢车保帅”这个习语来形容这种策略)的方法来证明他们忠心耿耿而不使自己有危险。有些人举行“大辩论”讨论他们的党委是否真正实行了“革命”领导,但又巧妙地控制会议以确保产生正确的结果。一些人在墙上刷上毛主席语录以阻止红卫兵张贴大字报和标语,因为他们坚信用大字报盖住毛主席的话就等于是对毛主席的亵渎。其他人正通过把他们的干部转移到地方兵营内以躲避红卫兵,因为激进的学生是不得进入兵营的。

然而,省和地方干部的主要策略还是鼓励成立保守的群众组织以保护他们免遭激进学生的批判。通过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和共青团做工作,就有可能把那些维持现状对其有利害关系的学生组织起来,把那些较激进的红卫兵组织描绘成寻求向党报复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成员。通过工会做工作,地方领导人还把更为保守的工人组织进“赤卫队”,以保护党和政府的办公地免遭激进的红卫兵的袭击。这些措施的结果,使起初以大中学校校园为基地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向外转向工业劳动大军的队伍。

这一策略得到了中央一系列规定的帮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条规定对党的机构有利,对“文革”小组不利。起初,中央的政策只准许出身于“红五类”——工人、农民、士兵、干部和革命烈士——家庭的学生加入红卫兵组织,并且禁止“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参加红卫兵运动。这不仅限制了学生运动的规模——在1966年夏末秋初,只有15%—35%的大中学生是最早的红卫兵组织的学生, 但这又自相矛盾地正好把红卫兵成员局限在更有可能保护党的机构的学生之中。

为什么官员们用所有这些方式抵制红卫兵运动?其答案部分在于,面对一场他们肯定认为是无政府的和失控的红卫兵运动,他们有自我保护的欲望。但是地方和省的官员肯定还认为他们在北京有人撑腰,而且最好的战略就是尽力渡过这场运动最险恶的时刻,并希望尽快把这场运动引向结束。毕竟无论是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周恩来都没有被十一中全会开除出政治局。刘的确在排列表上靠后了,但他依然是人民共和国的主席。邓和周保留了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职务。前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6月初被任命为党的宣传部部长,他也试图防止红卫兵运动产生太多的受害者。所有这些中央领导人,在他们的讲话中,都积极支持为把红卫兵成员限制在“红五类”家庭的学生中,保持红卫兵组织的团结和纪律,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使激进的少数派服从较保守派的多数派所做的各种努力。

毛主义者的反应

因此,到9月底,对毛、林和中央“文革”小组来说,“文化大革命”并未按初衷发展已是愈益明显了。对“四旧”批判太多,却几乎没有怎么批判最主要的官员。只有几个低级别官员被迫辞职。党的机构的主要趋势是躲避、暗中破坏和应付这场运动。

因此,10月初,“文化大革命”大大地激进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力量加强了,党的机构削弱了。这个情况最先反映在10月1日国庆节之际的一系列讲话和社论中,其中大多数社论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执笔的。这些讲话批评了党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重申红卫兵有权反对党组织,强调“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不是保守组织所说的“四旧”。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宣布要推翻对红卫兵组织成员的限制,从而使出身“坏”家庭成分的激进学生能够合法地参加这场群众运动。

此外,从10月9日到28日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对到当时为止的“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作出评价,并寻找克服运动所遇到的阻碍的办法。 首先,毛和林向代表们再次保证了这场运动的目的,以寻求代表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他们许诺,只要是欢迎而不是试图躲避群众的批评,大多数干部是可以“过”“文化大革命”的“关”的。毛说:“你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毛甚至进行了自我批评,他承认在60年代初出现修正主义,部分原因是他“退居二线”和决定放弃负责日常工作的结果。而且,毛承认他未料到发动红卫兵会产生“大问题”。

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仍未被宽心,本来预计三天的会议开了两个多星期,原以为平和的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紧张。 陈伯达在一篇报告中指出,在60年代初已很明显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路线斗争现在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反映。毛泽东和林彪不再对有顾虑的干部给予安慰,而是猛烈地攻击那些试图妨碍和躲避运动的干部。毛抱怨“只有极少数人坚决地把‘革命’一词放在其他之前,绝大部分人把‘畏惧’放在第一位”。林把党的抵制归咎于中央一些干部的阻挠,并点名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可能应对此负责。他们二人被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1966年事态发展的结果,大大减少保守派群众组织的影响。 年底,北京的一些保皇派组织进行了最后一次反抗,他们攻击激进的红卫兵组织,批评林彪,捍卫刘少奇,坚持认为正确的路线是“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闹革命”。但他们显然已是强弩之末。一些保守组织作了自我批评,有些被激进的学生接管,另一些则因他们的首领被公安局逮捕而垮台。

