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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一词经常挂在我们嘴边，但是像“生活”、“时代”甚或“文化”那样，此词的定义十分模糊。对它难下具体的定义这一事实似乎并没有减少民众对它的使用。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采用“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军事方面的现代化）作为一个全国纲领，这就需要我们设法着重阐明这个多变的名词的定义。
先从中国以外说起，19世纪初期产业革命的发展显然超出了工业的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技术在国家的成长壮大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应用称之为“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它含蓄地表示克服传统，通过技术以新方式代替旧方式。人们一度感到所有的工业化社会都紧紧地处于现代技术发展的控制之下，以至全世界的情况出现了一种汇合现象，虽然文化的残余会显示出不同民族之间表面上的差别。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下的事实正变得越来越明显：不同文化的民族在它们各自的文化价值和继承的制度这些根深蒂固的结构的影响下，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对待现代化和利用现代的技术。当然，这些价值和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它们的变化同与现代化有联系的物质发明和进展相比，则显得更为缓慢。
在近几年，不论给现代化作出什么定义，它只能作为现代史中各种力量的一部分而被接受，这个情况已经变得十分明显。这是因为，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的现代化研究不得不集中在这些国家在现代所共有的最明显的变化方面。这些变化显然是一些可以计量的变化，因为数字是最容易比较的。结果是，人口增长、城市化、道路、铁路运输、工厂产量和国民生产总值是现代化中经济和物质方面的部分内容。
当学者们的考察从经济发展转向政治发展时，他们再也不能如此容易地发挥计量和比较的作用了。报纸的读者人数、选举中的投票情况、对民族国家的献身精神、对科学技术的接受状况及个人主义的兴起，这些都是变得越来越难以计量的研究题目。学者们面临更为缓慢和更难以衡量的社会变化的几个方面。在这里，有一个现象变得很明显，即文化的结构像地理中的地形那样，具有很长的持久性，而且的确具有惰性，这样就显露出了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之上的现代化的迹象是肤浅的。宗教信仰、法律和道德以及家族制度和各种理想行为的主题是各种文化深层的不可动摇的核心思想的组成部分。这些个人与国家、与家庭关系的核心观念只能是比较缓慢地起变化。
在中国的现代化中，我们因此遇到了一个新和旧的结合体。装有滚珠轴承和汽车轮胎的骡拉大车是更有效率的车辆。外来的事物不得不加以变通以适应本地的用途。在更抽象的方面，“平等”和“参与”的概念在应用于中国时，容易产生不同的意义。物质现代化因素和各种文化倾向因素之间的不同变化速度于是使研究中国革命的学者有了用武之地。学者们或是用西方的观点，或是用中国的观点把中国的革命加以理论化，但它们都不能正确地对中国的革命详加阐述。
根据对中国人在面临中国适应外部世界这一现代问题时的经验的简单描述，我们可以作出某些假设性的结论。首先，中国的统治阶级能够在很短的时期内放弃传统的儒家信条而接受外国的信条，作为体现他们爱国目的的新用语。自1900年以来，中国改革者和革命者的著作已经越来越多地使用西方的思想和题材。
这些爱国者的自觉思维放眼于世界，寻求一切可能有助于中国的思想。但是当成文形式的中国传统作为现代中国的指南而大部分受到怀疑时，实际上中国的价值体系、个人相对于政府的地位、农村父系家庭制度的支配地位和中国生活的成百个特征却表现了明显的延续性。人们用各不相同的歌词唱同一个老调子。人们自觉思维领域中的变化大于日常行为的变化。
