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在德国，我问拉扎雷夫·尚贝兰对希特勒印象如何，彼时，二人刚刚有过接触。

“震惊。”他回答说。

果不其然。正如你让柏格森去见阿提拉，毫无疑问，阿提拉会让柏格森感到震惊。而柏格森，却不会给阿提拉留下什么印象。

醉酒的水手比哲学家还要聒噪。受尽屈辱的物理学家，正在弯着腰打扫厕所的时候，看着那个把大拇指插在腰带里的纳粹军人在自己面前走来走去，必定会震惊不已。

圣埃克絮佩里

要想克服某种不祥的预感，你首先要弄清这种预感到底代表着什么。显然，我们身处不祥之地。因此，我们选择了维护和平。但是，在维护和平的进程之中，我们还裹挟着朋友和自己。毫无疑问，我们中有不少人曾准备以友谊之名让他人拿着生命去冒险，但现在却觉得羞愧难当了。但是，若牺牲了和平，他们同样会感到羞愧，因为接下来，他们将会牺牲掉整个人类：他们将不得不看着欧洲的图书馆、教堂甚至实验室被破坏；不得不目睹传统的文化变为废墟，整个世界都化作一团烟云。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态度才会摇摆不定。和平受到威胁之际，我们才发现战争的可耻之处；若是我们若即若离地避开战争，我们又要接受和平带给我们的耻辱。

……

若是德国人已经做好了为希特勒流血牺牲的准备，你就应该明白，谴责希特勒是没用的。那是因为希特勒给予了德国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会让德国人为之激情澎湃，不吝献身。因为在德国人眼中，希特勒就是伟大的神。你还不理解吗？某项运动能量的大小要看这项运动能够孕育出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理解吗？这种自我牺牲、甘于冒险、为信仰而死的品质，正是人类之所以伟大的根基所在。你若要求证，就可以飞行员为例，他牺牲了自己却保全了他所运送的邮件；还可以医生为例，他在抗击流行病的过程中英勇献身；还可以军官为例，他亲率驼队，冲锋在前，深入物资急缺而又充满孤寂的沙漠。每一年，都会有人死去。他们的牺牲看上去可能毫无意义，但是，你真的以为他们的牺牲无济于事吗？首先，他们把美好的形象移植到了人类纯洁的躯体上；其次，他们把自己的英雄传说播撒在摇篮中熟睡的婴儿心中。万物之生，皆有其理。修道院即便高筑围墙，神明之光还是会流泻出来。

你还不理解吗？沿途某处，我们也曾经误入歧途：人群聚集之地比以往更显繁华，我们的财富日增，闲暇更盛，但是我们却失去了精髓，而且无从描绘。我们觉得自己似非人类，因为我们在某个地方，丢掉了人类特有的品性。

……

我们希望自己面前铺开的那片广阔区域是什么样的？我们正在寻求自我解放，竭力摆脱囚禁我们的监狱牢房。我们曾经以为，若要长大成人，只需穿衣吃饭，迎合所需，便已足够。于是，我们就渐渐地变成了库特林笔下那种微不足道的小市民、乡村政客和内心苍白的技术工。你可能会说：“我们接受过教育，接受过启迪；我们比前人更富有，因为我们有征服一切的力量。”但是，如果有人认为，了解一套公式或是记住所学的知识就能够在头脑中形成文化，那么，他对文化就一无所知。即便是最平庸无华的技术学校学生，对于自然和法律的了解，可能会比笛卡儿、帕斯卡和牛顿更多一些；但即便如此，他却不可能实现笛卡儿、帕斯卡和牛顿的任何一个思维过程。对于受过教育的人而言，思维才是最重要的。帕斯卡首先提供了一种方法，而牛顿则提供了工具——映射了整个宇宙。落在草地上的熟透的苹果、七月夜空中闪烁的星星，都在用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语言向他们诉说。科学之于他们，就是生活。

现在，我们惊奇地发现，有一些无法解释的神奇情况会给我们施加养料。只有当我们为了自身目标之外的普世目标而和别人凝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呼吸；我们在沙漠中把自己仅有的给养与他人分享之后，我们这些平素丰衣足食的子民，才能体会到那种无以言表的宽慰；我们中间有些人曾经在撒哈拉沙漠经历过飞机的失灵，体验过其间的巨大惊喜，因此，其他所谓的喜悦真可谓无足轻重。

因此，请不要惊讶。一个从不认为自己体内休眠着某种未知东西的人，一旦来到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会之上，偶然间感受到这种未知物质的一次震颤之后——因为这里有生命的牺牲、有共同的目标和严肃的正义形象——他就会永远都只接受无政府主义这种观念，而对其他的真理一概不闻不问了。同理，为了保护那些受到惊吓的幼小修女，有人在西班牙的修道院里站过岗、放过哨，他们甚至愿意为西班牙的教堂献出生命。

