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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胜利来临之快令人目瞪口呆。传统的首都北京在1月份通过谈判投降而易手。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在4月很快占领上海，在5月占领华中的武汉三镇。从此，解放军几乎没有遇到持久的军事抵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后不久，解放军在10月攻占南方的商业中心广州，最后在12月抵达西南城市成都。到年末，只有西藏和台湾在北京新领导的控制之外。西藏的局势将到1951年通过军事行动和与地方当局谈判双管齐下而发生变化，而台湾问题则在以后三十多年中一直是国家未竟之业中的一件大事。
1949年的军事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前40年中的重大问题之一——缺乏全国的统一。这个事实是中共领导人在紧紧地抓住仍未解决的问题时的巨大的本钱。恢复中国的伟大所必需的全国统一是所有爱国的中国人衷心渴望的目标。毛泽东在1949年9月表达了他们的情绪：“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虽然在有文化的精英眼中，全国统一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使新政权合法化了，这样它就可以取得社会改造和现代化所必需的更深入的政治控制，但它势必面临自远古以来就支配中国社会的地方主义。虽然中共在开阔党在革命时期控制的华北农村的眼界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大部分农业地区，农民的认识和利害关系局限于他们的农村及附近地区的事情。甚至在中国的城市，平民百姓的生活也通过小的社会集团而结合在一起，他们很少有在都市或全国搞发展的觉悟。
因此，一个一体化的全国政治制度就需要国家以以前政权从未尝试过的方式向社会渗透，而这种渗透转过来需要谨慎地发展组织才能和认真地进行群众动员，以促使社会各阶层摆脱它们的狭隘观点。通过深入社会，中共能够开发新的支持源泉。同时，它冒着与受到影响的集团不和的风险。新领导人还面临从十几年大规模战争更直接地遗留下来的问题中产生的任务——必须克服长期以来与中共斗争的人的继续反抗，必须振兴受严重破坏的经济，必须恢复井井有条的政府活动。这一切将使中共用尽其才能和智谋。但在同时，局势又创造了渴望和平与秩序的厌战民众对它支持的巨大源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毛泽东及其同事谈到，在三年内把中国的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和建立必要的政治控制和组织力量，然后才能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事实证明，这个规划引人注目地接近完成。
这个恢复时期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互相冲突的重大问题。一方面，初期需要恢复经济和使人们在政治上接受新政权。有理由让社会上的主要集团安心，对它们的利益作出具体的让步。但是，这种安定人心的政策同建立牢固的组织控制作为计划中的发展的前奏这一迫切需要严重地对立。虽然这个矛盾一直存在，而且是领导内部辩论的题目，但在1950年下半年，重点有了明显的转移。从那时起，即大致在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的同时，中共的社会规划加强了势头，群众运动被发动起来，它的政权以比开始时远为彻底的方式向社会渗透。但在执政的大约第一年中，鉴于形势的不稳定和党掌握的资源有限，主要力量还是放在安定人心方面。
最初的问题和政策
1949年新领导人遇到的问题和他们为解决这问题而制定的政策，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有很大的差异。经济和文化水平、农业形式、地方习俗、民族成分等方面的差别都需要适当地作出不同的反应。但是，决定性的差别是1949年之前中共在不同地区实际存在的程度有不同。虽然这方面的分门别类是很复杂的，但是在广义上，分为三类地区可以体现出基本的差别。第一类是华北、东北的“老解放区”，以及西北和拥有全国人口约1/4的华东的部分地区的“老解放区”，中共到1947—1948年，或往往更早的时间，基本上在这些地方的农村建立了它的政权。革命在那里基本上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在1950年说过：“有了［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在这里，中共已经把组织往下建立到基层，吸收大量农民参加党，基本上消灭了有组织的抵抗，并且在改造社会的规划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而从农村社会的较贫穷阶层中取得大量的群众支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在1947—1948年进行内战的决定性战斗时，中共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展其传统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到1949年，这些地区的主要任务是扩大政治控制和在党以前没有统治的小块孤立地段开始土地改革，在别处复查土改成果和发展低级形式的合作社农业。到1950年中期，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被宣布完成，同年，这些地区约1/3的农户已被组成互助组，这是在集体化道路上迈开的第一步。
