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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初期出现的新方针建立在对中国基本情况的再估计之上。根据毛泽东1月份的说法，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引起了“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
这种看法（在1957年下半年有了改变）反映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关心。由于生产手段这时主要由国营或集体单位所掌握，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已经基本上决定。
许多有关的主张都来自这一分析。首先，虽然阶级斗争决没有被消灭，但在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的敌人不再掌握重要的经济手段，阶级冲突将明显地缓和，于是毛泽东在一年后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
其次，这种形势要求党的重点应基本上转到经济发展方面。毛泽东在1月份发动跃进时概括了这种新形势：“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
但是这个新的重点不仅仅是经济推动的产物；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在跃进运动被放弃后，党的八大确定经济的落后是“主要矛盾”的中心。
第三个主张是，在新修改的统一战线中可以把最广泛的社会力量集结起来，以支持发展的努力。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口号下，领导集团不仅设法争取社会中态度暧昧的社会成分的支持，而且鼓励一切集团创造性地投入，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投入，这些人具有现代化所迫切需要的技能。最后，社会主义的胜利意味着一个不可避免地具有缺点和冲突——毛泽东称之为“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制度的建立。根据这个观点，社会的紧张状态主要表现为合法的利益差异，党的任务是在完善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同时，转变为调停不同的经济部门和社会集团的要求。
这些情况中的一个主要的创新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新政策。在1955年，通过召开提出他们问题的座谈会和奖励最杰出的科学家，党采取了争取知识分子支持的步骤，但这些措施在反对反革命分子运动的背景下因打击了诸如文学理论家胡风等人而受到了损害。但是在1956年，在更放松的政治气氛中继续采取接近知识分子的行动；政治气氛的放松部分地是受到从1955年后期开始的苏联对待知识分子态度解冻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受到社会主义改造后阶级斗争减弱的假设的影响。
1956年1月，周恩来在促进经济跃进的背景下对新政策做了重要说明，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5月的讲话中又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周恩来主张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资源，更快地提升和更容易地参加中国共产党，而陆定一则解释了毛泽东的新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按照陆定一的说法，自由谈论和独立思考是避免学术上的停滞所必需的，对知识生活强加教条主义的束缚是与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立的。
进一步的措施是大力维护在1949年被吸收进入统一战线的小民主党派的地位。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下，这些由知识分子、前国民党官员和工商业者组成的党派被敦促去批评政府的表现和发展自己的成员和组织。尽管气氛更加宽松，但所有这些措施都因以下几点而受到限制：重申党的领导的原则，号召知识分子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坚持对像胡风那样的持不同政见的人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结果，在整个1956年，大部分知识分子谨慎地响应，不过仍有足够尖锐的批评致使许多干部采取了阻碍的态度，尽管最高领导大力推动这项新的计划。
对待知识分子的新政策持续到了1957年中期，但经济跃进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步伐一起，到1956年春末造成了一系列需要作制度调整和政策纠偏的问题。到这时，中央的官员逐渐认识到了整个经济中的种种失调和计划混乱的现象，认识到了农民对实现农业纲要草案浪费力量和对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僵化所流露的失望。从1956年4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57年夏，党在一个称之为“反冒进”的计划中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坚持现实的指标，强调计划工作的协调性和产品的质量，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框架内部扩大农民私人生产的范围，重建有限度的农村自由市场，缩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严厉批评农业生产合作社干部强制性的工作方法——来对付这些问题。这个计划的主要制定者是周恩来和陈云，而党内领导经济的官员的广泛支持很快就形成了。