总之，在中国的革命中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在解决问题时，使用延续性之对中断性、内在性之对外生性这样的习惯范畴对我们并无帮助。乍一看，外来的和新生的事物似乎的确与土生土长的和传统的事物相对立。但是通过对晚期帝国的更周密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新事物产生于本地传统内部，如旧的绅士地主—文人—官员阶级进入商界和参加地方行政管理，同时又可发现外国势力支持古老的传统，当炮舰、电讯和火器被用来镇压农民造反者时就是如此。由此造成的困惑可以用中国人把内、外两种概念应用于近代史这一现象作为例子。自远古以来，内外这两种概念当然一直是喜欢对事物进行分类的中国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在19世纪，“外”方便地包括外国的事物，如鸦片贸易、帝国主义和战争、条约制度、洋务运动、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现代化。
但是，读者将会注意到，这些现象显示了一种倾向，即从一种鲜明的“外”的地位最后转而变成地道的“内”。鸦片贸易的确是传到中国的，但中国本地种植的鸦片使它对英国—印度进口鸦片的需求减少了。“内”和“外”证明是流动的沙。西方技术及后来的西方思想被转成中国的用法。最后，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时，不得不以穷苦的农民为其革命的基础，而不是像共产主义规定的那样以无产者为基础。
只有接受一个关于现代化的混杂的理论，这个问题才能解决。世界显然正在某些方面遭受现代技术的冲击，可是世界又在另一些方面依然在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之间四分五裂。我认为，我们不得不采取结构论的立场，即中国社会建立在这样的古老结构的基础之上，其社会秩序和政治价值观根深蒂固，迅速的变化也难以很快地改变它们。艾森施塔特和另一些人所说的“核心观念”，其变化比物质技术和国际现代新潮的标志的变化更为缓慢。
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者们谈到了核心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不同变化速度，但谈论的重点却正好相反：即物质的生产方式最终决定非物质的法律、宗教、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阶级结构和价值准则。重点的不同不应掩盖如下的事实：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阐明同样类别的事情。他们对革命过程的了解并非南辕北辙，以致互不理解或不得互相讨论。
我们最好通过单独提出中国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的一个典型特征的种种变化，来阐明在混杂的现代化条件下的革命进程，这个特征是个人对集体、对家庭和国家的依附性。虽然个人主义的兴起绝不能完全解释革命的进程，但它可以方便地作为革命进程的例子。
对个人从旧社会解放出来的连续叙述从妇女的解放开始也许是恰当的。妇女的被贬低的地位充分地体现在缠足的习俗上，这个陋习使她们从儿童时代起就减弱了行动能力，并使她们在干体力活时更不方便，可是缠足在汉族农民中广为实行，以至其发生率据一般的估计超过了80%。由于这个习俗始于京都的宫廷，它随之而来的扩散被假定最先在统治阶级中开始。因此它在19世纪农民中的流行证实了如下的想法：统治阶级开风气之先，农民则纷纷仿效。
始于19世纪80年代并在20世纪趋于激烈的反缠足运动部分地由传教士形成，他们最先看到了问题的所在。西方的传教士把关心个人灵魂的信仰带到中国，并且促进了体现基督教价值的中国基督教社团的兴起。在此期间，当中国的改革者正在设法阻止摧残女孩的双足时，西方的女权运动在这个世纪最初的几十年正试图为妇女取得法定的权利和选举权。
妇女解放的另一个措施是改革婚姻习俗。到1917—1921年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这已成了青年反抗家庭包办的一部分行动。婚姻中个人的自由选择又是一件新事物。
一定程度上独立的，甚至是非正统的政治思想最早已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的知识阶层中抬头了。在高级官员的赞助下，特别是汉学的学者们组成了学术性的团体，并且提出了多少独立于帝权的文人的意见。
这种纯粹中国式的运动支持了较晚出现的不同于公职的职业。例如，在19世纪晚期，有一批来自香港的值得注意的华人成了拥有伦敦法学学位的律师。外科医生在早期传教士的医院中受训。新闻工作者在条约口岸出现。在1912—1949年中央政府有名无实的时期，外国榜样的传入和对现代生活的需要这两者的结合培育了一批不在政府任职的作家、艺术家和其他职业人士的新型城市知识分子。正当革命者脱颖而出成为政治领袖，军人接受教育作为他们受训的部分内容的时候，中国旧的社会结构在许多方面遭到了破坏。总之，从士大夫统治阶级中，涌现出许多类型的上层阶级人士，其中的一些人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当在国外留学并带着例如利用科学拯救中国的理想返回中国时，是怀着西方自由主义的理想的。