与老解放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解放区”，它包括华东和华中的大部分、西北的绝大部分以及长江以南的广阔土地。在新解放区，除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农村革命留下的分散的革命根据地（再加上城市中一些地下共产党员）外，党缺乏组织方面的资源或群众支持。不像北方的持久革命斗争，新区的胜利是靠大部分是外地人的军队从外面进行的军事征服而取得的。与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相反，它的形式是首先夺取城市，然后把控制向外扩大到农村地区。
缺乏共产党存在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甚至在基本军事胜利以后反共集团仍然强大。最极端的形式是，国民党的残余部队、秘密会社的势力、少数民族和地方上组织的其他自卫集团继续进行武装抵抗。甚至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还谈到在新解放区的边远地带有40万以上的“土匪”尚未肃清，晚至1954年，特别是在西北，解放军继续对这些力量进行扫荡战。但是据报道，到1951年中期大部分地区已被扫荡干净。这类武装抵抗显然延长了建立控制的过程，但是其利益在于保持现状的地方名流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却更值得注重。为了抵消这种影响，彻底的土地改革是必要的，而土改必须从起跑线开始。
最后，在新区的城市中心，中共必须承担老解放区城市面临的一切任务——建立公共秩序，恢复生产，抑制通货膨胀，控制失业现象；由于周围农村的局势不稳，它必须从更不安全的地位进行工作。虽然老解放区有利的农村形势使得那里的城市能够以比新区快得多的速度完成重建城市的目标，但是大约包括5000万人口的城市中心可以被考虑为不同于新老解放区的另一种类型。
除了华北和东北的少数中小城市外，中共在1948年后期以前不掌握城市中心，在此同时，它对攻占的那些城市中心的控制常常是脆弱而短暂的。1949年以前绝大部分城市是反共力量的中心，中共在那里的存在只限于比较单薄的地下力量，而南方的地下力量更比北方的弱得多。这些力量在接管城市时只能起辅助作用，从解放区来的党的干部往往看不起地下党员，在他们眼中，地下党员对胜利没有作出什么贡献。这种态度进一步在城市建立的新政权中反映出来，地下工作者在新政权中明显地只得到次要地位。权力则落到了其经历是在人民解放军和农村地区的外地人手中。
当中共进入中国的大城市时，它有着巨大的本钱；但它又为严重的力所不及所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949年碰到的一些问题因最后胜利的迅速来临而更加严重了，因为这个胜利大大地出乎党的领导人的意料之外。在1946年内战开始时，像周恩来等许多最高领导人预料斗争要持续20年共产党人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甚至在1948年春当华北的战役转而对中共有利时，毛泽东预计要取得胜利还需要三年时间。
共产党控制区突然大扩展，使党深感进行全国统治所需要的人员和技能不足。
一个解决办法是在中共扩大它的地理控制时迅速吸收新党员；从1948年到1950年底这段时期，中共党员从约280万人增至580万人。在进行革命斗争，然后对统治的要求成倍增长之时，这样大量的纳新是不可能严密控制的。邓小平在党代表大会上批评说：“在全国解放前后的两年内，党的组织的发展过分迅速，而在有些地区，这种发展几乎是没有领导，没有计划的。”
由于这种不加控制的增长和缺乏系统训练的情况，绝大部分农民新党员甚至往往缺乏起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或者最基本的文化。另一个问题是，最新的党员是在最后胜利在望的情况下入的党。结果，党的领导人不能肯定，这类人的入党是出于真正的信仰，还是出于机会主义。这样，虽然在接管政权前后党的迅速发展无疑是必要的，但这充其量只能是部分地解决缺乏人才和技能的问题。
人力、技能和经验不足影响新解放区的乡村，但城市最尖锐地感觉到这个问题。如上所述，当党的领导接触到现代部门时，他们敏锐地认识到自己缺乏经验。就人员而言，中共掌握了72万合格的人去充当政府的文职行政干部，而在国民党时期，政府中有200万以上的职位已有人担任。
虽然中共的不足和缺欠很明显，但是必须强调共产党从农村根据地带来的技能和经验还是丰富和合用的。虽然根据地远不如城市复杂，但是对一亿多人的管理显然已经培育了一整套行政技能。
类似的情况还有，尽管有延安年代特有的平均主义精神气质，中共已经在发展拥有擅长财政、商业、教育以及农业、军事的干部的专门行业。此外，早在1945—1946年中共对城市的统治不管多么有限，已经在巩固城市控制、与资产阶级打交道和真正经营城市企业等方面提供了直接经验。的确，当1949年一些大城市易手时，中共拥有足够的受过经济管理训练的干部去接管支配现代部门的2700个大企业。此外，党最早的城市经验的激进的过头行为有助于在1947—1948年发展一种更温和的政策，这个政策成为在1949年充分阐明的纲领的基础。
但是，党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是党的领导人将热烈欢迎城市革命阶段的态度。毛泽东在1949年早期宣称，“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当时他不但表示愿意把城市事务放在优先地位，而且承认城市方式最为进步，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这个态度表现在许多方面，如1950年强调吸收工人入党的决定，这一措施的效果是使中共更符合苏联的正统。领导的这种倾向所产生的最明显的结果是，确保城市问题以城市自己的方式来处理，摒弃那种“乡村城镇化，城镇乡村化”的“华而不实”的观念。