毛泽东则远不是那样热心。虽然他无疑同意计划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增加对农民的物质刺激），并在最初接受了遏制过头行为的必要性，但到1956年中期，他显然因收缩措施终止了生产跃进而感到苦恼。尽管如此，毛泽东并不想对新的计划提出异议，而是在那些他自己认为是缺乏能力的领域同意他的同事的观点。在采取这个行动时，毛泽东坚持了在1949—1957年时期他通常遵循的一致性的作风，但他仍怀有怀疑和遗憾的心情，这种情绪在发动“大跃进”时将起关键性的作用。
修改苏联模式
当中共领导人为新形势制定政策时，他们开始以一种更自觉的批判态度审查苏联模式。在此以前，毛泽东及其助手已经对苏联的榜样做了重要的改变，并且发出了使苏联的经验适合中国国情的一般号召，但他们并没有在公开场合或在内部报告中细谈苏联的缺点或中共的创新。的确，毛泽东晚至1956年1月仍公开表示中共不过是在苏联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发展，“我们现在讲”的，并没有什么新的观点和理论”。
但是到那时，对苏联模式的系统检查已在进行，这将很快地导致对苏联体制的缺陷进行鲜明而尖锐的批判。
这一切都将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中苏关系趋于紧张的背景中发展起来，但这种紧张关系并非导致对模式的复查的根本原因。总之，在整个1956年和195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着重点仍放在向苏联学习，但是以一种摒弃苏联实践的落后面的有高度选择性的方式去学习。
苏联是在远比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的工业基础上起步的，可是只达到了似乎有点缓慢的发展速度，对这个事实的逐步加深的了解显然为重新评价苏联模式创造了条件。这个活动包括政治局与34个中央经济部门领导人的几次讨论，并导致毛泽东在1956年4月做了他的最重要的讲话之一：《论十大关系》。如同毛泽东在后来所说的那样，这次讲话是根据前几个月讨论得出的总的结论，因此不仅仅代表毛泽东的个人观点，它“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这条路线］原则和苏联相似，但有我们的一套内容”。
虽然在提苏联的缺点时涉及的范围相当广，但是在诸如农业等领域，中国的实践一直有自己的特色。在毛泽东号召调整现行做法的一些领域，所提的变革也是温和的，并且保留了苏式的制度结构和经济战略。
中心的问题是以重工业为一方，以轻工业和农业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的投资比重。毛泽东攻击了苏联过于着重重工业的做法，但是又重申了对重工业对投放资金的要求是首位的，只要求“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这一点在1956年6月的确做到了，当时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从8∶1略为减到7∶1；9月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建议稍为增加了农业投资，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相比，从7%增加到10%。
《论十大关系》的另一个主要关心的事项是经济管理：“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在这里，毛泽东也是谨慎的：他号召更多地与地方商量，在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要进一步调查问题。这里所设想的是一种摆脱垂直的部的控制而向“双重领导”形式的转移，在这种形式中权力由部和大区当局分享，但关于实行的方法，没有明确说明。
国务院后来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怎样限制过分的集中，而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各项建议把更多的建设项目划给了地方当局。此外有人还提出了反对过分集中的其他办法，这些办法强调间接计划（只作参考的标准）和市场机制的使用。在这个方面，陈云在1956年9月的八大上提出了一些建议，在以后的几个月，对加强企业自主和在市场进行有选择的采购的方法进行了试验。但是在1957年1月，国务院决定计划分配的基本形式将在这一年继续实行，因为任何改变都需要解决复杂的行政问题，并且无疑还有许多经济计划工作者反对。与此相似的是，尽管在整个1957年经济杂志上出现了关于分散方法的热烈争论，但在那一年秋季前没有作出重大的决定。
在关于怎样修改苏式管理方法的整个辩论中，当时苏联的发展是一个促进因素，指出这一点很重要。苏联在1955年中期已经采取了自己的分散措施，苏联经济学家关于必须克服中央计划工作的各种僵硬弊病的观点对中国的争论的主要参与者有重要的影响。的确，甚至在中共远不像经济计划工作那样取法于苏联模式的领域，苏联的改革也起着有影响的作用。例如，党领导人在最初采用了苏联的拖拉机站作为扩大农业机械化的方法。这些拖拉机站是订立合同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服务的独立实体，有许多不足之处，在工作时常常与合作社发生矛盾。1956年春当政治局委员康生代表中共参加东德党代表大会时，对苏联和东欧拖拉机站的缺陷的批评，和苏联把拖拉机直接交由集体农庄管理的试验已在进行。这个问题在那次大会上被广泛地讨论，康生回国后不久就立刻在中国进行调查。由此导致了11月的批判性的报告、1957年替代办法的试验和1958年终于把农业机械直接交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这一年，拖拉机站在苏联被撤销。