进一步的措施与新知识分子对解放农民的关心同时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年轻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断断续续地进入农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种行动作为动员成立一个新的中央政权的关键之一而组织了起来。出现现代交通工具这一主要事实，促进了接触的增加。铁路及后来的公共汽车交通，能使城市的知识分子进入农村的村社。电报和报刊及后来的无线电把农村纳入了全国和国外新闻的网络，就像国际贸易的发展已使农产品逐渐地和越来越严重地依靠丝、茶、棉花和其他农产品的国际价格那样。甚至到军阀的部队中服役的征兵活动也打破了农村狭隘天地的束缚。简而言之，20世纪的新世界为农民参与更广阔的世界的活动提供了条件。
可是，如上所述，中国的个人以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新作用依然脱离不了非常尊重中国的文化价值及接受家教和中央权威的框架。社会的和政治上的责任竟然压倒了西方关于个人权利的学说的吸引力。
实践中的糅合：旧主题的现代形式
为了给予过去以应有的地位（或是作为中国领导人的指导，或是作为他们的沉重的负担），现在让我们观察一批选出的问题，即中国的统一者们在取得最高权力时即使不是普遍地，但也是经常地碰到的问题。人们当然可以从两千年的历史中选出一些例子，以阐明他们想象的几乎所有的特征。但是，我们不妨着眼于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的三个方面的问题，以说明主要过渡时期的特点：（1）统一者与其同僚的关系；（2）他的努力中的急于求成和过渡行为的程度；（3）他对军事力量的控制。这三个特点结合的表现每个朝代各不相同。
上述第一个问题产生于无人能够单枪匹马地打下天下这一事实。每个统一者都作为党派集团的领袖，即其中的佼佼者开始其生涯。可是他一旦取得天命，政治制度就要求他处于另一层地位上，突然高于世人并扮演超人的角色。如果新皇帝在开始时没有使人折服的行动和明显地高于其追随者的表现，那么知道他底细的亲密伙伴是很难接受的。
但是，出于党派活动的性质，这些人承认这种等级的差别，并作为追随者而不是作为地位较低的伙伴而投身于他。学者—顾问的这种忠诚的服从尤其是他所期望的，这些人使军事领袖能够成为法典制定者和成立文官政府。
统一者作为一个由支持者和助手组成的集团的领袖而掌权，这个事实决定了他在接管政权后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中国的编年史者明确指出，天子如无圣哲般的顾问和干练的行政长官的协助，都不能取得政权。秦始皇得益于更早的商鞅的法家改革；商鞅（公元前390—前338年）为杰出的秦国官员，他向民众推行一种严格的奖惩制以及连坐法，从而使民众互相监视和告发。在秦于公元前221年征服了它的最后一个敌人以后，秦始皇的顾问李斯废除原来的国和王，把中国分成36郡，郡以下再分县，每个典型的县都是有城墙的城镇，其周围则是农村。李斯还统一文字，反对私人治学，搞文字狱——在此过程中焚毁非法家思想的书籍，据认为还活埋了有不同意见的儒生。当好大喜功和妄自尊大的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时，李斯与一名主要的宦官一起策划继位之事，但这名宦官很快就把他清除掉了。
秦在它的暴行造成的普遍不满情绪中灭亡之后，于公元前206年创建汉朝的平民刘邦在开始时改变了态度。为了满足他的支持者，他放弃对帝国的集权，恢复周代的政治分封制。汉朝几乎2/3的领土被分成王国，由开国皇帝的兄弟子侄和助手们统治。只是到了以后，这些王国才重新归帝国治理。汉代的君主虽然继续采用法家的措施，却把它们与儒家的学说结合起来，从而成为称之为帝国儒家思想的强有力的结合体。
公元589年重新统一中国的隋朝领袖是一个名为杨坚的将军，他与秦始皇一样不能限制他对人民的无节制的要求。他的崛起得了以下几个人的帮助：一是前朝的一名资深的将领高颎，此人在几次关键性的战斗中赢得胜利，并且指导隋朝政权的每个措施；二是以严厉和无情闻名的指挥官杨素，他立下了把后撤的士兵全部斩首的规矩；三是比较讲人道的儒家思想家、行政长官苏威。两个皇帝（隋文帝，589—604年；隋炀帝，605—618年）令人不能忍受地急于求成，残酷地驱赶其人民去完成他们的武功以及开挖运河和建立都城，以维持他们的中央政权。这些残酷的苛索无度的行为引起了叛乱，并给后继的唐代诸君在如何去尝试做过多过快的事情方面，提供了一个不可忘记的足资教训的实例。唐代（618—906年）之所以能维持得更久，是因为隋代已经重建了中央政府的结构，现在唐就更有节制了。
公元906年唐朝灭亡后，宋朝的创建者赵匡胤提供了一个良好榜样，他削弱军人的力量以使中央集权的文官控制能在和平时期维持下去。赵曾任皇宫禁军的指挥官。当他由此而成为皇帝（太祖，960—976年）后，他就让他的将领们退休养老，并在开设文官考试、建立官僚政治和集中岁入的同时，以文官取代节度使，并把部队集中在新的皇宫禁军之中。