以前中共在华北根据地成功的关键是坚定地把力量集中在农村的实际问题上，城市统治最初阶段的成就几乎同样是由于全神贯注于与城市有关的任务。
尽管有这些本钱，技能和人员的短缺显然使党在1949年不能对城市进行全面的有效控制。在这些情况下，中共采取了两个策略。一是限制党对一些关键性领域的干预，而让社会其他各界照常工作；一是进一步开发人才资源，以确保政府和公用事业能井井有条地运转。占领当局最早的行动之一是号召原来的人员继续留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只有少数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人被拘留；大多数官员继续做原来的工作，领取原薪。共产党干部被派往各行政机关和关键的经济企业进行政治控制和了解业务，但是实际的行政和管理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由国民党时期的“留用人员”去做。
人员资源的第二个大来源是吸收来自学生和有文化的其他城市青年队伍的“新干部”（不一定是新党员）。这些知识青年具有随军进入城市的许多解放区“老干部”所缺乏的技能。虽然容纳这些新增的人员是绝对必要的，但这样也造成了仓促凑成的官员阶级内部的紧张状态。许多老干部自认为经过革命斗争年代的考验，看不起新干部和留用人员，认为他们不可靠。更有甚者，他们对年轻的知识分子由于有能力而担任挑选的职务和对留用人员继续领取薪水而他们只领取革命供给制时期的日用必需品的情况深为不满。就新干部和留用人员而言，他们对老干部颐指气使的态度愤愤不平，认为老干部根据其过去的政治贡献享受了优惠的待遇。短期的措施是，党的领导人通过敦促不同的集团放弃其不满情绪和力争建立和睦的关系以解决这些产生的问题。从1951年起，采取的长期措施包括：把缺乏必要的城市工作技能的老干部调回农村；逐步增加对新干部的政治和专业培训，同时清除那些被判定为不可靠的人；在新吸收的干部变得可以使用时，罢免留用人员的官职。
虽然党的人员资源扩大了，但党在初期仍限制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由于许多职能非新政府的现有能力所能承担，各种各样的私人集团被准许甚至被鼓励去向公众提供服务。例如，政府动员传统的慈善界给穷人提供救济，而在1950年私人团体和教会团体仍控制着近40%的中国高等教育机构。这种做法来自初期所作的决定，即不仅仅要限制，而且要收缩党的活动范围。尽管中共最高当局几次告诫，不要把农村的阶级斗争方法搬到城市，但在1948年后期和1949年初期，许多进入新解放城市的干部仍死抱着动员受压者的“左”的观念不放，并且设法在广泛的基础上进行动员。他们将其有限的资源少量地、不相称地投向整个居民区和小型企业。这种做法被刘少奇于1945年4—5月在天津倡导，后来为其他城市中心采用的措施改正了。刘少奇把政治组织作为中心，重新向现代的经济部门、教育界和政府部门分配干部，而对传统的部门则不加干涉。最后的结果是，由于中共控制真正重要的机构和力量，它左右未来事态发展的能力加强了。
刘少奇在天津的作为也使党能够在一些关键的经济问题上作出让步，毛泽东在不久前已把经济问题列为城市工作的主要中心——恢复生产，特别是恢复工业生产。在这方面，新来干部的热情又证明是一种障碍。由于党以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正式鼓励工人提出种种要求和让劳工继续闹事，这类干部支持工人反对资方，结果由于工业上的斗争，许多工厂没有开工。刘少奇争辩说，这是阻止经济恢复的“左”的倾向。他制定了一些提倡劳动纪律、资方有权限定工资和开除行为过分的人员以及“合理”地解决争端的政策。对工人关于工资和劳动条件方面的利益决不是置之不理，但重点放在限制他们的要求并号召他们为了长期的利益而作短期的牺牲。
这些政策成功地恢复了生产。到1952年，全国的许多领域已经达到了战前的最高产量。作为其结果，在缓和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方面进行了重大的突击行动。此外，恢复工业生产，以及开辟内地的供应路线，这两者使国民党曾为此丢脸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这些进展，再加上诸如通过税收、公债和强制储蓄使货币脱离流通渠道，削减行政开支，通过国营贸易公司控制主要商品，以及严惩投机等方面的措施，成功地把国民党天文数字般的通货膨胀在1951年减低到可以控制的15%。
同时，中共能够把恢复经济与加强控制私营部门的能力结合起来。虽然资本家看到共产党控制的工会是取得劳工让步的有效的手段，但是工会与劳动法一起，也给中共提供了有力的手段以实现其要求和适度地改善城市工人的境遇。此外，国有化大企业、国营贸易公司和银行的经济领导作用，通过贷款、签订统购产品和供应原料的合同、指定销售代理人和官方规定价格等措施，提供了控制资本家企业的有力的外部因素。结果，经济恢复的过程不但使中共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而且进一步增加了党的能力，决心在以后继续发展。
统一战线和民主专政
中共在巩固控制的过程中最初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是它能最大限度地取得支持，并把恐惧降到最低限度。一些因素对党起了有利的作用。如上所述，统一的事实导致了受教育精英的爱国主义支持和更广大的公众对和平得以恢复的宽慰心情。这还有传统的一面，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新王朝而被广泛接受，有权树立自己的正统。另一个有利的情况是全民几乎一致地否定国民党，城市中产阶级更是如此。甚至诸如有充分理由担心共产党最终目的的工业资产阶级也欢迎共产党人。人民的希望和接受至少在城市中不仅仅是形势的产物，它反映了中共使各个主要集团和公众安心的长期努力。前面已谈过，文职公务员留在了他们的职位上，资本家在恢复他们的企业时得到了帮助。民众作为一个整体，对占领军的总的无可指责的行为有深刻的印象——这与国民党军队在1945年回城时的表现形成鲜明的对照。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措施及其他措施不是即兴产物。相反，它们反映了毛泽东策略的鲜明特征之一——统一战线。在很大程度上，革命胜利依靠的是以下的原则：通过制定比较有限的目标和把敌人的界线尽可能缩小的办法来集合广大的盟友。这时应用于解放后局势的正是这种统一战线的做法。