修改苏联模式的另外几个方面在1956年春季政治局讨论中提出的另一个有分歧的问题——工厂管理制度——中表现了出来。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把最终决定权交给厂长的苏联的“一长制”在东北被广泛地介绍推行。在1953年初期，这个制度向全国推荐，但没有命令实行。1954年起，批评这个制度的气氛日益加强，但也有人撰文为之辩护；在1954—1956年期间，在政治局作出决定之前，它作为企业管理的一种方式继续被容许存在。在这个问题上一个起作用的因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缺乏足够的有才干的人，以使一长管理能够发挥作用。这个制度不但一直没有在整个中国占优势，而且甚至在东北也只是部分地推行。此外，党的干部也存在严重的抵触情绪，他们反对限制他们的权力，对这个制度使出身于可疑阶级的厂长拥有大权深为不满。
此外，这些干部有力地指责这个制度破坏了中共的党进行控制和由集体作出决定的传统，也就是说“只有集中，没有民主”。这种论点，连同实行一长制时人才不足和前几年被吸收进工业并受过工业训练的党的干部数量日增等现象，在领导决定实行新的制度以提高厂党委会的权力使之高于厂长权力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向八大宣布这一决定时，负责工业的党的官员李雪峰着重指出了党的传统的重要性。但是这个改变远不是摒弃苏联的工业方法。的确，就在这个时期，苏式的计件工资正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扩大实行。
在修改苏联模式时，使中共的传统成为中心分歧问题的另一个领域是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到1956年，党的领导人显然感到政治传统正在被苏联援助的现代化工作所腐蚀，于是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阻止这种倾向。这些措施包括：强化军官的政治教育，加强解放军内部的党委会组织，攻击过分专业化和过分重视军阶和军衔的现象，增加解放军参加生产的活动，削减高级军官的工资，强调官兵之间的民主关系。用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的话来说，通过这些措施，党的领导人要求保证，“现代化建设不能改变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这个特点”。
但这决不意味着贬低军事现代化。例如，谭政批评了拒绝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那些人的“游击”作风；以非教条主义态度吸收苏联军事经验的必要性继续被强调；现代化措施的势头持续不减；1957年底公布了五年内全部军官专业化的规划。1956—1957年调整的基本目标仍是现代化，但要在解放军传统的范围内进行。这将在全体军官中引起一定程度的紧张，但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并不认为这个努力中有内在的排斥性。
1956—1957年的其他政策转变体现了对苏联模式的修改。特别在1957年，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在中小型工业方面，这与苏联着重于资本密集型的大工厂不同。与此相似的是，在教育方面，成为苏联方式核心的那种培养精英的专科学院的发展也减缓下来了，并且又出现了重新重视社会兴办小型学校的情况（见第四章）。这样，第二条低技术的腿正在取得日益突出的地位，但它只有在“大跃进”时“两条腿走路”的口号下才成为中国发展战略中的主要特征。这个规划暂时显然是从属性的，并没有对大规模的现代部门继续占有的支配地位构成威胁。最后，对苏联模式的再审查体现了一种接受其他的外国思想源泉的新态度，新源泉不但包括共产党的南斯拉夫，而且也包括西方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事实上几乎没有这种折衷主义的借鉴，直到1957年后期，苏式的结构和战略基本上依然保持适当的位置。
第八次党代表大会
当1956年9月中共在11年的时期内第一次召开它的代表大会时，大会是以洋溢的自我庆贺和自我批评为其特征的。对1949年的胜利和对1955—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的确有充分的理由来庆贺。此外，党在改造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1070万党员的庞大的组织，这时它已渗透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但是党的领导人也认识到，它仍有许多任务有待完成，而且新制度中还存在许多缺点；所以这次党代会的特征是对政权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坦率得惊人然而又极为自信的分析。
这次大会的政治决议所肯定的主要任务是继续进行经济发展的工作。为这个任务所定的方针路线详细阐明了“反冒进”的主题思想，不过（也许考虑到毛泽东的情感）“右的保守主义”在官方所列应该避免的倾向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周恩来宣布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反映了平衡、温和和现实主义，但建议仍号召稍多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再投资比率。总的说，大会的纲领并不是一个后退的纲领，但重点肯定是放在 稳步的 发展上。
