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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0月18日，电台播出）
德国的宣传机构工作得异常出色，堪比那些能够为好莱坞电影提供所需特效的团队。
德国的宣传团队每次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了扩张，德国必须攫取新的地区。这种新的需求该以何种方式传达给全世界？既不能打破世界的常态，又不能引起世界的警惕。于是，宣传团队就撰写了口号。虽然这些口号彼此矛盾、互相冲突，但是，广告商都知道：受众是没有记性的。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备受愚弄。我们甚至还在讨论中为他们的动机进行过严肃的辩论；我们未曾竭尽全力地去反驳敌人的论调，而是被他们表面上温顺的忠诚给迷惑了，我们只是想让他们为自己的出尔反尔感到羞愧。事实上，我们是把语言用在了最不应该使用语言的地方。
他们的方法就是张贴海报，而张贴海报的目的就是要让德国人能够侵吞更多的土地，不分人种族群，不分人口密度地予以吞并，毫不顾及被占土地上的人民的精神需求。
敌人给我们设立了单方面的规章制度，我们深受其扰，却还要诡言狡辩。我们都是人类，我们认为人类的行为主要受到人类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和信仰的影响。我们认为如果人类做好了为某个理由而战斗和献身的准备，那么，这个理由就必定和他们的理想息息相关。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有些行为的动机可能和理想毫无关系，而有些国家尤其嗜血于扩张，就像野蛮生物一样。
我们之所以忘了这一点，就是因为在我们看来，文明意味着用理性的头脑战胜原始的欲望。但是在某些地方，头脑却更像个谄媚者，只会为兽性的欲望做辩护。若要改变泛日耳曼主义，我们需要依靠歌德和巴赫。但是，今日之德国，要么是把歌德和巴赫丢进了集中营，任其腐烂；要么就是把他们驱逐出境，就像对待爱因斯坦那样；只有在为芥子气武器做辩解的时候，为开放城市遭受炮轰做辩解的时候，歌德和巴赫才会派上用场。但是，把泛日耳曼主义强加在歌德和巴赫的身上，其目的，和歌德与巴赫本人其实并无任何关系，和人们对于权力的信仰也没有任何关系，和生存空间理论也没有任何关系。泛日耳曼主义是一个关乎空间的问题，只跟其自身的目的有关：那就是倾向于扩张。所有的动物物种都具备这种倾向：任何种族都倾向于繁衍自己，消灭他人。
如果还有人为泛日耳曼主义辩护，那么，这种辩护就绝不是单纯的戏谑之言！在纳粹的书面资料中，我们能找到一些经过伪装的辩护之词。辩护的论证还在继续深入：我们德国人理应扩张，理应接管我们的邻居，理应把他们的物品用于我们的扩张，因为扩张的欲望才是充满活力的表现，而我们才是唯一能够感受到这种欲望的人。和对手相比，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拥有这种欲望，我们想要接管他们，同时我们的对手却在退化，所以，他们无从实现这一欲望。
因此，现在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放下武器其实就是助长了德国的欲求。荒谬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只是永远地封闭了德国向东扩张的路线图。那么，明天，谁来填饱德国的欲求呢？德国是无法用理性的思想来解释的，德国绝不会满足于既定的目的。德国的目的就是要在宣传噱头上进行一连串的战略推进，其真实的目的，就是扩张。
因此，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绝不仅仅是要不要和纳粹，或是为波兰，为捷克，为我们的文明而斗争的问题，而是为了存活而斗争的问题。那些放下了武器，放弃了商店和工厂的人，他们的斗争都是为了不让自己变成德国强盛过程中的催化剂。他们已经出手了，为了赢得活下去的权利，赢得在和平中活下去的权利。
在《战争中的飞行员》写到第五章的时候，圣埃克絮佩里回忆了高级专员（让·吉罗杜）邀请他的事情：
被诱惑了就是被诱惑了。精神已经向理性的思维屈服了，昏昏睡去。
我冒着山区雪崩的危险，完成了怎样的任务？我没什么印象。总是会有人对我说，“我安排您从这里转移到那里，是因为您属于那里。您在那里，远比您在空军编队中更有价值。飞行员！我们能够培养出千千万万的飞行员，但是，您……”毫无疑问，他们是对的。我打心眼里赞成他们的观点，但我的本性总是会战胜我的理性。
即便我找不到证据来驳倒他们，但他们的理由也永远无法说服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只能对自己说，“知识分子都是放在宣传部门的书架上备用的，就像战争结束后就要被扔掉的果酱瓶子。”没什么可争论的。我只能同意。
现在，和空军大队中其他飞行员一样，我又一次起飞了，决然不理任何一条完美的分析，不理会任何一条浅显的道理，也不理会任何一点理性的思维。很快，我就会明白，向理性开战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