这个办法在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宣布的总纲和机构安排中反映了出来。一个关键因素是把新政权与过去联系起来，借此大力寻求正统性的最广泛的基础。在理论上，在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前，临时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机构承袭了国民党1946年初期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它表面上是为了寻求避免内战途径而成立的多党机构）的做法。与此相类似的是，统一战线本身可以追溯到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
参加统一战线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是所谓的民主党派，这是中产阶级和以知识分子为基础的小团体，它们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期间曾徒劳地试图成为第三种力量。不但这些党派的代表人数大大地超过了正式分配给中共的代表人数，而且更为意味深长的是，新政府24个部长中的11个是小党派的代表或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政权显然由中共掌握，但这些职位不仅仅是形式。更广义地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对有威望的非党人士的意见是真心去征求的。
意义同样深远的是中共为未来设想的蓝图——共同纲领——的温和及和解的性质。这个文件的特点是渐进主义。虽然文件中包括了长期目标，特别是经济领域的目标，但重点放在当前的任务上。用周恩来的话来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
毛泽东在1950年中期甚至更有力地强调党纲的渐进性质，当时他宣称：“有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除了渐进主义外，共同纲领采用了传统的统一战线策略，把敌人的范围缩小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重新坚持中国的民族权利和把西方企业排挤出去的政策的确深得民心，不过这种爱国主义的呼吁多少因与苏联结盟的决定而受损。“官僚资本”——由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人经营并被新的国家没收的有限几个大企业——也是众矢之的，在私人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中更是如此，后者由于国民党对关系良好的企业的偏袒而严重地受到损害。最后为封建势力，它被限定为只占农村人口3%—5%的地主。不但不把富农列为敌人，而且维持“富农经济”的需要成了中共农村政策的一个主要特征。如毛泽东在1950年初期所阐述的，这种方法更有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稳定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与土地问题有紧密的关系。
统一战线也被尊奉而抬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所建立的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不是正统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人民民主专政”，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一起在其中为统治阶级。在采用这个概念时，中共摆脱了流行的苏联关于国家形式的正统观念。虽然苏联的理论家们在1948年前也同意资产阶级作为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但是这种立场在与铁托决裂的同时完全改变了，俄国人这时拒绝承认中国人的主张。党的领导人坚持其立场直到1953—1954年（这时中共的作者开始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是基本相似的），以此表明他们不但重视统一战线，而且在情况许可时决心坚持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独立。
