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六十八封信,每封信都被尹小跳按时间顺序编了号。她打开第一号,展开一张边缘已经发黄的白纸:“小跳同志,在京匆匆一面,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有一种预感,我们肯定还会再见面的。现在我在飞机上给你写信,今日到上海,明日飞旧金山。你约我写童年自传的事我会认真考虑——因为是你约。”署名“方兢”,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三月。
与其说这是一封信,不如说这是一张便条。字很大,歪歪斜斜地铺排在十六开白纸上,就显得稀疏,字们像是瞪着傻眼在看读信的人。严格来讲,它也算不上情书,但它当年给尹小跳灵魂的震撼,却比日后她接到的他那些真正的情书要强烈得多。
写信人方兢在当年的电影界大红大紫: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美丽生命》在全国各大影院不厌其烦地上映之后,还连获了几个大奖。那是一部描写中年知识分子在过去的年代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却乐观地存活下来的电影,方兢就在电影中扮演那个被关押在边疆劳改农场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劳改使他再也无缘和这种乐器见面。电影中有个情节:主人公在食不果腹的超常劳动之后,当他从莜麦田里直起腰,看见远方迷人的晚霞时,还是情不自禁地伸出胳膊。他以右臂当琴脖,用左手按在右臂上,手指跳动着,就像在按动提琴的柔弦。电影在这时有个特写,即主人公那条瘦骨嶙峋、伤痕累累的胳膊和他那只已经变形的古怪的手。那条模拟着提琴的胳膊和模拟着演奏的手让人心碎,尹小跳每次看到这里都禁不住流下热泪。她坚信那不是表演,而是方兢本人就有那样的经历。这样的电影情节在今天看来也许稍显矫情,但在当年,在人心被压抑了太久的时代,它轻而易举就能呼唤出观众奔涌的泪水。
尹小跳从来就没有设想过她会认识方兢。那时她大学毕业不久,通过关系进入福安市儿童出版社当编辑。像所有崇敬名人的年轻人一样,她和她的同学、同事热心地议论《美丽生命》这部电影和方兢本人,阅读报纸上、杂志上一切关于方兢的介绍并且争相转告:他的出身,他的经历,他的家庭,他的爱好,他正在进行的创作,他带着影片赴某国参加某个电影节又得一个什么奖,甚至他的身高他的体重尹小跳都一清二楚。她和他认识是个偶然的机会,她去北京组稿,遇到一个大学同学,这同学的父亲在电影家协会工作,因此消息特别灵通。同学告诉尹小跳,电影家协会要给方兢的作品开研讨会,她有办法带尹小跳溜进会场。
研讨会那天,尹小跳被同学带着溜进了会场,她们坐在角落里。那会上说了些什么尹小跳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方兢比电影上显得年轻,说一口略带南方味儿的普通话。他嗓音洪亮,笑起来身子频频向后仰,显得很随便。还记得他手握木烟斗,话到激动之处他就把烟斗在半空挥来挥去,有人称之为潇洒。他的四周,围满了俊男靓女。当研讨会结束时,这些人一拥而上,举着本子请方兢签名。同学一把拉住尹小跳的手,想随着人流冲上前。尹小跳也从椅子上站起来,却本能地向后退着。同学只好放开尹小跳,单枪匹马往前挤去。其实在尹小跳手里,那笔记本已被翻到了新的一页,翻到了准备让方兢签名的那个空白。可她还是攥着本子向后退着,也许是有些胆怯,也许是骨子里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合时宜的傲气扼制了她的狂热。尽管在他面前她是如此地微不足道,但她也不愿意充当一个只会追着名人签名的傻瓜。她后退着,又在心中惋惜着这白白失掉的机会。这时,处在人的旋涡中的方兢突然伸出他那长臂猿一般的胳膊,指着人群之外的尹小跳说:“喂,你!”他说着,拨开人丛走到尹小跳跟前。
他来到了她的跟前,不由分说夺过她手中的本子,在上面签下了他的大名。
“现在你满意了吧?”他似乎屈尊地直视着尹小跳的眼睛说。
“我更愿意说非常感谢您,方兢先生!”尹小跳意外而又激动,并忘乎所以地胆大起来,“不过,您怎么知道我是想让您签名呢?”她也试着直视他的眼睛。
“那你想干什么?”他不明白。
“我想……是这样,我想向您约稿。”尹小跳到底把自己和那些单纯的请求签名者区分了开来,她怀着满心幼稚的郑重,即兴式地、又带点儿挑衅性地对方兢说。
“我看咱们俩得颠倒一下了。”方兢边说边从衣兜里摸出一个皱皱巴巴的信封,“我请你给我签个名可以吧?”他把信封伸到尹小跳眼前。
这倒使尹小跳不好意思了,但她还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在方兢的提醒下,留了出版社的地址、电话。接着,她不失时机地、趁热打铁地对方兢说了她的约稿计划,尽管这计划是几分钟之前她才瞎编出来的。她说,她报了一个选题,社里已经通过了,她准备出一套名家童年丛书,包括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学者、导演、教授等人,面向小学四年级至初中的孩子,方兢先生的作品和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假如从童年角度切入写一本自传,肯定会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同时也能收到很好的社会效益。尹小跳一边飞快地说着,一边为自己这不负责任的胡编乱造感到惭愧。越是惭愧,她便越要煞有介事、一板一眼地说下去。就这样,越说越跟真的似的,是啊,就跟真的似的。她多么希望方兢在她滔滔不绝的时候拒绝她啊,那样她就解脱了,那样一切就跟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了。本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啊,一个大名人和一个外省出版社的普通编辑。可是方兢没有打断她也没有拒绝她,是电视台的几个记者打断了他们,簇拥着他作现场采访去了。
