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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上海的人口，是三百多万，原本住在租界的人不过二百三十万人，由南市闸北，以及四郊逃到租界来的大约有一百万人。这一百万难民，只有一小部分能暂住在大旅店或小客栈和亲戚家中，其他七十多万人都栖身马路边，这时一个大问题就发生了。
晚间，市民利用电话互相传递消息，然而打的人太多，电话很难打得通，因此在午夜一时，仁济育婴堂特地派出一个人来告诉我：“育婴堂在半天之内收容的弃婴达二百多名。”足见当时避难的市民多么狼狈！
仁济育婴堂，我是义务性质的堂长，附属于上海最大的慈善机构仁济善堂。仁济善堂有百年悠久历史，善款积贮下来，置了很多产业，把产业的收入拨作慈善费用，其规模之大，不亚于香港的东华三院。
仁济育婴堂专收弃婴，凡是人家送来的孩子，向例一定要收养，但是从前没有奶粉来喂养婴儿，所以雇了几十个奶妈专门哺养婴儿。平常有七十多个弃婴，如今突然在半天之内，多了二百多个，弄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因此夤夜来叫我去想办法。
我步行到了仁济育婴堂，见到门前地上还放着一排排的弃婴，走进堂内只听到婴儿的一片啼声。堂里的司事对我说：“原来的奶妈，本来就不够用，现在又有不少弃职逃跑，这怎么办呢？”我仔细想一想，就拿出两个办法：一面命在职的奶妈继续喂奶，其他婴儿都暂时喂粥汤，一面次晨在堂门口贴出一张招请奶妈的布告。许多弃婴的母亲都来应征，当天暂时解决了这个有孩没乳的难题。
那天晚上我刚入睡，仁济善堂又有电话来说：“明天上午七时，所有董事一定要到仁济善堂出席会议，因为难民问题，租界当局责成仁济善堂来处理。”
第二天清晨，我坐车到仁济善堂附近，见到成千上万难民阻塞道路，车辆无法通行，只得下车步行进去；我的老师丁仲英早已在那里正襟危坐，其余董事十七人，却只到了七人。
仁济善堂的董事，多是地方上六十以上高龄的绅士，虽然都很乐于为善，但是在董事会上，议论纷纷，一时讨论不出办法来，认为这次的战事，非短期内所能了结，对这批难民的生活如何解决，连续讨论了几个钟点一无结果。
公共租界警务处当局，派了一个捕头弗兰臣（所谓捕头，香港称为警司，弗兰臣是英国人，能讲流利的中国话，职属外事科主任，相仿于今时所谓公共关系主任）出席这个会议，他说难民聚集街头，第一没有吃，第二满地粪尿，要是没有办法收容救济的话，抢米的风潮就会开始，要是米铺关上门，租界的市民也就不能安居了，如果你们有办法想出来，我们都乐于支持。
善堂董事黄涵之对我说：“我们都老了，你是最年轻的董事，应该想些办法出来。”我想了好久，就说：“只有办难民收容所。收容所以庙宇、学校、教堂、戏院最为合适，只要把难民的数目分配好，有秩序地进驻，想来在这个时候，房屋所有人是无法拒绝的；另一方面由仁济善堂按日供给白米，那就不至于闹出抢米的风波了。”
弗兰臣认为我这个办法很好，在座的董事们问：“每个收容所由谁去管理呢？”我说就在难民之中选择有能力的人担当主任，负责自治和管理。大家说很好。于是我就请一位董事，把施诊所的空白挂号卡纸，作为临时难民证，凭这个证才可以进入收容所，于是由我和董事谢驾车两人办理这件事。为了避免人多口杂发生纠葛，就请捕头派两个巡捕去组织这些难民队伍。
我走出仁济善堂董事室，门口挤满了难民，一路走一路拣选身强力壮又有能力的男性，先给他一张纸委任他做一个难民所的主任，请他进去参加开会，当时就选出八十多个主任。
这许多临时主任开会之后，就带领难民赴各处。我记得光是天蟾舞台一家，就容纳了两千名难民，玉佛寺竟容纳了四千多人，静安寺容纳了五百人。主任之中有一位是虹口一家小学的校长翁国勋，我对他说：“请你担任第一收容所所长，率领二百个难民，进驻慕尔堂，一切难民表格、领米证，以及每天报告表等由你设计，作为难民所的组织资料。稿件到后，由十家印刷所日夜赶印正式的难民证和各种章则表格。”
这样，就把无数难民安排好了，第一天就组成了八十个难民收容所，第二天一切条例和表格渐渐印好，难民陆续来，由后援会继续组织，一共组织了三百八十处难民收容所，安置难民的大问题也就解决了。
争先恐后逃离家乡的上海人民
处理这件事情，把我每天睡眠的时间剥夺了，以致寝食俱废，眼红刺痛，连声音都嘶哑了，好在每天看到报上国军英勇抗战，致使日军死伤无数，也可聊以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