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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沈强把陶又佳引进普运哲的办公室时，恰好是下午四点钟，他们在电话里预先约定的时间。

普运哲从他那张阔大而又凌乱的办公桌后边绕过来，和陶又佳简短地握了一下手，把她让在办公桌对面预先安置的一把软椅上，自己又踅身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沈强给陶又佳端来一杯茶，又在普运哲的杯子里续满水，悄悄退了出去。

陶又佳像大多数长邺市民那样，对于普运哲的形象并不陌生。为了这次采访，她又大致了解了一下他的经历。她知道他是六十年代的工科大学生，他的专业是电力仪表，毕业后由外省分配到长邺市的一家工厂，在工厂因涉嫌一封匿名信诬陷江青案，被厂里开除下放到农村。他的父母早逝，唯一的姑母从小把他抚养成人。他被舆论界评价为思维敏捷的开拓型干部，从八十年代初期至今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他上任之后首先配合市长为市民开辟的“市长热线电话”深受市民欢迎；由他提议的邀请本市居住在海外的华侨回市观光并请他们每人为长邺的经济发展出一个主意，在一百五十万长邺市民中引起过不小的轰动。这个带有亲情意味的胆大而又冒险之举动虽然耗资巨大，但使海外游子感动不已，也使长邺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综合效益。长邺的知名度迅速得到传播，长邺市一年之间与外商签订了上百个合资合作项目，几乎接近过去五年的总和。

普运哲无疑是一颗政治新星，但所有这一切在陶又佳见到普运哲之前并没有真正地打动过她。她常想对于一个市长，这算不上什么额外的事情，她甚至一贯反感报纸老是为了市府给百姓做了一点事就大呼小叫，动不动就说某市领导“亲临”某地某现场做某种指导。陶又佳想，“亲临”什么？分内的事。

现在陶又佳坐在普运哲的对面，既没有下级对上级的惶恐，也没有熟人面对熟人的随便。她承认她对这位中等个子、留着平头的中年人是尊重的，那么，也就是公事公办的那种尊重吧。后来陶又佳回忆当初，发现当初是放在普运哲桌角的一只小糖盒才使她改变了对他那种公事公办的尊重。

这是一只鹅黄色的圆形糖盒，盛着那种瑞士产的利口乐硬糖。陶又佳对它并不陌生因为她也喜欢吃利口乐。她还记得在美国时，小姨曾经陪她去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参观，在参观国务卿的办公室时她就发现国务卿的办公桌上有一只小小的糖盒。这使她觉得非常新奇，她初次发现原来在这样庄重的地方也是可以吃糖的。这和她在国内一些局长、经理、政府官员办公室看到的情形完全不同。一只小小的糖盒使国务卿的办公室洋溢着一种温馨的人情味儿，小姨说如果你愿意就可以打开糖盒吃一粒，所有来参观的人都可以吃。陶又佳打开糖盒拿起一粒淡绿色硬糖放到嘴里，糖不太甜但是很凉爽，这使她觉得她正在和美国国务卿开着一个凉快的小玩笑。现在她和普运哲的谈话差不多就是从糖盒开始的。

她说：“普市长，我冒昧地问一句您这个糖盒里装的是糖吗？”

“当然是糖。”普运哲说：“你以为是什么？”

陶又佳笑了：“我也以为是糖。看来您有办公时吃糖的习惯。”

普运哲从衣兜里掏出一包烟来，在征得了陶又佳的同意之后点着烟说：“我有办公时吸烟的习惯。桌上的糖基本是为客人预备的，因为有些客人到我这里开始会感到紧张，吃糖可以使气氛轻松，特别是那些不吸烟的客人。”

“那么我是不是也在被您请吃糖的客人之列呢？”陶又佳说。

“我非常愿意请你吃糖。”普运哲打开糖盒欠身给陶又佳递过去，“但我知道你在这里并不紧张，这是记者的基本素质。”