分别建立异族统治的元朝（1279—1368年）和清朝（1644—1912年）的蒙古和满洲少数民族当然要保持他们好战的和排斥异族混杂的气质。蒙古人经过了89年而垮台，但满洲人却成功地统治了268年，这部分地是因为满洲人的军事力量是保持在严格的控制之下。满洲人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吸收汉人合作的高人一等的能力。满洲人在关外的根据地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行政经验已经为他们统治中国准备了条件。
像每一个新政体一样，满洲人也面临着如何处理旧体制的战败分子及吸收、训练新官僚和确保新官僚集团忠诚的问题。1368年当蒙古人的统治在内战中垮台后，明朝的创建者恢复了蒙古人不能依靠的考试制度。当明朝经过276年灭亡后，1644年的满洲征服者使明朝的绅士和官僚基本上各安其位，同时残酷地摧毁了长江下游的拒不投降的人和通过考试继续吸收汉族的文职行政官员。1667年后当康熙帝执政时，他是在受到最小破坏的中国社会和文化上面设置他的王朝的。
毛泽东有点冒失地把自己比作秦始皇（也许是为了恫吓一些文人学者），但他的事业更明显地可与明朝的创建者朱元璋的事业相比，后者是平民，其早年生活贫困，当时他的家庭成员大部分死于饥馑和瘟疫。他在一个佛教寺院中略受教育，并与摩尼教（明教）和白莲教的一些秘密教门有一定的联系。当动乱蔓延时，朱在1352年投奔了一个地方领袖，娶了他的一个养女，并在1355年继承了他的指挥权。次年，朱元璋夺取了南京，在那里建都；在以后10年中，他打败了长江上、下游的敌对的军阀。在他整个崛起的时期，他吸收一些干练的学者进入他的幕僚班子，1360年后他还建立了具有治安和审判权的残酷无情的特务机构。
一旦执政，朱元璋就取缔了所有的秘密教派。他甚至在公开的朝廷上按照礼仪鞭打高级官员，来恫吓明代的全体官员。他的猜疑发展到了偏执狂的程度。1380年，他处决了他的丞相胡惟庸和所谓的同谋，据称3万人以上卷入胡案，在14年中被秘密警察搜出。1385年，一名户部侍郎和其他数百人因贪污的罪名而被处决。1393年，曾在几条战线屡次战败蒙古人和其他叛乱者并因此受奖和封赏的沙场老将蓝玉，与包括几名高级将领在内的其他1.5万余人因被控密谋篡位而被杀。历史学家断言，明帝利用此案“作为消灭军方集体独立性的最后痕迹的借口”。
不用作进一步的详细推论（这样往往有损于主要的结论），我们不妨认为毛泽东是重新统一中国的人，其成就与公元前221年以后秦始皇的成就和公元589年隋朝创建者的成就同属于特殊的一类。两人都过分地急于改造中国，都推动其人民向前走得太远太快，都耗尽了他们最初取得的支持，都把中国留给以后的统治者去收拾残局。可是在毛泽东执政的27年期间，他把矛头指向他的同志，并且为了防止“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弊病，几乎毁了中共，这与明朝创建者37年的统治有某些惊人相似之处。
我们所称的“革命”，通常当然是通过在若干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明显的间断现象来认定的。1949年，毛泽东作出“一边倒”并向苏联学习的决定，在当时似乎是与过去断然决裂。然而前几代中国的领袖已接受了英、法、日、美和其他方面的外国模式。但在1949年，毛泽东及其中共的同事作为胜利的革命者，意识到了他们的创造能力和一个新时代的新需要。他们重新缔造历史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突破中国过去政治的衡量标准。但中国远不是毛泽东号称的可以在上面随意谱写新事物的“白纸”。相反，甚至毛泽东关于他的新政权的主张也具有一个新天子的特点。他可能行使的全部本领虽然很多，却有其局限性，在当时情况下还有其或然性。例如，就拿必须有一人高居众人之上这一事实来说，毛泽东之前的大部分前辈已经发现，使自己成为宗教崇拜的对象是很有用的。
必须从中国本地实际情况的角度来观察现代新事物。尽管革命者心目中具有新的思想、名词，甚至宇宙观，中国人的生活仍继续表现出不寻常的延续性和历史意识。在自我形象方面，中国与欧洲和南、北美洲大不相同，因为它的地理基础是非常固定的。在中国的经验中，找不到与帝国从古代东方向现代西方、从旧世界向新世界的西渐过程相类似的现象。中国社会的中心没有发生过与从雅典转到罗马，或从伦敦转到华盛顿的现象相似的地理转移。当毛泽东经过长征进入陕西时，过去产生周代征服者的黄土峡谷已经经历了三千年的岁月。成为中国再统一根据的各种历史先例可以追溯到过去，而且具有强烈的直接性，犹如在一次美国的总统竞选运动中，我们仿佛看到恺撒、查理曼、约翰王和亨利八世在他们的时代，都曾跨越河流和平原，在纽约、弗吉尼亚、俄亥俄和伊利诺斯诸州的村镇及城市中，通过竞选总统争取中央权力。在中国，它的过去以一种西方人很难想象的方式表现出来。
