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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以来，陶又佳的心情格外好。“管窥”改变了杂志一蹶不振的局面，也给杂志同仁带来了好心情。陶又佳带着这种好心情经常和丘晔约会，她常常精心打扮过自己然后出其不意地来到丘晔面前。

丘晔比陶又佳离婚更早，现在她带着儿子住在父亲家里，老人和小孩由一个保姆照顾。

丘晔的父亲——从前这省的副省长，是个将近八十岁的童颜鹤发的老头，有点颠三倒四，但算不上糊涂，最喜欢和陶又佳开玩笑。每次陶又佳拉着丘晔出门之前他总要想方设法把陶又佳挽留一会儿，他让保姆给陶又佳洗葡萄，要不就给陶又佳念他新编的顺口溜，他说编顺口溜也是他的一种自我表现，是他给像他这样的一批老东西画速写。当陶又佳洗耳恭听副省长的顺口溜时，老头子又忘了开头，还得丘晔提醒他。丘晔说：“新事记不住。”老头子接下去说：

新事记不住，

旧事忘不了。

坐着打瞌睡，

躺下睡不着。

名字记不清，

见面才知道。

自己声音大，

别人声音小。

小病瞎紧张，

大病受不了。

……

下边他又忘了词，于是他就对陶又佳说：“就到这里吧，一休的话。”

“一休可没您这智慧。”陶又佳开心地冲老人笑着，笑完搂住老人的脖子亲亲老人的脸颊，老人更加兴奋起来，脸更红润，牙齿更白。

有些时候她们也会到陶又佳母亲家里呆一整天。陶又佳的母亲是一位开朗的高个子妇人，没有工作过，一辈子永远在接待丈夫的朋友、儿子的朋友和女儿的朋友并且永不厌烦。陶又佳的父亲先前是这省科学院院长，一位金属热处理专家，几年前患肺癌去世。父亲去世后，陶又佳的哥哥陶又峻一家三口和母亲住在一起。

陶又佳和丘晔所以常常到这里来，不完全是由于陶母的好客，而是受着陶又佳舅舅的吸引。舅舅是位生不逢时的画家，一年之间这位画家舅舅总要从胶东半岛那个迷人的海滨城市琴岛来长邺住一段时间，而每次离开时总是带着几分愤愤然：“是的，我再也不会到这个城市来了，大姐请你再也不要向我发出这种无聊的邀请！”可是下一次他却不等邀请，自己带着上等的干贝、鱿鱼又来到长邺市。

舅舅爱看电视新闻，尤其是长邺新闻。他一边看一边批评那些惯俗的新闻用语，使人觉得他的这种爱看就是专为了对那些惯语品头论足。他用一根瘦长的、显得有些神经质的手指厾着电视屏幕，画面正显现着普运哲在一伙人的簇拥下检查某段高速公路的施工现场，播音员悦耳的声音在陶家客厅回荡：“本台消息，今天下午常务副市长普运哲亲临京海高速公路长邺段施工现场指导并检查施工进度，普市长要求施工人员一定要从严施工把好质量关……”舅舅收回了他的手，看看在场的观众愤愤然地说：“听听，为什么一定要用‘亲临’这个词？难道这不是他们分内的事吗？假如报道一个工人每天按时上下班，播音员能说这工人每天都亲临车间么？又好比，一个家庭主妇进厨房做饭，你能说她每天都亲临厨房么？我画我的画，你能说这位画家每天都亲临他自己的画前？”

陶又佳的哥哥陶又峻说：“舅舅您举的例子也许并不一定对，因为一个按时上班的工人或者一个进厨房的主妇，还有画家……不可能被当做新闻来报道。”

丘晔总是要站在舅舅一边的，她说：“动不动就说‘亲临’就是不妥当，这是过去对皇帝的用词，连两广总督林则徐到虎门禁烟，都不能说林则徐亲临虎门销烟现场。”接着她马上又想起了一个和“亲临”有关的笑话，说有一位省委领导在一个宾馆开会，会务组的一个工作人员晚上要洗澡，可是他房间的喷头坏了，他以为某书记回家去了就到书记的房间去洗，谁知当他推门走进卫生间时却见书记正在浴缸里泡着，这工作人员慌忙之中就说：“✕书记您这么忙还亲自来洗呀……”边说边关上门退了出去。