……

在欧洲，有200万人找不到自己的目标或方向，这样的人就应该转世再生。工业化迫使他们脱离了世代相传的农民之根，把他们关进了偌大的贫民窟：那里就像集装箱的编配场，散乱地堆放着一排排黑色的车厢。他们理应逃离这片位于郊外的住宅区，以求重生。

还有一些人被形形色色的工作裹住了手脚，在他们看来，梅尔莫兹式的幸福，宗教生活中的幸福，或是科学家的幸福，都是陌生的、未知的。这些人也期盼着能够重生。

当然，有人能够赋予他们新生：只要让他们穿上制服就够了。然后，他们就会高唱战争之歌，就会跟同志们一起分享面包。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一直苦苦追寻的，就是一种共性的体验。但是，他们吃下分得的面包，就要为之付出生命。

有人会挖出一些木偶，激活一些古老的咒语；有人能够激活泛日耳曼主义的神话传说和罗马帝国的神话传说；有人能把德国人全都灌醉，让他们为自己的德国人身份、为贝多芬同胞的身份而精神亢奋。给世人灌输了这样的食料，自然比再造一个贝多芬要简单得多。

但是，这些蛊惑人心的木偶却是肉食性的。有人会献身于知识的进步或疾病的治疗，他们的死，死得其所；为抵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扩张而死，是甜蜜的。但是敌人既不是知识中无法整合的方程式，也不是疾病中残害血清的肿瘤——因为敌人就是住在隔壁的那个人。必须有人同他斗争，而且，毫无疑问地，必须要击败他。大家可能会撤退到掩体墙的后面，但是不管怎样，大家都会发起夜袭，直击敌人的心脏。胜利将会属于尚未腐烂的那个人——看看西班牙吧——因为敌对的双方会腐烂在一起。

若要重生，我们需要什么？答案是奉献自我。我们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如果不经历同样的意象，一个人就无法同其他人进行交流。飞行员会在保护邮包的战斗中通力协作——为希特勒献出自己生命的追随者们、奋力攀登同一座山峰的登山者们，莫不如此。人类的凝聚，不是因为相遇，而是因为拥有相同的理想。在即将化作荒漠的世界里，我们渴望同志之谊；彼此分享的面包让我们接受了战争的价值。但是，当我们努力奔向同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用战争来激发温暖的同志情谊。战争欺骗了我们：因为仇恨不会提升竞赛的成就感。

1938年10月初，圣埃克絮佩里写下了上述这段文字，彼时，《慕尼黑协议定》刚刚签订，协定中，英法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希望借此来避免战争。

圣埃克絮佩里有充足的时间对战争展开思考，甚至可能从1937年7月《巴黎晚报》自西班牙发回报道的时候就开始了。3月28日，西班牙的战争结束了，但是世界的政治局势却让人轻易地嗅到了战争的气息。从“理性”上来说，战争是不可接受的，但它还是一样会来。

1939年2月，在起程前往德国之前，圣埃克絮佩里出版了《人的大地》一书。当时，他的一个思路就是通过本书阐明飞行员与飞机之间的关系，以及情感与理性思维之间的关系。1943年，当他重新服役，驾驶更为精良的飞机，参与更多任务的时候，这种思路又再次出现了。1939年8月1日，让·玛丽·孔蒂编辑了《文档》杂志的一期文章——与试飞员有关，圣埃克絮佩里为此文撰写了前言，内容如下：

在此，让·玛丽·孔蒂将会跟你谈谈试飞员。孔蒂毕业于法国综合理工大学，热衷于写方程式。他的这种做法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方程式是对经验的编写。然而，在实践中，发明设计却不会像小鸡跳出蛋壳那样从数学分析中衍生出来。数学分析有时会超越经验，但通常情况下，它只能对经验进行编写——毕竟，这才是它的基本功能。通过粗略测量，某种给定现象的变化能够借助于双曲线进行完美的表现；依据双曲线，理论学家把这些试验性的测量结果编写成了方程式；而且，他还指出，通过长时间的分析，该现象的变化只能是这样的。因此，如果有更为精密的测量手段，就能帮助他画出更为准确的曲线图（目前来看，这个曲线图将完全不同于原有方程式所表示的那个），借助于新得到的方程式，他就能对该现象进行无限精准的编写。随后，他就可以证明，通过更加精密的分析，其变化从一开始就能够被预见。

理论家推崇的是逻辑，他认为自己对梦想、直觉和诗歌不屑一顾。但他并未意识到这三个精灵为了把他迷惑得像个相思缠身的懵懂少年，竟然进行了乔装改扮。他并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对它们进行深入的挖掘。它们把自己伪装成逻辑学上的“工作假设”“任意条件”和“类比”。而他，作为一名理论家，又怎么能猜得出自己其实已经背离了缜密的逻辑推理呢？怎么能猜得出自己在聆听它们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聆听缪斯之歌呢？