尽管采取这种维护独立的态度，苏联的影响在总的理论方面以及在具体政策方面仍是巨大的。苏联理论教科书在中国广泛地被人们学习，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被用作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渐进主义的参考。在更广泛的政治观念方面，国家形式当然与苏联国家形式完全一样——专政归根到底仍是共产党专政。因为正如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所明确的那样，组成国家的几个阶级不是平等阶级的联合。这个联合由工人阶级——也就是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其他阶级要接受无产阶级的教育。就资产阶级——这是与苏联人争论的一个原因——而言，这种教育的确可能是严厉的，因为它被描述为动摇的阶级，有剥削的一面。在最初，统一战线的观点强调了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在建立新中国时的作用，但是民主专政总是能很快地重新规定“人民”中任何成分的政治地位。
军事的和大区的统治
1949年的形势决定了共产党的统治最初将是军事的和分权性质的。由于新解放区落到了人民解放军手中，消灭“土匪”反抗的任务依然存在，军事管制委员会在最初是作为地方最高当局而设立的。但是，这些机构显然是临时性质的。根据共同纲领，军事管制的期限严格地根据地方情况而决定，并且一旦可行，文官政府就取而代之。类似的情况是，地区间的巨大差别需要分散的管理，因为没有一项统一的政策能适用于全国。但这从一开始也表现为过渡性的。根据这一职能，中国分成了六个大区（不包括内蒙古和西藏，它们要单独治理）。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其中四个大区——中南、华东、西北和西南——由军政委员会管理，而华北和东北则交给了人民政府，以表示军事任务胜利完成。这些大区管制机构在名称上变了几次，一直存在到1954年，但是随着情况许可，它们的权力逐渐转移到了中央。党的大区的局和军区也是在同样的地理基础上存在的，但它们也在1954—1955年先后撤销。
从军事统治向文官统治的转移进行得非常顺利。虽然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开始时对党政机构行使广泛的权力，但其人员很快就被他们前往管制的单位所吸收。不到几个月，委员会变成了一个协调和监督的机构，其办公室大部分没有办事人员，因为行政职能日益被新政府直接承担。到1951年，它的职能基本上减少到治安和卫戍事务方面，因为地方政府这时单独发布命令了。在长期革命斗争时期政工人员和军事人物之间已经建立了密切关系的事实无疑能有力地解释向文官统治转移的顺利性。但是文官当局和军事当局的明确区分至少是同样重要的，毛泽东在1938年明确地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这个原则反映在大区的任命上；除中南外，每个大区的党的第一书记这一关键职务都由政工人员担任；中南则由人民解放军最有战功的将领之一和毛泽东的长期亲信林彪任第一书记。此外，政、军作用相对有限的区别要大大扩大。共同纲领号召包括组建空军和海军的军事现代化；在苏联的大量援助下，朝鲜战争提供了认真进行现代化的动力。虽然许多解放军指挥员担任了文职工作，但大部分人在日益专业化的军界找到了充分发展自己事业的机会。
在1949—1952年期间，大区行政机构的权力一直相当大。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这个情况并不明显，因为它们被直接置于北京政务院的领导之下，没有自己的自主权。但事实上由于缺乏经验的政府机构刚刚立稳，只有初步的计划和统计能力，大部分事情必须交给大区去做。此外，由于地区之间的情况和问题大不相同，中央的领导人对需要多么大的大区权力心中无数，于是容许相当程度的地方试验。总的格局是，中央以相当全面的形式制定政策，而把贯彻政策的步伐和方式的问题交给大区。例如，在1950年中期，北京当局通过了土地改革法，但是显然没有设立任何中央的监督机构；贯彻的进程由在各大区政府中设立的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
地图3 行政大区，1949—1954年
（注：1952年末，察哈尔划入内蒙古、山西和河北；平原划入河南和山东。1954年撤销大行政区时，松江并入黑龙江，辽东和辽西合并成辽宁，绥远并入内蒙古，宁夏成为甘肃的一部分。1955年，西康划入四川和西藏，热河划入内蒙古、辽宁和河北。1958年，宁夏重新出现，成为宁夏回族自治区。）
大区的权力还从以下的事实中反映出来：在最初，中共的几个最有权力的人物领导了军政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总观最高的精英人物，约2/3的中央委员这些年在北京以外工作。变化的一个主要迹象是，随着这个时期的过去，这些领导人逐渐调到中央。到1952年，大区最有势力的人物已在北京担任重要的工作，虽然他们一般仍然兼职，继续行使其地方权力。此外，由于中央官僚部门职位的增加和大区间的情况更趋于一致，有些特定的权力转到了北京。例如在1950年3月，政务院公布了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决定，但是在另外一些事例中，例如在1951年11月扩大大区任命权的决定中，继续分散管理的需要也被承认。
当然，分散管理会给忽视中央指令精神以便增加某种地方利益的“地方主义”倾向以活动的余地。在1949—1952年，这方面最明显的事例发生在南方的广东省，涉及的是土地改革问题。地方干部在贯彻时，进行得比其他地方更为温和和缓慢，这样就引起上级的批评，主要人物最后被从外面派来的新领导所取代。但是关于这个事件，意味深长的是地方干部的主要对立者与其说是北京的中央当局，不如说是位于武汉的中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人。在这几年中，表明大区抵制中央权力的证据的确很少，虽然大区不可避免的“错误”要受到北京的批评。中央领导人承认确已出现的差别，认为在种种情况下，差别不但必要，而且是可取的。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各种规划首先在形势更稳定、组织资源更丰富的华北和东北试行，只是在情况容许时才向南推广。西北和西南在贯彻各种规划时尤其落在后面，但不像广东的那次事例，由于“土匪”的有力抵抗，北京接受这些大区的落后情况，认为这是合乎逻辑的。