在许多方面，1956年的党代表大会不像1945年的前一次代表大会那样是毛泽东个人的胜利，1945年的那一次确定了他的党的领导地位。在表面上，几个事态发展降低了毛泽东的作用：关于他的思想是中共的指导思想的组成部分的提法从新党章中被删掉；大会大力强调集体领导。但是在1956年，出现了一些反对任何吹捧表现的因素，虽然毛泽东的地位基本上没有受到挑战。
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产生于国外的事件——赫鲁晓夫在2月份的苏共代表大会上谴责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这些情况下，对中国领袖的任何过度颂扬是不适宜的，毛泽东后来声称，他完全同意从党章中删掉他的思想的决定。
第二个考虑的问题是需要有秩序地安排接班，这说明毛泽东既有自信，也信任他的助手。毛泽东后来的几次陈述表明，他在八大上为他最后退居“二线”采取了几个具体步骤，即不再为日常工作作决定，这样他的同事就能取得足够的威信，以保证他死后的顺利过渡，从而避免成为斯大林死后苏联政治特征的斗争。为毛泽东的最后引退设立党的名誉主席的职位；通过委托刘少奇作政治报告（1945年毛泽东充当的角色）来支持刘少奇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建立政治局常委会和扩大的书记处的强有力的集体机构。这一切都不意味着毛泽东放弃实权。他在1958年初期说，当他为他退居“二线”提出新措施时，“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
与毛泽东的继续统治有关的是领导稳定性的远为广泛的格局。这种稳定性不但反映在中央委员实际上全部重新当选这件事上，而且也反映在各级人事安排上。新的政治局常委会由组成原来的领导核心，即前书记处的五个人再加上青云直上的邓小平组成。全部政治局的规模几乎扩大了一倍，吸收了八大前的政治局委员，再加上原来不在政治局的解放军的大部分元帅及除邓子恢以外的全部副总理，邓子恢显然为他的合作化的观点付出了代价。在最高集团内部，名次的排列有某些变动，但除了邓小平的重要提升及张闻天（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的老对手）和康生降到候补的地位外，这些变动相对地说是次要的。
与此相似的是，全部中央委员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不但包括了原来全部正式委员，而且包括了除三人以外的全部候补委员，他们被集体提升。此外，新的中央委员会增加了一百多名新委员——大致1/3为正式委员，其余的为候补委员；可是这170人的组织的背景特点却与1945年的中央委员会明显地相似。
新的中央机构还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的组织格局。与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扩大同时出现的现象是，增选了政权的各个等级中的关键人物。结果，精英朝专业化发展的更广泛的倾向被带进了最高级的组织，从而使各大部门的观点和利益都有人代表。特别重要的是，在政治局一级选进了负责经济的三名主要官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候补委员）；他们这时在极其重要的决策机构中与陈云一起工作。这些任命进一步证明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制度的集权性，因为在北京任职的中央委员人数几乎三倍于在各省任职的人数。最后，新的最高层精英的组成还反映了1949年以后朝文官统治这一方向的转变和这个体制中党的中心作用。在政治局中，专职的党、政文职官员的人数以2与1之比超过了解放军领导的人数，在中央委员会内则以将近3与1之比超过，中央委员会中专职的党、政、军领导人之比为6∶5∶4。
新中央委员会组织上的代表性是中国政治趋于高度官僚化的表现。长期以来，党的领导人已对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做法——官样文章，机构激增，不直接了解实际情况而在办公室作决定——持批判的态度；到50年代中期，他们日益意识到，他们建立的越来越专业化的行政机器对他们的选择权的限制。尽管采取了重新建立控制的措施（包括把党的干部调到关键的部任职，加强政府各部门党委会的作用，批评过分专业化的倾向），各级领导人仍发现，他们的观点日益受他们工作的机构的支配。甚至最高层的多面手决策人也不能自拔；毛泽东在1958年抱怨说：“政治局成了一个表决机器……你交来一份完整文件，就必须通过它。”
尽管毛泽东和其他人为之不安，但除了不另组成新的统治机构外，八大的议程以各种方式体现了官僚政治的全面兴盛。
由于革命改造时期表面上已经度过和经济发展已成为主要任务，大会听取了各部门领导的发言，他们就如何完成更广泛的目标陈述了各自部门的意见。与此相似的是，调整新社会主义体制的机构的需要产生了促进特定组织的利益的建议。在有些情况下，当一些决定不利于某个有关的机构时，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克制，但是即使这样，仍有人为官僚利益陈述自己的意见。例如国防部长彭德怀就不能明确要求更多的资源，因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已经决定把国防开支从预算支出的32%削减到20%，但他仍强调了推行军事现代化和加强防务的需要。
但是在政策未定的方面，要求本组织利益的呼声常常是很强烈的。尤其地方党领导人的发言更是如此，他们要求中央当局在资源和政策方针方面作出对他们有利的考虑。例如，山东的谭启龙希望“中央的水利部门……在技术、投资等问题上给我们以支持”，还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在规定种植计划时不要限制过死，使我们能够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进行合理的安排”。
由于放松的政治气氛和涉及工作的专业性，八大对表达大批官僚机构的观点和利益来说，是一个合适的场合。