陶又佳也欠身从盒中拿出一粒半透明的糖放进嘴里。她和普运哲隔着这张过于阔大的桌面，隔着桌面上如山的文件、报纸、杂志互相做着欠身，她觉得这种样子有些滑稽。这并不是两国首脑间的正式会晤、谈判，她不过是前来请他回答一些并不沉重并不棘手的话题。于是她说：“普市长，沈秘书已经向您通报了我的主要访谈内容了是吗？”普运哲说是的。“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种隔着办公桌讲话的形式改变一下？因为我的问题和您这张桌子没有多少直接关系，可是您看现在，我的每一句话都要越过这么多的文件才能到达您那里，这样，待到您回答问题时显得也就不那么……直截了当了。”也许陶又佳是想说“这样……就多了些官气”。

普运哲像是猜到了陶又佳这番话的真正含意，便爽声大笑起来，笑得很真实，很无所顾忌。陶又佳在采访时经常遇到一些不真实的、有所顾忌的笑，那种笑有时使她感到脸上的肌肉发僵。此刻她的肌肉是松缓的，她还发现他有一口少见的又白又结实的牙。

但是他并没有从桌后移过来。

陶又佳不打算就此退缩，她天生有一种把本没有礼貌的要求用幽默而又不失优雅的方式提出来的本领，她有那种让陌生人很快接受她的影响的本领。她望着渐渐止住了笑的普运哲毫无窘态地说：“比如您和我是不是可以坐在那两张沙发上谈话？您已经答应了我的采访要求，就意味着您可以在这期间暂时忘掉办公室，是不是？”陶又佳指着靠近门口的那组灰蓝色丝绒沙发。

普运哲端起水杯从他的转椅上站起来，一边向沙发走去一边对陶又佳说：“在这间房子里还从来没有人指挥过我应该坐在哪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怎么知道。”陶又佳说。

普运哲望着陶又佳：“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是吗？”陶又佳说，“我只是觉得一张用惯了的桌子可能会影响您对另外一些问题的思维，比如我们杂志这个栏目。”

“说到你们杂志这个栏目，我倒有一些想法。”普运哲说，“一方面这是展示杂志本身实力和影响力的一个手段，另一方面它也督促被采访者积极地思索公务之外的人自身最本质的一些事情。比如你有一个问题是‘生活中您最思念的人’，坦率地说我可以不老实地回答这个问题，虽然它确能引我思念起那个我最思念的人。因此可以说这个提问本身只给了我一次思念的机会。你想，当我被会议被文件被贸易谈判被宴会搅得心绪烦躁的时候忽然有人对我说一句‘生活中您最思念的人’时，我一定会下意识地进入片刻的思念状态，这状态也许很短很短，也许十秒钟也许五秒钟，可你不能不承认这句提问多多少少影响了我那么一下。但问题的关键是，究竟有多少读者对我这样一个市府官员的答题感兴趣呢？于是……”

“于是，您很可能巧妙地绕开话题，或者再说直接一点——”

“耍个滑头是不是？”

“也可以这么说。”

“那是因为我怀疑到底有多少人对它有兴趣。”

“起码长邺市的市民会有兴趣。”陶又佳说。

“但《星探》是一个发行全国的公开刊物，除了长邺市的一百多万人口外，外地人又有谁知道普市长是谁呢？因此他们也就不会关心他思念谁或者不思念谁了。我们并不是名人，那些真正的名人是指对一个时代的情绪至少产生过影响的那种人，他们超越了市界、省界、甚至国界，他们才是公众真正有兴趣的人。远的不说，就说我们长邺市的作家董达，如果你写一篇关于他的生活的问答，肯定比你坐在这里问我更能吸引读者。”

“您认识董达么？”陶又佳说。

“我不认识，但我读过他的一些小说。我想你们一定会很熟。”

“是比较熟，”陶又佳说，“他曾经是我的丈夫。”

普运哲注意地看了看陶又佳，应该说是瞬间的观察。当他发现陶又佳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常态，他还是说：“对不起我没有想到。”

“这没什么。”陶又佳说，“我只关心您是不是对这次访谈改了主意？”