大区特殊性的最突出的事例是东北。这与后来关于高岗已在那里建立一个独立王国的歪曲的指控（下面将进行讨论）没有多少关系。相反，它反映了以下一个事实：由于种种原因，东北是最进步的大区，并且充当了全国其他大区的前导。第一，东北得益于日本人统治时期的工业化，所以具有最发达的经济基础。它在1949年提供了34%的中国工业产品，在1952年提供了52%。第二，由于东北是第一个完全解放的大区，它能够更快地朝全面地执行政策的方向发展，到1950年，它开始能够制定大区计划。最后，靠近苏联和苏联拥有大区的铁路和旅大港这两个事实，使它容易得到苏联的援助和受到苏联的影响。例如，东北实行了苏联的经济管理方法（虽然因缺乏技术人员而遇到了困难），这些方法一般得到中央领导的赞同，准备在全国推广。
东北的示范作用——政策在全国范围推行之前先在那里试验和修订——不限于先进的工业部门。在青年工作方面，东北全区，特别是哈尔滨，被树为学习的榜样，这个时期发动的群众批判运动之一——集中反对城市腐败现象的“三反”运动——最早在东北试验性地开展。北京统一战线的一个主要人物、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的一篇记述东北印象的文章概括了中央领导的态度。她写道，中国有光明的未来，“我们的东北正走在前面”。
北京鼓励东北的带头作用，同时把西北和西南看做落后地区，在那里执行迥然不同的政策是必要的，也是适宜的。
土地改革
总的来说，新解放区极其重要的任务是土地改革。对这项工作中共带来了在处理城市更为复杂的情况时常常缺乏的经验和人员。到解放军渡江时，党毕竟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农村革命。在那个时候，党的领导人曾经试行各种各样的方式，并且改进了一整套动员农民的方法。可是在某种意义上，党在广大农村面临的工作，甚至比在城市进行的工作更加困难。首先，甚至党的最高领导也不完全清楚过去的经验对新形势的适用程度如何。毛泽东在1950年初期要人们注意已经起变化的形势：“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
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已夺取了广大的领土。即使中共在1949年能把它的450万党员全部派到这些地区，由此形成的干部力量仍不足以渗入广为分散的农村人口之中。此外，党员作为外地人来到新解放区的村庄，对当地情况了解甚少，抱着以完全不同的农业和所有制形式为基础的想法，常常甚至不能讲当地话。由于人员分散，他们又有外地人身份，到1952年秋中共在占90%的农村人口的地区完成土改的成就证明了它更早时期经验的贴切性和党的领导人的决心。
最初向农村的渗透以解放军部队的形式出现，它们从城市向农村集镇，然后向村庄展开。这些部队的工作除了“剿匪”外，一般地限于收缴当地民众的武器，执行治安任务和组织村的民兵。紧跟解放军前来村庄的是由干部组成的小组或略大的工作队。只有一小部分——最多也许为10%——是有北方农村斗争经验的老干部。大部分人是学生和其他城市知识分子、与地主和富农有家族关系的农村知识青年、城市的失业人员，以及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如果有的话）。激进的青年以及有问题的阶级背景常常可以作为这些政治工作者的特征。
他们的最早任务之一是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征税以支持新政权。这项工作必然造成干部和农民之间的摩擦，在接管后的第一年试图征收粮食税时有3000名以上的干部被杀，这个事实足以说明问题。但是，当新政策越来越明显地把负担从穷人转到富人身上时，就产生了对新秩序的支持。在这个开始阶段干部采取的其他措施包括组织农会，实行减租减息，进行反“霸”——换句话说，是旧名流中最暴虐的人——斗争。在这些努力中，没有一个没有障碍。“恶霸”是一个武断的称呼；农民常常偷偷地把地租退给地主；到1950年秋季，只有20%的仓促组成的农会被判定是可靠的。的确，在土改的这几个阶段及以后，工作常常必须重复两三次，才能取得成功。整个努力的局限性在土改结束时的调查中进一步暴露出来，调查表明，在有些地区只有40%的农民加入农会。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进行再分配——这项主要工作做准备。在1950年6月，中央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以指导这项工作。新的法律和刘少奇就这个法律作的报告，反映了毛泽东关于当前情况不同于北方战争时期的土改和维持“富农经济”的政策的观点，它们为这个规划明确地提出了合理的经济内容。这样，土地改革的主要作用是济贫的观点被否定，而“解放农村生产力”和“为工业化铺平道路”的观点受到重视。此外，土改法对这一点充满信心，即可以用来在和平时期的条件下能够不费力地战胜地主的反抗，并且坚持政治秩序是贯彻此法的先决条件。
但是，新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准备工作遇到了困难，这已经使上述的分析要打些折扣。一个因素是，农民对中共的方案将进行到什么程度心中没有底，特别是对再分配将会影响富农，甚至中农的土地这一点表示关心。根据中共的观点，更为不祥的是普遍存在的地主压迫农民的传统力量和影响。普通农民干脆不敢反对那些长期支配当地的势力，因为他们对共产党的统治不可逆转这一点几乎没有信心。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是传统村庄的阶级界线不清。对各种富裕农民阶层和地主之间的区分，外地来的工作队往往比当地农民更加清楚。还有，社会的紧张状态由于在困难时候地主对农民的传统义务，以及特别的家族纽带、在本地居住和同为一个氏族而缓和了。所有这些联系都能被地主利用（而且已被利用）去破坏农会，隐瞒土地及财产，并通过秘密会社及其他手段去保持原来的权力结构。