整风和“百花运动”
对制度内部缺点的批评不但成了八大的标志，而且成了1956年春季以来大部分官方评论的特征，它预示着一个通过党的整风运动来克服缺点的更系统的努力的来临。在最初，这场运动仿效1942—1944年的延安大整风的形式，后者以近似说服的方式去反对党内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危险倾向，以使党能够更成功地与日本人和国民党进行斗争。此时此刻，随着在社会主义时期新问题和新机会的出现，党将以一种像“和风细雨”那样的基调更低的方式进行整顿，以使它成为经济建设中一支更有效的力量。
整顿工作的一个主要对象是“主观主义”，这种落后的思想状况表现为不了解变动的情况，以致使党的干部武断地把不适当的概念和方法应用于当前的问题。这时所批判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表现是教条主义地照抄外国（苏联）的经验，所提出的纠正办法是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的理论水平，发展专门领域的知识，研究实际情况。
与“主观主义”紧密相连的是“官僚主义”的罪过，它使官员脱离群众和社会现实而成为一批享有特权的上层人物。这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党员作为统治组织的组成部分，会去追求自己的好处而忽视人民的利益。为了防止这种弊病，需要各种形式的监督。
第三个受攻击的主要弊病是“宗派主义”，这是一种党员感到比非党人士优越并在机关生活中歧视他们的倾向。对于有技术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百花运动”和互助监督政策就是为了克服这个弊病。
预示党的整顿运动的具体步骤随着1956年中期学习整风文件的计划而开始，但是在八大会议上虽然经常攻击三大弊病，整风仍不是优先讨论的事项。国外的事件——波兰的10月事件和未遂的匈牙利叛乱——迫使党把整风放在更优先的地位。毛泽东后来声称，匈牙利和波兰暴露的听任问题恶化的危险使他相信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性，于是在1956年11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毛泽东宣布在“明年”进行一次温和的整风运动。
但是，东欧的教训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由于官僚主义的败坏而出现的民众动乱——这种情况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在1956年中国许多工厂的罢工中反映出来——有力地说明应该在事态失控之前处理这种偏差，因而加强了整风的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东欧这种局势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控制已被腐蚀，中共在分析这些事件时把“修正主义”——对正统的党统治的挑战——引作主要的危险。持这种立场的人在关于党的整顿方面力主谨慎，因此在1月份，党宣布了在1958年而不是在1957年进行全面整风的决定。
毛泽东显然用防止据认为在1956年下半年出现的“反社会主义浪潮”的警告来推动这种较谨慎的方式，但同样明显的是，他也不是要完全停止整顿活动，或者恢复对待知识分子的那些专横的方法。但是在1956—1957年冬季，当决定性的更加束缚人的气氛出现时，许多中上层官员和一般干部就是企图这样做的。
到2月份，毛泽东断定，如果党的整顿不致被完全侵蚀，就需要采取大胆的行动；于是他做了两次重要的讲话进行干预。在讲话中，毛泽东恢复了1956年的基本上抱有信心的看法。胜利已经取得，主要的任务是注意制度中的缺陷。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一支能对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忠诚的力量。国家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团结，缺点可以用非破坏性的方式予以克服。但是当毛泽东透露整风又定在1957年时，他又提出关于整风方法一些新的和令人不安的思想。不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被定为批评的指导思想，而且知识分子被邀请在向党提批评时担任主要角色。这样，“百花运动”就从鼓励学术争论的手段转变为进行整风的一种方法。毛泽东设法使干部安心，表示知识分子的批评将是有帮助的，整风仍将按照“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但是中共党员直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批评的前景，足以使全党精英因忧虑而战栗。
毛泽东的这种创新的方式遭到不少的反对，虽然对反对的确切情况依然不甚了了。
毛泽东在4月份自称，90%的“党内同志”对重新修改过的“百花运动”持否定态度，又补充说：“我没有群众基础。”
在日常负责管理知识分子的中下层干部中，的确出现了普遍的反对。这些官员的直接权力和特权摇摇欲坠，所以与更加超脱的最高领导的看法不同。由于担心运动的过程会失去控制，这些干部不去鼓励知识分子进行“鸣放”，而是不加区别地攻击他们的批评意见。
在更上层，有充分理由认为，既负责宣传“百花运动”、又组织许多进行“鸣放”的知识分子会议的党的宣传机器领导人对新政策不那么热心。很明显，中央委员会的报纸《人民日报》在响应毛泽东的倡议时落到了后面，结果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这种明显的抵制，可以用与下级干部的反对相类似的理由来解释——作为平时负责管理知识分子的官员，他们很可能感到新方式的危险性超过了任何可能的好处。
政治局内部关于整风问题的冲突情况仍不清楚，尽管某些学者的分析认为毛泽东与他的同事有严重争吵。
