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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佩云的生活方式基本保持了二十年前她在乡村的样子。她不讲究穿戴，不讲究饮食，不用化妆品，不爱逛商店，不会使用很多种家用电器尤其害怕吸尘器和滚桶式洗衣机的巨响；她不关心政治，不留意丈夫在电视屏幕上的形象，不穿高跟鞋不喜欢出去上班，从来不给任何人写信也没有接到过任何人的信；她只穿布底鞋而且为防止鞋垫跑出来老是在鞋窠旯里摁上一枚图钉；她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和丈夫做爱时永远默默地睁着眼。

这是一个对周围事物没有任何影响力的女人，同样她也很难被周围的事物所影响。比如她的往鞋窠旯里摁图钉，她的丈夫普运哲就多次提醒过她，提醒她改掉这个习惯，说她现在的身份不同以往，她是副市长夫人。她微微一笑说：“要是走着走着鞋垫从鞋里跑出来，不是更不像副市长夫人？”她并不是有意要和丈夫作对，只是相信以图钉固定鞋垫最为稳妥，这方法是从前她在家乡读小学时，从一个乡村女教师那里学来的。

葛佩云只读过四年小学，后来父母双双瘫痪，她就退学在家，一边照顾父母一边下地干活儿，成了全村最可怜的孩子。后来普运哲下放到葛佩云的村子，分配在生产队喂牲口，有村人打听到他的底细，知道他是城里一个工厂的技术员，在厂里犯了事（大约是对“四人帮”不敬一类的事）才被打发来的，就把葛佩云给他做了介绍。介绍人说，你们两个人一个出身好家境不好，一个虽是城里人可一身的问题，两人互相将就一下成个家吧。那一年葛佩云二十六岁，普运哲比她大两岁。

葛佩云和普运哲成了家，有了女儿。不久葛佩云的父母双双病逝，普运哲充当孝子，按照乡间习俗为他们披麻戴孝，摔盆打幡送了终。普运哲的仁义孝顺赢得了村人的敬重。人们早已忘记他本是个被改造的对象。他们相信他的见解，乐意采纳他的主意。当方圆几百里的农民连赶集卖花生米都不敢时，普运哲已经半是公开半是秘密地为大队办起了塑料加工厂。他通过村人的一个在北京约仁堂药房做事的亲戚，带上重礼去北京，一举取得向约仁堂提供蜜丸注塑包装盒的专利，村民的生活悄悄地富起来。后来做了市长夫人的葛佩云常常惊异自己的丈夫那时就熟悉了这种套数。当一九七六年那个著名的十月到来之后，当中国人已经相当公开地探讨生财之道，相当公开地羡慕富裕生活的时候，普运哲已经举家离开乡村。他先是被任命为县工业局局长，以后又做过副县长，然后是长邺市经委副主任、主任、副市长，直至今天的常务副市长。

葛佩云跟随着丈夫从乡村到城市，经历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起伏，目前被基本固定在这幢单门独院、上下两层、五室一厅的市长住宅里。对于这样的生活变更，她唯一不断在心中重复的感叹就是“善有善报”。她和普运哲都是善人。普运哲的才能和内心，葛佩云并没有更多的了解，她只知道他是可以信赖的，跟着他她就受不了罪。既然守住丈夫过日子就是目的，她又有什么必要增加对他的了解呢？去年当唯一使她受过累的女儿顺利考上北大外语系之后，葛佩云就更没有什么可以挂心的事了。

她无所事事，隐约的自卑感又使她不愿意和其他几位市长夫人来往，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关起门来看电视。她常常把自己看得昏天黑地迷迷糊糊，直看到电视屏幕上下起雪花，她也歪在沙发上睡了过去。深夜开会归来的普运哲几次见过电视“下雪”而葛佩云昏睡的场面，这场面令他心中充满无奈的疲惫。他闭掉电视轻声叫醒她——只有他自己明白他的这种轻声与其说是对妻子的关怀，不如说是职业习惯所致——他时刻留意着自己在市民面前的形象，这种留意甚至转化成在家庭里的下意识。这时他觉得葛佩云像是随意沦落在街头或者车站的一个市民。

