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与外国投资

在20世纪，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仍然是很小的。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影响，只在有些部门存在；中国经济的绝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所没有触及到的。

据C.F.雷默和日本东亚研究所的估计，到1936年，外国在中国的投资总数曾达到34.83亿美元；从1902年的7.33亿美元开始增长，1914年为16.1亿美元，1931年为32.43亿美元（表22）。按人口平均——以1914年为4.3亿，1936年为5亿；这两年的数字分别为3.75美元和6.97美元。这些按人口平均的金额，明显低于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外国投资。例如，1938年，印度是20美元，拉丁美洲是86美元，非洲（不包括南非联邦）是23美元。用一个特定年份的人均外国投资额，不一定是外国投资重要性的主要指标。但是根据所得到的材料，以外国投资与国民收入和国内投资相比较，无法对资本流入量作出精确的估计。据粗略估计，30年代初的外国私人净投资，略小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约占总投资的20%。 换言之，外国人在中国投资虽然总数很小，但并非没有重要意义。

资料来源：侯继明：《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3页，这个资料又是根据C.F.雷默的《中国的外国投资》和东亚研究所的《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和中国的国际收支差额》。

雷默的数据表明，在1902—1931年间，每年外国流入中国的资本，小于中国政府偿还外债本息的款额与外国投资利润之和，因而中国存在着巨额资本的净流出。 不过，如表27所示，华侨每年寄回国的汇款大于这个流出的款额。所以总的来说，中国是资本流入；这种资本的流入，加上硬币支付，为中国继续不断的入超提供了资金。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价格上涨的因素外，外国投资总额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在华外国人将其所获利润用于在华再投资。事实上，有些汇往“国外”的款项，从没有离开过中国，而是被直接支付给上海或香港的外国信贷者；而这些信贷者把相当一部分利润，再投资于设在几个条约口岸的企业。怡和洋行（又称渣甸洋行）在1830年以来的一个世纪中，从一家小代理商，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众多工业和金融机构的最大贸易公司，表明这一过程的办法是相当有效的。

资料来源：李卓明：《国际贸易》，载H.F.麦克奈尔编：《中国》，第501页。

在1931年日本人占领满洲，并在那里发展大量投资之前，在中国最大的投资者是英国（见表23）。英国的直接投资，在1914年和1931年，分别占英国总投资的66%和81%。在1931年全部投资中，与外贸有直接关系的约占一半，房地产业占21%，制造业占18%，公用事业占5%，矿业占2%，杂项占3%。当1905年日本在南满的地位巩固之后，其在中国的投资迅速增加。日本的直接投资（占1931年总投资的77%）主要在运输业（南满铁路）、进出口贸易、制造业（主要是棉纺业）和矿业。俄国的投资，几乎全部用于中东铁路，这条铁路在1935年出售给日本。

资料来源：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7页。

在1914年、1931年和1936年，外国直接在华投资，分别占其在华总投资的66%、77%和77%，其余的差额主要是向中国政府贷款。侯继明对雷默和东亚研究所（表24）的数据作了再核算，表明1931年外国直接投资分配如下：进出口贸易19.4%，铁路16.0%，制造业14.9%，房地产13.6%，银行和金融8.6%，航运7.8%，矿业4.4%，交通与公用事业4.0%，杂项11.3%。这些数字表明，与许多“不发达”国家外国投资的格局不同。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很少进入以出口为方针的实业，如矿业和种植业；甚至在南满，日本对农业的投资也是微不足道的。