当然，让无产阶级的党听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指责的这种创新的政策，可能引起党的最高集团内部的争论。有的材料声称，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和彭真反对毛泽东，但证据的总的内容却无说服力。特别是彭真，他在公开的声明中是“鸣放”的有力支持者，而刘少奇虽然在公开场合缄口不言，却巡游各省，并在党的内部会议上提出了与毛泽东一致的观点。总之，即使在政治局内部表示了保留意见，它们并没有使领导集团明显地分化。毛泽东的权力及全体领导对在党的会议内部可以自由讨论但在党外要有纪律地贯彻的义务这两者结合，是抑制分裂的关键因素。其他的因素——对新形势性质的广泛一致；毛泽东没有长期坚持推行可能形成反对派的那些激进的整风方法而是根据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其立场的事实；最后，知识分子对毛泽东邀请的最初反应是有节制的，因此并没有对党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的事实——也起了作用。
知识分子最初不冷不热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这是由于1951—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以来他们的思想意识已被重新塑造。尽管担心放松之后压力又会随之而来，但他们最后仍对官方再三的推动和对1957年整个5月中那些大胆发言的人没有受到大量涌现的反批评的惩罚这一事实作出了反应。从一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批评基本上没有危及党的统治。大部分批评涉及与其作用和职能直接有关的问题和冲突。此外，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提出的批评与1956年以来官方媒介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教主义”的责难相似。甚至一些体制改革的建议，诸如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转变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上院的想法，也反映了党内最高领导人已经提出的想法。
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攻击深深地令人不安。这与其说是由于某些意见（偏差可能是因某种原因而从制度内部产生的说法，甚至少数要求党消亡的过激情绪）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由于知识分子与党的权威的日常对抗的抱怨情绪的升级和他们反映的不满情绪的深度。从甚至上街陈诉其不平的学生行动中可以看出，情感的强度是很明显的。通过集中攻击党的干部在其工作单位日常事务中的缺点，知识分子实际上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是否有能力领导中国的问题。可是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是对制度的否定。甚至几名最直率的学生批评者仍支持公有制，欢呼毛泽东是“拯救中国的革命领袖”，并且向中共表示了即使是又恨又爱，却是忠诚的态度：“我们需要党的领导，但坚决反对党单独作出决定。”
“鸣放”的结果说明了对制度的主要纲要和中共建设新中国的纲领的继续支持，但也表明有技能的集团对各种党的统治的具体形式的严重不满。到5月中，党的领导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沮丧。在发展中已被委以重任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受到培养的学生的不满程度使人深感苦恼。此外，党的干部的士气受到严重的打击，因为他们被要求忍受批评的冲击。
“百花运动”的试验为什么失败？说到底，失败是由于对中国新形势的某些根本性的错误认识。毛泽东假定知识分子本质上站在社会主义一边，与制度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于是他断定，他们甚至对像党的整风那样敏感的事情，也能作出积极的贡献。这样就没有考虑到以下的事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以来，一直受到沉重的压力；他们所设想的自己的利益常常受到严重的侵害；他们与党的干部的关系特征是互不信任。当毛泽东把知识分子推到整风的前列时，他实际上要求他们执行一项不可能做到的任务：大胆地批评他们常常害怕和厌恶的党的当权派，可是在批评时又要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
党的干部也被置于前所未有的地位上。实际上，他们正被要求重新确定党的领导权力，要用过去从来没有明确规定过的方式，去考虑非党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才能。此外，他们本人也受到这些出身有问题和思想落后的人的批评，这种情况似乎是最不公平的。由于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任何加剧这些紧张关系的尝试，不管是多么不自觉，必定会无法控制（进一步的讨论见第五章）。
“反右运动”
虽然到1957年6月初期才发动直接的反击，但在5月中，中共最高级领导人就作出决定，不受约束的“鸣放”正在不能容忍地削弱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毛泽东站在这个活动的前列，尽管他在此以前支持“百花运动”。毛泽东不但主动采取了开始转变政策的关键性行动，而且整个1957年夏党对“右派”（对非党批评者的称呼）的政策都受他的影响。此外，毛泽东对自己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180度大转弯的态度毫不在乎。例如在4月，毛泽东为上海的《文汇报》刊登批评意见欢呼，而在7月份，他激烈地攻击这份报纸为“右派”的喉舌。在2月份，他建议复查一批反革命案件，但在10月份，他因类似的建议而指责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罗隆基。