如果我们记住这些模式，现在再去探讨中共1949年接管政权的情况，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不但历史支持这种接管，而且在20世纪出现的新因素也帮助接管。首先，从传统的角度看，政治条件成熟了。自1911年以来，中国人民很少过安宁的日子，所以普遍渴望安定。在此期间，中共在1921年以后已成为一个一体化的政权。它已经历了1923—1927年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的四年革命斗争；经历了1927—1937年的10年反对国民党人的战争；经历了1937—1945年抗日的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八年时期；经历了1946—1949年反对国民党人的4年内战。这26年不间断的斗争以及江西和后来的华北统治经验，已为中共夺取政权和行使权力做好了准备。
其次，从现代的社会角度看，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成熟，更因中国普遍存在的文化主义、文化特性意识和以往的优越感而高涨起来。社会结构中的深刻变化已经削弱了扩大的父系家族世系对妇女和青年的控制。军人、工商业者、教师、从事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出版商和新闻工作者，甚至革命者和党派成员的新的职业的作用已得到了承认。
同时，从外国技术的角度看，新事物已经从工业生产和轮船、铁路对蒸汽的使用发展到汽车、飞机中内燃机的使用。电话和无线电继电报和电灯而问世。伴随着铺路、街道照明、排水和污水处理、公共教育、卫生管理等城市服务行业的建立，又出现了现代化的警察治安和司法制度，以及日报、杂志、通俗小说和电影业。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与提炼业、制造业、银行和投资业务以及政府加强军事力量和官僚行政管理的财政力量同时发展。这一切发展和变化都是人口增长和与外部世界交往日广的结果。在20世纪40年代，中央权力衰落的种种政治征兆突出地在公开场合表现了出来，同时那种要求新的和更现代的生活秩序和政府的潜力却在不断地壮大，等待在一个新政权的领导下拧成一股力量。
可以认为，士兵和学生即将成为建设新政权的基石。20世纪已经出现了一种日益加强的尚武倾向。当清帝国因废了天子而失去首领时，袁世凯因拥有受过训练的北洋军而成了中国的强人。在1912年，只有他能作出维持秩序和阻止外国——据推测是日本——侵略的诺言。1916年以后，军阀割据甚至造成了更大的军队。只有在苏联的军事援助和黄埔军校造就了一支充当先锋的国民党军队以后，国民革命才完成了它从广州至长江的北伐。在孙中山博士的三民（民族、民主和民生）主义的教导下，黄埔军校的士官生和苏联的援助形成了蒋介石军事力量的核心。1928年在南京政府名义下统一中国后，遣散军队的努力失败了，从此，南京、满洲、广西和其他地区的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直到抗日战争最后使国民党和中共两个政权都军事化时，这个局面才告结束。最后，中国的重新统一靠武装力量来完成。在20世纪20年代的第一次统一战线中中共失败（因为它没有自己的军队）后，它吸取了教训。1949年，它的军队重新统一中国。
培养现代学生则远不是那么简单。在帝国晚期时，继承下来的中国这座大厦开始崩溃，而在上层最为明显；在上层，科举制度通常造就出以社会秩序和帝国儒家思想的主要原则进行自我教导的学者。采用西学和西方技术以加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必要性，使得传统的考试在1905年结束。其后建立以日本制度为榜样的学校制度的企图，因清末和民国初期中央政府的虚弱而受阻。此外，到了那时，学习日本已开始让位于直接向西欧和北美学习的潮流。除了1904年的受日本影响的教育改造外，在1911年以后又接受了欧洲的学术思想；1922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又按照美国的模式进行改造。同时，城市化使现代城市生活与仍是传统农村方式的生活进一步分化。从国外回国的最高层的学者往往是与世隔绝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受的训练是去教学生国外生活而不是中国的生活。他们通常缺乏适合中国农村生活需要的实地经验、思想、教科书和方法。在民国最初20年间其结果是主要按照外国模式建立了高等教育，这样就扩大了精选的、外国化的上层社会精英与基本上仍是文盲的农村群众之间的鸿沟。
到国民党政府开始于1928年在南京恢复中央政权时，现代的大学或是作为部分地受国外资助的教会学院，或是作为天津南开大学那样的私立大学，或是作为像北大或清华（受美国归还的庚子赔款的资助）那样的国立大学（它们在华北享有特殊的声望），已经取得了很大程度的自主权。国民党的垮台部分地是由于它不能动员、鼓励和利用中国知识分子的才能。