他们洗漱，然后上床，大部分时间各睡各的，大部分时间普运哲被公务搞得精疲力竭。偶尔他也主动地亲近葛佩云，那时她并不拒绝也谈不上愿意。然后他们各自做着各自该做的，他们从不交流各自在这方面的感受。再说他们也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尤其葛佩云，对此更没有过从里到外的快乐。多年来对此她只产生过一次轻微的异常感，那是她第一次睡在席梦思床上，那时她只觉出一阵阵头脑的晕眩和腿脚的自在。她并没有把这种感觉讲给普运哲，她想也许这是下流的。之后，她便觉出和在土炕上没什么两样。

普运哲通常在事情过后舒缓地抽一支烟才能入睡，只有一支烟才能使他刚才那颗皱皱巴巴的心得到放松。然而她究竟有什么过错呢？普运哲一边抽烟一边想。她从不惹是生非，也没有任何个人的、亲戚的事麻烦他，她甚至缺少正常的消费。但是普运哲却感到他那颗皱皱巴巴的心是越来越皱巴了。他想，这便是忍受吧。

近来葛佩云也逐渐地看出了这一点。

首先是深夜归来的普运哲不再把沙发上的葛佩云轻声唤起；然后当普运哲提出分房睡觉时，葛佩云也没有表示不愿分。从此他睡到了葛佩云的楼上。还有，从前普运哲的衣服都是衣柜里有什么就穿什么，现在他常常讲出款式写信让在北京念书的女儿购买。就连脚上的袜子他也做了更新，他不再穿葛佩云为他购买的那种半透明尼龙丝袜，他会根据不同的鞋变更不同的袜子：有时候是纯羊毛和半羊毛，有时候则是纯棉线袜。他也不再穿那种某家鞋厂赠送领导试穿的酱色皮鞋，有一回他竟穿了一双长邺市官员从未涉足过的乳白色软底皮鞋，这双鞋使葛佩云心中一阵无端地郁闷。粗中有细，女人总是优于男人的。

葛佩云不是一个精明的女人，可她是个女人，是个有丈夫的女人。葛佩云不是一个职业妇女，可丈夫的职业使她耳濡目染也养成了一种判断商品的本能。环顾他们这五室一厅的住宅，环顾她一身上下，从衣料、毛衣、毛线、毛毯，到手表、打火机、吸尘器、洗衣机、提花窗帘、补花台布、电饭煲、高靠背餐椅……几乎全部属于旁人的赠送。许多年来葛佩云就好像生活在一个由旁人的意愿组装的货品仓库里。她已习惯这样，因为那些送礼上门的人大多与她有着同样的审美情趣，所以她的接受只能使她省心，使她免却站在百货商场的柜台前犯踌躇。

但是对于这双白皮鞋，葛佩云本能地发觉它并非出自那些普通送礼者之手。她看出它的与众不同，又从心理上本能地排斥它，她把它看成是自己这个营垒的对立面。它新鲜、陌生又咄咄逼人，它被普运哲精心地挂在大门背后的鞋架上带着一种挑衅的气势。于是在一个早晨，葛佩云借故鞋架上穿不着的鞋太多，把那双白鞋拿了下来。

吃过早饭正要出门的普运哲一眼就发现门后的鞋架上少了东西，他问葛佩云说：“那双鞋呢？”

“哪双？”葛佩云明知故问。

“那双。”

“以前你可从来不穿白皮鞋。”

“现在我想穿了，你把它放到哪里去了？”

普运哲有些恼火葛佩云的明知故问，而他的恼火更加深了葛佩云的抵触情绪。

“咱不知道你怎么一下子喜欢上了白鞋。”她说。

“白鞋有什么不好么？”

“在村里它不吉利，在城市它不正派！”

也许葛佩云原想把不正派说成不庄重、不稳重什么的，词汇的贫乏使她的形容欠缺了这种准确。但也有可能不正派恰是她意识深处的真实看法，激动之中便脱口而出了。

普运哲有些激动起来，一方面他鄙视葛佩云用词的粗陋，另一方面他吃惊这女人的敏感和直觉。像她，这样一个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不谙外面世界新奇的女人，竟然能够绕过一切逻辑推理，直捣事物的要害。她的怀疑可能没有任何道理，但那没有道理的怀疑却往往是准确的。这使他初次相信世上的女人无论在多么混乱的思维中都有程度不同的男人所无可比拟的清晰。可是他不想被她的一句“不正派”所镇住，但他也不打算与她唇枪舌剑，他换了一种低低的又是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请你把鞋给我拿出来，那双白鞋。”

