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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上海市政府在市中心区，无数市民散居租界周围的闸北、南市、沪西和浦东，以及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内。所谓公共租界，是英、美、日三国全都有份的，英美两国为了避免纠葛，将虹口区划作日本人的防区，我住在英租界的中心区，所以即使战事发生，我的住处当时还不会被波及。
在八一三前半个月，报纸的记载虽有山雨欲来之势，但是天天情况不同，今天说非战不可，明天又说可以妥协，究竟是战是和，任何人都断不定。
要是战事爆发的话，一定在虹口区与闸北区互相对峙，我虽安居在英租界中心，但因上海国医公会办了一座中国医学院，占地五亩，自建大厦七座，是在闸北宝通路。这个建筑物虽说是公会所办，但是建筑的全部费用五万元，是由我和丁仲英老师两人签发债券负责借、负责还的。当时的五万元，实际币值比现在港币一百万元还大，我负上了这个债务的责任，又担当了总务主任的名义，所以每天清晨七时，一定要坐汽车到学院中去处理一切，此时学院的师生已逃避一空，但是如何善后，如何看管，着实要费些脑筋。
八月十一日，正在风声鹤唳的紧张情况之中，我一清早就赶到闸北，忽然看见无数军服辉煌的国军，威风凛凛地在闸北布防。本来“一·二八”之后的条约规定上海不得驻扎军队，此时竟然有国军开到，这说明国民政府已开始抗战的布置。闸北老百姓见到这种情况，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国军准备作战，惧的是祸及己身。数十万老百姓，扶老携幼地由闸北逃入租界，我坐着汽车想开进去，可是人潮正在冲涌出来，车辆简直无路可走。
我心想，今天该是到了最后的关头，无论如何要到中国医学院去处理一下。我知道有一条小径，可以通到宝通路，但是此时国军已架设铁丝网，只准人出，不准人入。我心生一计，就在西瓜摊上买了无数大西瓜，装满了一汽车，开到闸口，对防守的国军说：“我是来慰劳的。”防军便把闸口开放，让我进去，西瓜搬下车了，防军拍手欢迎。接着我就一直开到中国医学院，此时院门大开，两个校役正在打包袱，准备离去。我说：“慢，慢！这次战事一开，这所学校一定会被炸为平地，你们也不必看守，但是有一件事情，要等我做好了，我带你们同坐汽车离开。”
于是，我坐在校务室，想了很久，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给军事当局的，说中国医学院全部新建，内有学生寄宿用的铁床四百多张，希望国军接收作为伤兵医院，同时把宿舍所有的钥匙，贴上了房间号码也准备一并交给他们。于是我将大门锁上，带了信和钥匙，交给一位军人，要求他转送司令部。离去之前，我在学院中巡视一周，不胜依依，因为这所学院的一砖一瓦，都是我和丁仲英老师的心血所寄。（按：这所学院，地近八字桥，后来在战事最剧时，我认为一定已被炸为平地，哪知道它始终未受炮火损坏，国军退出之后，日本军人把这个处所改为“中影制片厂”，在广场上搭了四个摄影棚，拨交影业巨头张善琨使用。抗战胜利后改为中央制片厂，上海解放后，又改称上海第一制片厂，据说现在还是片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