那次研讨会后不久,尹小跳就接到了方兢从飞机上写给她的这第一封信。她无数遍地读着信,研究着、玩味着、琢磨着那些似有意、似无意的字字句句。为什么他一定要在飞机上给我写信呢?为什么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行踪比如上海比如旧金山什么的,随便告诉一个陌生人呢?在尹小跳的概念里,名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神秘的,包括他的行踪。又为什么因为是她尹小跳约稿,他才会认真考虑呢?这合乎常情吗?她反反复复地琢磨着,无法细想,又不能不深思,她让一种偷偷的甜蜜在心里洋溢。至少,她的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满足,她的工作也将有一个美妙的开端吧。她必须郑重对待她那即兴的胡编乱造的约稿计划了,她必须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严密的、有说服力的选题报给编辑室主任,并力争社里通过,因为方兢这样一个炙手可热的名人已经答应考虑她的约稿了,一切就跟真的似的。
又过了些天,尹小跳收到了方兢从旧金山写来的第二封信。
这是尹小跳按顺序编就的第二号。
小跳:
我去掉“同志”二字你不介意吧?我很奇怪我为什么会连续给你写信——给一个不屑于让我签名的女孩子写信。当一大群美女往我身上扑的时候你退却了,请原谅我用了这么一句轻佻的、自我感觉良好的话。但她们的确是频频往我身上扑的,这两年我也理直气壮地充分享受着,半真半假、半推半就的。这时候你出现了,那么冷淡,那么让人不可捉摸。现在,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西海岸,我面前不断出现你那天的样子,你的让人不敢直视的深渊一样的眼睛,你的神秘的紧紧抿住的双唇。我想,你本不是一个人出现在我面前的,你是被神的力量送来的。而当我前往美国的时候,却鬼使神差地带了一张中国地图。这有点儿做作,似乎向人炫耀我是多么爱国,我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后来我才发现我是为了把中国地图上的福安市带在身上,那是你的城市,你居住的地方。在地图上它只有一粒小米那么大,我不断用手指尖儿抚摸它——那一粒小米,就像……就像……我想,虽然我们只见过一面,其实我们离得并不远,仅仅两百公里。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会到你居住的城市看你。你是不是觉得这很可笑?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可以不必见我,我就在你家窗户下边站一会儿就行了。另外,我经过认真考虑,觉得你的选题是很有意义的,我已决定为你写一本,在拍片之余我就可以做这件事。
下午去了著名的金门大桥。夕阳之下,在伟岸的桥畔看旧金山这座城市,这座人工填海创造的梦幻般的都市,我第一次对都市有了确凿的概念。如果从前我对城市有着不好的情感或曰偏见,旧金山改变了我的看法,它使我看到人的智慧和力量是怎样发挥到极致,人类和城市那互相征服又互相陶醉的壮美景象。我不了解你的生活经历,不知道你这个年龄的人对西餐有多少了解。在这儿,渔人码头卖一种很有意思的食品:一只硬壳儿带盖儿的大圆面包(盖子也是面包做的),打开之后里边盛着热腾腾的奶油浓汤,这面包其实就是一只面包做的大碗。吃时你得小心地捧着面包碗,咬一口面包喝一口汤。喝完汤,那“碗”也就被你吃进了肚里。当我站在海风里过瘾地吃着这“面包碗”时,我想起了从前在劳改农场的岁月。我想,即使耗尽我心中所有的浪漫,也假设不出这样一种憨厚而又奇特的食品。我还莫名其妙地想到了你,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你一定爱吃。
当然,更多时间我还是想到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太穷了。我们的人民必须尽快地富裕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真正坦然地和他们相处,真正消除内心深处最隐蔽的自卑,而这自卑又往往是以自满的形式强烈地表现出来的,在我身上就有……我想我已经占用了你太多时间,很多话以后我们见面再说吧,很多话以后让我慢慢说给你听。我总觉得我们以后还会有很多时间,你和我。
现在已是深夜,在我窗外,太平洋的涛声仿佛就响在耳边。希望你能收到并读完这封信。我一星期之后回国,如果有可能,请给我回一封信行吗?寄电影厂即可。当然,也许这是我的奢望。
祝愉快!
方 兢
一九八二年✕月✕日