资料来源：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6页。

在有一些国家——例如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或荷兰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外国资本都集中在出口产业，结果导致接受者经济的片面发展，使其专门从事一种或几种农产品或矿产的出口；这些产品的市场，对外国的经济周期极其敏感。此外，这种“殖民地”式的外国投资，加强了当地的土地所有者的阶级地位，使其成为这种商业化农业的主要受益者。但这个受益者阶级却未能把增加的收入用于工业发展的投资，原来是使用过去的方式处理这些收入，储藏在本国内（购买土地，或港口的房地产）；现在则是更安全地储藏在国外（存入外国银行，或购买外国证券），或用于购买奢侈品消费（入超）。出口产业的发展，还把本地资本吸引到第三产业中，如从事附属于外国公司的小行业，其后果是使人力和资本流失，不能为具有生产性所利用。在有限的地区，如中国的东南沿海和广州附近，上述资本的运作过程也可以看到，但其规模较小。在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并未因外国资本的流入而得到根本改造，使中国经济的命运与世界市场的变化联系起来。

1931年以前，外国的直接投资集中在几个条约口岸，特别是在上海，如表25所示。日本人在30年代努力发展满洲的工业生产，已见上文论述。外资工厂在制造业部门所占份额，详见表9和表10。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外资企业以及中资企业中的外国投资（往往是对企业的控制），阻碍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这种观点认为，外资企业有更多的收入，更好的技术和管理，享有治外法权和免税特权，还可以免受中国官员敲诈勒索，因此中资企业根本无法与外资企业竞争。与这种“压制论”的观点相反，侯继明指出，在1937年以前，中资现代企业不但没有被外资企业所压倒，而且一直在现代经济部门保持着相当稳定的比例。 尽管可以辩解说，没有外国企业的竞争，中国的企业可以发展得更快，但绝非意味着没有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外来冲击”，中国在19世纪的前现代经济就能够走上发展的道路。

资料来源：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73页。

除了铁路建设和工业借款外，中国政府的外债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是值得怀疑的。这些外债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极小，而其还本付息的费用（利息、贴现、佣金）却是很高的。对1912年至1937间举借的外债，根据借债使用的目的作出分析似乎可以证明，举借外债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任何好处。 约占外债总数的8.9%（按1913年不变价格计算），是为军事目的和偿付赔款举借的；另外的43.3%用于一般的行政管理，主要是外债的付息。虽然占36.9%的铁路借款，是一笔潜在的生产性投资，但其用途不仅受到区域性小军阀之间内战和内乱的限制，也受借款合同规定的限制。借款合同规定，几条铁路分别为各自独立经营的企业，确定各条铁路之间的界限范围，使之不能联营，以此来阻止中方实行统一有效管理，外资从而从中得到其他的益处。工业借款中的最大部分，是占10.8%的电话和电报借款。

由于缺少可用的国民收入资料，对民国时期外贸在国民总产值的比重，只能作粗略的估计。1933年的国内总产值，只这一年有个比较可信的数据，进出口总值为国内总产值的7%。但这是在满洲沦陷和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的情况，而满洲对外贸易不算少的数额。在20年代后期，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可能略大于国民总产值的10%。从中国的国土面积，发展水平，主要的海上航线距离，丰富的资源，巨大的国内市场来看，这个10%的比重是比较低的；但若与国际上水平作一比较，则并不算太低。表26列出1912—1936年中国对外贸易的价值与指数。

*单位：百万海关两：从1933年起，价值用元计算，如括号内所示。

资料来源：萧梁林：《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23—24、274—275页；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259页。

按当时价格计算，从19世纪80年代到1900年，进口和出口都有缓慢的增长。从1901年到1918年，增长的速度较快。其后，在1919年到1931年，增长的速度明显加快。按数量而不是按价值计算，外贸增长的速度要稍慢一些。在19世纪最后20年，进口是相当稳定的；从1900年起，则呈稳定的上升趋势，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才使这种趋势中断。我们已经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余地。约从1907年起，出口持续增长。现有资料表明，简单进出口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对中国是不利的（见表26）。但是，从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联系来看，上述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意义的。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比起其他“不发达”国家，这种联系的重要性是小得多。