让·玛丽·孔蒂将会谈及试飞员灿烂辉煌的业绩。但是，他毕竟是综合理工大学出身。因此，他会告诉你们，试飞员充其量只是工程师的测量手段罢了。而我，跟他一样，对这一点也深信不疑。我还相信，等到有一天，如果我们生了病却又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可以去问医师，他们什么都不问，只要用注射器抽出我们的血液样本来进行分析，得出相关的数据，然后，在对照一系列的数据之后，就能够用一片药片帮我们恢复健康，我相信，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但是，现在，如果我生了病，我就只能去看年长的乡村医生，他会对我上上下下地仔细审查，拍拍我的肚子，在我的胸口铺一块手绢，听上一阵，接着，我的咳嗽声就会传进他的听筒，撞击他的颌骨，最后，他冲我微微一笑，把我治愈。

我仍旧信仰库佩特、拉辛和德特鲁瓦，对他们来说，飞机并不仅仅是一系列参数的汇总，而是一个需要你对其进行测试的生物。落地之后，试飞员会小心翼翼地围着飞机检视一周。他们的手指尖会触摸整个机身，拍打机翼。他们并不计算，他们只是思考。接着，他们就会转过身，径直面对工程师说，“固定面要缩短。”

我仰慕科学，但我也仰慕智慧。

圣埃克絮佩里

圣埃克絮佩里，应邀为安妮·莫罗·林德伯格的著作《听啊，风》的法语版作序。在读完校稿之后，圣埃克絮佩里发来了以下文字（1939年7月10日）：

林德伯格的校稿让我惊讶。我乐于为此写一篇重要但绝不简短的序言，愿此文能于7月15日返回纽约之前抵达你处。

《听啊，风》法语版序言（节选）：

……一本好书应该是一张网，语言的作用就是编织网眼。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莫过于渔夫从深水中拖上来的那些活物，以及那些在网眼中闪闪放光的银梭。安妮·林德伯格向我们展示的，是她内心深处的什么样的生活呢？她的书又是怎么样编排的呢？

我不易阐述。若要说得清楚，你就必须写一本书才行，还要论及很多事情。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受得到她字里行间流淌着一种非常细微的焦虑感，其形式虽然多变，但却不疾不徐，不断不停，像一条静静的血脉……

安妮·林德伯格所说的——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人迟到时的那种愧疚感。当一个人一直不断地和物质世界里的惯有惰性进行抗争的时候，要加快他的内在节奏是多么困难啊！所有的事情都濒临停滞。在濒临崩溃的世界里，一个人想要维持生命和运动，他的警惕性该有多高啊……

林德伯格先生驾着小舟在波尔图和普拉亚之间的港湾里进行勘察的时候，安妮·林德伯格就在山顶上看着，他像一只细弱的昆虫，受困于泥泞的滩涂，挣扎到精疲力竭；散步的时候，每一次只要她转过身面向大海，似乎都能看见丈夫被困在那里一动不动，像只昆虫，徒劳地颤动着翅尖。想要穿过这片港湾实在是太困难了，减缓了速度的徐徐缓行只能意味着永远都无法到达彼岸。

有段日子，他们两个人就像囚徒一样被困在一座小岛上。在那里，时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根本就不流动；人的生与死也只能在他们的头脑中激起一丁点儿的想法，而且每次都是同一个想法。甚至有一天，连这种想法都不复存在了。

（他们的房东一遍又一遍地喋喋不休地嚷嚷着，“在这儿，我说了算……”像远方传来的回声。）时空必须重启，他们也必须重返大陆，再入洪流。洪流之中，有人疲倦倒下，有人生猛屹立。安妮·林德伯格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无始无终。

但时间上的无始无终却如此接近！只要不穿越这片海湾，只要不离开这座小岛，只要不飞离巴瑟斯特，无始无终几乎不须耗费片刻功夫就能实现了！但是，他们还是晚了一点点，林德伯格先生和安妮·林德伯格……只差一点点……差一点就……但是，如果再晚一点，世上就没人能够再见到他们了。

有一个小女孩，她跑得比其他人慢，其他人都开始做游戏了。“等等我！等等我！”但她还是晚了一点点。他们已经厌倦了等待，于是，她就落在了后面；她被人遗忘了，孤零零地存活在世上。该如何安慰她？我们内心的这种焦虑真是无从缓解啊！因为如果要她参与到游戏中，她就必须出发，如果推迟动身，她就会惹得朋友们厌烦！他们彼此之间已经低声地抱怨过了，他们正斜起眼睛盯着她……他们将再一次把她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内心的焦虑揭示了这对夫妻不同寻常的一面：他们享誉全世界。巴瑟斯特发来电报邀请他们前往，他们无限感激。但后来，他们却无法从巴瑟斯特起飞了，为此，他们因自己不得不强留在主事一方而备感愧疚。此种谦逊绝非虚伪，而是出自对致命危险的感受。晚一点点，就什么都没有了。