1950年夏末，当反映当前农村社会中的根深蒂固的力量的报告引起了负责的党的领导人的注意时，政策开始被重新考虑。到11月和12月——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不久——明显地出现了向更激进的路线的转移。几项官方声明把朝鲜冲突引作这一转移的根据，加剧的社会紧张状态和国民党重返大陆的谣言当然是一个因素。然而，改变的根本原因仍是比较温和的方案已经遇到的种种巨大困难。
结果，逐步加强贯彻的新土地改革方案强调阶级斗争和动员群众，甚至不惜冒某种社会动乱的风险，这与土地改革法的原则形成鲜明对比。当中南的主要官员邓子恢（他很快将成为中共的最高农业专家）攻击和平土改并且断言政治必须放在经济前面时，他实际上在批评六个月前的官方路线。指出以下事实很重要：即使这样大的政策转变，也几乎没有政治争吵，因为刘少奇和其他阐述更早路线的人仍保持他们显赫的地位。毫无疑问，这部分地是由于毛泽东自己也曾经主张较温和的政策，而且这还反映了所有有关的人都愿意把改变方案当做根据新迹象做出的必要调整，而不是当做取得政治利益的争端。
在新路线下，土地改革被发动起来了。重大的步骤是确定全体村民的阶级成分，然后是没收和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和生产性财产。在此过程中，县一级土改委员会派出的工作队起了领导作用，它们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净化农会，从中选出积极分子担任地方领导职务。绝大部分新领导从贫农中吸收，虽然官方政策把1/3的农会领导职位保留给中农。在许多地区，中农由于有技能，能够取得支配地位。此外，工作队通过诸如“诉苦会”和公审，设法动员全村反对地主。这些方法使地主当众丢脸，审判的结果是大规模地处决这个阶级的成员，也许有100万至200万人。
在“不要过早地纠偏”这一新指导方针下，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常常对地主不受约束地施加暴力和采取残暴行为，这又造成了更多的死亡。虽然和平土改的报道在整个运动中继续出现，但是继续划分阶级界线和制造对抗的活动产生了越来越厉害的后果。
作为一项经济改革方案，土地改革成功地把43%的中国耕地重新分配给约60%的农村人口。贫农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财产，但是实际上中农获益最大，因为他们最初具有更有力的地位。土地改革对总的农业生产力的贡献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仍可以争论。总之，这个运动的主要成就是政治上的。旧的社会精英被剥夺了经济财产，其中有的人被杀，作为一个阶级，他们已受到羞辱。决定性的事实是，旧秩序已经证明毫无力量，农民现在可以满怀信心地支持新制度。氏族、宗庙和秘密会社等旧的村组织已被新的组织代替，承担了它们的教育、调解和经济职能。从贫农和中农队伍中产生了新的村干部精英，这些贫农和中农的眼界已被中共的有阶级倾向的观点扩展了。
在完成这次农业革命时，党同时采用了强迫和说服的方法。经常宣传旧制度的邪恶和新制度的优越当然是赢得农民对中共方案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地主使用的武力是使全体农村人口相信谁有力量的关键。可是党的政策给农村里较穷的人提供的实在的报酬却与强迫同样重要。实行更公平的税制、减租，最后是分配土地（另外还给最积极的人分配领导职务），这些大大地有助于农民群众相信党的事业的正义性。由于在土改期间中共显示了它既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又是较好生活的提供者的可信性，它大大地提高了将来在农民中的说服力。
城市群众运动
在土地改革激烈地改变中国农村生活的同时，一系列城市群众运动给城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运动中最重要的有：1951年2月发动并持续到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从1951年秋到1952年夏秋的反对腐化干部的“三反”运动、针对到那时为止受到尊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五反”运动和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些运动都进行得极为激烈，并引起了社会上的严重紧张和忧虑。如同在乡村，官方的暴力也被大规模地使用，特别是在镇反运动中，但“三反五反”运动使用暴力的程度则小得多。
此外，各种各样的措施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压力，其中包括强迫在小组中坦白和有数万人参加的公审（并向几百万人广播）。这不但形成一种不信任气氛，破坏了已建立的个人关系，而且还导致大批人自杀——可能有几十万人。
这些运动向社会广大阶层表明了党的社会改造这一目的的全部内容。由于重点从安定人心转到加强控制，许多到那时为止基本上搁置不管的集团也被卷进了直接斗争的旋涡之中。到1952年底，对大部分中国城市居民来说，中共已经成为一股需要认真对待的力量。
这几次运动都是在1950年后期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以后发动的，它们的激烈程度无疑与朝鲜有关。党的领导人看到了保持警惕的真正必要性，这不但是由于美国进攻的危险性，而且是由于国民党重返大陆的可能性。总之，国民党的破坏活动是个现实，不满分子被卷入朝鲜战争造成的潜在机会所鼓舞。社会总的紧张程度由于1950年秋末发动的指导所有集团去“抗美援朝”的运动而进一步加剧。从毛泽东对反革命分子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在介入朝鲜战争时领导态度的转变。1950年9月后期，在决定介入之前不久，毛泽东宣称，不杀一个特务是必须坚持的政策；到1951年初，他力主：“要坚决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