在这些和其他事情上如此毫无顾忌地大转弯，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其最后的结果便是消除可能存在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之间的任何分歧。随着他对知识分子幻想的破灭，毛泽东坚决主张加强党的控制来下台阶。
对批评者的反击采取“反右运动”的形式。这次运动的调子是防御性的。它试图反驳知识分子在春天提出的论点和恢复对主要进行“鸣放”的城市组织的控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知识分子对党的高压工作方法的批评，党在进行“反右运动”的同时采取了组织措施，特别是把可靠的党干部调到文教单位担任领导，结果是与“百花运动”以前的情况相比，党的控制大为增强。运动本身的主要对象是民主党派的领导成员。这些人因在春天提出的温和观点，曾被学生批评者们尖锐地贬为“谨小慎微的老人”，可是这时他们被指责阴谋推翻政权。他们受到了报刊猛烈的攻击，参加了大规模的斗争会，并且被迫作出可怜的交代；可是到了1958年后期和1959年，大部分人在民主党派中恢复原职，这表示对他们的最苛刻的指控没有被认真看待。
然而，这些指控可以用作给运动定调子的有用象征，从7月中起，运动一般在知识分子的组织中物色“右派”。虽然非党知识分子是主要对象，但那些在春季为其专业利益而不是为党的利益直言的党员知识分子也小规模地受到迫害。对中国知识分子总的冲击是破坏性的：总共约有55万人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斗争期间的心理压力造成了大批自杀事件，并且大规模地对这些人进行劳动改造。在毛泽东死后，运动的严酷已被视为一个“扩大阶级斗争范围”的大错误，也许全部“右派”的98%是被错划的
（进一步的讨论见第五章）。
运动的严厉性不应掩盖以下的事实，即在1957年中，领导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没有转为完全否定。在大力避免完全疏远知识分子时，党为运动所定的指导方针是，只有一小批知识分子是右派，主张采用总的宽大的处理方法。这反映出一个没有中断的信念，即知识分子尽管思想落后，但在中国的现代化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在7月攻击知识分子不愿听从党，但仍指出争取个别的“对我们有用的大知识分子”的必要性，以此表达了领导又恨又爱的情绪。
“百花运动”的失败，表明不能在政治上依靠知识分子，但它不能解决关于他们在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作用的争论问题。当1957年夏季开展“反右运动”时，总的经济政策在最初依然像1956年那样采取了温和的路线，这条道路需要专业的知识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很可能一旦党的控制得以重建，党仍会采用对知识分子让步（除了党的整风中的领导作用以外）的政策。但是，“反右运动”的严酷性无疑损害了知识分子投身于党的发展目标的热情。此外，领导这时有理由怀疑把动摇的知识分子置于如此重要的位置的策略。
其他因素也起了作用。通过政治的放松来缓和社会不满起了相反的社会效果，经济上产生了较大的分叉。农村的形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56年官方助长的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弊病的批判气氛，导致1956年冬至1957年大批农民退社的后来所称的“小台风”。“百花运动”导致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因为据报道，不满的农民受到报刊和无线电报道的城市“鸣放”的鼓励，向农村的干部结构提出了挑战，并且日益从事诸如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职责分散给各个农户、向国家要求更多的钱和粮食同时又少售余粮以及投机倒把等“自发的资本主义”活动。
特别令人不安的是，有些干部参与了“资本主义”行为，与农民一起策划隐瞒或少报粮食产量。这种情况，再加上使粮食产量落后于人口增长率的另一次歉收，造成了严重的粮食供应危机。党的领导人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在1957年夏作出了取缔农村自由市场和发动一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这次运动在农民中普遍开展自称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逮捕了违法的前地主和富农，对从事不正当活动的农村党员进行有限度的清洗，并且由于支持了集体部门，全面地恢复了干部对农民的权威。说服方法和强制方法的再次结合，再加上向新的农村精英利益集团的直接呼吁，在完成党的目标时是成功的。
除了这类社会和政治问题，还有有关的经济问题。农业部门不能令人满意的表现，更因1956年和1957年连续两年生产低于一般水平而突出起来。不但新的合作社结构未能促进生产，而且后来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对物质刺激的强调也不成功。农业的落后状态对工业的发展产生影响，周恩来在1957年6月宣布削减20%的基本建设。遵循《论十大关系》的逻辑推论，领导集团在1957年适度地增加了国家对农业的总投资，但此举也不能保证取得突破。随着苏联的经济战略受到怀疑，另一个可能取代的战略是集中力量逐步提高农业产量，同时接受降低全面增长速度的事实。但是由于党的领导人视高增长速度为关键的目标，这样的选择不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战略。