陶又峻说：“这只能算个荒唐的笑话，我们的新闻弊病并不在这些用语上，而在于某些新闻本身的价值。报道一个市长视察高速公路的建设，总比报道千篇一律的会议场面好些，那些会议新闻不论什么会镜头永远是有人讲话有人记录，我真不知有什么可记的，文件就发在你手里。”

舅舅却说：“用词不当远比这些影响要坏得多，关键是作为一个观众对这种用语的麻痹。”

陶又佳很少参与家庭里的这些议论，她对谁也不附和，有时甚至毫不客气地顶撞他们，尤其对于舅舅——虽然她和舅舅一直很要好。

有一次舅舅指着电视屏幕上的一个剪彩场面，说为什么非得用剪刀去剪那么长那么宽的红绸子——那简直就是一种愚昧。说既然这仅仅是一种象征，剪一根红丝带就足够了，可是你们看这位官员，非得咬牙切齿把一块红绸子剪断，剪不断还决不罢休。“愚昧。”舅舅说。

陶又佳发现这位剪彩的官员又是普运哲。她对她的舅舅说：“您为什么非要用愚昧来形容眼前的一切？还有咬牙切齿，我看他表现很正常。”

“我知道他不一定真的咬牙切齿，又佳。”舅舅说，“这只不过是我作为一个观众对他内心感受的一种感觉，是内心的，不是外在形象上的。再者，我所谓的愚昧也并非专指这位官员，我指的是一种现象。”

“即使他的内心也不一定在咬牙切齿。”陶又佳说，“如果剪彩本身就意味着愚昧，这愚昧的由来也不能归结到一个人身上。”

“问题是这个人正在做这件事，才构成了你眼前这种现象。”舅舅说。

“舅舅，”陶又佳说，“您是位自由自在的艺术家，说话可以任意地不负责任。假如您是那位剪彩者呢？您能要求您的部下把一匹绸子换成一根红丝带或者红头绳吗？”

“我会的。”舅舅说。

“那您就是一位只懂得鸡毛蒜皮的领导，那正好是您抓了芝麻丢了西瓜。”陶又佳说。

“什么是西瓜？西瓜在何处？”舅舅问。

“国际航空港的投入使用，地下水的污染处理，高科技开发区的规划筹建，还有，还有高速公路的开通……您知道高速公路开通就那么容易？要占一户农民的地，要拆一户人家的房，您去做做试试。更何况占地拆房的不是一户，是千万户，资金呢？”陶又佳明显地激动起来，语无伦次起来。

“怎么啦又佳你怎么啦？”丘晔打断陶又佳的话，“看上去你好像成了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

“是啊，莫名其妙，没见过你这么较真儿的。”陶又峻说。

陶又佳也觉出自己似乎言语有失，挽回影响似的说：“我只是觉得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围着一个小小的电视画面品头论足，无论如何他们是在工作，他们的工作自有他们的背景，历史背景、社会背景，他们自有他们的难处。他们……”陶又佳一连说了几个“他们”，说完看看大家，大家也正在互相观看，很为陶又佳的激动而不解。

舅舅不注意这些，他一向认为人生是少不了争论的，争论，是因为人都长着舌头。就像古希腊那位智者伊索，他认为世间最好和最坏的东西都是舌头。舌头偏偏人人都有，难道你能让舌头闲着？

舅舅不再说话，躲进一个角落找烟抽。霎时，有烟雾从一个黑暗的角落冒出来。舅舅这个生不逢时的画家，这个被妻儿抛弃的不幸的男人，有时好像和时代闹点别扭，有时又好像时代在和他闹别扭。虽然他孤身一人常年生活在他那座城市的最偏远的角落里，可是思维却超常地活跃。他的思维逻辑使一些人难以对付，也常使一些人瞠目，尤其一些年轻人。他能就一个话题滔滔不绝，也能戛然而止地跳到另一个话题。现在他看出了他和外甥女之间的话不投机，就躲在人后突然改变话题说：“你们研究过美国总统的体形吗？这是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人类常常忽略自己身边的多少事情啊！各位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历届美国总统没有一个胖子，他们的体形特点，基本都属于火鸡形身材。美利坚这个民族最崇尚这种形体，这是一种灵活、精干的体形，它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种民族情绪，每一个选民的意识深处都会偏爱这种火鸡体形，没有一个选民选大胖子当总统。让我们回忆一下有哪届美国总统是大胖子？有吗？”