虽然朝鲜战争无疑促使态度改变，并使各种运动比没有朝鲜战争时更为严厉，但在另一个意义上说，党的领导人利用了朝鲜形势去推动不管怎样都要进行的工作。对付反革命分子的各种措施在朝鲜战争前已经拟就，“动摇的”资产阶级和倾向西方的知识分子显然已是思想改造的对象。的确，大部分重大的运动是在参加朝鲜战争后一年的1951年秋季开始的，但毛泽东后来指出，只有在土改完成以后，才能发动“三反”和“五反”运动，所以国内的考虑是首位的。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对象是间谍和积极对抗新政权的人。在打击目标名单上名列前茅的是前国民党党员和与国民党有联系的组织，以及秘密会社的头子。但是，“反革命”的定义极为广泛，在进行运动时，被波及的看来不但有积极的反对者，而且还有可能成为替代的领袖的真正有名望的地方人物。在进行运动时，中共表现出一种避免苏联公安工作方法的有意识的努力。虽然运动在许多方面是以夜间逮捕为特征的传统的警察活动，但毛泽东的指令强调了独特的中国方式。首先，在挖反革命的过程中争取群众参加，并且认识到避免因过头行为而引起舆论不满的必要性；为此，非党人士被邀请参加监督运动的委员会。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坚持党委的权力应高于一切公安工作。这与斯大林的做法完全相反，那里的秘密警察实际上是能使党感到恐惧的独立的等级组织，而毛泽东则强调高级党组织要严格核查反革命事件。
在表面上，一般民众觉得镇反运动是吓人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在有外来威胁的时候。但是1951—1952年三个互相有关的运动对到那时为止一直受到中共温和对待，甚至优遇的集团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三反”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城市干部，特别是那些由于与资产阶级打交道，已经有贪污行为的财经部门的干部。虽然这些人中包括一些比较高级的共产党员（不过没有中央委员或部长），但绝大部分或是留用人员，或是新干部，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一直是可疑的。“五反”运动明确地指向不法资本家，特别是大资本家，他们涉嫌全面地进行经济犯罪，并欺骗国家和公众，但是运动的更大的目标是作为一个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思想改造主要针对被断言是帮助“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离中共式马列主义的思潮的影响。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正在遭到打击的是到那时为止一直被容忍的一整套城市非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在鼓励资产阶级的官方政策中带头的许多干部已经认为资本家是社会中最进步和最能干的人。就资本家而言，他们则希望继续营业和过富裕的生活。最后，主要的知识分子珍视独立思考，抵制强加给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约束。
这三个运动的总的结果是使这些成分就范。这表现在几个方面。对情节最严重的人的直接惩罚，再加上施加的强大心理压力，破坏了有关集团的自信心。此外，这些压力摧毁了现存的社会关系的格局；关系——即基于家族、同窗和同事纽带的个人关系——再也不能保证提供反对国家要求的保护了。与此有关的是，党成功地在其他人的眼里贬低了这些集团，这些人历来对它们唯命是从。这样，以前接受其雇主的家长作风的小企业工人，这时开始采取官方的阶级斗争态度了。
在组织上，由于建立新工会和清理常常被资本家的朋友和亲戚管理的原来的工会，资产阶级对他们企业的控制被削弱了。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事是吸收新精英在经济企业和政府中任低级职务。由于留用人员和受腐蚀的新干部被清洗，他们的位置和因经济发展而新设的其他职位被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或更早涌现出来的工人积极分子所担任。在很大程度上，打击留用人员之成为可能，是由于已有了一批在以前几年受过行政工作训练，这时被提拔到更负责的岗位上的工人，而且运动本身也产生了大批表面上忠于中共纲领的新干部。由于继续需要现存集团的管理技能和知识技能，变化不像乡村那样引人注目，但是在这几年，城市与农村一样，出现了新精英分子。
最后，“三反”和“五反”运动具有重要的经济效力。除了通过罚款和补税取得大量投资和发展的资金，两个运动还通过发放新贷款和订立政府合同（资本家在财政紧迫的情况下发现这些是必不可少的），大大地加强了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控制。此外，与这些加强了的外部控制同时出现的还有内部控制。关键的措施是，需要付巨额罚金的企业要把股票售给国家和进行公私合营，才能履行它们的义务；这个过程导致了派国家干部担任有关企业的领导职务。许多大型和中型企业成立的党支部，特别是在调查资本家“罪行”时搜集到的大量情报，再加上加强了的工会，这一切使当局大大地加深了对私营经济领域内部经营情况的了解。结果，中共领导人已经具备真正进行计划经济发展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