这样，到1957年秋季，一系列的压力——觉察到的苏联模式的缺陷、知识分子成问题的可靠性、政治松动产生的社会的破坏性后果以及停滞不前的经济——正集中于改变发展战略一点上。此外，已经对苏联模式作出的谨慎而非主要的调整——对农业的关键的经济作用的更深的认识、管理朝分散方向的发展、对小规模工业项目和地方办教育的进一步重视——提供了可以发展成为更宏伟的创新战略的前景和规划。最后，毛泽东及其几个领导层的同事可以从1957年下半年回顾前两年的事件，并作出有点含糊的，但仍然是有影响的结论。
从积极方面看，毛泽东判定，虽然他最初关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看法是不成熟的，因为只在所有制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整风和“反右运动”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已取得了根本的胜利。因此，中国人民从没有像现在那样有准备地进行一场经济和技术革命。从比较消极的方面看，毛泽东宣布“反冒进”政策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不但挫伤了群众的热情，从而造成了经济损失，而且还鼓励“右派”发动他们的政治进攻。得出的结论是，1956年初期的跃进方法必须无保留地推行，以便维护工农的热情。这些思想开始在1957年9—10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时期占了统治地位，到年底中国已在“大跃进”的道路上迈进了。
结论
虽然党的领导人在1957年后期面临着大问题，但是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的政绩是非常成功的。尽管对中共的一些具体表现有不满情绪，但是政权由于在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经济发展、改善生活条件和恢复民族尊严方面的成绩，已得到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同时，它已完成了基本的社会和制度改造，以至到1956年，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同本文的分析自始至终所强调的那样，苏联的模式和领导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将随着“大跃进”而消失或削弱。特别是有了提供明确目标的模式，有了对官方的规划产生强烈使命感的团结，对充分地利用在革命胜利中曾发挥主要作用的有纪律的党的组织来说，条件是十分理想的。虽然几乎不可能避免组织和政治上的缺点，但事实证明党组织总的说能对重大的倡议和政策作出反应——有时作出反应还过分热心。在1949—1957年时期，除了“百花运动”的短暂的试验期外，中共的各项规划加强了这个有纪律的组织的权威，从而提高了政权进行发展和改造的能力。
各项成就还由于中共领导人在取得服从时巧妙地把说服、强迫和具体的要求结合起来。经常用党的观点大力说服民众的做法，使许多个人和集团相信共产党政策的正确，并且甚至使更多的人对可以接受的行为方式有了认识。强制既被用来打破敌对集团的反抗，又使绝大多数人对党是一支不能反抗的力量的事实有深刻印象。各种旨在改进主要社会集团——特别是贫农和正在成长的干部精英——物质利益的规划，在明显的私利的基础上为中共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支持。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应用了在革命时期十分有用的战略和方法。在华北农村根据地发展起来的动员群众的技术证明也适用于1949年以后全国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此外，尽管1956—1957年估计错误，在抗击日本人和国民党时行之有效的统一战线策略总的说成功地缩小了积极反抗的范围，中立了动摇分子，把在中共统治下的支持扩大到了最大限度。特别重要的是，1949年以前的现实主义和对资源的谨慎安排在1949—1957年期间基本上占了上风。虽然最初时期各项雄心勃勃的规划常常使组织资源处于紧张状态，但它们很少把自己过分扩大到使各级官员再也不能有效地指导社会和经济变革的程度。当这种情况确在1956年初期出现时，它在几个月内就得到了纠正。
最后，最初八年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中共追求的目标或使用的方法中不存在任何可以见到的不相容性。社会目标和经济目的被视为互相加强的因素。农业合作社是解决生产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在意识形态上也是可取的，而现代部门的社会主义化既消灭了资本主义，也有利于计划经济的发展。与此相似的是，制度化和群众运动作为为社会主义目的服务的适当手段都被接受。各项运动对社会改造的重大努力来说是合适的，而强有力的制度也需要用来指导计划发展和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在承认有紧张状态的领域，如在军事现代化和解放军传统之间，也以矛盾可以在不损害任何重要目标的情况下得到解决为先决条件。在以后几年，当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日益了解经济目的需要付出重大的社会代价，强有力的制度能够危及某些价值观念而同时维护另一些价值观念，以及“社会主义”的内容尚未确定时，冲突的潜在力量发展了，国家形成时期的相对顺利的进展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