“当然没有。”普运哲说，“我前边的说法并不是要否定你们的设想，一份有自己想法的杂志应该做多种尝试。我们把这次访谈不妨也看做一种尝试，在这个过程中总结得失权衡利弊。”

“那么您现在愿意谈谈您生活中最思念的人吗？”陶又佳把谈话的主题拉回来，并打开了录音机。

“我最思念的人是我的姑姑。”普运哲说，“你知道我不是长邺市人。”接着他说出了胶东半岛一个美丽城市的名字——琴岛。陶又佳禁不住插嘴说：“原来咱们还是同乡呢！我在那儿一直住到十二岁。”

曾经同居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的经历骤然间拉近了普运哲和陶又佳的距离，他们暂时撇开了那位被思念的姑母，很自然地询问起彼此当时的住址。原来他们住得不远，当念中学的普运哲背着书包在清晨，在薄雾中静谧地起伏着的林荫道上匆匆疾走时，很可能迎面遇见过坐在童车里被保姆推着出来散步的陶又佳。他们还提到了许多好玩的地方，以及那里的涛声、四季的雾，还有牡蛎、鱿鱼和他们共同爱吃的花生酱……

最终他们的话题还是回到了普运哲的姑姑身上。陶又佳得知普运哲很小就失去了父母，他的父亲解放前曾有一家轮船公司和一家针织厂，但解放初期普运哲便同时失去了父母和富裕的经济基础，是姑姑一手把普运哲养大。姑姑是一名基督徒，她为普运哲的成长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终生未嫁。姑姑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她的信仰以及普家复杂的海外关系的背景，使他们姑侄俩人在那个年代生活得很狼狈。为了普运哲的学业姑姑什么临时杂活儿都干过，她舍弃了自己的面子和容貌，曾经和一些半大男孩子坐在一起为火车的餐车或者轮船剥葱头。他们不停地把葱头剥净洗净，姑姑的劳动所得才只够他们两人吃大锅饼。普运哲说他记得在那些年月里，姑姑的眼睛总是被葱头的味道辣得红肿，流着热泪。但是念大学以后他却抛弃了姑姑这个唯一抚养了他的人，因为姑姑抚养了他，也影响了他的政治前途，在大学里他迟迟不能加入共青团。结果他终归和她断绝了一切关系，他退回她的一切来信，连姑姑用拆掉自己毛衣的线给他织的毛衣他都拒绝接受。而且大学毕业时他主动提出分配到外省外地，离琴岛越远越好。

“后来呢？”陶又佳问，“您一直没有和她来往过？”

“自然不是。”普运哲说，“那已是八十年代中期了，她突然从国外给我来了信，因为她早已和国外的祖父取得联系去了国外。她在信中说很希望回来看我。”

“您是不是马上给她回了信？”

“没有，我没有勇气。后来她接连来信我仍然没有回信。直到有一次我接到了她要回国的电报。”

“我猜您接她去了。”

“去了，我终于下了决心去机场接她。当一位满头银发、一身大红风衣的老人张开双臂向我走来时，我一点也没有认出这就是我的姑姑。她一脸惊喜对我没有一点责备之情，她紧紧地拥住我，我仿佛立刻就闻见了一种气味。”

“是香水？”

“不，是葱头味儿。当然不真是葱头，那确是香水，一种气味典雅的香水……我哭了，那是我成人之后第一次真正地流泪。姑姑也哭了，她叫着我的小名说：‘哦，我亲爱的贝贝，一切我都不怪你，我回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最怕的就是你现在还不能放弃你对姑姑的内疚。什么时候你不再内疚了我才能有最后的快乐！’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普运哲说，“一个备受时代折磨和亲人打击的女性，她最最不安的竟是这亲人对她存有内疚。我答应了我的姑姑，她在国内轻松愉快地度过了三个星期，回去不久就去世了。”

普运哲沉默了片刻，把刚刚点燃的一支烟在烟缸里捻灭，眼睛看着别处对陶又佳说：“我的话不知切题不切题。”

“您为什么还要提这种问题呢？”陶又佳说，“我关心的是您是不是希望我把您的话全部发表出去呢？我说的是全部。”