一个“请”字把葛佩云和普运哲的距离又拉开了一些，再次强调白鞋，又表现了他的坚决。她不再言声，从贮藏室为他拎出了白鞋。

普运哲换过鞋出了门，临出门前他对葛佩云说：“也许你应该出去工作，多接触接触外界。市外办新开办了出国人员服务部，那儿比较轻松，福利也高。”

葛佩云独自坐在客厅里，内心充满前所未有的愁苦。她不是泼妇，不会像她的祖上那样遇到麻烦便撒泼打滚儿骂大街。二十年来她和普运哲从没有像刚才那样你来我往地拌过嘴，因此她一下子无法适应。她已经在不换样儿的日子挨着日子里过惯了，她的听觉、视觉、味觉、嗅觉、触觉已经在这样的时光中麻木了。假如这些麻木的神经只有通过夫妻吵嘴才能重新被激活，那么他们今天终于吵过了。葛佩云回味着早晨的一切，那些麻木的神经在逐渐地苏醒，被她的疑心和愁苦所唤醒。却原来疑心是最能够激起人的想像力和行动能力的一种动力，它来者不善又所向披靡。

葛佩云在这种动力的支配下，不断重新审视着她的丈夫和她家所有的房间以及家中所有来客，虽然那些客人多是她已熟知的男性，秘书们，司机们，局长们，办公室主任们，还有长邺市所辖县的“县太爷”们。但是葛佩云上了班，就在那次早晨吵了嘴之后不久。她所谓上班就是每天在那个出国人员服务部坐一会儿。大家对她非常客气，每次还没进办公室就有人为她泡好了热茶。葛佩云守着别人为她泡的茶，总觉得像是有人为了“稳”住她，于是她便心神不定地奔回家中，回家第一件事便是对头天已经检查过的角落进行重新搜索、观察。

久而久之搜查自家房间成了葛佩云最主要的生活内容或者说生活目的。她充分地利用她的听觉、视觉、味觉、嗅觉和触觉来捕捉一切的异样。她的行动首先从客厅开始：大小沙发上的每一粒微尘，烟灰缸里的每一只烟头（她从电视上看到有的妻子就是从家中染有口红的烟头上发现丈夫的不轨的），水果盘中的每一粒果核。然后是楼梯、过道。再后来是卧室：床单上的每一道褶皱，枕头上每一天的气味，窗帘开合的宽窄度。然后是卫生间：梳子上和浴缸里的每一根毛发，浴液瓶盖的松紧程度。普运哲的书房自然也是她的搜查重点，葛佩云对这间书房一向持有最深刻的怀疑态度。她曾经利用若干天时间翻遍了书橱里的每一本书，桌面上的每一沓文件，写字台上每一个不带锁的抽屉。至于那个带锁的抽屉，她是趁普运哲进浴室洗澡时从他裤子上解下钥匙快速搜查的。那个抽屉里却原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只有一些普运哲国外亲戚的来信和两本影集，影集里装着一些普运哲大学时代与男女同学的合影。这使葛佩云感到失望。

葛佩云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开始竭尽全力向普运哲的一只全牛皮密码箱发起进攻。她知道普运哲出门必带这只皮箱，回来后又总是靠在写字台旁。她曾经揣测箱子里并无特别的秘密，一个人总是把秘密带出门去毕竟不是件保险的事。可她又想，也许他的全部秘密就在这只皮箱里，他随时需要它陪伴着他，必要时那或许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但是葛佩云始终无法对付这只箱子，因为她永远也无法知道这箱子的密码。

她暂时放弃了箱子，又开始了对普运哲行为的追踪。她不再死乞白赖地看电视和昏睡了，头脑和手脚的行动使她的精神一反常态地常常处于亢奋状态。真是行动着就健康着，葛佩云那张由于绝少接触外界而变得呆滞的脸竟然也不那么呆滞了。有时候她会无缘无故地给普运哲办公室打电话，普运哲不在她就打给秘书沈强，她胡乱编造一个理由，问沈强普市长到哪里去了，说有个某人是老普大学里的同学正在家中等他。沈强告诉她普市长在宾馆陪外宾吃饭，她马上就呼普运哲的司机小刘开车来接她去宾馆。她到了宾馆，普运哲果然正陪洋人吃饭。善解人意的沈强迎上来问她要不要先去客房休息一下——每一个城市里的市属宾馆，差不多都要为市府的主要官员永远地留着几套包房的。

葛佩云知道自己有些失态，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她的一无所获更加深了她的信念，她坚信有个影子（女）就飘浮在她们家的空气里。天哪，她到底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