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年底也加强了群众对党的机构的进攻。放松对加入群众组织的条件限制使得激进派人数剧增。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加强了与那些他们认为最有同情心的组织的联络,驱策他们合并成更大、更有战斗力的团体。在11月和12月,已允许红卫兵进入工厂和公社,工人也有权组织他们自己的“革命造反”组织,这就打破了以前由党委机关把持的对组织工人、农民的有效的垄断。免费乘车去北京已被取消,以鼓励红卫兵结束他们的“革命旅行”,返回他们所在的城市和省去进行反对地方党委的“革命”。

最重要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开始为群众组织指明要攻击的高层官员,并向友好的红卫兵提供材料,作为他们用来进行批判的根据。红卫兵代表带着哪个干部要经受“考验”的十分具体的指示从北京来到大的省城。激进的红卫兵组织已被告知刘少奇和邓小平反对毛泽东,可以作为批判对象。中央“文革”小组还向红卫兵提供了刘、邓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自我批评的副本,11—12月,攻击二人的大字报开始大批出现。根据1980—1981年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提供的证据,张春桥曾于12月18日在中南海接见清华大学激进学生代表蒯大富,要他公开羞辱刘和邓。据说张说要“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快到年底时,陶铸因为企图保护省委、中宣部和文化界的干部免遭批判,以及据说要剥夺中央“文革”小组对这场运动的领导权而被撤销职务。其他五位重要的中央官员——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彭真和贺龙在北京的群众集会上被连续批斗、辱骂了数小时。

这些事件传递的信息非常清楚:在中国,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免遭批判;而且批判的方式的确是很严厉的。

省级权力的垮台

1966年最后3个月,“文化大革命”升级造成的结果,在中国因地方不同而各异。在较边远的省份,发动激进的学生是困难的,因而省的领导人尚能牢固地守住自己的地盘。而那些已发动起来的省份,其结果就不是如毛所期望的那样了,不是地方官员整风而已,而几乎是省级权力机关的彻底垮台。

上海就是这后一种情况的典型。 10月份中央领导人火上浇油的言辞推动了第一个激进的全市范围的工人组织——“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在11月初的成立。该组织显然是由一些低层干部(如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他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全国性的显赫人物)在激进学生的帮助下,主要组织下层工人,如徒工、临时工而建立的。根据有些说法,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虽然有些勉强,但出于某些原因,还是按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办。但是他抵制建立“工总司”,理由是中央尚未准许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这样的组织也必然干扰生产。

当“工总司”去找曹以寻求官方的承认和物质支援时,曹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一气之下,“工总司”的头头们强征了一列火车开往北京以把他们的问题提交给中央领导。曹命令火车停在上海郊外某站的一条侧线上,在那里,他的代表再一次试图解释他的态度,给他们做工作。

起初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曹的立场。但在工人拒绝返回工厂之后,北京激进的领导人派张春桥去同他们谈判。张春桥给了曹荻秋重重的一记上钩拳:同意承认“工总司”,条件是他们的革命行动不得妨碍正常的生产任务——对于这个决定,曹荻秋除了同意之外别无选择。

在聂元梓到了上海之后,市政府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聂显然随身带来了揭露市教育局局长为修正主义者、指责曹荻秋庇护他的指示。在她抵达之后,一群激进分子接管了地方报纸《解放日报》,命令它印发聂的讲话。几天之后,市政府停止了抵抗。

然而曹的权力的垮台,并非主要是激进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行动所致,而是更保守的上海市民反动员的结果,他们的行动至少有一部分是自发的。在《解放日报》被(激进派)占领期间,“赤卫队”和其他支持者们曾试图冲击报社大楼,把它重新夺回来。邮电工人拒绝分送载有聂的讲话的报纸。“赤卫队”要求曹拒绝向激进派“投降”,不再向他们作任何更多的让步。

根据安德鲁·沃尔德的认真研究,曹对这种两极分化过程的反应是,两派“送到他办公室的任何要求他统统签署”。 其结果是社会上弱势群体的组织纷纷提出经济利益方面的要求。那些降为临时工和被解雇的合同工工人要求恢复原职和补偿工资。固定工人四处活动,要求增加工资和提高福利,指责激进派干扰生产会使他们奖金减少。

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爆发了武斗和骚乱,据报道,在一次有8个保守派分子被打死的事件发生之后,“赤卫队”号召总罢工。加上已被围困的市政府的战略是满足各派的要求,这就导致了上海经济的崩溃:挤兑存款、抢购商品、供电和交通中断。到12月底,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已陷入一片混乱。 Y3WtnXODrblaS1X8ymPhCg38/l3CBPiWPatJ/hegkU+oUMSNBKUej1uIFE361eSE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