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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以前，犯罪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阶层和贫穷是解释犯罪行为产生的一个关键因素，即社会阶层和犯罪之间呈负相关——社会阶层越低，犯罪行为倾向越高。调查人员发现，贫穷影响了家庭的方方面面，尤其反映在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上。比如，受贫穷困扰的家长，没有多余的精力教育和抚养孩子，他们更倾向于采用专制和胁迫的教养方式，因为这种教育方式更直接、更简单。
犯罪心理学家指出：教养粗暴的家庭会给孩子提供一个负面的榜样和充满暴力的家庭氛围，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在长大以后也会效仿父母的方式去实施暴力行为，因而他们很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所以，物质的贫穷很容易影响对孩子的教育。
但是，近几年，随着犯罪调查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贫穷”不仅仅指物质上的贫穷，精神上和心理上的贫穷也是导致犯罪的一个主要方面，而精神上的贫穷和父母的教育、照顾有着莫大的关系。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一旦父母的教育不当，就会使孩子成为一个精神上“贫穷”的人，对孩子产生终生的不良影响。对于父母来说，以下三种教育观念对孩子的成长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第一，严厉管教论。持这种观点的父母普遍对孩子有着较高的要求，他们深信“棍棒底下出孝子”和“不打不成才”，对孩子施行彻底的高压政策，希望孩子凡事都听从自己的，不允许孩子做“出格”的事情。在这种教育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思维狭隘，有幼稚、依赖和神经质的心理。
在药家鑫撞人、杀人的案例中，药家鑫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由于自己出身农村，通过刻苦的努力才实现了人生的转折，再加上曾经在部队深受影响，药父对药家鑫的管理也是非常之严格。在这种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药家鑫表面上看起来十分顺从自己的父母，其实内心有很多叛逆的想法。也正是因为如此，药家鑫在开车撞人之后，害怕受害者会成为自己的累赘，更害怕自己无法向父母交代，才选择了杀人的方式来永除后患。实际上，这是一种十分幼稚和没有担当的想法。
毫无疑问，严厉管教之下的药家鑫学习成绩不差，并且钢琴水平一流，但是他缺乏最基本的爱和尊重他人生命的意识，他是一个精神贫穷的人。
第二，宠爱有加论。持这种观点的父母对孩子一般都是百依百顺，他们对孩子十分娇惯，只要孩子一有要求，父母都会尽力达成，甚至不管自己的能力能否达到。在这些父母眼中，哪怕是孩子想要星星，都愿意摘下来给他们。
宠爱有加型的父母会让孩子形成不劳而获、任性无理的性格，在孩子眼中，自己的父母是无所不能的，只要自己有需要，父母就会立马满足。他们不懂得感恩别人，更不懂得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严重的甚至不珍惜别人的生命。
在“我爸是李刚”这个案例中，作为“官二代”的李启铭是一个特别无法无天和目中无人的人，不仅在校园里开快车，而且在因为开快车而撞伤他人的时候，竟然不下车，还口口声声地嚷着“我爸是李刚”。这种嚣张又无理的行为是人们无法容忍的。
关于李启铭的家庭教育，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从他撞伤人之后的一系列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年轻人因为他父亲的身份而有强烈的优越感，并且还处处以自己父亲的身份来威胁别人，从而获得心理深处的满足。从这些方面足以看出，李启铭的父母平时对这个年轻人的娇惯和宠溺。由此可见，李启铭虽然身为“官二代”，可能在物质方面不欠缺，但是他却缺少基本的尊重他人、尊重法律的意识，他也是一个精神“贫穷”的人。
第三，放任不管论。持这种观点的父母对孩子往往是放任自流和概不过问的教养态度。这种父母可能是长期忙于自己的工作，无暇顾及孩子，或者是本身不喜欢孩子，不想为孩子太过费心。
在这种忽略型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会因为得不到关心、得不到父爱与母爱而产生孤独感，逐渐形成富于攻击、冷酷、自我放弃的不良品质，并常常会有情绪不安、反复无常、容易触怒、对周围的事物漠不关心的心态。
从本节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良好家庭教育对孩子有着深刻影响，作为新时代的父母，摒弃“严厉管教论”“宠爱有加论”和“放任不管论”，积极给孩子灌输良好的精神食粮，让孩子做一个精神世界充裕的人，才是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