在民国时期各年中，如同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一样，中国对外贸易的突出特点，是进口大于出口，因此经常账户结算始终是入超。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商品进口大于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华侨年复一年向国内的汇款，同时也有新的外国投资不断投向中国。对中国国际收支的所有估计中，即使考虑到侨汇和外国投资，仍有一个数额巨大的“未予说明”的项目。

表27中对1903年、1930年和1935年的估计，是分别由H.B.马士、C.F.雷默和中国银行作出的。

在19世纪中叶，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是丝和茶。1871年，丝、茶两项占总出口的92%,19世纪80年代降为80%左右，1898年降到大约50%。此后继续下降，如表28所示。在20世纪中，中国出口仍然以自然资源为大宗，但出口的种类已大为增加。新的主要出口商品是大豆和大豆制品，主要产自满洲。出口到日本的铁矿石和煤炭，以及日本在华棉纺厂运往日本的棉纱，也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

资料来源：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32、34页。

鸦片曾是最主要的进口商品，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为棉布和棉纱所取代。大约在1900年，棉布和棉纱构成进口总值的40%。中资棉纺厂和外贸棉纺厂的发展，导致棉纺织品进口的下降。为了供应这些新纱厂原料，中国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原棉进口国。到1936年，国内的原棉生产差不多可以满足需要；但在1945年后，受内战和运输破坏的影响，农业生产下降，原棉再度短缺。大体上来说，工业原料和设备，在总进口中所占比重在稳步增加，但很缓慢；而纺织品、卷烟和火柴等制造业生产的消费品进口，则呈下降趋势。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大米、小麦和面粉在进口商品中曾上升到重要地位；但随着1935年和1936年的经济复苏，又降了下来。农村人口，特别是城市人口的增长，农业生产的停滞，以及落后的运输，使得供应中国城市人口一直是个难题。

表29表明，中国的主要贸易国，在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在1906年和1936年间，外贸逐渐多样化，“其他贸易国”的比重所以逐年增加（从香港的进口明显减少，是因为1932年实行新的发货票规定，以证实经香港转运到中国的货物之真实来源国）。英国、日本和美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对日贸易在满洲和华北居主要地位，在南方甚小；英国则与此相反。对美国贸易，在30年代中期超过所有国家，集中于华中。1931年后，中国对日本的贸易额下降，在某种程度上看来，是测量中国人抵制“满洲事件”的尺度。

资料来源：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20、48—49页。

以上说明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的格局。这种格局从总体上来说，到底对中国经济有哪些影响；我们曾明确指出，若与其他“不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影响要小得多。许多中外研究者认为，这些是决定中国现代历史进程最关键的影响。20世纪以来，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现在的困难，是如何从20世纪外国对中国的复杂的所有影响中，分离出纯粹的经济因素。 中国因在近代与西方相遇而改变了，中国的这种改变，是符合西方的利益和愿望的，首先是把外国人诸多活动方式带到了这个中央王国。外国的经济活动，在中华帝国的边缘，对形成一个中资与外资企业的贸易和制造业规模不大的现代化部门，起了主要作用。但中国经济在总体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只不过出现了一种“局部的发展”。外国对中国现代经济的作用，是建立强制的低关税和治外法权的特权之上，这些都受到其本国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的支持，这些国家从战争赔款和偿还外国借款本息中吸吮资本。但所有这些，对中国经济的停滞不前，并不是主要原因，而只应受到部分的责难。超过了这一点，就掩盖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不平衡；当然，这种不平衡，是西方冲击的最深刻的后果。数十年来，这种不平衡阻碍了新的政治体制的出现；只有这种新的政治体制，才能取代过去儒家君主制，才能充分发挥现代工业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优势。

在中国的这部历史长剧发展中，中国的经济在本章限定的年代里，并没有占有显要地位，而只是一个配角——也许只有几句精选的台词，听候皇帝、官僚、外交家、将军、宣传家和党务活动者的吩咐。 bSrqR6cJ5X3IC1+HzeVklPgI6Swcvmowu4l49E9QOhlTUWz9mhLOKQXsmgvxzt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