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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影响和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从世界大战一开始,英国就希望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日本政府不赞成这样做,认为中国参战将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从而降低日本作为中国的领导者和代言人的地位。与日本磋商后,英国决定在没有日本预先同意前不就中国参战进行谈判。

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就是这种谅解的结果,而且日本政府继续欺骗袁政府。同时,日本在野人士继续利用满、蒙少数民族反对中国人的情绪,阴谋把满洲从中国分离出去,而另一些日本人则继续公开同情孙逸仙周围的南方反袁革命力量。于是,当1915年末袁世凯企图建立一个以自己为君主的新王朝时,日本政府和在野人士同样强烈反对。日本寻求英国支持,然后寻求美国、俄国和法国支持,逼迫袁推迟实行君主制的计划。除美国外,所有国家都赞成。

1915年12月反袁运动在华南发动,而且势力增强以后,日本政府于1916年3月决定承认南方革命力量为与北方平等的交战团体,并暗中支持那些帮助南方革命力量的日本活动分子。同时,在中国北部,日本活动分子得到日本军方秘密提供的军火,再度策划围绕当时隐居旅顺的肃亲王的一次满蒙独立运动。日本外务省本身暗中支持这些做法,向袁政府施加压力。但袁世凯于1916年6月逝世。日本军方认为这次运动成功希望微乎其微,因而撤回了它的支持。独立军瓦解,结束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随着袁世凯去世,控制军队的段祺瑞迅速加强了内阁的行政权,但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不仅与黎元洪总统,而且也与国会发生冲突。为了增强他的政治影响以及巩固他个人的权力基础,段计划与政情也在变动之中的日本发展更为紧密的关系。1916年10月,大隈重信首相由寺内正毅取代,而加藤高明外相由本野一郎取代。寺内计划通过他任朝鲜总督时代以来的密友西原龟三接近段内阁。

在这一时期,美国与德国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1916年4月,美国抗议德国的潜艇攻击后,德国保证限制潜艇。然而1917年1月31日它改变了立场,宣布准备恢复无限制的潜艇战。威尔逊总统立即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美国于2月3日号召中国和其他中立国也这样做。北京政府要求美国提供一笔贷款作为酬劳。

随着战争进行,欧洲协约国面临法国劳工短缺,于是从中国招募了14万劳工。1917年2月,一艘载有900名华工的法国船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击沉,542名华工丧生。为了对付德国的潜艇活动,协约国求助于日本海军。英国在上月已请求日本派驱逐舰进入地中海,而日本则乘机要求英国支持日本获得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以及德国在太平洋赤道以北的领地。日本政府向俄、法、意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所有四国都私下保证,在将来任何和平会议上支持日本的要求。此外,中国的段政府目前正准备改善与日本的关系,而战争突然加强了日本的经济实力,也恰好使欧洲特别是英、法在东亚的势力突然削弱。基于这种新的原因,日本政府现在改变了政策,同意中国参战。

1917年1月,西原安排了500万日元的贷款给段政府。于是开始了“西原借款”。在短期返日后,西原于2月回到北京,并通知中国政府如向德国宣战,可望得到充分得多的援助。西原多次会见段总理,强烈要求他参战。段不顾副总统冯国璋的反对以及黎总统更强烈的反对,最后同意了。1917年8月14日,段政府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冯最后在这个问题上与段取得一致,但黎元洪仍坚决反对,促成一场激烈的内部权力斗争。作为中国参战的交换条件,段希望从列强得到财政援助,以增强他本人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并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段的政策得到中国内部三种势力的支持:第一,段本人领导的北洋军阀的皖系;第二,曹汝霖周围的集团,西原借款的主要渠道;最后,议会中梁启超周围保守的共和党人。后者反对革命党和孙逸仙的国民党。积极反对中国参战的是那些有商业利益的人,他们希望从中立中保持繁荣,而国民党则担心参战会使段政权得到加强。

在日本驻北京公使林权助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决定全面援助段祺瑞,首先通过增加西原借款,并禁止一切给南方国民党的借款、军火和民间帮助。段和南方革命者之间的冲突加剧了。到1917年8月末,134名反段国会议员在广州开会,选举孙逸仙为新的军政府的大元帅。

随着段政府宣战,日本对他的援助大量增加;在1917年和1918年两年间,向段政权提供了约14500万日元,相当于约7250万美元的共八笔西原借款(其中只有500万日元得到偿还)。这些借款受到以国民党为首的反段分子的猛烈攻击,因为这使国内的不和升级,而且支持了反动政权。于是这项借款成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成长的催化剂。

段与寺内政府之间的勾结并未就此结束。当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新的苏维埃政府通过《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止了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冲突时,日本怀疑苏维埃与德国结盟。出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担心,它寻求阻挡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浪潮,并为此建议与段政权结成军事同盟。1918年3月25日,日本外相本野和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在东京同意合作以对抗俄国境内敌对势力的增长。5月16日,两国签订了一项秘密的军事互助协定,接着又分别签订了一系列详细叙述陆军和海军合作的协定。这些协定的条款中日双方都秘而不宣,两国只声明谈判在进行中。这种神秘状态加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心,他们担心中国军队基本上正被置于日军控制之下,也担心这些协定只是日本渗透的另一种表现。全中国爆发了反对协定的示威,而大量中国留日学生在抗议声中回国。

日本政府积极维护段祺瑞的立场,事实上从财政和军事两方面加强了段政权,并对华南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反段力量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一开始就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归于失败。无论如何,日本和段政权之间签订的军事协定,随20年代中期段政权的倒台而失去所有影响。1921年1月28日,中国通知日本全部废除这些协定。

与上海的南北和会几乎同时召开的是巴黎的凡尔赛和会。当和会拒绝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要求时,中国代表团退席,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游行示威。外交事务对国内政治的冲击再清楚不过地得到了证明。 lUxdCn3D5Hf/BgVINsFktXyiUcXvTXeMu/7KB8KJjiiI4CpI69hyAoP85N6ng1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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