“真的，真的没有一个胖子！”陶又佳这次首先响应了舅舅。

电视屏幕上还是普运哲的镜头，剪彩已经过去，现在是在宾馆和一位侨界人士会谈。陶又佳研究着他的体形。

“为什么胖子当不了美国总统？”舅舅继续说，“因为他们的一身脂肪完全挤走了他们作为人应有的那些精华。他们的自重影响着他们的一切，他们就是他们自身最大的障碍！”

“可是丘吉尔呢？”陶又峻说，“丘吉尔就挺肥胖，他的脂肪也没有妨碍他当首相和获得诺贝尔奖啊。”

“舅舅专指美国，你干吗又拐到英国去？”陶又佳替舅舅辩白着。

“起因是美国，丘吉尔也只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个别人。”丘晔开始发言，“舅舅的谈话中心是说胖人终归不如瘦人聪明，比如咱们舅舅这种又高又瘦的体形，假如在美国必定会受到女选民的注意，起码我会注意到。”

大家笑起来。舅舅却一本正经地说：“离题万里。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国家？讨厌都讨厌不过来。”他转向陶又佳的母亲，“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大表哥从美国留学回来学了一身美国习惯，他强迫我嚼美国烟，他自己一边嚼一边往我嘴里塞，搞得我恶心极了好几天不能吃饭。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讨厌美国。”

“可是您为什么还热衷于研究美国总统的火鸡体形呢？”陶又峻说。

“你不能说研究抗癌药物的人自己就首先要患一次癌，研究试管婴儿的人自己得首先弄个出来抱到家里。再者，我对美国总统也谈不上研究，充其量只是一种注意。我研究的是艺术，是绘画。”舅舅说，“可是又有几个人能看懂我的画呢？不可能，寥寥无几。有一次我画了一张画请一些人看，画面是一个巨大的女性生殖器，橘黄色阴道正面洞开，一只白色飞机正在里面飞翔……这张画把他们吓坏了，全吓坏了。但这并非我的过错，问题在于他们不懂。其实生殖器和飞机有什么可怕的，司空见惯。问题就在于，越是司空见惯变作艺术就越吓人。毕加索晚年专画女性生殖器，评论界说毕加索堕落了，净画厕所画。可是毕加索还是毕加索，人们怕的是那些司空见惯。”

也许这是一个无法延伸的话题，使大家好一阵冷场。半天，陶又峻说：“舅舅，您画点儿别的吧，比如广告，我帮您联系。街上那些大型广告牌需要新奇醒目的构思，您在这方面一定能出其不意。再说，收入也是不错的。”

“是啊，让哥哥给您联系。”陶又佳说，“这样您就在长邺住下去，和我们大家在一起，不挺好吗？”

“倒是个好主意。”舅舅说，“可是他们照样不敢要。广告画就那么容易被人接受吗？有一次我画了一张啤酒广告，六米高的一个大裸体，女的，准确地说是一个女性裸露的脊背，清冽晶莹的啤酒由她的肩背直泻而下，然后在她那个美妙的骶尾窝腾起簇簇梦幻般的雪白泡沫——注意！泡沫就飞溅于骶尾窝儿。”

“这真是太美妙了！”丘晔忍不住说。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完整的构思。”陶又佳也说。

“对，”舅舅说，“美妙就美妙在我表现了她正面所不能替代的一切感觉，要画出啤酒加脊背这两种同样充满弹性的诱惑。这实在是人类两种渴望的综合。”

“后来呢？”丘晔问。

“后来呢，还用问，叫他们给枪毙了。”舅舅说，“你说那是弹性的诱惑，他们说，不就是在一个大屁股上倒啤酒么。又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惊吓。所以，你们别指望这里有人敢用我画的广告。”