焦虑还是发挥了效应。他们内心的懊悔驱使着他们在黎明前两个小时就起身去追赶那些先行者，计划穿越暴风雨肆虐的海洋——它阻隔了外界与他们的交往。

我们距离这样的故事何其遥远啊！它们简直就是用狩猎故事中的最精彩的事件串联在一起的，但是安妮·林德伯格不动声色、信手拈来，把这些故事组合得如此完美！这里面完美地嵌入了一些无法描述的像神话一样的事情，它们缺一不可，却又俯拾可得。安妮·林德伯格对核心问题的把握如此到位！这个问题就是，在阐述技术要素和具体问题之间的关系时，人类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她并未谈及飞机，但是却完整地写下了她驾乘飞机的体验。她保存下来的资料，专业性很强，甚至可以当作一种媒介，为我们存留一些机密且重要的东西。

林德伯格夫妇还是未能从巴瑟斯特起飞。飞机的负载太重了。其实，只需一阵海风就能帮助飞机升空，但是却没有风。他们两人又一次在沼泽地里展开了抗争。接着他们决定放弃一些备用品、附件和一些无关痛痒的额外部件。他们又多次尝试了起飞——但还是失败了。每一次，他们都会减轻飞机上的负载。渐渐地，他们的宿处就丢满了珍贵的物件，那是他们从飞机上卸下来的，一盎司一盎司地增多了，连同他们无尽的遗憾……

安妮·林德伯格以敏锐清晰的手法把这种细致入微的专业化的伤感传递了出来。她把飞机的这种悲剧气质表现得恰如其分。这种悲剧场景并不是由舞台背景一样的粉色晚霞造成的，而是和你如何使用一枚螺丝刀有关，尤其是在你发现仪表盘上的对称轴上有一个黑洞——像烂掉的牙齿——的时候。但是，不要误会：如果作者能够让一个门外汉成功地体验到专业飞行员的那种忧郁，那肯定是因为她所传达出的是人性中最具共性的可悲之处——这已经超出了纯粹的专业化悲剧。她还赋予了那些古老的神话以崭新的意义，让祭祀所用的牺牲品重获了自由。我们都知道，树木必须经过修剪才能结出果实；那些禁锢在修道院里的人，发现自己的精神越了界，就必须持续不断地予以割舍，这样才能获得精神上的富足……

但是，神灵的援助也是必不可少的。安妮·林德伯格又对宿命论发起了二次探索。想要拯救一个人，直击他的内心还不够——他必须受到恩典的感化；若要一棵树结出果实，修它剪它也是不够的——还要等到春天来临；减轻飞机上的负载也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海风的帮助。

毫不费力地，安妮·林德伯格就续写了伊芙琴尼亚的神话。她的描写把伊芙琴尼亚的形象拔高了一个层次。为了让我们接受巴瑟斯特无风之事的宿命，伊芙琴尼亚和时间的斗争就变成了伊芙琴尼亚和死亡的斗争。她让我们知道飞机在海面上——事实上，在水面上，它只是一台沉重笨拙的机器，海风一吹拂到它，它就会变得高度敏感。

圣埃克絮佩里应美国出版商之邀前往美国。他告诉记者，他刚刚发现了安妮·莫罗·林德伯格的才华所在，“我原本担心会遇到滥竽充数的作品，我还以为只要读上几行，我就能把译文呈现在法国读者面前……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越往下读，就越觉得欲罢不能，我甚至开始问自己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圣埃克絮佩里来说，这是“非常人性化的一本书，安妮·林德伯格所写的并不是飞机，但飞机却更像是在她的血液里”。闻名遐迩的主题一再出现：“林德伯格夫人和林德伯格先生都认为始终存在着某些东西，比奔腾的发动机更令人艳羡，那就是澎湃的心跳。他们绝不愿意成为机器的俘虏。”

8月份，圣埃克絮佩里再次乘船返回法国，30日抵达勒阿弗尔。几天前，希特勒和斯大林刚刚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希特勒就侵占了波兰。两天后，法国和英国对德宣战。

9月份的第一周，圣埃克絮佩里接到了动员令，随后，他被分到了图卢兹马图丹空军基地，担任空中导航员的职务。

情报部高级专员让·吉罗杜希望他能够参与宣传服务工作。下文即是一则广播文稿，大约录制于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