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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上海的一个市民，无党无派，非军非商，所以见闻有限。我写述的 “安置难民”和“收容弃婴”的情况特别详尽，绝不是炫耀自己的才能，因为当时的上海人，各就自己的本位，万众一心，抢着去做各种后方工作，如民食问题、伤兵问题、急救医院和供应前方物资等，大家不求名不求利，在仓促间，各尽所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遭遇到困难，当然别人也同样遭遇到困难；至于后来遭受到敌伪方面的压迫，别人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虽然着重是讲自己的几件事，举一反三，也可以反映出当时无数人民的苦难情况了。
当时国军越战越勇，顾祝同是淞沪会战的总指挥，右翼指挥是张发奎，左翼指挥是陈诚，中央指挥是朱绍良，作战部队的指挥是孙元良、罗卓英。八月二十一日日军大举进攻吴淞，在浏河双方决一死战，相持了十天光景，国军竟然把吴淞前线的日军全部歼灭。这下子，上海市民更是兴奋热烈地做后援工作。
上海妇女向战士献棉衣
上海本来有一个市民协会，组织最庞大，财力最雄厚，抗战开始，它联合各方组成为“抗敌后援会”。后援会的委员，都是上海有名的热心公益的人士，内中有一个小组，叫做“慈善救济组”。后援会中人，请仁济善堂推出几个委员来参加这个小组。
仁济善堂的董事，都是老迈的绅士，也不知道他们是重视我，还是老谋深算，怕将来有什么问题，只把我的名字提出来，因此我那时也名列后援会慈善救济组的委员名单之中。
大约抗战了三个月之后，国军撤退，日军势力就伸张到公共租界上来，所有后援会的委员，日军都认为是“抗日分子”。那时节，所有后援会的人溜的溜，走的走，有些溜到香港，有些走入后方，全部名单二百多人，可是连我在内，只有八个人留在上海，我就成为当时黑名单中的人物，天天都在心惊肉跳，生命危在旦夕。后来八个人之中有两个人倒向日方做汉奸，保全了生命，四个人遭到极其凶残的杀害，只有我和另一个人，竟然得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