“可我觉得您的想法实在不一般。您看，满街的广告千篇一律的大药盒子，要不就是冒泡的大酒杯。”丘晔专注地望着舅舅。

“你不认为这是对女性的亵渎？”舅舅直视着丘晔。

“我一点儿也不这样认为。我只觉得很纯净。”丘晔说。

“你刚才说什么？”舅舅冲着丘晔，“噢，对了，你说纯净，说得太美了。老实说我的确喜欢观察女性，而且我常常对她们产生奇特的想法。有时候面对一个处女我感到眼前一片纯净，但有时可能是一片空白——何止是空白，是属于她们自己的小策略、小计谋乃至小手段，一切从她们母亲那里因袭来的小毛病，那时连她们的脊背都是不洁的，又怎么能与纯净的啤酒相提并论。”

“我记得您说过一个叫知更的女孩。”陶又佳说。

“对，知更。”舅舅说，“当初知更从她们那个小渔岛跑出来闯天下，是我收留了她。我让她住下，给她饭吃，一个人的粮食两个人吃，还教她洗脚。那时候她才十六岁，可是已经遇见过不少男人了。遇见，懂吗？有一天晚上我刚上床睡觉，知更走了过来。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们想过吗？是光着身子一丝不挂呀！她走到我床前，身体对着我的脸说：‘我上来行吗？’‘上来’，听听，这意味着什么，自然不言而喻。我一下子坐起来说：‘你回去，回到你的床上去。’”

“她回去了？”丘晔问。

“在我的再三命令下。”舅舅说。

“您想到了什么……您请她回去？”丘晔问。

“我看到了她那一对尚在发育的小乳房，小拳头一样的小乳房。还有……一切都正在发育，尚待成熟。”舅舅说。

“我是说您看到了纯净还是小计谋？”丘晔问。

“二者兼有。”舅舅说，“二者兼有是不能诱发起人的性欲的。反之，单纯的纯净或者单纯的计谋都能。”

“面对纯净我明白，可为什么面对计谋也可以产生……性欲？”丘晔问。

“以毒攻毒呀！”舅舅说，“这种女人只配让人报复。”

“用性？”丘晔说。

“用性。”舅舅说。

“后来这个知更到哪里去了？”丘晔问。

“后来她认识了一个开服装店的男人，两人合伙到南方做服装生意去了。可是她走了，她却不断地把她们那个小渔村想进城的女孩子介绍到我那里，我的房子成了她们进攻城市的第一个落脚点。我还学会了给她们洗脚——你知道岛上渔民是没有洗脚习惯的。”

“这我可是第一次听您说，”陶又佳说，“这您就不划算了，您宠她们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的确没什么实际意义。”舅舅说，“有一次一个人还骑走了我的自行车。但我还是需要这点麻烦，你知道，空气需要流动，日子需要……日子需要真实。”

“那是您太善良了。”丘晔说。

“善良有什么可炫耀的？”舅舅望着丘晔，“六十年代我大学刚毕业就去农村搞‘四清’，晚上没事我就喜欢躺在炕上听带短波的收音机。工作队长一口咬定我在听敌台，他组织了一伙人逼问我听到的内容以及我与敌台联络的暗号，于是我就说有暗号，暗号是‘粉红袜子瑞典火柴’。谁还记得汝龙翻译的那套《契诃夫全集》？”

“我记得，”陶又佳说，“是新文艺出版社那个版本。”

“对，那个时候我正在读契诃夫的小说，他那篇《粉红袜子》正好挨着《瑞典火柴》。这下不得了，美协许多人几十年之后一见面还叫我‘粉红袜子瑞典火柴’呢。”

“可是舅舅您为什么把善良和这件事联在一起呢？”丘晔说。

“因为你们总千篇一律地用善良或不善良来形容我，听广播和对我的逼问，能用善良和不善良来解释吗？”

“我觉得可能。您用善良对待了他们，而他们……您善良得真有点可爱，我甚至爱上了您，您信不信？”丘晔直视着舅舅，显得非常郑重。

舅舅慌乱起来，他嘟嘟囔囔地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丘晔没有回答舅舅的问话，她突然站起来向全家做了告辞。

陶又佳追上丘晔说：“不是说好吃晚饭的吗？”

“还是到我那儿吧，要不就去你那儿。”丘晔说。

她们一同来到陶又佳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