“我时刻没有忘记我是在面对一位记者讲话，我猜是一位聪明的记者。”普运哲说，“不过你的录音机已经被关掉了，我趁你不注意。”

“我已经发现了这点，”陶又佳暗自笑笑说，“可是我从来不过分依赖录音机，我更相信我的脑子，我善于忘掉多余的，记住一切有用的。”

“果然我对这位记者的判断没有错。”普运哲说。

他们都笑了，气氛也轻松了许多。

陶又佳重新打开录音机，开始提出另外一些问题，她问普运哲，当您作为候选人参加选举时您会投自己一票么？普运哲说，他会毫不犹豫地投自己一票，因为假若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相信又怎么可能让选举你的人相信你呢？

陶又佳又问普运哲：“您最喜欢的颜色？”

普运哲说：“蓝色。”

“您最痛恨的事情？”

“不守时。”

“您最喜欢的通俗歌曲？”

“《潇洒走一回》。”

“您最爱听的中国民歌？”

“《康定情歌》。”

“您的人生座右铭？”

“工作着是美丽的。”

“您在童年最开心的娱乐？”

“偷走同桌女生的作业本使她大哭。”

当陶又佳提出“能不能同读者谈谈您的妻子”时，普运哲看看手表打断了提问：“对不起现在是五点钟，我们约好的时间是一小时。”他有些抱歉，但又不容置疑地说。

的确五点钟到了，可陶又佳却觉得谈话才刚刚开始。心中有种模糊不清的感觉使她很想把谈话延长一点，再说她看出他的情绪也并不疲沓。可是他偏偏有这种在愉快的谈话中使一切戛然而止的本领，与那种没完没了、“疲劳轰炸”式的谈话相比，陶又佳隐隐感到她更满意这种风度。后来她对自己用“满意”或“不满意”来形容普运哲感到过害羞——当时她是谁？

陶又佳在五点零一分时做了告辞。普运哲说如果不是五点一刻他要开会，他愿意继续回答陶又佳的问题，然而他有会。使陶又佳感到欣慰的是他答应请秘书沈强再做一次安排，具体时间他让陶又佳和沈强联系。

陶又佳从市府出来骑车回家，她第一次仔细地关注起长邺市的街道。她发现绿化队的喷水车正把高高的水柱喷向路旁的法国梧桐，中心广场的音乐喷泉也已经竣工，一排排错落的金属管子好似教堂里的管风琴。她幼年居住的城市琴岛就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教堂，教堂里就有管风琴，可她从未听见过它的演奏，刚才她和普运哲还提到过那教堂和那管风琴。再往前骑她看见了长邺市那座老教堂，它的规模远远比不上琴岛的教堂，陶又佳相信长邺这座教堂里也没有管风琴。但是此刻教堂那狭长的哥特式彩窗给了陶又佳一种幽远的神秘感，这是从前她没有发觉的。接着映入她眼帘的是几幅巨大的广告牌，上面是几家住宅小区的鸟瞰图，并配有文字说：“康泰花园小区环境优美、规划完善、居室敞亮、材料考究，设备极尽现代化的要求，是您享受高品质生活的地方……”再往前骑，是一家三星级饭店升为四星级的剪彩仪式……这一切都使陶又佳预感到长邺市正在接近宜居城市，而先前她总觉得自己是客居长邺的外人，终有一天她要回到她那座湿润的海滨之城琴岛。

陶又佳既是细致观察起长邺，便不难发现它的一些瑕疵，她发现路边新竖起了一块块街名标牌，使这个城市大杀风景。这些标牌设计小气，做工粗糙，字体也不规范，好比几根简陋的废铁管被人胡乱焊接在一张凹凸不平的铁板上，充满着一种乡村铁匠铺子打制出来的味道。陶又佳觉得，确切点说，街名标牌是给这座城市增添了不可忽视的晦气。她不知作为常务副市长的普运哲是否也注意到了这路标，她不知他会有何感想，她初次为这座城市的瑕疵生发出一种真实的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