当1949年中共继承了培养一批政治上忠诚的新管理精英以担任能够治理中国群众的官僚机器的干部的任务时，帝国晚期的旧社会精英，即以儒家经典自我教育的文人，早就与清帝国一起消失了。现代已经造就了一批具有不同的效忠对象和世界观的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作家、科学家、行政官员、军人和政治家——去代替他们，这些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不但在旧中国的学术和传统中受到熏陶，而且也分别在日本、西欧、美国和俄国的学术和传统中受到培养。皇帝们在培育和利用即使是带有儒家色彩的文人时，已经面临了种种问题。中国的新知识分子却远不是那样容易控制和利用的。在整个20世纪，他们与政府的有矛盾感情的关系已经成为他们作为国家忠诚的公务员和作为不受约束的学者—专家这两种作用之间的紧张状态的主要症结。民国时期中国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不但表现了中国人能够赶上国外出现的现代潮流的才能，而且能够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多元化的新社会中担任各种职业。京津的教授们甚至当他们在战时迁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大时，仍继续把自己看成是现代西方学术自由和中国政治道德的典范。
中共以远为严格的纪律，在延安就提出了控制新知识分子的要求。但在1949年中共掌权以后，它就面临了一个依然存在的两难问题：需要知识分子教学、科学和文艺方面的才能，但他们不是党的路线最可靠和忠诚的追随者。从系统上说，他们不是帝国晚期自我灌输的中举士子的真正后继者，中举士子作为国家公务员的作用这时已由新的干部阶级——中共机器的活动分子——去发挥。在党的专政取代了王朝统治的同时，文人学者阶级一分为二，成为专业知识分子集团和党的干部集团，它们从此将在各个学者的自主和国家权力之间进行长期存在的斗争。
这些考虑能使我们集中注意创新的能力，它使中国的领导人既能实现王朝重新统一的传统标准，又能满足大部分来自国外的社会革命和现代化的种种要求。这些创新至少早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汉学学派兴起时就开始出现了，当时汉学对奉为神圣的经典著作进行了多方面的再考察，对已被接受的体现于宋学中的一致看法提出了怀疑。
随着学院及学院中批判者和反偶像论者的成长，出现了社会精英的能动性，它在帝国晚期，特别在1850年太平军叛乱开始之后，已使中国人的管理才能在地方行政中体现出来。
在议政方面，这个趋势受到了香港及条约口岸的现代报刊的推动，并且随之而来的是19世纪90年代爱国学会和1898年以后初期政党的建立。20世纪第一个10年出现了立宪主义的兴起及地方、省和全国议会的创立。虽然政党在选举中公开竞选议员的活动在1912—1913年被禁止，但中华民国的自由代议政府的早期试验却给后代立下了先例。
在军阀割据时代盛行的自由主义教育（虽然被以后的掌权者所诋毁）表面上似乎也是外来的东西，却依然与中国的过去有着强烈的共鸣。学术自主决不是完全从外国进口的，中国人吸取现代科学和学术的杰出才能具有古代的渊源。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20世纪所有的新事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党派专政取代了家族王朝的统治。但是，最早的这类掌权者——国民党——依然被对立的派系弄得四分五裂，其灾难性几乎不亚于成吉思汗王室的蒙古征服者造成的后果。但是较年轻的中共直到1949年以后很久仍保持了明显的领导凝聚力。总之，在早期发展官僚政府时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一种中国政治传统证明在20世纪很有能力创造一种适合中国现代情况的控制制度。证明这种能力的事实是巨大的中国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
当然，这个结论可以结合以下的事实来看：中国的革命领导人选择了一条建立新中国的最容易的道路，办法是在继承下来的最高权力的结构中，保持受过信仰熏陶的官僚集团和能使中国社会井井有条的普遍存在的正统观念。但是事实证明，作为旧主题的现代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更适合于夺取和保持政权，而不是搞经济现代化。于是进一步的创新随之而来。
由于本卷以下几章主要讨论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及其政策，所以让我们最后考察一下农村——新中央政权与中国广大群众进行接触的地方——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